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迁改造居民的“知情意”
——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及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

宋金波,钱 琛,冯 卓,马 亮

(1.大连理工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辽宁 大连 116024;2.上海大学 管理学院,上海 200444)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通过土地或房屋征收、为征迁居民提供货币补偿或实物安置、老旧小区改造等政策安排,实现了困难家庭居住条件的改善和城乡面貌的提升。“十三五”期间,城镇棚户区改造超过2 100万套,6 200万户居民从危房搬入安全房,推进了城乡融合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了新型城镇化由“规模与速度”向“质量与品质”转变的纵深发展要求。《2021年新型城镇化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进一步指出,“推进以老旧小区、老旧厂区、老旧街区、城中村等‘三区一村’为主要内容的城市更新行动”,因地制宜地实施征迁改造。“以人为核心”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要义,对民意的重视与满足是实现该要义的重要内容。然而,在实际的征迁改造工作中,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受到多重因素影响,其形成机理一直缺乏有效阐释和应对,增大了民意表达扭曲和发生社会风险的可能性。

一些学者已经意识到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对征迁改造工作具有重要影响,并从理性认知和情绪两个方面探索了其成因。

从认知视角出发,现有研究以检验、比较多重认知因素以及人口统计学变量对居民意愿的影响为主[1-2],认为居民作为具备经济、社会、文化等多元理性的社会人,其对征迁改造态度和意愿的形成依赖于风险及收益因素的考量,包含补偿、生计、公共服务水平、邻里关系等多个维度[3]。但对上述维度的讨论较为分散,缺乏对风险感知的系统性建构与测度[2]。尽管西方征迁改造工作开展较早,研究成果已较为丰富[4],但中西方征迁改造背景和文化情境差异导致亟需全面梳理中国征迁改造情境下风险感知变量的内涵。西方国家的征迁实质是新自由主义下对底层低收入群体的剥夺与驱逐1)加拿大在城市化进程中对原住民实施了驱逐、同化甚至屠杀,详见报道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1-07/23/c_1211253759.htm,而我国则走出了一条富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即从趋利性的土地城镇化迅速过渡到以人为核心的人口城镇化,旨在通过社会再分配政策将脱离城镇化浪潮的贫困群体拉回城镇主流社会,确保居民生活条件得以改善。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塑造形成的居民思想观念、人文精神、生活方式等因素都将影响征迁改造过程中居民风险感知的建构。

在征迁改造政策的推行过程中,决定居民支持意愿的认知因素除了风险感知外,还包括居民对于政策实施主体的评价[5],尤其是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可以有效刻画居民对政策实施主体的认知并影响居民支持意愿[6]。在西方驱逐性征迁改造的情境下,居民对政府的低信任因素被严重忽视。而在中国情境下2)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2020年全球信任晴雨表》报告显示,中国以90%的政府信任指数在所有国家中居于首位,考察居民对基层政府的信任水平将有助于解释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机理。

与从认知视角的研究相比,情绪对居民意愿的影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已有研究分析了居民恐惧、紧张、焦虑等负面情绪的成因,并指出负面情绪降低居民政策支持意愿的潜在可能性[7-8]。但这些描述性研究还未完全厘清认知、情绪、意愿三者间的作用关系。认知与情绪割裂导致对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机理缺乏清晰地阐释。

鉴于此,本文提出“知-情-意”分析模型,“知”包含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情”代表焦虑情绪,两者共同作用于“意”,即居民的政策支持意愿。由此,本文的理论贡献如下:①将焦虑情绪纳入政策支持意愿形成路径中,弥补了现有研究仅关注居民理性认知的不足。提出的“知情意”模型可探查征迁改造过程中民意的形成路径,为制定改善民意的相关政策、促进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提供分析框架。②界定中国情境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内涵并提出测量量表,可作为后续征迁改造研究的工具。

1 研究假设

1.1 “知、情、意”的概念界定

政策可接受性、政策接纳、政策支持意愿等相近概念均可描述居民对新出台政策的心理偏好[9],本文选取其中最易转化为行动且突出居民主动性的政策支持意愿作为被解释变量。在征迁改造的情境下,政策支持意愿代表“居民认可相关政策并愿意配合政府部门工作的心理倾向”。持有高支持意愿的居民更加倾向于采取积极签订协议、按时搬迁等合作行为。

