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藏区城镇化模式的差异化分析及本土化路径探索
——以四川省甘孜州为例

曹 宇，王超深

（1.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成都 610031；2. 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成都 610065）

0 引言

城镇化作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是人类发展的趋势，在地广人稀的高原藏区也具有必然性和独特性[1-2]，从世界城镇化演化规律看，不同国家和地区都依据各自基础条件自发或自觉地探索适合自身特点的地方性城镇化发展道路[3]。对于民族地区而言，大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是振兴民族经济的必经之路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4-5]，但对发展目标、模式及路径等均缺少深层次系统研究。对于藏区城镇化理论探索，蒋彬[6]较早地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2000年左右的藏区城镇化研究，缺乏运用民族学方法来研究都市化与文化变迁之间关系的成熟理论与方法。此后，樊杰等[7]认为经济职能是藏区加速城镇规模扩大的重要因素，新镇的设立对城镇化贡献显著，使城镇空间分布逐渐趋于“大分散、小集中”的格局；沈茂英[8]认为西部民族地区人口城镇化发展水平显著滞后，人口城镇化与生产要素的城镇集聚背离；王弘等[9]认为民族地区城镇化表现出起步晚、基础差、路径单一等特征，城镇化滞后与地理区位、自然条件、产业基础等因素密切相关；李雪萍等[10]认为藏区城镇化动力机制与中东部地区差异性较大，主要是藏区产业结构以农牧业为主，缺乏大城市的带动作用，城乡间推拉力不强以及农村内生发展有限；李优树等[11]认为我国藏区新型城镇化发展要以交通网络带为依托，以生态景观带为保障，以发展高原特色中小城市为主导，立足资源优势，壮大支柱产业，采取集约型城镇化的模式；李粲[12]提出了西藏本土化的城镇化路径，包括产业发展、人口疏导和城镇体系三个方面；雷振东等[13]以青海高海拔浅山区新型村镇为例，对其规划策略进行了探讨，认为高原地区具有生态屏障功能，该地区居民应享受现代化国民待遇；黄亚平等[14]分析了欠发达地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影响因素，得出欠发达地区的城镇化应该以政策导向为前提、壮大经济为根本、健康绿色为保障的结论；李发明[15]从“两化互动”的角度结合甘孜州社会经济发展现状，提出了促进两化协调发展的建议；王茹[16]认为城镇化模式应充分体现文化差异、发挥特色优势、注重人与自然和谐，甘孜州政府在工业项目的遴选上也遵循了这一原则[17]；丁波[18]以甘孜州为例，分析了小城镇在城镇化历程中的作用，并提出了藏区小城镇发展的动力机制。

总体来看，国内学者对于藏区城镇化研究多侧重于现状描述，尽管研究者普遍认同藏区城镇化发展路径与其他地区有差异，也有学者引用SWTO 分析法、多维视角等分析藏区城镇化发展[11，19]，但系统地阐述藏区城镇化动力机制及路径特殊性的探讨仍显不足[20]，周兴维[5]也认为藏区新型城镇化建设理论仍处于全面准备阶段。研究甘孜州乃至整个高原藏区城镇化模式及路径有较强的理论及实践意义。

1 甘孜藏区城镇化现状特征与主要问题

甘孜州地处川、滇、藏、青4 省（区）结合部，是历史上早期民族走廊的腹心地带，是内地通往西藏的交通枢纽，对周边藏区具有较强的辐射作用。

1.1 城镇化水平低，地域差距大

2020 年，甘孜州总人口为110.8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34.4 万，城镇化率31.0%，与2015 年相比，五年间仅增长3 个百分点，远低于四川省水平（2020 年为54.0%），落后23 个百分点，与2015 年相比差距继续拉大。同时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别特征，甘孜州东部地区的康定和泸定，由于临近汉区、易接受成都、雅安等汉地城市辐射，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城镇化率分别达到55.0%、47.3%，理塘作为甘孜州中部城市，具有较好的中转站功能，产业集聚能力相比而言有明显的优势，城镇化率提升较快，2020 年达到39.7%。其他大部分县都在30%以下，其中石渠县和新龙县城镇化率不足20%（见图1），处于落后的状态。

图1 甘孜州城镇化率水平统计分析

1.2 城镇规模小，聚集效应差

在甘孜州18 个县城中，仅康定与泸定城镇人口超过3 万人，其他15 个县城人口大都在0.6 至3 万人之间（见图2），人口空间聚集呈现典型的“小城镇化”特征（其主要特征是以县城类建制镇为主要载体，以非县城建制镇为辅助载体）。甘孜州行政面积虽然达到15.3 万km2，但仅有康定为县市级行政单元，其他均为县行政单元，缺少城市级城镇依托，城镇规模过小导致其规模效应特征不明显，影响了空间聚集与快速发展。

