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研究

2024-02-04 13:58李冬梅许远鹏
红河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越南少数民族文字

林 聪,李冬梅,许远鹏

(1.广西科技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广西来宾 546199;2.广西师范大学国际文化教育学院,广西桂林 541004)

积极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2013年我国提出“愿同东盟国家携手共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以来,中国与东盟的关系迈入新阶段。越南既是东盟成员国也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对于推进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构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中越两国在历史、地缘、语言、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渊源。就现有研究来看,国内外学者探讨了越南少数民族的构成、语言政策和语言教育政策等问题,但多以史实为落脚点,鲜有结合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理论对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进行深度分析的研究。因此,本文以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理论为支撑,梳理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挖掘其语言生态和语言政策的特点,以期丰富我国关于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

一、越南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

豪根[1]325认为,语言生态的形成与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自然环境是指地理、气候等方面;社会环境是指政治、经济、历史、民族、人口等方面;心理环境是指人们的语言态度、语言选择等方面。同时,考虑到语言生态中“心理环境”的复杂性,本文将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分析聚焦于语言所处的“社会环境”及“自然环境”上。因此,现把越南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简述如下,以便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一)历史、政治、经济与语言

越南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部落联盟时期(公元前211年前)、中国郡县时期(公元前211年—968年)、自主时期(公元968年—1858年)、法国殖民时期(1858年—1945年)、民主共和国时期(1945年—1975年)和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1976年至今)。基于部落联盟时期的史料难以考究,本文主要论述后五个历史发展阶段对语言发展的影响。中国郡县时期至自主时期,中越两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与交流等方面的往来密切,汉语与汉字成为了越南语言与文字的重要部分。法国殖民时期,法国殖民者为传播法国文化帮助一些少数民族创制了拉丁化民族文字,为少数民族记录民族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文字工具。民主共和国时期,建国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和提升国民素质,越南开展扫盲运动,逐步注重少数民族的语言教育。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社会发展呈现多元化,越南逐步认识到语言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分别对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本体和习得进行了规划,如1992年越南在其宪法中提及:少数民族人民有权学习自己本民族的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了法律保障[2]62。从越南的历史进程不难看出,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形成与其历史与政治因素是无法割裂的。

语言发展离不开经济的支撑,经济是语言发展的基础。1986年革新开放前,因殖民统治、战争、计划经济体制等因素的影响,越南经济发展较为缓慢。1986年革新开放以来,越南采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调整外交政策、大力发展制造业等行业。历经长期的经济改革与发展,越南国民生产总值得到了显著提升。据越通社公布的数据显示,2022年越南GDP增长8.02%,达到10年来最高水平,较目标值高出1.7个百分点[3]。经济的发展保障了少数民族地区语言教育的发展和提升了民族语言的使用率。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国区域内,不同地区间存在着一定的经济实力差距,如越南红河平原区是国内经济发达地区,可以为少数民族语言的发展提供经济保障;反之,高原等区域的经济较为落后,难以给语言保护和记录提供经济支持,容易降低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或出现语言濒危现象。

(二)地理、民族、人口与语言

地理与语言发展存在一定的联系。越南地势西北高,东南低。参照地形等要素,越南可以划分为8个自然地理区域[4]21,其少数民族分布的主要特点是:在北方多是杂居,一个乡可能居住的民族可能会有六至七个;在南方多是单一民族集体居住[4]25。以西北地区为例,该地区包括山萝省、奠边省、莱州省及和平省,属于高山区,山高谷深,地形复杂,分布着热依族、哈尼族、欣门族、佬族、拉祜族及倮倮族等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人民使用着来自南泰语系和汉藏语系等语系的语言及梵文和传统文字等文字[4]33-35。总之,因各自然地理区域所居住的少数民族有所不同,居民们所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也有所不同,导致不同的少数民族语言在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发展情况也有所不同。

民族与语言发展密切相关。根据1979年越南公布的《越南各民族成分名称》,越南共有54个民族。除京族外,其余53个为少数民族。据已有研究,越南53个少数民族由以下不同部分构成:越南土著民族,如芒族、土族等;移居自海南、老挝、柬埔寨的民族,如朱鲁族、佬族等;移居自海外、老挝、柬埔寨的民族,如岱依族、泰族等;与汉族关系密切的民族,如华族、由山族等[5]174-177。事实上,无论是土著民族还是移居民族,基于民族经济文化发展与语言交际的需求,均会采取一定的语言政策帮助少数民族居民学习和掌握民族语言,这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一个民族的语言发展,甚至影响整个国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平衡性与完整性。