行为意愿由个体调动认知、情绪多重系统后决策产生。其中,认知涉及个体对输入信息的加工、提取、匹配、存储等一系列过程,并指导产生有目的、有意义的行为。理性选择理论认为,认知理性下个体行为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获取收益。因此,风险感知评价是个体行为决策中必然经历的认知活动。在政策执行过程中,个体行为往往涉及多主体,尤其是居民与政府两个主体间的互动关系,政府信任可作为解释居民支持意愿的重要变量。公共政策执行中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同时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侯光辉等[6]指出,上述两个变量可以同时作为邻避危机演进的内在驱动力。Lindell等[10]的研究表明,居民对风险和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决定了其对风险事件的态度和应对行为,对利益相关者的感知反映出公众对政府等核心利益主体的信任程度。

情绪是个体对外界刺激产生的心理状态,具有行为动机属性。征迁改造的复杂情境和个体属性差异导致居民产生诸多类型的情绪反应,例如焦虑、不满或期待,进而影响居民行为意愿。在实地访谈中发现,与其他情绪相比,征迁居民普遍表现出对改造结果不确定的焦虑情绪,这种情绪来源于经济补偿不足、社会关系破坏、居住环境改变等方面。本文围绕焦虑情绪以及与该心理状况最为契合的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变量设计研究模型。根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情绪启发理论,认知与情绪对行为意愿呈现出协同作用,为本文构建征迁改造风险感知、政府信任、焦虑情绪和政策支持意愿之间的作用路径提供理论依据。

1.2 “知”与“意”

Slovic[11]将风险感知界定为“居民根据个人经验和特质形成对未来损失和不确定性的主观评估”。受到中国农耕文化中“耕有其田”和“住有所居”的传统观念影响,征迁改造不是单纯的物理搬迁,而是对现有生活模式、社会关系和文化心理等多方面的颠覆,这会使居民承担多维度风险。由于居民尚未真实体验征迁改造后新的生活,对风险类型和程度的评价存在想象成分,使得感知风险成为一种“预期和建构的产物”,甚至严重偏离实际。此外,在“禀赋效应”这一认知偏差作用下,征迁改造会让居民重新审视原有的生产和生活资料,这些在即将失去时将被赋予更高的心理预期和价值,导致居民产生较高的风险感知。

学者们围绕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及其对行为意愿的影响展开研究。以北京城中村、上海城边村、苏州城郊等地的征迁居民为样本,研究发现,居民普遍认为征迁改造后收入将受到影响[12-13]、“上楼后”费用负担将加重[14-15],体现出生计方面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即征迁改造导致未来生活质量下降。征迁改造也将改变居民原有的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空间变迁导致居民较难适应新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14,16];基于地缘、血缘关系的社会网络承载了居民的情感寄托,征迁改造可能造成这一关系的断裂和熟人社会的瓦解[17-18],使居民产生失落感。上述生活方式和邻里关系的改变体现了居民在适应方面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征迁改造中政府按照土地、房屋及其他附着物价值给予居民合理补偿,现有研究也指出,补偿公平性以及是否满足预期是居民特别关注的方面[19-20],可以将其归纳为利益方面的征迁改造风险感知。此外,景观环境[21]、社会保障[22]也得到了一些研究的关注。综合上述观点以及在3个地区的实地调研,本文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变量划分为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3个维度。

