近代辽宁华商保险同业公会研究

井琦玮/ 鞍山师范学院管理学院

周小楚/ 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同业公会原本是一个民间自发组织，体现的是联合经营、共同发展的行业意识。成立保险同业公会是公会内各成员团结一致、自行管理的一种诉求。特别是在动乱的晚清民国时期，对民族保险业来说，成立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有着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民族保险业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外商保险公司的沉重压榨，外商保险公司采取技术封锁、拒绝建立再保险业务关系等措施，打压民族保险公司，使得实力弱小的的民族保险公司步履维艰。但民族保险公司仍通过各种途径，逐渐地改变着中外竞争的态势，华商保险同业组织相继建立。

一、近代国内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概述

近代国内各地的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成立时间不尽一致。总体而言，沿海地区要早于内地，这与各地保险业发展的繁荣程度有着直接关系。国内香港、上海、武汉等沿海沿江地区城市的华商保险同业公会一般成立于晚清时期，而重庆、昆明等内地城市的保险同业公会大都成立于中华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战爆发后，各工商企业陆续西迁，保险同业公会又根据新的法规进行了改组。

（一）香港

最早的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是在中国香港成立的。英商在香港设立的洋行经营的主要业务是贸易和航运，附带经营英国保险公司和劳合社的保险代理业务。外商保险公司将英文“Insurance”翻译成“燕梳公司”。1903年，香港华商保险公会正式成立，名为“香港华商燕梳行”，有普安、万安、同安、全安、仁安、协安、德安、恒安、福安、宜安、同益及源安等12家保险公司会员，公会主席由每家会员公司轮流担任。公会的宗旨是积极组织文体活动，增进彼此间的友谊，促进各会员公司间的团结。在历届理事的努力下，公会保持了生机和活力。在业务上，会员公司逐步增加联系、互相支持、齐心协力，使公会会员公司的业务得以稳步发展，为华商保险事业的拓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二）上海

1895年成立的外商保险业公会——上海火险公会，自成立时起就形成了外商保险公司对中国保险市场的垄断势力，不断地抑制华商保险公司的发展，还采取跌价等各种不当竞争手段与华商保险公司进行业务竞争，趁机夺取市场，这使得华商保险公司面临更为窘迫和艰难的形势。在这种形势下，1907年，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的前身——上海华商火险公会成立，由华成、华安、华兴三家保险公司的总董朱葆三发起倡议，这是在上海成立的第一个华商保险同业公会，有华兴、华安、华通、华成经保、源安、源盛、华侨合众、万丰、福安等九家华商保险公司参加。公会将会址设在上海四川路腾凤里，采取会长制，朱葆三被推举为首任会长。上海华商火险公会的宗旨为及时联络同业感情和协调同业间发生的问题及纠纷，如商定保价等。上海华商火险公会的成立，使得华商保险公司有了能够与外商保险业公会相较量的组织，也标志着中国民族保险业的团结。民族保险业不仅在逐渐兴起，而且开始走向同业间的联合团结，这为民族保险业的发展和保险同业公会组织制度的建立完善奠定了基础。

（三）武汉

1915年10月，汉口华商水火保险公会成立，首批会员有华安、金星、联保、联泰、先施、华兴、香安、羊城八家保险公司，翌年又有永安、平安、联益三家保险公司加入。1915年7月2日的《汉口中西报》记载：“谨启者汉口保险同业华安、金星、联保、联泰、先施、华兴、香安、羊城为维持营业、保全名誉起见，公同组织华商水火保险公会。公举华兴经理施子英君为本商会会长，金星经理欧阳荣之君为副会长，公议条规、厘定价目以昭划而一资信用业，于民国四年十月十号成立，当即回报司务总会注册并据情转呈各公署存案。今又有永安、平安、联益三公司分设来汉，遵章入会，业已全体承认加入公会。以上各公司资本充足、信誉卓著，遇有赔款，无不格外迅速，如各宝行号欲保水火险者，请向入会各公司投保，必能诚信相孚敝所，各界注意为荷，特此布告，惟希公鉴。”

（四）天津

1935年，天津华商保险公司全体退出由外商把持的华北火险公会，自行成立天津华商保险业公会。抗战爆发后，外商保险公司除日商保险公司和德、意两国保险公司外，一律关闭停业。许多保户都转向民族资本保险公司投保，因此民族资本保险公司业务蓬勃一时。1942年，英、美商保险公司停业产生的市场空白让日商保险公司产生了非分之想。同年8月，一个五人代表团（由东京海上、日本海上、住友、三井、安田等五家保险株式会社各派一人组成）来天津，准备将中国的民族保险公司吞并。该代表团抵达天津后，先找到太平保险公司，提出要代表日商保险业与天津华商保险业公会商谈，对华北保险业务实行统制，要求天津的民族资本保险公司一律改为日商保险公司的代理店，分别签订代理合同，授予保险单签署权。几经谈判，天津华商保险业公会始终坚持天津的保险机构多是分公司，无权决定，建议日方联系主管机关华北政务委员会财务总署，如果主管机关同意并正式用公文通知天津的各家华商保险公司，则遵照执行。日方见天津华商保险业公会态度坚决，此事不了了之。日本保险机构企图统制整个华北保险业的阴谋，因天津华商保险业公会的强烈抵制而最终未能得逞。

