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量竞赛与情绪制造:美式新闻生产的“故事模式”
——以俄乌冲突为例

段 鹏

北京语言大学 语言认知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北京100083

全球信息化不断深入发展,自俄乌冲突正式爆发以来,美国与俄罗斯之间的舆论战也愈演愈烈。信息战和舆论战俨然成为现代战争的“标配”,在俄乌冲突中,美国等西方国家虽未直接参与相关的军事行动,但却利用信息科技和国际话语优势,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场”中一定程度上形成自身的新闻生产模式并引发国际舆论。具体而言,早在2021年12月10日,俄罗斯不断就北约持续东扩问题与西方国家进行对话,但始终未果。随着俄乌边境的摩擦不断,两国之间的冲突一触即发。在此期间,美国媒体不断对俄罗斯的相关军事行动加以报道,甚至具体到日期、名单等。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宣布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与俄罗斯断交,俄乌冲突自此开始。冲突期间,美国媒体多次对冲突“现场”进行报道,并封禁了俄罗斯媒体的账号。经过多方协商,俄乌双方分别在2022年2月28日、3月3日、3月7日、3月10日、3月14日、3月29日进行了五轮谈判,率先对建设人道主义走廊、疏散平民等问题达成一致。随着第五轮谈判的结束,俄乌双方在政治、军事等关键问题上的讨论也有了进展。谈判期间,多场国际会议同步举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陆续对俄罗斯宣布制裁,美国的各大社交平台更频频采取措施,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对俄罗斯媒体发声渠道和声量的压制。Twitter、Facebook、YouTube、Google、TikTok等国际社交平台甚至对俄罗斯官方媒体账号实施了封禁。与此同时,俄乌冲突相关信息的全球范围内扩散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走低,又让单边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带领下蔓延开来,而这一趋势在新闻传播领域的体现则集中在美国围绕“俄乌冲突”事件所进行的新闻生产中。

一、“信息”还是“故事”:平台化趋势下国际传播的模式选择

纵览当前国际传播场域,传统媒体、社交媒体、自媒体等多种传播主体于其间均发挥着自身作用,塑造了空前复杂的国际传播景观。传统媒体视域下的国际传播研究范式由来已久,而现如今在互联网和物联网的支撑下,世界几乎已经步入了范·迪克等学者所言的平台化社会,智能媒体时代的揭幕和社交媒体的跨区域传播能力几乎已完全将“国际传播”的基础结构颠覆。数字信息技术的赋能使得信息传播得以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界限,信息的“无远弗届”成为现实。过去几十年间,国际传播中的信息流量涉及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域。信息流量本身之所以能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根本原因在于国际流量的大小、信息流动之内涵和流动方向都已切实影响到每个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和国际形象。各国都心照不宣地默认,不论是通过国际舆论还是内容导向等方式,都要争夺到国际信息控制权,这种斗争也引发了不少论战。

国际传播是发生在具有不同背景的两个或更多国家之间的,依托大众媒介进行的传播[1]。学界就当下国际传播研究的理论创新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姜飞[2]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表述立论,指出国际传播变“局”历史性的三大导向线索是利益、边界和秩序,认为当前的核心焦点是秩序推动、秩序导向的变局趋势。史安斌等[3]则从方法论层面试图突破单纯的“民族国家”这一概念及其所设定的地理疆界。段鹏等[4]从国家身份建构的话语调适、话语应对模式的重建、全球信息价值观的重塑三个方面提出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维度转向,并从理念路径、技术路径、文化路径等方面描摹出一番国际传播话语体系的实践重构图景。