居民接受征迁改造的出发点是实现福祉提升,如果感知的风险超过获益,出于损失规避心理,会对征迁改造抱有犹豫、怀疑的态度[5],支持征迁改造的意愿随之降低。特别是对于棚户区、城中村等生活条件较差的区域,在此聚居的居民具有生活技能单一、社会地位较低的特征。与其他区域的居民相比,该群体面对外界变化更为敏感脆弱,更倾向于做出不支持征迁改造或观望的保守决策。已有研究通过实证分析方法,揭示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居民行为意愿的影响。按照实证设计中对风险感知变量的处理方式,可以将已有研究分为两类:第一类研究将风险感知视为单一变量,检验其对农户宅基地退出和搬迁行为意愿的负向影响作用[19,23-24];第二类研究根据案例特征,考察不同风险感知类型对行为意愿的影响,且不同风险感知类型的影响存在不一致的情况。刘桂峰等[20]利用logistic回归发现,居住条件、补偿预期和亲邻交流风险感知变量显著影响北京农户的集中居住意愿,而就业、生活习惯则不显著。王伟林等[13]证实了生活水平、打工机会感知等是影响苏州华阳村村民征地意愿的重要因素。郭玲霞等[15]则指出家庭经济、补偿、就业风险感知变量对西安农民征地意愿具有显著影响。但这些研究均局限于某一地区,且征迁改造风险感知量表的不统一阻碍了研究结果间的对话。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设计了多维度量表,基于全国范围内的大规模调查分析风险感知各维度对征迁居民行为意愿的差异化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H1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会降低居民对征迁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对政府的信任是社会平稳运转、居民与政府和谐互动的基石。借鉴Rousseau等[25]对信任概念的梳理,本文将政府信任界定为“当面临不确定性时,居民相信政府相关部门具有可靠性和可依赖性,并抱有政府保护公众利益的期望与信念”。已有研究围绕信任谁、为何信任和导致什么结果3个议题,形成了较多的研究成果。在征迁改造背景下,考虑到基层政府是政策的发起者和实施者,将基层政府作为信任客体更有解释力度。政府信任的形成倚重于政府的过往声誉与当下的表现[26]。居民以基层政府过去的治理能力及制度绩效为基础,结合在改造过程中的行为(如是否及时提供居民所需信息等),综合考量基层政府的能力以及与可信度相关的其他资质特征(如诚信、关怀等),形成对政府善意和能力方面的信任认知,即对基层政府是否以公众利益为导向、能否承担公共责任和实现公共目标的主观判断[27]。政府信任程度高的居民相信基层政府的意图和能力,而这种对政府的认知也会反映到政府所推行的政策上,表现为居民倾向于相信政策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积极参与到政策实施中去。在改造结果未知的情况下,这种信念引导居民做出配合行为,对基层政府工作给予积极的响应与支持,使居民主动减少防御性和保护性行为。据此提出假设:

H2对基层政府的信任会增强居民对征迁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1.3 “情”与“意”

现有研究将情绪分为整合情绪与偶然情绪两类。整合情绪是指与判断或决策对象直接关联的、即时体验的个体情绪反应,是受该对象真实感知或想象的特征刺激而形成的;偶然情绪是指与决策对象无明显关联的情绪反应,是个体在面对刺激物之前已经具有的情绪。征迁改造是一种在外部干预下进行的急剧、彻底的整治工作,在充满不确定性且对居民影响巨大的社会场域中,居民被动处于紧张不安和压抑烦躁的心理状态,呈现出整合情绪下的焦虑状态[28]。

关于焦虑情绪对行为的影响,评价倾向框架理论[29]认为,不同类型情绪对个体判断和行为具有不同的作用效果。与其他类型的负面情绪相比,焦虑更倾向于诱导个体对未来事件做出悲观判断并引发损失厌恶心理,促使个体采取逃避、拖延等回避行为以满足自身安全的“需要”[30]。因此,当征迁改造使居民处于焦虑状态时,会影响居民对政策实施的正面评价,降低对政府工作的配合程度,甚至做出抵制政策实施的消极行为。据此提出假设:

H3焦虑情绪会降低居民对征迁改造政策的支持意愿。

1.4 “情”的中介作用

依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情绪反应源于个体对刺激对象特征的认知评价,而非面对刺激对象的直接反应,并进一步引导产生应对行为,即认知通过诱发情绪的方式实现对行为的影响[31]。与该理论不同,情绪启发理论[32]认为,个体怀有的笼统、模糊情绪将作为启发式线索或信息作用于风险感知的形成。此时,认知更多扮演“后果”而非“前因”的角色。情绪启发理论仅将情绪分为正面和负面两类,并未区分情绪的来源,即整合情绪和偶然情绪。征迁改造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属于一个全新、未接触的领域,居民无法凭借过去的经历形成直接的情绪反应。在此情况下,对刺激物内涵的认知将激发相应的情绪,例如,征迁改造带来人居环境提升等积极认知将使居民产生期待情绪,而担心征迁改造后生活不适应等风险认知则使居民产生焦虑情绪。因此,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更适用于阐释在此情境下居民焦虑情绪的产生前因以及对行为意愿的影响[33]。

为了区分不同情绪的产生途径和特征,情绪认知评价理论指出,可依据确定性、目标一致性、应对潜力等维度的不同组合对特定的情绪类型加以判断[34]。确定性是指刺激物发生的概率;目标一致性是指刺激物使个体实现预期目标的程度,发挥促进作用为正面性,反之则为负面性;应对潜力是指个体对刺激物的控制能力。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强调未来遭受损失的不确定性,并且增加居民对未来的低控制感,例如生活成本上升、社会结构断裂等均超出居民的控制能力,因此,在风险感知作用下,居民情绪主要对应于高不确定性、高负面性和低可控性状态[31],由此引发的焦虑情绪进一步对居民的支持意愿造成负向影响。据此提出假设:

H4a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会诱发产生焦虑情绪。

H4b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到政策支持意愿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此外,对政府的信任水平是居民负面情绪缓解或加剧的重要因素[35],例如在邻避效应中,对政府的不信任和质疑是居民愤怒情绪产生的主要原因[6]。在征迁改造工作中,对基层政府信任度低会使居民对政府的能力和动机产生怀疑,认为政府不会考虑自身的感受和诉求,可能出现政府与自身目标和价值不一致的问题,对征迁改造的控制感和安全感减弱,符合焦虑情绪出现的心理条件。相反地,对政府信任度高会增强居民对基层政府能力和意图的信赖,即使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居民也不会往“坏处想”,而是主动为政府行为寻求正面积极的解释,降低了焦虑情绪出现的可能性进而产生支持意愿[36]。据此提出假设:

H5a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可以缓解焦虑情绪。

H5b焦虑情绪在政府信任到政策支持意愿的路径中发挥中介作用。

综上所述,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征迁改造中居民“知-情-意”研究模型Fig.1 The conceptual model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2 研究方法与田野资料

2.1 数据获取

采用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结合的方式开展研究,分为两个阶段。第1阶段(2018-09～2019-01),在云南保山、上海和辽宁大连收集质性资料。第2阶段(2019-02～2019-08),针对全国新型城镇化试点地区中处于征迁改造阶段的居民群体开展大规模问卷调查。

为提高问卷回收效率和收集数据的有效性,从地区抽样、调研人员培训、问卷发放对象选择和填写过程4个方面进行控制。国务院和国家发改委分3批将安徽、江苏全省和246个城市(镇)列为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3)详情见:《关于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5-02/04/content_2814341.htm;《第二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工作方案要点》http://www.gov.cn/foot/2015-11/27/content_5017599.htm;《关于公布第三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区名单的通知》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7/content_5144553.htm#2,这些试点地区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采用分层抽样方法将全国分为东部(试点地区数量:1省+76)、中部(1省+46)、西部(95)和东北(29)4 个大区,在每个大区内以约10%比例随机抽样。课题组成员通过查阅各地区政府文件或相关报道、实地走访和问询等方式确定抽样地区列入规划的征迁改造项目,将调研地点细化到街道社区或村镇。最终在4个大区分别抽样选择8、3、5和2个地区,涵盖福建、江苏、浙江、河北、山东、上海、广西、内蒙古、甘肃、四川、江西、河南、湖南、云南、黑龙江和辽宁16个省市,详细信息见附表A1。这种按照区域分布采取的抽样方式有助于克服抽样时地理地域集中的问题,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统计结果的可靠性,保证外部效度。

每个抽样地区发放30～50份问卷。在问卷调查对象安排上,课题组成员在工作日16:00～20:00及周末全天逐户调查,确认该户亲历征迁改造的身份后,每户选择一名成年人填写问卷。对于入户有难度的地区则采用社区、街道随机抽样发放问卷的方式。在调查成员选择上,招募课题组所在单位在抽样地区的研究生和优秀本科生作为问卷调查成员,成员熟悉当地人文环境且能用方言与受访者熟练沟通,可以减轻受访者戒心并顺利实施调研工作。在调查前,对成员进行调研目的和问卷内容的详细介绍,以及问卷填写方面的培训。在问卷填答过程中,采用一对一填答方式4)课题组成员向每位受访者解释题项含义,提醒对方在理解无误、充分思考后作答。针对填答有困难的居民,例如云南省保山市等地区文化水平较低的老年人和不识字的居民,采用课题组成员读题、居民口述作答、再以课题组成员记录的方式完成问卷填写确保获取受访者真实的回答,避免社会赞许和期望效应等实验者偏差对问卷数据的影响。

问卷共发放660份,采用即时回收方式共回收651份,回收率达到98.64%。删除由于居民对征迁改造信息掌握不充分这一客观因素造成题项缺失的问卷29份,以及连续8题选择同一评价值、填答存在明显规律或错误的无效问卷24份,共获得有效问卷598份,有效回收率为90.61%。受访者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如表1所示。

