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时代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转型的内生逻辑、现实条件与实践路径

贾文山,樊 丽

1.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 山东 威海 264209

2.查普曼大学 传播学院, 美国 加利福尼亚州 CA92866

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化浪潮此起彼伏。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正在强力推进世界新秩序的建设和构筑人类文明新形态。这就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国际传播格局的重构与人类文明和文化交流对话机制的确立。打破原有传统人文社会学科的发展壁垒,实现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目的在于解决人类思想价值和精神领域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处在技术变革和思想激荡中的人文社会科学显学——新闻传播学,其发展也正面临着新的转型契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1]。由此,“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历史长河中看待文化推动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功能,在时代大潮中把握文化引领社会变革的重要作用,在人的全面发展中发挥文化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价值”[2]。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包括中华文明的复兴,这给当下包括新闻传播学在内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在文化层面上的新要求。中国新闻传播学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实践相结合理应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和教育界的学术自觉。因此,以文化为核心研究内容,以新时代文化传播学(以下简称“新文化传播学”)为主导的新型学科范式理应率先推动目前以新闻为核心研究内容、以中国新闻传播学为主导的新闻传播学学科范式的转型。据此,本文勾勒出构建新文化传播学的理论范式轮廓与实践路径,强调坚持中华文明的主体性,以研究如何有效传播与创新中华文明为己任,从而确立文化在传播学学科发展中的统领位置,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助力文化强国目标的实现。

一、新文化传播学的内涵与特征

新文化传播学以文化与传播二者的共生共融关系理论为基本认知框架,以解决人类交流沟通问题为出发点和目的,围绕“文化中国”[3]129概念,挖掘其基础性、宏观性、综合性和融合性内涵特征,通过激活强大传播动能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关系亲密无间化、动态化、互动化,突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1)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23-08-31)[2023-09-02].http:www.qstheory.cn/dukan/qs/2023-08/31/c_1129834700.htm.。为了完成“第二个结合”,迫切需要中国新闻传播学历史使命战略大转移和学科的大转型,呼唤一门新型学科的诞生和发展。新文化传播学是由既具中国属性又具普适性的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构成的。新文化传播学应“第二个结合”之运而生,以推动“第二个结合”为己任,在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扩散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中发挥先锋作用。不管通过融通中外,贯通古今,对内实现文化的凝聚力,对外彰显文化的传播力影响力,还是打造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外的文化成果,都离不开新文化传播学的学科建设。新文化传播学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于2023年6月2日《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和以推动实施文化传承与发展目标为其研究使命。在此过程中,新文化传播学必将经受锤炼和洗礼,有效推动中国新闻传播学科划时代的转型和发展,最终成长为一棵人文社会科学之林中的参天大树。

(一)文化与传播二者的相生相融关系

在中国古代典籍中,“文”与“化”各有其不同的含义,在不断演化中形成了如今的“文化”一词,而在这个过程中“文化”与传播的关系也在不断展现。《易经》中记载的“文”原义是指各色交错的纹理,而“化”指的是事物动态的变化过程。汉代时期的“文化”观已有了文治和教化的含义,即通过“文化传播”实现社会秩序的建立。文化在形成发展中也是不断传承、交流、融合、创新的过程,由此也形成了文化的“涵化”。“涵化”里的“涵”字包括接触(遭遇或碰撞)、拿来/引进、学习、接纳、包容、忍耐、消化和吸收等,而“化”字包括演化、变化(或异化)和转化,甚至杂糅或创新等,涵化的过程就是前述多种活动的合力过程[4]。传播也是人类生存发展息息相关的行为方式,而“传”的本质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活动,这其中蕴含着丰富而复杂的社会文化因素。一方面,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传播;另一方面,传播活动无时无刻不受到所处的文化环境的影响。文化与传播,相辅相成,无法分离。