美国学者迈克尔·舒德森在《发掘新闻: 美国报业的社会史》(DiscoveringtheNews:ASocialHistoryofAmericanNewspaper)一书中提出了新闻传播中的“信息模式”和理论,前者指代注重传达“不证自明”的信息的新闻报道,后者指代注重欣赏性、消费价值和娱乐性的新闻报道[5]。在这两种模式中,“故事模式”相对于“信息模式”更致力于通过“筛选”“修饰”事实来指引并影响社会大众的生活。具体来看,舒德森认为以“信息模式”为框架的新闻报道风格偏向于中立、冷静、保守,报道内容多为政治、财经类新闻,报道目的主要是准确地记录和呈现事实,相反以“故事模式”为框架的新闻报道风格偏向于煽情和宣扬,报道内容多为休闲娱乐、地方事件等,其报道目的更偏向于娱乐和消遣。在瓦尔特·本雅明看来,“信息”是具有“立地可验”鲜明特征的资本主义产物,其“不证自明”的交流目标也使得“信息”与“故事”有较大区别。艾尔文·古尔德纳更是将新闻报道通称为一种去语境化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舒德森提出“信息/故事”模式理论是基于对19世纪90年代前后美国现代新闻业发端中《纽约时报》《世界报》等报刊的探索,如果将这一理论视角置于当下可以发现,媒介形态的迭代衍生、国际传播主体的复杂多元等变化均使得这一理论需要在新传播语境下重新解读发展。互联网使国际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其中多元主体的传播效能得到了无限放大,国际传播也便因此不再局限于政府单一主体的模式和样态。布利·麦克尤恩在其虚拟世界主义理论中指出,当前在国际传播实践中“个体越来越多地使用计算机或社交媒体作为传播中介”,“媒介化的社会空间使个体观点得以在更大范围内跨越国界进行传播”[6]。单以俄乌冲突发生后的中国舆论场为例,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12月10日—2022年3月29日,“俄乌冲突”事件在新浪微博平台、抖音短视频平台以及百度全网的相关信息传播总量约10 936万条,分别在2022年2月23日(193.8万条)、2月25日(415.8万条)、2月28日(878.1万条)、3月6日(657.1万条)、3月12日(430.0万条)、3月17日(390.7万条)、3月28日(486.0万条)等多个时间节点达到舆论高峰,由此可见,平台化、媒介化的社会空间已然成为国际事件舆论发酵的重要场域。

据葛兰西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众认同其文化领袖创造的历史记忆和公共机构的价值观,从而自发地建立起国家的政治意识[7],其社会便也因此而能够保持相对稳定。可见,一系列能够被民众相信并坚持的特定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是政治实体存在的基础条件之一。就当代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而言,这种“特定的文化价值或意识形态”就是所谓的“自由”与“民主”。对这两个价值的追求,事实上是近年来西方社会种种社会思潮的底色,包括女权主义思潮、“Black Lives Matter”等均是如此。

可以说,对这种理念的追求已经是西方一些民族国家的“立身之本”。 基于此,西方国家创造出了诸多舆论场中的二元对立概念,如“独裁与民主”“专制与自由”等,这些概念的创立无疑为其凝聚人心、转移内部矛盾并攻击其他国家提供了有力的帮助。同样在国际传播舆论场中,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也往往以对立的意识形态观念为底色,制造并煽动民众情绪。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此次从2021年开始反复拉锯又不断升级的冲突在世界局势、外交、经济以及能源供应等方面均造成了巨大的影响,国际舆论场俨然成为俄乌冲突的一个新战场,Facebook、Twitter、Instagram等社交媒体中相关话题热度持续上升,YouTube等视频网站中相关视频数量也呈几何式增长。国际舆论场中,不同身份的传播主体纷纷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立场,并在不同意识形态的影响下呈现出俄乌冲突议题的撕裂、站队等特点。总体而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俄乌冲突事件中借助平台化新闻生产之便,以信息模式为外部载体,并通过多方叙事主体建构了具有故事型特征的国际舆论场。

二、“故事模式”下美式俄乌冲突舆论场建构特征

需要注意的是,舒德森提出的“信息模式”和“故事模式”仅仅是“事后诸葛亮”式的理想类型,在新闻报道的具体实践中恐怕难以有具体而严格的划定,每家媒体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定位和资源选取处于信息与故事之间的灰色地带[8]。然而在俄乌冲突事件下的新闻生产中,美国对于舆论场的打造以及媒介内容的传递则带有“故事模式”的特征,如图1所示。