表1 受访者的描述性统计结果Tab.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respondents

2.2 测量工具

参考相关文献及实地调研资料自行设计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量表,其余量表来自经典研究文献。问卷采用Likert 5 点法,在焦虑量表中,1 表示没有,5表示总是出现,数字越大表示越焦虑。在其余量表中,1表示非常不同意,5表示非常同意,数字越大表示越同意。

(1) 征迁改造风险感知量表。风险感知的构成较为复杂,一些学者建议应当根据研究的特定领域加以具体划分,例如,消费行为领域将感知风险细分为心理、财务、社会、功能等维度[37],邻避设施领域将感知风险分为利益、安全、环境、声誉等维度[38]。本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中的编码技术建构出阐释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结构维度,作为开发量表题项的重要依据。

采用文献分析和深度访谈两种方式搜集资料。首先,在国内外文献数据库中对居民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及态度相关文献进行检索与分析整理,其中,与“风险/威胁”相关的描述性文字及题项提供了二手文本资料可供参考;其次,深入云南省保山市板桥镇、上海市重固镇、辽宁省大连市营城子片区实地走访,与约30户居民、商贩、村委会工作人员等进行面对面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围绕“对征迁改造的顾虑有哪些方面”等问题展开,征得居民同意后对访谈录音,并将录音和笔记整理形成文本资料。

由经过训练的3名博士生独立完成编码任务,结束后互相补充完善,最后由课题组集体讨论对编码结果进行审定。筛除偏离研究主题的资料并保留232条相关的陈述语句,通过开放式编码总结了出现频次大于3次的21个初始概念,对指向共同核心概念的初始概念进行归纳,形成11个核心概念。确定核心概念的意义和属性后,上升为3个范畴并对其进行抽象化命名,如前文所述,包含生计风险、适应风险与利益风险,即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维度,如表2所示。受篇幅限制,将部分原始资料整理为附表A2。

表2 编码过程示例Tab.2 Example of coding process

为了保证测量工具的信度及效度,问卷设计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①基于多领域的风险感知题项描述及测量方式[19],在质性文本及专业研讨的基础上围绕3个风险维度形成初始量表。

②依据简单性、清晰性和避免歧义3个原则,课题组经过5轮深度研讨,逐条讨论题项设置的合理性、有效性以及措辞、归类等,删除1个题项。

③邀请征迁改造地区的居民对问卷进行试填,根据反馈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题项的文字表达,再次邀请3位来自新型城镇化和公共管理专业的教授以及6位博士生独立对题项进行分类,结果与预期维度一致,说明问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最终形成征迁改造风险感知量表的12个题项,如附表A3所示。对题项有明确分类后,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题项对维度的解释能力[39]。

(2) 其余变量量表。政府信任量表:基于公共管理领域的政府信任量表编制[40],包含“相信当地政府解决问题和矛盾的能力”“相信当地政府对各项工作的安排是合理的”和“相信当地政府进行城镇化改造是为了老百姓好”3个题项。焦虑情绪量表:从被广泛使用的 STAI (State-Trait Anxiety Inventory)状态焦虑量表中选取易于理解的3个题项[41],结合征迁改造情境进行适当修改,包含“得知改造后,感到担心和忧虑”“得知要改造后,感到紧张和不安”和“改造要应对很多事情,感到烦恼”。政策支持意愿量表:结合征迁改造情境对已有政策支持意愿量表进行修改[9],包括“支持城镇化改造”“同意自己家搬迁”和“城镇化改造是好事”3个题项。

3 研究结果

采用PLS-SEM 方法进行测量模型的拟合,该方法可以解决数据的非正态分布、反映性和形成性测量模型混用问题,而且更适合处理高阶构念[42]。利用Smart PLS 3.0软件对模型进行估计。

3.1 测量模型

Mackenzie等[43]指出,应严格区分形成性与反映性测量模型以确保量表的结构效度和研究有效性。近年来,形成性模型得到多个领域学者的采纳,相关识别方法和软件也得到了快速发展[19]。本文应用形成性模型进行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刻画,这是因为风险感知由3个具有差异性的维度组合形成,不同维度间具有不可替代性;而维度变化可以引起变量的改变,只要其中一个维度得分高,即可视为高风险感知。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下各维度与测量指标的关系则适用于反映性模型。综上所述,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视为合并型多维构念,即反映性-形成性二阶构念,如图2所示。同时,本文将其他变量作为反映性模型处理,将年龄、收入来源和地区作为协变量加以控制。