图2 甘孜州县城所在地城镇人口统计分析

1.3 建制镇数量少，增速缓慢

建制镇是藏区乡村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是县域经济发展的支撑点和增长极，2014 年，甘孜州建制镇城镇人口为22.38 万人，比例超过总城镇人口的70%，建制镇在承接人口转移方面起主要承载作用。但建制镇数量偏少，成为制约甘孜州城镇化快速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障碍，在2020 年四川省“拆乡并镇”改革前，甘孜州仅有27 个建制镇，每万平方公里土地仅有1.8个建制镇，其中县城就有18 个，占总量的2/3，一般乡镇等级明显偏低。城镇空间呈现“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建制镇占乡镇的比例明显偏低，辐射力不足。

从我国城镇化较为发达地区的发展历程看，建制镇数量会随着城镇人口的增加而增多[8]，但从甘孜州城镇化发展历程看，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00 年是建制镇数量增加较快的阶段，自2001 年以来，虽然城镇化率在稳步增加，但是建制镇数量并没有随着城镇化率的增长而大幅增长（详见表1）。总体来看，由于甘孜州城镇化速度整体较慢，进而影响了建制镇增加，两者形成了相互制约的发展关系。2020 年后，大幅增加了建制镇数量，试图强化其公服供给标准增强其地区辐射力。

表1 改革开放以来甘孜州建制镇数量统计（个）

2 甘孜藏区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及困境分析

2.1 城镇化发展的地域条件差异化分析

甘孜藏区与我国东中部地区及其他民族地区相比，在自然条件、民族文化、社会结构、宗教信仰等多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使得城镇化发展历程呈现了明显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2.1.1 特殊的空间区位及生态条件

甘孜藏区主要处于青藏高原东南边缘和横断山脉北部，地势高峻，以山地高原为主，基本上属于高寒地带，人均耕地仅有1.42 亩，在我国国土开发序列中明确为高原和川滇生态屏障，列为禁止开发区域。由于这种特殊的空间区位条件与开发限制条件，使得该地区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与外界的经济社会联系困难，发展常规工业经济的成本极高。封闭加脆弱的自然生态条件决定甘孜州城镇化模式不能以常规工业为主要依托，城镇化历程、规模与产业结构关系具有典型的特殊性。

2.1.2 特殊的信仰及价值观

甘孜藏区社会经济发展受到明显的宗教文化影响，大量的财富用于佛事开支，影响了生产积累。交通闭塞的地带有较大比例藏众遵循既有的传统，既影响了资源开发，也影响了人口再生产。

2.1.3 特殊的社会结构

甘孜藏区是一个具有特殊社会结构的地区，在这里既是以藏族为主的地区，但同时也还聚居着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藏族、汉族、其他各民族占人口比例分别为79.0%、17.1%、3.9%，与六普结论相比，藏族人口有所提升。各民族之间、各少数民族内部的社会阶层结构十分复杂，各种传统的民族习俗和宗教意识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整个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

2.1.4 特殊的民族文化与资源开发

甘孜州域面积较大，受高山阻隔及其他历史原因影响，存在着多种文化并存的格局，如在甘孜藏区同时分布着康巴文化、木雅文化、藏羌文化等多种典型文化，藏区民众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多姿多彩的民族文化，特有的歌舞艺术、民族文学艺术、建筑艺术、宗教艺术。因此，在推动甘孜藏区经济跨越式发展的过程中，既要实现经济的快速赶超，同时还要注意少数民族文化艺术的传承，资源的开发与保护成为发展中面临的较大难题。

2.1.5 主要结论

先天的自然环境、延续的历史及民族文化、社会信仰、落后的交通条件等共同制约了藏区市场化发展，使得城镇化模式呈现出更加特殊、更加复杂的特征。

2.2 甘孜州经济发展模式与城镇化历程的关联性分析

2.2.1 独特的产业结构变化规律

自2000 年以来，甘孜州第一产业的比例略有下降，但近年来基本维持在20%左右；第二产业自2000年以来呈现明显的增长特征，自2013 年以后，二产份额开始逐步下降；在2006-2018 年，第三产业比重与二产曾长期接近，基本维持在38%左右（见图3），2018年后大力实施生态强州战略，三产比重大幅提升。与发达地区相比，甘孜州产业结构演进没有出现“二一三”到“三二一”的变化趋势，第一产业结构比例长期稳定，在发展初期三产比例即在高位运行，例如，在1978 年三产的比重即大于二产，近年来随着旅游生态产业的快速发展，三产比重有明显提升。