图1 美国于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建构的国际舆论场及报道框架

(一)媒体故事预热:提前释放战争信号并激化国际矛盾

2021年底,俄乌边境摩擦冲突不断,紧张局势也不断升温。趁此敏感时期,美国新闻媒体率先对俄乌局势进行“预测”,得出“俄罗斯即将入侵乌克兰”的“结论”,更放出诸多带有“实锤”标签的证据,塑造“俄罗斯调动军队,企图在乌东部地区制造事端,寻找开战借口”的故事模式。自此,俄乌冲突持续升级,“俄罗斯阴谋”散布开来。随即美国总统拜登喊话普京称,如果入侵乌克兰,俄罗斯将付出“惨重代价”,并将面临“毁灭性的经济后果”。自此,在战争还尚未发生之时,俄罗斯就被西方媒体称为“入侵者”,而美国则成为“捍卫正义”的一方。2021年11月1日,美国《政治报》网站发表多张卫星图片称,俄罗斯在俄乌边境地区部署兵力。12月8日,美国《星条旗报》网站报道,五角大楼首席发言人宣布,为应对俄罗斯军队的集结,美国预计向乌克兰运送小型武器和弹药。2022年2月2日,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向欧洲增派部队,以应对乌克兰危机。与美国频繁增兵、运送军火、做好战争准备相比,2021年12月10日—2022年1月26日,俄罗斯一直尝试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开展对话,以求解决关于北约进一步东扩的问题。与此同时,美国新闻媒体发布“俄罗斯可能故意摧毁核电站”的新闻,间接指责俄罗斯支持黑客恐吓乌克兰“等待最坏结果”。随后俄乌之间的矛盾上升至顶峰。

(二)形成故事导向:叙述乌克兰悲惨境况以分化舆论派别

俄乌冲突正式爆发之后,美国媒体对“战争场面”进行了多次报道,其中包括对之前战争中的图片和视频加以改造,描绘了在俄罗斯的攻击下,乌克兰人民的悲壮与绝望,引发国际社会的同情。例如,乌东地区的亲俄人士戈尔洛夫卡市市长Ivan Prikhodko在2022年2月21日下午拍摄并发布在社交平台上的男子泪流满面送别妻女的视频,其实为俄乌冲突开始前,戈尔洛夫卡市将妇女、儿童、老人等送往俄罗斯安全地区,男子留下拿起武器对抗乌克兰军队的场景。这一有利于俄罗斯的视频在2月25日则被说成是为了对抗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流泪与妻女告别,在西方网络的播放量高达近700万次,引发了一系列对俄罗斯的声讨。此外,Twitter账号“@Caucasuswar”于2月25日发布的影片显示,面对俄罗斯要求投降的喊话,驻守在蛇岛的13名乌克兰守军在怒骂俄军后壮烈牺牲。视频一发出便引发了国际社会对乌克兰悲壮军人的同情,更加强了对俄罗斯“入侵行为”的谴责。然而,2月26日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却发文称,13名守军还存活,可能被俄方带去克里米亚。尽管这些图片、视频存在一些剪辑、修改的痕迹,且真实的来源并不难追查,但在碎片化和后真相的环境中,谣言与假新闻的传播速度远远快于辟谣的速度,网民的情绪也极容易被煽动。美国媒体则利用辟谣难,情绪第一、真相第二的特点在国际舆论场中讲述了“乌克兰是悲壮的被侵略者、俄罗斯是十恶不赦的侵略者”的新闻故事。