由此,解读文化与传播的关系可以将“文化”作为动词来理解。“文化”本身即为人类的行为和活动,亦即“文化传播”,以“文”感化人,以“文”变化物,以“文”演化事[5]。文化是在身体、自然、宇宙的互动中生成与发展的。回溯中华文明的发展史,对中国古代哲人思想进行挖掘让我们发现文化与传播深层的关系内涵。孔子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自觉地进行文化传承,对尧舜以来夏商周三代的思想文化进行系统整理,通过设坛讲学来进行思想传播,并且广收门徒,使得文化观念世代传袭。这对中国文化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由此可见,文化与传播之间的关系是不可割裂和对立的,文化与传播是互动形成和互为一体的。人类与外在的世界互动产生相应的认知与行为。而人类认知的形成过程也就是文化传播的过程,特别是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个体会对所接触到的信息进行选择、理解和应对。而选择的出发点就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这些内化在个体头脑中的思想、意识和观念会成为人们社会化生存模式。因此,文化与传播的同一性显而易见。

(二)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学研究局限

早在1986年,居延安[6]就提出“文化传播学”的概念,不过当时只是被视为传播学发展的分支而存在,这不免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当时提出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假设在于立足传播学的视角,使用其原理与方法分析文化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的传播问题,以此给文化研究提供新的方法论。回溯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界,正值西方传播理论引入时期,基于社会信息传递与社会信息系统运行研究的传播学为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传播结构与社会文化发展模式结合的研究开始出现。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学者指出,“中国文化连亘绵延几千年,它的遗产令国外的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们惊羡不已,提出这门新的交叉边缘学科的理论假设是我们可以用传播学的视野、原理和方法来重新审视文化的本质和定义问题、文化载体问题、文化意义问题以及大众传播和大众文化问题等等”[6]。但是,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的“文化传播学”只是“给我们的历史学家和文化史学家增加一些思考或操作的范畴而已”[6]。1995年戴元光[7]提出,文化传播学是文化学和传播学的杂交品种,它的最大特点是学科的交叉性。传播学理论是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基础。文化传播学的任务不仅仅是洞察人的文化行为,还在于研究他们如何传播和分享这些文化。

文化传播学在提出之初就涉及其与新闻传播学之间关系的讨论,并且形成了较为一致的观点,认为文化传播学作为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在快速发展的社会进程中,现代传媒与社会文化实际上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融合的状态,尤其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冲突之中,促使人们愈加关注文化传播问题。西方学者站在文化人类学的角度,创建了关注不同民族文化如何生成的文化传播学派。而当今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传播,与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方式、传播渠道和受众紧密相关,同时传播内容又受到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因素的制约。因此,中国文化传播学研究应该建立在传播学基础上。换言之,文化传播学这门年轻的学科,应该是一个立足于传播学的分支学科,一旦离开传播学,文化传播研究将失去方向[8]。基于上述理论框架,文化传播学的研究重点也被限定在媒介文化和中长期传播效果两个层面[9]。

综观上述研究可见,早期文化传播学的提出是作为传播学的分支而存在的。前述学者的观点有一定的理论参考价值,但是基于文化与传播的深层关系,结合新闻传播学发展走向以及当下文化发展趋势来看,有必要对传统文化传播学的属性特征进行重新定位。

(三)新文化传播学的属性特征

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传播学,仅仅作为新闻传播学的一个分支而存在。新文化传播学虽然仍然存在于新闻传播学这一级学科的框架内,但是由于新闻传播学面临转型的必然需求,新文化传播学在新闻传播学科中的地位与作用应当突显出来,担负起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发展的重任。