人口与语言的生存与活力有着紧密联系。少数民族人口数量的多少是影响少数民族语言传承与发展不可忽视的因素。操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人口的多少是判断该语言的活力与价值以及其濒危程度的重要标准。据越南2019年的人口普查统计,越南总人口为96,208,984,京族人口占比为85.3%,少数民族人口占比14.7%;越南少数民族人口超过100万的有岱依族、泰族、芒族、赫蒙族、高棉族和侬族,低于1000人的有西拉族、布标族、勒曼族、布娄族和俄都族[6]。在低于1000人的少数民族所使用的语言中,西拉语被认为是一种绝对濒危的语言,俄都语被认为是一种已经消失的语言,而语言的濒危与消失对语言生态系统运转有着一定的影响[7]35-36。

(三)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字概况

1.语言概况

越南共有54个民族。主体民族为越(京)族,其余53个民族为少数民族。54个民族皆有自己本民族的语言。根据《民族语》(Ethnologue 2022)的数据显示,越南列出的既定语言数量为111种;其中110种还在使用中,1种已经灭绝;在现存的语言中,有93种是土著语言,17种是非土著语言[8]。有越南学者认为越南的民族语言可以划分为南亚语系、南岛语系和汉藏语系,其中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系属概况如表1所示[9]658-659。

表1 越南的少数民族语言系属

2.文字概况

据已有研究,有30个越南少数民族有着本民族的文字,其文字系统可分为三个类别:喃字、传统文字和拉丁文字(表2)[2]66-71,[10]117,[11]56-58。基于汉字而创制的喃字诞生于越南李朝(1010—1225年),后因其书写的复杂性及社会历史的发展,逐渐退出越南社会的历史舞台;现今越南人也几乎不使用喃字进行书面交流,仅有一些少数民族的知识分子知道喃字[11]54。传统文字包括梵文、基于梵文而创制的传统文字和汉字。梵文是随着宗教的传播而成为高棉族、佬族和占族的传统文字;泰族和倮倮族各自的传统文字是民族发展过程中基于梵文而创制的[2]59。鉴于华族是从中国移居而来,因而汉字成了华族使用的文字。拉丁文字是基于罗马字母而创制的文字,但拉丁文字的创制主体并不是单一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使用的拉丁文字是1861—1930年法国殖民者创制的,如巴拿文、格贺文,另一部分则是1953—1970年越南政府创制的,如拉格莱文、遮罗文[11]56。以上大部分文字仍然常用于书面交流,但仅有部分文字在学校被教授。

表2 越南30个有文字的少数民族、语言系属及文字系统

综上所述,越南国内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颇为复杂。面对复杂多样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越南政府是如何运用语言政策来规划整个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系统,从而推动少数民族语言发展的呢?事实上,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即语言政策的制定、实施与理解应考虑语言所处的环境。

二、越南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

库伯认为,语言政策包括语言的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类规划:语言的地位规划主要是指划分语言的功能规划,确定语言的地位,使得语言各安其位,各司其所;语言的本体规划主要是指语言的文字化、规范化和现代化;语言的习得规划是指确定教学媒介语以及规划本国语言和外语的教育[12]29-45。本文梳理了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具体内容如下:

(一)地位规划

为保护语言和文化,越南制定并推行了开放的语言政策,并从国家层面以显性的政策明确少数民族语言在越南语言生态系统中的地位与重要性。事实上,越南已在1935年的越南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已明确少数民族语言在社会活动中的重要性[2]60。此后,越南相继在其语言政策中强调少数民族语言的不可或缺性。

越南独立初期,为推进民族团结和繁荣发展,越南意识到在各民族中提倡语言权利平等的重要性。因此,1960年越南在其修订的宪法的第3条提及:越南境内的所有民族有着平等的权利与义务,所有民族有权保持或改变本民族的风俗习惯、使用本民族的口语和书面语和发展本民族的文化,政府会帮助各民族发展经济与文化[13]584。为促进语言平等,帮助少数民族学习和传承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以及保护越南国家语言生态的平衡和文化的丰富性,2005年越南在其教育法中提及:国家应为少数民族人民提供有利的口语和书面语学习条件,旨在保持和促进文化认同并使少数民族学生能够在学校等机构获取科学知识[14]98。为进一步维护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2013年越南在其宪法中提及:少数民族人民有权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持本民族的特性,弘扬本民族的优良传统与文化[15]277-278。为保障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2014年越南在其人民法院组织法提及:在人民法院,少数民族人民有使用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权利且需有一名翻译人员[16]275。

虽然越南一直在普及越南语,但对少数民族语言仍持有保护和包容的态度。上述越南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充分体现了少数民族语言在越南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同时,也对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有一定的影响。