(三)垄断故事渠道:利用自身平台优势阻塞他国发声渠道

在此次俄乌冲突的舆论战中,各大西方主流社交媒体成为主战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俄罗斯官方媒体被重重围剿,海外发声困难。2022年2月27日,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表示,欧盟决定扩大对俄的制裁领域,其中包括采取管制措施,禁止“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的新闻信息产品在欧盟落地和传播。3月1日,谷歌宣布旗下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将禁止“今日俄罗斯”和“卫星通讯社”等俄罗斯主流媒体面向欧洲发布信息,且这一措施在整个欧洲“即刻生效”。除了限制发声以外,YouTube还限制俄罗斯国家媒体在其平台上投放广告。Netflix、苹果、微软在宣布制裁俄罗斯后,不再展示俄罗斯主流媒体的信息,也在其应用商店中下架了俄罗斯的相关频道和应用程序。此外,美国还组织黑客对俄罗斯关键的信息基础设施展开攻击,使俄罗斯政府和媒体无法正常发布消息,以真正实现“禁言”的目的。第二,公开宣布允许死亡诅咒和网络暴力。2022年3月10日,社交媒体平台Facebook宣布放宽原有的反仇恨言论规定,允许网民公开对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以及俄罗斯和白俄罗斯的领导人发起死亡诅咒,同时其他暴力言论也被允许。第三,“挺俄声音”被镇压,营造舆论“一边倒”的态势。除了“禁言”俄罗斯主流媒体之外,美国社交平台对持不同意见的“挺俄声音”进行占压,封管冻结了大量账号,也对中国、俄罗斯内部的“反俄”声音进行大量报道,以突出中国和俄罗斯的言论管制。与之相对的是,美国政府借助舆论意见领袖,运用公权力向民众散布所谓“真实、可靠、经审查”的信息,以实现对舆论的操控。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2022年3月10日30名在TikTok、YouTube、Twitter等社交媒体上活跃的“头部网红”和“网络大V”通过视频会议接收来自白宫的“最高指示”,要求“正确”介绍俄乌局势和美国、北约的对俄政策。

(四)设置故事议程:以民主人权框架攻击中国以强化美国正义形象

继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在西方社交媒体上进行大肆宣扬报道后,美国新闻媒体主动设置相关的舆论议程,打出“against Putin”的标签以发动西方的反俄势力对俄罗斯采取攻击和抵制,针对后续俄方发布的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疑云,也直接被打上“虚假信息”标签,并称“缺乏证据”。与此同时,面对中方的中立立场,美国媒体以中俄关系的坚固指责中国的“伪中立”态度,更宣称为实现政治目的,中国的外交官在进行“扭曲的辩解”。但在宣称中俄合作紧密的同时,大量西方媒体和杂志也发布文章对中俄关系进行挑拨。2022年3月19日,中美元首针对俄乌局势展开视频对话后,美国媒体更称美国总统拜登十分关注在乌克兰发生的人道主义危机,并对乌克兰人民表示同情,塑造了自己“反人道主义危机”“反侵略者”的形象。

(五)强化故事力度:依靠西方媒体阵营形成压倒性国际舆论

在此次俄乌冲突中,美国媒体不断在社交平台与国际社会上营造俄罗斯“入侵者”的形象,以强大的军事实力逼迫其他国家在美俄中间站队,营造俄罗斯被全世界讨伐的舆论态势。在俄乌冲突开始之前,美国就率先威胁对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实施制裁,并动员西方国家一同反对俄罗斯。2022年2月17日,英国外交、联邦和发展办公室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照片称,外交部大楼亮起乌克兰国旗的颜色,以“声援”乌克兰人民。2月23日晚,德国柏林勃兰登堡门和法国巴黎市政厅也点亮了乌克兰国旗的颜色。在冲突正式爆发之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也晒出当地建筑物“批上乌克兰国旗”的照片。在3月2日召开的紧急特别联合国大会会场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在席位上粘贴乌克兰国旗,打出“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标语。此外,美国的社交媒体对加拿大、德国等地,甚至俄罗斯境内开展的“反俄”游行活动进行大肆报道。面对制裁带来的能源危机,德国政客甚至呼吁人们冬天室内穿毛衣以抵制俄能源。面对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的中立态度,美国宣称中国的中立实则是“伪中立”,并就在北京冬奥会开幕之前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的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大做文章。