新闻传播学一直以来以新闻和媒介作为研究重点,长期忽视文化在学科发展中的重要价值,使新闻传播学陷入一系列学科交叉融合发展中的困境。目前,中国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较为单一。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下设新闻学、传播学、广告学、广播电视学、网络与新媒体等专业,在专业设置上条块切割十分明显,边界感过强。这就使得处在融合发展趋势下的各个专业之间反而形成人为的区隔。如今信息社会的发展,全球化语境的变迁,以及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发展都带来研究边界的不断突破和融合。新闻传播学在今天与更多的学科和实践相关联,交叉特质可以融合多学科的研究成果。这种融合的特性更与当下的文化、媒介和技术环境相适宜。它一方面融合人文社会科学,另一方面还可以更好地融合理工等技术科学,使得学科的发展更具有时代活力和广阔前景。特别是在新的社会和传播发展形势之下,新闻传播学和国际政治与关系、国际经济与产业、技术、文学艺术等领域不断交叉融合,由此形成国际传播学、文化产业学、全球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等。但是,一直以来这些学科与新闻传播学科存在边界不清、主体不明的问题。这就需要跨学科研究,将人文、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相互关联,以此来重构新闻传播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因此,从文化与传播的深层关系来看,新文化传播学不是取代新闻传播学,而是强调文化传播的重要性和新闻传播学的文化属性,强调新文化传播学的统领作用,将新闻传播学、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学、全球传播学等进行融合,由此笔者提出“荷花型”关系,不同学科正如荷花的花瓣,相互叠生,共有根脉,而新文化传播学正是不同学科相互交融后成长出来的“果实”,如图1所示。

新文化传播学综合人文社会科学多种学科,具有跨学科和超学科属性。新文化传播学不等同于跨文化传播学。两者有重叠和关联,但又有相当大的区分。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成员之间的文化交流过程,在这其中有文化的冲突与碰撞、有文化的包容与融合,强调的是不同文化的意义阐释与理解,文化冲突的解决途径等;而新文化传播学并不是将原有学科进行交叉整合的结果,而是融合多学科,成为其他学科形成与发展的基础。

新文化传播学强调学科的宏观性和综合性,文学、语言、诗歌等都属于文化传播研究的范畴,但是又不能仅限于此。新文化传播学要让作为个体的公民意识到需要了解和习得文化的哪些内容,才能具有基本的文化水平和素养,才能得以成人。文化的核心在于促成一个组织或社会锻造出其独特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行为模式,而人认知社会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地形成相应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行为模式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也就形成了对于自身文化的认知,在学校教育和媒介强化中,文化认同感也就建立起来,最终形成对中华文化的自觉。因此,本文提出的新文化传播学就是要立足自身文化特质,形成明确的文化认知和深刻的文化认同,最终在文化自觉中以知行合一的方式实现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复兴。

新文化传播学具有交叉融合的特征。无论文化还是传播的发展都与很多学科形成了交叉,如社会学、心理学、信息科学等。这些跨学科融合发展的理念也正好印证了新时代文化传播学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特征,而这也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新趋势——新文科的发展相吻合。新文科强调的正是多学科的深度融合,特别是突破人文社会科学原有的边界,推动跨学科跨领域的合作,以此实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促进国家发展所需要的思想创新和文化繁荣。

新文化传播学指向的核心在于有力促进人类交流沟通。因此,文化传播学强调回归“以人为本”。文化传播的核心在于人如何成人(仁)。人的交流与沟通,无论是基于国家战略的国际传播,还是组织运行和发展所依赖的传播活动,抑或是人和人之间的无所不在的日常交流,都归结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情感和认知的相互交流与沟通。因此,新文化传播学是“人”学,是研究如何弘扬人的价值的学问,研究成果最终也服务于人的解放与发展。

二、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的内生逻辑

(一)既具有中国属性又具普适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当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研究范式和实践范式亟待转换,需要“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10]。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肩负着构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的重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在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马克思主义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和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11],这为新时代文化传播学构建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引领。作为加快和完善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具有支撑作用的学科之一的新闻传播学要实现“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的统一,关键在于“从中华文化中提炼科学成分,从中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总结规律性认识,使研究中国问题的‘地方性知识’上升为‘普遍性知识’,为人类知识谱系作出中国贡献,在世界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体系中刻上中国印记”(2)石英.打造中国特色与普遍意义兼具的学科体系[EB/OL].(2022-05-06) [2023-09-02].https://m.gmw.cn/baijia/2022-05/06/35713754.html.。