图2 征迁改造风险感知构念Fig.2 The concept of risk perception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对于反映性模型,利用Cronbach’sα(CA)系数和组合信度(CR)检验潜变量内部一致性,其中,删除LR4后生计风险维度的CA 系数显著提高,故删除该指标。最终,所有变量信度系数均大于0.7,表示信度良好。内容效度通过多位专家及居民对题项的反复校验得以保证。由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对结构效度进行检验,收敛效度用因子载荷和平均变异数萃取量(AVE)检验,风险感知3个维度对应的测量指标的因子载荷均大于0.7、AVE大于0.5,说明指标的解释力度良好,不需要进行测量指标的删减(见表3)。区别效度进行3 种检验:①每个指标在对应变量上的因子载荷均大于在其他变量上的载荷;②采用Fornell-Larcker标准检验,即每个变量AVE的开方值应大于该变量与其他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见表4);③H TMT 比 率(见 表5)均小于0.85。上述检验结果均通过,说明区别效度良好。

表3 各变量信度、效度与因子载荷Tab.3 Reliability,validity,and factor loading of each variable

表4 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和AVE平方根Tab.4 The mean,standard deviation,correlation coefficient,and square root of AVE of each variable

表5 HTMT比率Tab.5 HTMT ratio

由于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3个维度分别代表该变量的独特方面,无需评价组合信度和收敛效度,需要进行共线性检验和权重显著性检验[42]。运用重复指标法解决测量指标的识别性问题[44]。多重共线性检验结果显示:3个维度的VIF值均低于3.3,维度间具有差异;维度到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变量的权重均大于0.2且显著,各维度均予以保留。如表6所示。

表6 共线性和权重显著性检验Tab.6 Collinearity and significance of weight

为了控制问卷调查中可能出现的同源方差问题,采取分散排版测量题项、随机获取调查对象、强调问卷的匿名性与数据用途、采用清晰明确的用语等程序上的预防措施。应用Harman单因素分析方法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未经旋转前第1个因子累积变异数贡献率(28.76%)低于50%的临界标准,说明不存在能解释大部分变异量的单一因子,因此,数据的同源方差问题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3.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分析

由表4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见,居民的焦虑情绪均值为3.468,介于有时和经常之间。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包含的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维度均值分别为3.474、3.237 和3.449,高于临界值3,体现了居民在征迁改造过程中对经济、文化、社会等多元价值的追求,其中,居民对经济利益方面的风险最敏感。

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风险感知的3个维度均与焦虑情绪正相关,相关系数介于0.316～0.402之间;政府信任与焦虑情绪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12;焦虑情绪与政策支持意愿负相关,相关系数为-0.373。上述相关系数在0.001水平上显著,支持了研究假设。为了获得更为稳健的数据分析结果以检验假设和对应的中介效应,进行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3.3 假设检验

结构方程模型分析结果如图3所示。征迁改造风险感知、政府信任和焦虑情绪能解释政策支持意愿26.0%的变异,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可以解释焦虑情绪27.9%的变异。总体拟合效果GoF 值为0.44,拟合优度良好。运行Blindfolding程序得到:Q2(焦虑情绪)=0.218,Q2(政策支持意愿)=0.188,均大于0,证明预测相关性良好。

图3 PLS检验结果Fig.3 Results of PLS-SEM

分析模型结果可知,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焦虑情绪具有显著正向影响(H4a:β=0.433,p＜0.001),而政府信任负向影响焦虑情绪(H5a:β=-0.234,p＜0.001),焦虑情绪对政策支持意愿有显著负向影响(H3:β=-0.241,p＜0.001)。结果表明,居民感知的征迁改造风险程度越高,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低,越容易激发焦虑情绪,并导致居民政策支持意愿降低。

进一步利用Bootstrapping法(N=3 000)检验焦虑情绪的中介作用,结果如表7所示。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对政策支持意愿的直接效应仍显著(β=-0.096,p=0.034)。类似地,政府信任对政策支持意愿同样存在直接影响(β=0.339,p＜0.001),表明焦虑情绪在两类认知到行为意愿路径上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在总效应中占比分别为0.520和0.142。

表7 中介作用Bootstrap检验结果Tab.7 Bootstrapping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