(二)本体规划

毋庸置疑,文字是保存语言与文化最直接且最有用的载体。为帮助少数民族更好地记录和保留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化,1949年越南在其第4号和第5号决议中提及:要高度重视少数民族的书面语,已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可以在初等教育中使用该文字进行教学[2]60。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越南逐步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在推进整个越南社会的进步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越南1969年的第153-CP号决定和1980年的第53号决定提及:满足条件的少数民族可以创造本民族的的文字;现存少数民族文字若无法较好促进民族发展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改制现有文字;缺乏文字的少数民族,若有记录本民族语言需求的,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使用越南语记音[17]36。在越南政府的努力下,30个少数民族有自身的文字。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越南在互联网上分享数字化少数民族动态语言材料,这有利于少数民族语言、文字与文化的推广与传播,提升语言活力与语言价值[7]39。

在肯定少数民族语言地位的基础上,越南不遗余力地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本体展开了规划与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如若只是从宏观层面强调语言地位和本体的重要性,而无法通过具体的教育实践帮助少数民族人民从理念到行动上去学习和运用少数民族语言,那么一切也只是空谈。要真正地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和文化传承下去,语言习得规划是必不可少的环节。

(三)习得规划

较之语言的地位和本体规划,语言的习得规划涉及较多微观因素(如语种、教师、教材)且其成效也是最为明显的,但成效的好坏取决于政策规划在学校实施情况的好坏。

在1955—1989年的34年间,岱侬语、赫蒙语、占语、泰语、高棉语和华语等少数民族语言分别在岱依族、侬族、赫蒙族聚居区、顺海省、莱州省民族小学、高棉地区和胡志明市等地区进行了语言教学[18]95。经过一定的语言教学探索,越南2010年提出:在学校课程中少数民族语言可以以科目的形式开设课程进行教学[19]1683。据有关数据显示,越南有7种少数民族语言(嘉莱语、埃地语、占语、高棉语、华语、巴拿语、赫蒙语)在20个省的782所学校被教授,学生人数超过12.4万人次[20]。此外,为保证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质量,越南2010年提出:教育与培训部须为少数民族学生编写与评估课程与课本,少数民族的语言授课教师须满足岗位标准且接受过系统的高等教育学习与培训[19]1683。如在嘉莱省,为了扩大巴拿语和嘉莱语的教学,每年都会举办一批少数民族教师能力培训;2014年在阿云巴市社、安溪市社和波来古市培训了321名少数民族教师;2015—2016学年,投资约12.5亿越南盾重印少数民族语言课本[21]。

经过长时间的语言教学实践,越南在少数民族语言教育中主要采用三种教学方式:方式一,在教学中,教师可以同时将越南语和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学媒介语;方式二,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以越南语为主要教学媒介语,少数民族语言为补充性教学媒介语;方式三,在教学中,教师可以以少数民族语言为主要教学媒介语,自小学三年级起可以将越南语作为教学媒介语[22]191。然而,尽管越南关于少数民族语言教育有着系统的顶层设计,但是地方对政策的执行力度才是影响政策效果的关键因素。

综上所述,考虑到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多样性,为保护和传承现存的少数民族语言,越南从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三方面制定了系统的政策规划并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与实践,让越南人民认识到国家对少数民族语言的重视,为部分少数民族实现用本民族文字记录语言与文化的愿望,也帮助更多地少数民族人民习得本民族的语言与文字,有利于维持越南语言生态的平衡、保持越南文化的完整性及推动越南少数民族乃至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三、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特点

(一)语言生态丰富,但部分语种的生存状况堪忧甚至面临濒危

越南作为一个多民族和多语言的国家,除却越南语,其余皆为少数民族语言。但是,语言多样性并非一成不变,它会因为语言所处环境的改变,导致生存状况堪忧甚至面临濒危,特别是少数民族语言。

克里斯特尔[23]将语言灭绝的原因归结为语言外部的威胁与语言转用。首先,语言外部的威胁。如操某种语言的群体灭绝了,该语言极其容易消亡。在众多影响因素中,自然环境是造成某种语言使用人口减少的主要因素。此外,越南降雨多,还伴有台风和老挝风等灾难性天气。这些环境引起的自然灾变对居住在山区和河谷盆地的少数民族以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的生存来说有着潜在的毁灭性。其次,语言转用。即尽管操某种语言的群体还在,但该语言依旧会面临消亡。例如,越南俄都族的俄都语已是一种消亡的语言,尽管目前俄都族共有428人[6]。语言转用的出现主要是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为了更好地生活和工作,一些少数民族人民选择使用经济与政治地位更高的语言,如越南语,而拒绝使用本民族语言,导致本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逐步缩小,从而引起语言消亡。