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是中国化必然经历的历史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的发展与西方理论的引入关系紧密,“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范式依然存在。这更多只是将中国新闻传播问题作为西方理论的研究对象来观照,在研究主体性和有效性上都存在着很大的问题。新闻传播学中国化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提及,“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2]这一方针充分体现中国学者的本土化发展愿景。在后来的学科发展中,本土化或中国化的议题持续被关注,但是学科发展所面临的矛盾一直未能解决。新文化传播学的构建可以为此问题提供解决方案。今天我们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立场不单纯是立足学科本土化或中国化的问题,更多是构建中国新闻传播学这一学科的自主创新理论研究体系、自主知识体系和自主教育体系,在国际事务中发出中国的声音;并且,全球化的当下,中国所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世界面临的共同议题。中国要为世界面临的难题提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贡献中国智慧。这就不能一味地用中国问题验证西方理论,更需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革命文化和中国当代文化共同形成的中国先进文化生态,观察和分析全球问题的产生与发展,为全球化发展贡献力量。这样一来,新文化传播学自然就成为具有中国属性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创新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不仅如此,历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新闻舆论工作要求,正是立足于中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深化与践行,为新文化传播学的构建提供了方法论。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讲清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13]。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5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次集体学习讲话中指出,“构建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战略传播体系,着力提高国际传播影响力、中华文化感召力、中国形象亲和力、中国话语说服力、国际舆论引导力”[10]。由此可见,在对内和对外宣传工作中,从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到提升中华文化感召力,都对已有的中国新闻传播学在新的国家战略发展形势下提出新的学科发展要求,即新闻传播学应当立足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进行理论建设、学科建设和发展创新性实践模式。

(二)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内涵的不断深化

中国新闻传播学经历了从新闻学的诞生到逐步建立再到传播学的引入直到当下面临转型的发展历程。这也正是中华民族经历从危急存亡到英勇抗争再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和参与全球治理的负责任大国的发展过程。伴随着国家与时代的发展步伐,新闻传播学科的演进脉络不断清晰、学科内涵持续深化,新闻传播学界与教育界也在不断思考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新闻传播学学科发展的历史方位与未来走向。

中国新闻学诞生于中国近代报业兴起之时,也正是中华民族危急存亡之际,被称为“研究新闻纸之各问题而求得一正当解决之学”[14]1。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确立了党的新闻宣传及舆论工作方针。1943年,陆定一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我们对于新闻学的基本观点》,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在新闻学领域里的指导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适应中国国情的一元化新闻宣传体系逐步确立[15]。1978年,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以施拉姆为代表的西方经验学派的传播学引进中国,给新闻学带来理论、方法与实践三个层面的“洗礼”“融合”与“再造”[15]。从此,中国新闻学开始进入科学化和规范化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传播研究的兴起,在新闻学基础上建立新闻传播学的构想被提出。“传统的新闻理论是从事实的角度着手研究新闻的,而新闻传播学则是从传播的角度研究新闻活动的。”[16]20世纪90年代,建设面向21世纪的新闻传播学的构想再次提出,形成了新闻传播学的理论构架。“新闻传播包括总体系统、本体系统、主体系统、客体系统、载体系统、受体系统、技巧系统、外部系统等八大版块。通过将新闻传播学与新闻学、大众传播学等相关学科进行比较分析,明确了新闻传播学的科际坐标。”[17]1997年,新闻学与传播学一起被确定为一级学科。至此,新闻传播学与国家共命运,与时代同进步,与社会同发展。由此可见,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轨迹与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进程相互交织,共存共生。

新闻传播学建立之始,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界限不甚清晰。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新闻理论研究就开始融入大量传播学经验学派的理论,显现出新闻传播学作为一个被整合学科的自身努力[18]。综合性、纵贯性地审视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发展状况,笔者发现,该学科研究队伍不断发展壮大,研究分支主要有传播学、新闻学、广播电视学、传媒经济学、广告学等,研究由术转学,从媒介与社会的关系角度来看,新闻传播学研究与其他学科的联系不断加强。但是,新闻传播学学科体系架构存在不少矛盾和逻辑上的混乱。构成新闻传播学科的新闻学和传播学,由于出自不同的社会历史脉络,性质相异:新闻学以职业规范导向为己任,传播学则是经验性学科,着重传播对于社会的影响[19]。这也正是促成新闻传播学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因。