采用两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①将人口统计学变量指向所有变量,路径系数、中介效应与原结论相似;②将指标得分取均值作为变量值,借助SPSS 22.0进行最小二乘法回归,结果与PLS-SEM 结果相近。

3.4 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交互效应分析

表5中的相关系数表明,地区、年龄和收入来源可能对风险感知和焦虑情绪存在差异化影响,还需要进一步检验控制变量及其交互项对风险感知的作用,以提出针对性的政策建议。采用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的结果如表8、9所示,总体而言,年龄、收入通过风险感知中介间接影响焦虑情绪,中西部地区居民较东部地区居民更焦虑。从交互效应看,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中生计风险的敏感群体为中西部地区的老年居民,适应风险的敏感群体为老年农民和临时工,东部地区的农民和临时工则对利益风险更敏感。

表8 控制变量对风险感知和焦虑情绪的影响Tab.8 The impact of control variables on risk perception and anxiety

表9 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各维度下各组均值Tab.9 Means of risk perception dimensions in different groups in housing demolition and relocation

4 结论

由分析结果可知,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与政府信任通过诱发焦虑情绪作用于政策支持意愿,表明“知-情-意”分析模型适用于解释征迁改造情境下的居民行为。Loewenstein[45]提出,在风险情境下,个体不仅评价风险,更将“感受”风险,本文验证了这一假设在城镇化征迁改造背景下同样成立。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到支持意愿的路径中,焦虑情绪对支持意愿的中介影响(β=-0.241,p＜0.001)超过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直接影响(β=-0.096,p=0.034),说明焦虑情绪更容易诱发居民做出不支持征迁改造的决策。政府信任通过降低焦虑情绪对支持意愿产生正向影响,说明可靠的政府将给予居民情感上的安全和依赖。此外,焦虑情绪在征迁改造风险感知与支持意愿、政府信任与支持意愿之间均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前者的中介效应强于后者。这说明,焦虑情绪与风险感知更为紧密,而政府信任除了作用于焦虑情绪,还会通过激发其他特定情绪提高支持意愿。

研究表明,征迁改造中的风险感知具有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等多维表征,反映出居民对美好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追求。对比不同维度风险感知对政策支持意愿的影响,可以发现(见表7),适应风险的影响最大(β=-0.128,p＜0.001)。在中国乡土社会背景下,居民与土地、家园和邻里建立了深厚的联结关系,征迁改造将割裂居民与“生于斯长于斯”的土地和房屋间的情感纽带,重塑血缘、地缘形成的熟人社会网,与利益和生计风险相比,这种不舍和依恋成为实施征迁改造的主要阻力。因此,在对居民土地、房屋等有形资产给予经济补偿的同时,政府还要重视提供更多的精神补偿和人文关怀,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对比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和政府信任两类认知对支持意愿的作用,可以发现,前者的作用(β=-0.200,p＜0.001)远不及后者(β=0.395,p＜0.001)。这一结论说明,在公众信任度较高的中国社会中,组织导向的政府信任感知在居民行为决策中的作用通常要优于议题导向的事件风险感知。换言之,与其说政策支持意愿低是由征迁改造的不确定性引发的,不如说是因为居民对基层政府缺乏信赖。这里引入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进行解释。在态度和行为形成过程中,风险感知作为中枢路径需要耗费更多认知资源以思考、分析和归纳征迁改造政策特点及风险-收益比值。而信任常作为边缘路径出现,这种来源于政府形象的感知直接引导居民形成对其出台政策的判断,即高可信度政府推行的政策会从居民利益出发,为个体社会行动提供指引,节省个体的认知投入。

本文的理论意义在于:

(1) 提出并验证了整合认知和情绪的“知-情-意”征迁改造政策支持意愿形成路径,从心理学视角为解释居民支持意愿的形成逻辑提供了依据,弥补了现有征迁改造研究中将居民视为“单一”理性经济人的不足。其中,对焦虑情绪的探查完善了居民支持意愿主要受认知因素影响的研究框架,并证实了焦虑情绪在认知到支持意愿路径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这启发研究者要加强对征迁改造背景下居民消极情绪的关注,对征迁改造影响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此外,本文间接验证了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在中国征迁改造情境下的适用性,将心理学理论引入后,可以更加完善地解释公共政策影响下的居民行为机理。