（五）重庆

重庆保险业在抗战爆发后逐渐发展起来，重庆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的产生既是保险行业发展的结果，也是保险行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全面抗战时期，除政府机构对金融市场采取监管外，重庆本地与金融相关的各同业组织也对金融市场进行了自律管理。重庆已经成立了银行同业公会、银楼同业公会等多个民间金融组织，这些组织对货币市场、黄金市场均进行了程度不一的管理。全面抗战爆发后，为适应战时需要，国民政府于1938年颁布《商业同业公会法》，其中规定：凡重要公司行号，在同一区域内有同业公司三家以上时，应依本法组织商业同业公会。在这种背景下，重庆市保险同业公会开始筹备。1938年，重庆市保险同业公会在都门口19号正式成立，颁布了《四川省重庆市保险同业公会章程草案》，11家会员单位中有国营保险单位两家——中国保险公司和中央信托局产物保险处，另有民资保险公司九家，分别为太平、安平、宝丰、天一、华安水火、四明、华安合群、兴华和丰盛；次年2月，重庆市保险同业公会根据新的《商业同业公会法实施细则》改组为重庆市保险商业同业公会。

（六）昆明

1938年12月16日，先后在昆明开业的太平、中央、中国、宝丰四家公司为在保价上协调一致，共同成立了云南省保险保价委员会（之后不久又改为云南省保险同业合作委员会），共同签订了《火险业务公约》。《公约》约定：各会员公司须遵守合作委员会订定的各项保险费率对外实收，不得私自跌价或放让。如有违反者，一经发觉，立即将保险单收回注销，而且违约公司一年内不得再承保该险种。合作委员会要求在昆明开业的保险公司均参加委员会，共同遵守会约，如不加入，则签约公司一律不得接受其任何分保；各保险公司的代理处和经纪人委定后须书面通知委员会，经委员会审核合格后予以备案；保险费率未经委员会定价，承保公司不得签发正式保险单；一经定价，任何公司亦不得擅自更减。合作委员会还对佣金的给付作了规定。

（七）苏州

苏州近代保险业于1902年开始出现，但是苏州保险业同业公会成立的时间较晚。直到1943年7月11日，苏州保险业同业公会才成立，公会会员共同签订了《苏州保险业同业公会章程》（以下简称《章程》）。《章程》规定，凡在苏州区内（包括昆山、常熟、太仓三县）经营保险业务的，都必须加入苏州保险业同业公会成为会员，否则不得擅自营业。当时共有50 余家保险公司加入。抗战胜利后，苏州保险业同业公会进行改组，修订了《章程》（五章二十三条），当时入会者有太平、丰盛、安平、华成、兴华、太安、亚洲、天一、大南、华泰、民生、联保、大东、四明、光华、华孚、永安、宝隆和永大等19 家保险公司，随后又增加中兴、宝丰、中华、宁绍、中国保平、永中等。1946年4月2日，吴县保险业同业公会在西百花巷吴县（今苏州市姑苏区）商会大礼堂召开成立大会，有吴善庆等12人当选理事、监事，吴善庆为理事长。

二、近代辽宁华商保险同业公会

营口一直是近代辽宁保险业发展的核心区域，在开埠之前就比较繁华，是东三省最重要的商埠。1839年（道光十九年）4月23日盛京将军耆英有关东北各海口进出商船奏折记载：“自开河以来，没沟营（即营口）商船已有八百五十九只，其余各海口自数十只至百余只不等……惟没沟营船只最多。各省商贩以沙工船运销于江、浙、闽、广等处，其利甚大。借此营生者不下数十万人。”在道光末年到咸丰初年间，营口在东北沿海贸易中的地位超过锦州，成为辽东沿海税收额度最高的港口。

营口开埠后，外国资本侵入，各类洋货随之大量涌入，外贸额激增，刺激了商业与贸易的繁荣。庞大的进出口贸易额带来了营口港的兴旺繁荣，在20 世纪最初的几年，彼时日俄战争尚未结束，日本还没有通过与俄国签订的《朴茨茅斯和约》获得关东州租借权和南满铁路及其附属地的相关权利。日本在占据南满（今辽东半岛地区）之前，还没有奉行所谓的“大连中心主义”政策，大连港尚未开埠，营口港的对外贸易额遥遥领先于东北各口岸，稳居第一；在全国紧随上海、天津、广州、汕头、厦门，位居第六。贸易的繁荣带来了城市的繁荣，《营口县志》记载，当时的营口“夏则轻声帆影，万船鳞集；冬则车尘马迹，络绎于途，商业之繁荣，市面之兴隆，为满洲之冠”。