(三)新形势下新闻传播学的整体转型

自1918年新闻学诞生至今已百年有余。但是,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闻传播学依然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例如,随着互联网技术进入中国,新媒体全方位进入新闻与传播两个学科,而实际上无论是新闻学还是传播学,在学科接纳上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学科知识和学科架构上的准备[20]。同时,新闻传播学在回应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方面,在建构完整的、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方面存在明显不足,特别是“对现实缺乏解释力的背景下,告别‘西方理论+中国经验’的研究范式,重构中国新闻传播学”[21]方面明显迟缓乏力。因此,在当前新传播技术革命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科的建设再不能是在原有框架中的修修补补,而是需要整体转型,以重新理解和思考传播、媒介及其与人和社会的关系[19]。由此看来,重思中国新闻传播学需要基于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理解与把握[22],特别需要重构学科的“时代场景和学术取向,要保持其(学术)自有理性定力,坚守文化的主体性和人本主义价值观”[23]。需要将新闻传播学的发展放置在新文科背景下,新闻传播学就应该回归“人”的本质维度,走向技术与文化的结合;不仅要在原有的与社会学、心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交叉的基础上,继续融入大数据、物联网、虚拟现实、移动互联、人机交互等新技术,还要进一步与传统的人文学科,如哲学、历史学、文学以及人类学联姻,建立一个整体互动的新闻传播学[24]。

在中国,新闻传播学以西方传播学为中心的话语体系依然根深蒂固,探讨多年的传播学本土化问题依然悬而未决,并且在新的形势下解决问题的思维与立场不单纯是立足于本土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在全球化的视野中建立具有“中国特色”和“普遍意义”的学科,以此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学科发展应当强调“人学”意识,重振人文主义[25]。因此,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在立足本土的同时要具有全球视野,而新文化传播学正是契合新闻传播学转型发展的需要,以此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桎梏,立足中国实践进行学科理论范式的重建,解决学科自身问题,并且对中国乃至全球的共同问题提供基于文化传播视角的解决方案。例如,华夏传播研究立足建立中国传播学的“中华学派”,以“中华文化立场,全球传播视野”提出一系列核心观念,如华夏内向传播、共生交往、生活媒介等,并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等领域通过著书立说、办刊交流等方式深耕细作,形成一定的影响力。华夏传播主要针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传播思想进行理论溯源和现实转化,其为新闻传播学的转型提供了重要参考。与此同时,在历史与全球视野中开拓该学科的本土路径,着力点在于及时回应社会现实,不断拓宽研究领域,构建与全球传播联通的中国传播话语体系,确立学术坐标与学术地位[26]。即以国家根本利益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为考量,既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协和万邦”的“大同”“天下”思想,又继承和发扬中国革命的优良传统和国际主义理念[27]。如今,立足中国实践向全球视野的转变已成显学,并且很多学者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华传统文化思想寻求解决学科发展问题的钥匙。这对于以新文化传播学引领新闻传播学转型无疑是最强有力的支撑,而这也正是新文化传播学对于全球视野的坚守和通过文化交流互鉴而形成共识的主旨与目标所在。

以新文化传播学引领新闻传播学的转型是突出文化传播在新形势下的优势,既立足于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也致力于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同时促进优秀传统文化与中国革命文化及当代文化的融合发展,构建新型文化生态。人类文明新形态主要是在当代中国文化中培育出来的,因此,当代中国文化可以被看作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母体。以往的学科发展未能将文化传播放在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议题中,这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学术失误和集体盲区。新文化传播学属于新型文化传播学,它肩负着融合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和全球中国,复兴中华优秀文化,培植人类文明新形态,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历史使命。