图3 甘孜州三产结构变化分析

2.2.2 基于三产的就业结构长期以来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

从就业结构看，一二三产吸纳就业人口比例由1978 年的77.5%、8.4%、14.1%，调整至2000 年的79.9%、3.8%、16.3%，2010 年为77.0%、4.6%、18.4%[11]，2020 年为70.8%、3.0%、26.2%，第一产业吸纳就业人口比例自2010 年来有了明显的下降。而随着生态育林政策的实施，第二产业就业比例呈现明显的波动特征；而第三产业就业人口持续增长，表现了良好的态势，但增长率缓慢。相关研究也证实近年来甘孜州农村劳动力并没有随着第一产业比重的降低而下降[8]，而第一产业与第二产业劳动力下降比例与第三产业增长比例基本吻合，说明富余劳动力可能正好转移至第三产业。三产吸纳的就业人口比例在2010 年前长期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与配第- 克拉克提出的产业就业结构变化规律不一致，同时也反映了民族地区劳动力转移路径与汉地的差异性。

2.2.3 总体结论

甘孜藏区经济发展与城镇化历程呈现的规律与传统经济学中的“库兹涅茨产业定律”“配第- 克拉克定律”不相符，也与钱纳理提出的城镇化与经济阶段划分理论不一致，与我国东中部城镇化及经济发展历程也不一致。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也鲜有集生态高原、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等特征于一体的成功发展案例，甘孜藏区在发展路径上缺少有效的理论指导与案例借鉴。

3 甘孜藏区城镇化的主要困境

3.1 经济发展的道德伦理与选择冲突

甘孜藏区特殊的空间区位、历史文化、社会习俗、宗教信仰等导致其经济和社会发展路径的独特性和理论的多元性，构成选择的冲突；同时面临改善落后的生产生活条件与保护生态与文化传统的双重冲突，在发展与保护路径选择上，面临道德伦理考验。

3.2 经典经济发展及城镇化成长理论的不适用性

从上文分析可以看出，甘孜藏区经济发展和城镇发展历程所呈现的规律，与传统的理论契合度很低，既有理论体系难以解释藏区特殊而又复杂的成长历程，常规的工业化路径难以在该地区复制。由此在上世纪80 年代，由国内学者创立了民族经济学学科，试图用民族学的视角研究经济、从经济学的视角研究民族问题，目前正在快速发展中，但能够有效指导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理论体系尚未构建完毕，经济发展模式和城镇化路径之间的关系呈现何等规律等基础性研究仍在探索中。总体来看，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及城镇化问题上，各地均应根据自身资源禀赋、社会及文化特点等进行实践探索。

3.3 城乡间推拉力不强，动力不足

近年来，随着旅游业及通信传媒的快速发展，甘孜藏区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逐渐“汉地化”，但是受千年以来形成的文化习惯、宗教信仰等因素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意愿仍不够强烈，内生动力仍然不足，较小规模的可用耕地和牧地，吸纳了70.8%的就业人口比例即是最好的证明；此外，区域内缺少规模较大城镇的经济辐射，产业发展动力不强，公共服务匮乏等，共同导致吸纳就业能力有限，也使城镇对农民的吸引力不足，无法强劲推动农民向城镇迁移聚集。

3.4 产业基础薄弱，城镇人口就业结构失衡

沈茂英[8]证实四川藏区人口城镇化与第二产业的相关性很弱，第二产业的发展对农村人口的吸纳转移能力较弱，这与该区域第二产业的构成有关。表现最突出的是甘孜州九龙县与白玉县等资源型县市，近年来县域经济发展强劲增长，2014 年九龙县人均GDP为3.5 万元，但同期城镇化水平只有19.6%，该县水电产业快速发展，成为GDP 的最主要贡献产业，但水电产业的资本与技术构成高，对本地农村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低；白玉县人均GDP 逾1.7 万元，城镇化率仅16%（见图4），同样源于该县矿产业的高资本技术构成对劳动力的低吸纳。

图4 甘孜州及下属县市工业化率与城镇化率关系分析

在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中，位居前三位的行业是：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三个类别，共有人员10.6万人，占63.64 %；此外，教育1.4 万人，占8.62%[21]。从这一角度看，甘孜州的城镇化发展的动力主要是政府的推动，例如康定县的城镇化率是55.0%，远高于其它县域，除了临近汉区这一直接原因之外，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康定县是甘孜州州府驻地，是各类行政部门人员及其家属的居住地，也是甘孜州主要经济主体总部所在地，有较大比例的带卷人口，这些人员的生活消费和其它县域前来康定办事人员的生活消费带动了城市经济的发展，使康定地区更多的人从事商品贸易而没有从事农业生产，这种转变大大地促进了康定地区的城镇化发展。