(2) 深植于中国现实,界定并测度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变量。现有研究多以案例研究方法描述居民面临的风险,或根据案例背景选择不同的风险感知题项,缺少对风险感知的系统性总结。本文通过质性研究归纳出征迁改造风险感知的3个维度,并发现将征迁改造风险感知视为合并型多维构念有助于深入理解维度间及各维度与变量间的关系,设计出的风险感知量表可作为征迁改造研究的工具。

“知-情-意”路径的明晰为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进程中征迁改造工作的顺利推进提供有效的政策设计依据。

(1) 实证结果表明,焦虑情绪可显著降低政策支持意愿,其均值大于3反映出焦虑情绪存在的普遍性。焦虑情绪的积累和蔓延可能会成为舆情事件甚至群体性事件爆发的导火索,因此,政府应利用入户调查、走访社区、网络舆情分析等多种手段密切关注居民的负面情绪。此外,在国务院《重大行政决策暂行条例》(国务院令第713号)的具体实践中,对于征迁改造项目的社会稳定风险评估而言,居民的负面情绪评估也应作为风险点纳入风险评价指标体系,以完善社会风险的预警机制,并为高焦虑群体提供心理咨询援助。

(2) 减轻风险感知的策略可有效干预焦虑情绪并提升政策支持意愿。风险感知体现了居民对生计、补偿、社交网络等多元化的诉求,征迁改造不是简单、一次性地“洗脚上楼”,而是配套、持续性的政策安排。在针对生计风险、适应风险和利益风险制定策略时,应该通过差异化的政策安排,因地制宜地降低特殊居民群体的风险感知,实现缓解焦虑情绪的目的。前述交互效应分析结果指明了应重点关注3类群体。其中,老年农民和临时工群体对适应风险最敏感,例如,在云南省保山市一次入户访谈中,令人感触深刻的是一位长期务农、几乎不识字的老年人,虽然房屋年久失修、住房条件亟需改善,但由于受教育水平不高、适应性较差,导致他表现出对未来生活方式改变的深刻不安和忧虑。因此,有必要面向此类特殊群体开展针对未来生活的宣传与引导,组织各类社区活动帮助其适应新的生活方式,同时注重文化和乡土民情等软环境的延续与更新,加快重构社群关系,重塑居民对新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中西部地区的老年居民对生计风险最敏感,应在前期规划中注重对居民长远生计的保障,例如,在补偿资金中增加用于保障养老的社保专项资金,为就业困难的居民提供就业指导、技能培训和就业介绍等方面的优惠政策。东部地区的农民和临时工群体更在意利益风险,应确保补偿政策及实施流程的公平性与合法合规性,保证居民在征迁改造过程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

(3) 需要不断提高基层部门的治理效能。村委会、居委会、街道办等基层部门肩负着征迁改造中社情民意的上传下达任务。然而,在实践中这一任务的成效还有待评估。在访谈中,经常有居民表示自己不清楚新型城镇化征迁改造的流程和相关政策,认为政府会像部分新闻报道中一样罔顾居民意愿、实施强制拆迁且压低补偿价格,所以不愿意甚至害怕征迁改造。在推进征迁改造工作中,基层部门应加强对人员能力培训、落实责任、逐户开展政策宣讲,全面摸清居民的多元化诉求并及时反馈,为居民释疑解惑并有效化解社会矛盾,打通民意的“最先和最后一公里”。

(4)与风险感知和焦虑情绪对支持意愿发挥的作用相比,政府信任的影响更为显著。考虑到我国“央强地弱”的差序信任格局,提升基层政府的公信力值得高度重视。在征迁改造过程中,政府公信力显现出平复居民焦虑情绪、提升支持意愿的强烈作用,但其建设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持续性和策略性的投入和努力。在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核心”的理念下,基层政府应当秉承促进社会和谐的执政理念,在重视经济发展的同时保障和改善民生,增强政府执行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

本文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仍存在以下局限需要后续研究加以改进:①未来可收集多个时点的纵向数据,从动态视角揭示情绪与认知间的互动机制,以及这种互动机制对居民行为的影响;②本文仅关注焦虑情绪,但如前所述,征迁改造的复杂情境也可导致不满、期待等其他情绪的产生,未来研究可以考察引发其他情绪的前因,以及这些情绪对行为的影响机制;③近年来,征迁工作逐渐放缓,老旧小区改造、“社区微更新”比例显著上升,本文提出的“知-情-意”模型有待于来自更多征迁改造情境的验证。

附录A

附表A1 本文调查的征迁改造地区分布Tab.A1 The survey are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