(六)延伸故事功能:以对立式二元思维强迫他国表明立场

2022年2月24日,美国白宫发言人普萨基表示,对中国来说,现在是时候在乌克兰局势的背景下选择“站在历史的哪一边”了。美国试图强行让中国在“亲俄”与“反俄”的二元对立立场中选择一方。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一向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一向站在和平、正义一边。这一回答使美国蓄意将中国置于不利处境的目的以失败告终。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甚至表示,中国需要为俄乌冲突的爆发“承担部分责任”。美国《纽约时报》多次报道宣称“中国纵容俄罗斯动武”“中俄想联手推翻世界秩序”,还有匿名美国官员3月13日称,中国可能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援助。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也曾针对俄乌局势报道称,中国的立场是“伪中立”,实则是亲俄,中国在俄乌冲突中将收获好处。对于同样在俄乌冲突中采取中立立场的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西方不断向其施压,美国总统拜登点名指责印度立场“不可靠”。可见,在俄乌冲突中,美国在舆论战中始终具有“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拒绝和西方保持一致即为“反美”“支持俄罗斯”的简单思维,让这场冲突在舆论场上陷入更为分裂、激进的分歧之中。

三、俄乌舆论事件对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启示

(一)谨防外媒“故事模式”框架下的舆论煽动作用

美国主流媒体在俄乌冲突舆论战中多次利用标签化的新闻标题“妖魔化”中国。从此前的“新疆种族灭绝”,到俄乌冲突指责“中国纵容俄罗斯”并借机扰乱台海局势,试图以道德舆论压制中国,让中国处于非正义的一方。面对美国等西方国家新闻媒体的恶意造谣,中国官方应第一时间正面回应,以翔实的数据和事实攻破谣言,坚定中国在俄乌冲突中一以贯之的外交立场。“美国针对中国的‘舆论战’项目,被爆数据严重失实”便是正面应对美国舆论战的典型案例。据《环球时报》报道,一个名为“湄公河大坝监测(MDM)”的美国项目因多次发布数据指责“中国大坝造成东南亚地区国家缺水”受到关注。但事实表明,该项目发布的数据与实际情况相去甚远。澜沧江—湄公河并没有出现所谓的“水冲突”,相反各方以水为纽带不断深化互信合作。由此可见,在澄清涉华谣言过程中,需要融合更多专业性强的多元信息,以理性专业分析使谣言不攻自破。

同时,官方媒体应主动引导国内网友保持冷静头脑,在微博平台日益国际化的当下,国内舆论场极易被境外反华势力利用。日前甚嚣尘上的“大翻译”运动,实则是各路境外势力在网络空间发起的对华“认知战”,截取中文社交媒体上的个别极端言论,添油加醋进行翻译,向外国网友传递带有明显敌视意味的诱导性信息,在境外舆论场污名化中国。一方面,平台要加强内容监管,封禁违法违规账号,保持网络空间清朗;另一方面,主流媒体应提醒广大网友,保持理性,避免被煽动性言论“带节奏”。