4 甘孜藏区城镇化路径的本土化探索

4.1 甘孜藏区城镇化效用的再认识

4.1.1 传统城镇化的局限性

对于城镇化与地区经济的发展关系问题，大部分学者认为城镇化是带动地区发展的重要路径，但是从城镇化的定义及测度指标看，广大的少数民族地区，承载城镇人口的主要载体是建制镇和部分特色鲜明、数量极少的集镇，而从甘孜藏区经济发展看，能有效带动地方民生发展的产业主要包括旅游业、商贸业、运输业等，这些从业人口大都没有在城镇居住，而是依旧生活在农村地区，而按照城镇化率的指标进行测度的话，并没有统计在内，在城镇化率水平没有相应提高的条件下，从业人口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提高，对过分强调城镇化对地区经济带动理论形成了挑战。

4.1.2 非城镇化区域居民幸福感

对于甘孜州如此广袤的欠发达少数民族地区而言，其地广人稀的聚落形态决定大部分人口将永久不纳入城镇化率的计量指标，其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城镇化率关系不够紧密，这一点在日本等多地得到证实，人们生活水平高低与城镇化水平不成正相关关系[22]。而从我国东部地区有限的抽样调查看，城镇化率较高地区人们幸福感并不一定高于较低地区，联合国计划开发署（1990）也提出了人类发展指数等新指标综合反映地区发展情况。

4.2 有限城镇化理念的提出

传统的城镇化模式是以聚集经济为主要特征，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工业化与城镇化形成相互促进的发展关系，但甘孜州脆弱的生态环境、闭塞的交通条件、落后的教育水平等诸多条件限制了甘孜州并不适合以资源聚集开发为典型特征的工业化带动城镇化的发展模式，甘孜州工业化率指标也证明了这一模式的缺陷性，例如，在城镇化快速增长阶段，工业化率从1978 年的30.4%下降至2013 年的26.1%（见图5），近年来呈现下降的趋势，反映了甘孜州城镇化发展道路的差异性。

图5 甘孜州城镇化与工业化关系分析

从提升藏区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水平角度看，过分的强调工业化与城镇化相互促进的传统模式对地区经济的带动效应并不十分合适；藏区经济发展是典型的就地化三产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以现代农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的跨越式特色产业发展道路，人口并没有实现大尺度的空间流动，是一种有限的城镇化模式，其规模和速度远低于沿海平原地区，体现多元化、包容性特征，对甘孜藏区而言，城镇化指标虽然增速慢，但生态条件能得到保护，藏区民众能得到实在的收益，能实现多方共赢。

4.3 有限城镇化的实现路径

4.3.1 产业强基：生态型与劳动密集型支撑产业

脱离产业支撑的城镇化难以持续，但同时更要注意，甘孜藏区发展更要兼顾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及生态效益。甘孜地区同其他藏区一样，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稀缺，而自然资源和劳动力丰富，要根据这一资源禀赋条件，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体系。首先，要准确定位优势产业为主导产业，发展以高原特色为鲜明特征的主导产业；其次，要逐渐实现产业结构升级，按照产业聚集及演化的基本规律，沿着初级手工业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轻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的发展顺序，有目的地培养民族地区的生态型循环工业体系。

4.3.2 城镇承载：强化小城镇的支撑作用

小城镇是区域经济的综合体和聚集体，它是人们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先后出现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各个环节最集中的场所，是城镇化的主要人口和经济载体。目前，甘孜州小城镇建设在全国处于滞后状态，达不到对第三产业快速发展的集聚规模阈值要求，因此，甘孜州要抓住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加速西部小城镇建设战略的大好机遇，加快小城镇建设步伐，探索具有复合地域资源条件禀赋、具有地域特色的产业支撑型生态小镇。

4.3.3 交通支撑：多层次、多方式、差别化的高水平服务网络

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的特征决定了其交通设施供给同内陆地区的差异，大多数县城规划常住人口仅为3 万人左右，加之少量的流动人口，其交通需求仍不足以满足建设高速公路等高等级公路的标准，但是从推动甘孜地区跨越式发展的角度看，只有快捷高等级公路的介入和主要城镇、景区的连通，才能更大限度地吸引外来游客和投资者，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川西高原对外交通不便的窘境可以通过支线机场等运输方式进行弥补，最终形成“支线机场+ 高等级公路+乡村公路”为一体的综合交通网络，这种多方式的供给格局能够满足不同人群的需求，最大限度地支撑地区经济发展。

5 结论

甘孜藏区坚持走高原型生态产业主导的有限城镇化道路，科学把握城镇化的规模、速度和路径，在发展中高度重视资源开发与文化传承与保护，处理好生态承载力和产业支撑力之间的关系，实现农牧区农业人口就近城镇化；同时，通过外部拉力，优先建设高等级公路，摆脱闭塞交通区位条件，为发展生态产业提供外部条件；在此基础上，逐步增加建制镇数量，依托产业优势科学规划小城镇建设，提供优质公共服务，吸引农牧区人口就业当地化。同时，加强农牧民旅游技能培训，了解汉地游客服务需求，为发展全域旅游提供更好的服务支撑，以广义旅游业带动地区社会经济快速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