营口航运事业和民族工商业的繁荣发展，同样促进了区域金融业的发展，保险业也日趋兴盛，中外保险机构云集。英、美、日等国家为保护其既得利益，纷纷在营口设立领事馆，开设洋行、保险代理店等，最早的有英国的怡和洋行、旗昌洋行、太古轮船公司，德国的利源洋行、士古洋行，日本的三井洋行、小寺洋行、盛进洋行等，这些洋行或公司大部分都代理保险业务。为保护民族权益、振兴民族经济，在营口开办保险业的华商也越来越多，保险公司及代理机构多达14 家，集中分布在当时的西大街商业区，以经营水险、火险和人寿险为主，中外保险机构在营口形成了日益激烈的竞争态势。

但当时外国保险公司势力较大，民族保险业资金薄弱，华商保险同业组织亟需建立起来。在借鉴国内其他地区民族保险同业组织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东北地区首个、辽宁地区唯一一个华商保险同业的行业组织——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在民族保险同业的相互沟通协调下于营口创建。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负责协调处理辽宁华商保险业务方面的有关问题，以维护民族保险业之权益。《营口事情》记载：“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于1922年8月在营口成立。会员为福安、金星、联保、羊城、华安、华兴、永宁、广恒各公司的东三省分公司或东三省总经理处。选举胡子晋为会长，顾惠僧为副会长，杨境尘、陈启星为理事，办公地址在原营口东大街，会址在营口东大街南洋烟草公司楼东邻。”

辽宁省档案馆藏《营口县公署》一类1771号卷记载，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自成立之初就制定了三十六条公会章程，其主要内容是：凡在东三省营业之华商水火险及水火险、人寿险合办之总公司、分公司或代理店均可入会，会费由各家会员按月摊派。凡与水火险营业有关系之房产、船舶、货物之估价，各种保价之规定及更改，房产、船舶、货物能否受保，在会各公司违法之处罚，须以全体力量对外交涉；各项保险章程之制定及修改，消防事项之自办及协助，均须会员会议决定。

▶民国11年（1922年8月14日）东北地区首个华商保险同业行业组织——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成立文件

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会长胡子晋，号哮公，别署椎铁、骏男，广东南海人，清光绪年间国子监生员，中国同盟会会员，一代儒商，美食家。1905年6月，胡子晋在香港与郑贯公联合创办民族民主革命派通俗报纸《有所谓报》，撰述内容多为鼓励革命、揭露官场与社会黑暗，因形式多样、语言辛辣，深受读者欢迎，销量驾于各大报之上。时值反美拒约运动发生，该报全力支持爱国斗争，一度被禁止在广东销售。胡子晋还曾创立鸣樱诗社并任社长，著有诗集《祝枝山词》。1910年，营口商绅学界同志会成立，推举胡子晋为首任会长。胡子晋创立的营口利源精盐公司，所产精盐畅销辽宁，最远销售到上海、镇江、武汉等地区。作为同盟会会员，胡子晋积极支援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捐献了很多钱物。

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理事陈启星，为1913年李煜堂联合伍耀庭、林护、李苑生、马应彪等于广州创设的羊城水火保险有限公司（亦称羊城保险置业）营口代理处总经理。1928年，陈启星转任上海轮船招商局旗下仁济和保险公司营口分公司总经理。

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作为保险业的同业组织，在保险法规的制定、保险费率的统一、保险业务的改革、保险人才的培育、保险知识的普及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宁华商保险业的发展。但伴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南满铁路开通，以及后来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全境沦陷，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给辽宁保险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1936年《太安丰保险界》杂志记载，上海保险界同仁来营口等东北城市考察，似有建立和发展民族保险机构之设想，但因1937年“七七事变”以后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时期而未果。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保险市场加强统治，华商及欧美保险公司在强烈的冲击下无法继续维持经营，大多关闭或撤离该市场。营口的民族保险业同全国一样面临困境，日资保险公司凭借其政治优势不断打击排挤欧美及华商保险公司，最终垄断了整个东北的保险市场，东三省华商保险公会也不得不宣告停业。

三、结语

行业组织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行会组织对于在封建时期居于“四民之末”的工商业者来说有着特殊的保障意义。晚清民初，伴随着经济近代化的进程，传统行会逐步向同业公会转化，同业公会制度与商会制度共生互连。总的说来，近代中国的同业公会制度在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维护商人群体的经济权益以及协助政府实施行业经济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多重作用。

营口保险业的发展史就是近代东北保险业的一个缩影，研究中国保险史，作为近代东三省保险业中心的营口不可或缺。中国的保险史学界往往把研究重点放在上海、香港、天津、重庆等地的保险史，虽无可厚非，但是不能忽视了营口在旧中国保险业发展中的重要性和历史地位。诚然营口地处中国东北，通商口岸的开放和保险业的发展晚于东南沿海区域，但这并不能抹杀营口在中国保险史上的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