(二)强化网络基建,形成多元传播主体宣传合力

在乌克兰危机背景下,俄罗斯和乌克兰遭到多起网络攻击,目标集中在政务、金融、电信等基础设施范围。2022年3月11日,国家互联网应急中心发文称,中国互联网从2022年2月下旬以来持续遭受境外网络攻击,进而实现对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的网络攻击。据新华社消息,经分析这些对中国互联网发起攻击的网络地址主要来自美国,87%的攻击目标是俄罗斯,也有少量地址来自德国、荷兰等国家。一方面,网络攻击在现代冲突中能发挥事前威慑、信息获取、信息分析等辅助作用,影响双方的战略部署与决策;另一方面,攻击发起方尝试引导舆论,占领舆论优势,借此获取国际人道主义的帮助。因此,加强中国的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有效抵御境外网络攻击,对于维护国内网络空间清朗,保证中国在国际舆论战中的有利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分析俄乌冲突中的外媒观点可以发现,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并非秉持一致的舆论倾向,其中不乏声讨或反对美国的声音。美国白宫曾于2022年2月24日宣称美国准备接收乌克兰难民,并且政府还准备协助乌克兰周边的欧洲国家处理更多的难民流入问题。但3月17日英国《每日邮报》报道,自本次俄乌冲突爆发以来,美国只接收了7名乌克兰难民,同时美国政府尚未确认有多少乌克兰难民申请或获得了庇护。当前,Facebook、Twitter、YouTube等西方社交媒体组成了国际社交平台矩阵,在国际舆论中具有较强的影响力。此次舆论战中,俄罗斯媒体纷纷被美欧禁止落地,俄罗斯官方账号被这些西方社交平台公开限流,俄方发布的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疑云被直接打上“虚假信息”标签。

面对西方不断扩大的“舆论保护主义”,一方面,中国可以积极争取国外知名媒体人、政客的言论支持,例如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刊文指出,美国关于北约扩张的决策给乌克兰危机这场冲突大火“添了一块巨大的木头”;另一方面,要积极整合外交官、机构媒体、自媒体、海外华人华侨在国际社交平台中的影响力,加强外宣合力,让中国的外交立场和真实的声音被国际社会听到。

(三)打破西方媒体既定故事框架,主动参与国际舆论议题设置

乌克兰危机不断恶化,美国从危机前期渲染俄罗斯的挑衅行为,到冲突爆发后给俄罗斯贴上“入侵者”的标签,甚至把中国也视为其“同谋”,而将自身塑造为“和平卫士”角色,以道德压制争取国际人道主义支持,试图让俄罗斯和中国陷入“失道寡助”的境地。熟悉的“民主人权”框架再度被美国使用在俄乌冲突的舆论战中。面对美国在乌克兰危机中挑起的“民主对抗权威”的舆论战,中国应主动参与国际舆论的议程设置,打破美西方媒体宣扬的“中国威胁论”“权威政治”“人权问题”等议题,坚持事实澄清与价值引导并重,积极回应与议程设置同步。尤其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防控期间,全球产业链的断裂和民粹主义的盛行,加速了西方国家去全球化的进程,加重了社交媒体网民中的不确定心理,西方追逐信息霸权的途径更为全面和张扬。在国际社会中,声量较弱的一方应利用新信息传播技术与强势国家展开对话和抗争,将不同国家的国民组织起来,共同面对诸如环境保护、反对核武器等人类议题,倡导形成主体间对话、协商的多元化话语体系。

(四)根源上触碰“故事模式”观念导向问题,正面塑造中国形象

俄乌冲突升级伊始,美国就曾向中国发出警告,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则制裁中国;俄罗斯发动军事行动后,西方媒体给中国贴上“伪和平”“同谋”的标签,将俄乌冲突爆发的责任施加于中国,将“种族灭绝”“侵犯人权”的标签强加于中国。美国等国家媒体的国际传播矩阵掌握着叙事主导权,使其霸权传播行为在国际社会中畅行无阻。

纵览此次俄乌冲突舆论战,中国媒体的国际传播能力仍显弱势,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仍有增无减。因此,应充分认识国际舆情的复杂形势,重视中国的“正名”问题,建立应对重大公共事件对外传播协调机制。一方面,整合事实、数据,借助国际组织与国际论坛的权威主张以及国外公正的舆论,及时反驳西方媒体的恶意揣测和污蔑;另一方面,采取分众化、差异化传播策略,根据不同国家受众的接受习惯,有效传播中国声音,同时搭建和拓展讲好中国故事的渠道和平台,寻找与国际受众的情感契合点,讲好中国践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改变国际社会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形象认知仍任重道远,提升中国国际话语权和国家形象需要长期的、多领域的持续发力。