有学者根据2003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濒危语言评估体系,从已经消亡、极度濒危、严重濒危、绝对濒危和易濒危五个方面确定了越南濒危语言名单(表3)[7]35-37。从语言灭绝的原因和越南具体的濒危语言来看,越南在保护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方面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表3 越南濒危语言名单

(二)语言政策的顶层设计符合国情,但地方部门政策执行管理不到位且少数民族学生缺乏民族语言学习动机

从越南根据其少数民族语言生态制定的语言地位规划、本体规划和习得规划的内容来看,我们可以发现,越南在推进越南语普及的同时,也在通过政策及规划手段帮助少数民族从思想上认识到本民族语言的重要性、创制少数民族语言和通过教育手段帮助少数民族习得并运用本民族语言与文字,不仅促进了语言平等,也促进了国家认同、民族团结和社会发展,均符合越南发展的需求。

然而,在实施层面,越南政府对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政策容易受到批评。尽管政策文件中对少数民族语言的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但在实践中却未能得到充分实施。具体而言,国家政策大多停留在原则的形式,缺乏具体适用于每个地区和民族的具体行动计划。由于越南少数民族倾向于生活在使用不同母语的混合社区,因此很难选择一种少数民族语言作为教育媒介。此外,一些少数民族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无法正式教授。这导致了一些省份的母语教育的消失,如山萝、宣光和义安,这些省份过去教的是泰族、侬族和岱依族的少数民族语言[22]191。因此,尽管越南政府认识到少数民族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性及其面临的威胁,并制定了相关的宏观政策及规划,但如果地方部门未能较好地解读并制定详细的政策执行规划,容易导致政策实施效果不佳及资源浪费。

此外,尽管越南政策在其权威的政策文件中强调了少数民族语言的地位,但缺乏有效的少数民族语言学习激励机制,即未能让少数民族人民很清晰地知道他们习得本民族语言后将获得哪些具体的好处。比如,据嘉莱省教育部门的数据显示,学习嘉莱语的学生从2014—2015学年的7000多人下降到了2017—2018学年的1200多人;学习巴拿语的学生从2014—2015学年的1100多人下降到2017—2018学年的700多人[24]95。学生学习一门语言是希望能为自己的生活或者工作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如若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那么可想而知,嘉莱省学习嘉莱语和巴拿语的学生还将继续减少,最终可能会出现这两种少数民族语言教育的消失。

基于上述两个特点,可以从以下三方面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生态的保护和完善少数民族语言政策的内容与实践:第一,加强少数民族语言的民族志研究,明确各少数民族语言的活力与使用率,从而对少数民族语言生态有更全面的了解并更科学且合理地应对语言濒危问题;第二,建立少数民族语言政策执行情况的评估体系,及时了解政策执行情况,科学评估政策的合理性和及时调整政策内容。第三,基于宏观少数民族语言政策,增加或细化语言学习激励机制,并由地方部门向少数民族群众讲解激励机制内容,从而提升语言学习动机。

四、结语与启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越南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丰富;语言政策取得了些许成效;少数民族语言数量颇多,强势语言却不多,语言生存环境亟待改善;语言保护和语言管理意识虽然不低,但语言政策实施与语言教育实践却困难重重。此外,本研究也启示我们在进行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时,应考虑以下两点:

第一,在推进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的国别研究时,我们不只是关注大国和强国的强势语言和外语研究,也应该关注小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原因在于:小国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也十分丰富,其语言政策也值得中国反思和借鉴;同时,中国发展的需要,中国国土面积广阔,周边邻国中小国的数量也不少,研究它们的少数民族语言生态与语言政策将有助于提升中国的语言服务知识储备以及加强中国与邻国间语言互联互通的建设,从而为“一带一路”建设奠定坚实的语言与文化基础。

第二,加强与邻国间的跨境民族语言与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如前所述,越南有部分民族移居自中国或与汉族息息相关,如岱依族等。跨境民族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如民族的起源、语言、文化以及习俗等,都值得我们去发现、探究和比较。通过挖掘跨境民族各方面的异同点,有助于中国调整和完善自身的语言管理、教育合作和外交等政策及规划,从而有利于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乃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注释:

①苗-瑶语的系属语言学界的认识尚未一致。如白保罗、马提索夫等学者认为它属于澳台语系;陈其光、李芳桂等学者认为它属于汉藏语系。而文中将“苗-瑶语族归入南亚语系”,转引自越南学者(Vu Nguyen Minh Thy),具体内容详见参考文献[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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