四、余论

从俄乌冲突引发的国际舆论变动及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故事模式”新闻生产影响国际舆论局势的案例来看,国际舆论场中的新闻不仅是载于媒介之上的信息流,更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历史的书写范畴和不同主体间的情绪对抗缘由。新闻生产者生产与建构新闻文本,描述了一幅关于外在世界的图景,其间包含了新闻生产者对世界的认知与价值判断[9]。新闻生产者能够通过煽动情绪、编排故事、设置议程来固化群体对于事件的理解,形成特定历史阶段下的舆论产物,并影响事件的发展方向。正如舒德森在探讨《纽约时报》新闻生产时指出的,“故事模式”下媒体对新闻事实的追求总夹带着一定程度的煽情主义:俄乌冲突爆发以前,美方释放战争信号,激化矛盾冲突,预热舆论情绪;冲突爆发以来,美方则通过制造假新闻混淆视听,并突出乌克兰在冲突爆发后的悲惨境况,引发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谴责。与此同时,在社交平台中美国也对俄罗斯主流媒体实行“禁言”,放宽反仇恨言论规定,并团结西方阵营,形成西方媒体的压倒性舆论。在舆论方向引导中,美国也主动设置“故事模式”框架以民主人权框架借势攻击中国,挑拨中俄关系,强化美国正义形象。

反躬自省,中国在国际传播舆论场中时时陷入基于上述二元对立价值观的论争中。这种论争恰是由美英等西方国家利用其国际传播优势而设置的“故事模式”新闻议程所引发的。受益于技术和资本方面的先发优势,西方国家早在19世纪后期即开始着力布局其国际传播体系。这种先发优势经过多年巩固之后,形成了作为后进者的中国在国际传播领域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中国在国力相对有限、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发展的时代,在意识形态领域暂时采用了“不争论”的策略[10],并以此换取了在国际话语舆论场中相对风平浪静的一段时间。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中国被冠以一个“挑战者”或西方国家眼中所谓“欲称霸全球”的国家形象,而逐渐成为西方媒体的“眼中钉”,诸如“中国威胁论”“新殖民主义论”等被有针对性地建构出来的妖魔化抹黑话语不断被西方媒体运用到国际传播中以攻击中国,如何解决“挨骂”问题也应成为中国国际传播事业的重要问题之一。

新的世界媒体格局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改变传媒业以往落后状况并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现代传播技术为传媒市场的扩展提供了物质手段[11]。在官方主流媒体长期占据中国国际传播主导位置的情况下,偏向“信息模式”的传播内容占据主流,其天然的严肃性迫使更具亲和力和可理解性的“故事模式”报道让位,客观上阻碍了国外民众对“真实中国”的认知,使西方媒体造谣抹黑中国之话语有了生存空间。同时,长期曝光在偏生硬的官方话语下的西方民众容易本能地对其进行“对抗性解读”,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塑造。此外,就国际传播主体而言,中国基于一直以来的“对外宣传”观念,在国际传播实践中较多地使用以国家为主体、从国家视角出发的宏大叙事话语体系,而自下而上、视角更偏微观的话语则显缺位。这一传播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国际受众建立对中国故事的感性认知,中国的国家形象也因而略欠亲和力。因此,当下中国国际传播事业亟须争取国外知名媒体人、政客的言论支持,利用外交官、机构媒体、自媒体、海外华侨华人的影响力,加强外宣合力。同时也应注意,随着媒介技术移动化、数字化、智能化趋势不断加深,智能媒体时代已然到来。每一种新媒介技术都将随着应用发展程度的加深而与社会制度深刻交织,其内在技术逻辑也将透过社会结构得以显现[12]。因此,未来中国国际传播工作应当在根源上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建设,抵御境外网络攻击,跳出西方媒体设定的二元对立框架,主动参与国际舆论的议题设置,呈现多元和真实的中国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