三、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的现实条件

正当世界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时,中国共产党提出促进人类文明交流互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更需要传播中国智慧和中国声音,特别是需要为全球化“下半场”和跨文化传播提供中国方案。因此,胸怀全球视野,以中华文化的智慧与魅力为主构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理应成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响应时代需求的战略性选择。

(一)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是对时代需求的呼应

新闻传播学自诞生之初就与时代发展紧密相联。1918年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成立,标志着中国新闻学的起步。而此时的中国正在经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正是在社会变革之中,一批批的革命者和知识分子以救亡图存为己任,积极创办报刊,宣扬革命思想,开启民智,为中国社会所经历的历史变革播下思想的火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中国新闻学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确立了无产阶级新闻学的统领地位,在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中发挥作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新闻学发展迎来了新的时代机遇。西方传播学的引入为新闻学发展注入了深厚的理论源流与新鲜血液。特别是在20世纪90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中国社会全面进入了现代化发展阶段,中国新闻传播学作为一级学科的地位也被确立下来。在此之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举办等,都标志着中国社会向全球化发展转型,而此时的中国新闻传播学也成为国家重点发展的九大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之一,发展新闻传播学也正是适应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之路。在当今的时代变革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弘扬、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全球传播、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推进,都更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资源中汲取智慧的养分,从中国革命文化和当代文化中生发新鲜的活力。因此,新闻传播学更要呼应新的时代需求,讲好中国故事,特别是要为新型全球化和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中国方案。这就需要我们立足全球视野,以中国文化的精髓与魅力构建全球中国话语体系。

(二)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契合国家发展战略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党的二十大报告深刻揭示了文化建设规律和文化在新时代新征程中的地位作用,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了战略部署[2]。当今世界,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趋势越来越明显,文化发展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到2035年中国要由文化大国迈入世界文化强国之林。经济、军事硬实力时代正在成为过去,全球化时代文化软实力角色突显。要打造和传播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文化是其中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中传承弘扬博大精深、灿烂辉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了激昂向上的革命文化和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民族复兴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2]。在物质文明丰富的同时,需要充分满足人民群众高质量精神文化的需求,努力发展文化事业,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文化需求,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这也是中华文明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必然要求提升中华文明传播力和影响力。中华文明是汲取优秀传统文化、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结合中国具体实践生成的先进文化,在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中为世界发展提供中国价值和中国力量。需要更多人了解和理解中国文化的价值主张,共享人类文明成果。

由国家在文化层面实施的一系列重要战略举措可以看到,作为国家重点发展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应当主动配合,以推动国家战略的实施,这也是学科发展的应用性目标所在。新文化传播学引领新闻传播学转型正是为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融合西方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文化传播学自主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为文明交流与互鉴提供智力支持的重要学科支撑。在全球化语境之下,中华文明是全世界华人的文化基因所在,是构成文化共同体的重要资源。新文化传播学可以解决当下中华文化创新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机制和认同路径的问题,筑牢海外华人共有的精神家园。当今中国急需增强国际传播效能,使之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但是,已有的研究更多是在解决中华文化对外传播中如何减少和消除文化隔阂的问题,而新文化传播学是要构建完整的中国特色文化传播理论体系、知识体系,形成学科建制,构建相应的学科体系、教材体系,培养文化传播学专门人才,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稳步持续地增强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影响力,从而发挥中华文明对新形态的人类文明的培植、发展与传播作用。

(三)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是技术赋能社会发展的结果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以及新兴技术在信息运用、收集、处理、感知等领域内的广泛应用,都给新闻传播学的发展带来了重大变革和挑战。技术因素在新闻传播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而现有的新闻传播学诞生与发展在传统媒体时代,已有的众多理论也是基于传统传播实践而发展起来的。那么,新的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在理论研究上应该如何面对呢?这促使学科快速调整转型。

新兴技术的进步与变革重塑信息传播的理念与模式,加速社会和传媒领域的融合发展。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国家从对信息的传输到对文化影响力的提升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本文提出以新文化传播学引领新闻传播学转型,正是适应新的技术环境,突破传统的信息传播模式,以先进的技术赋能中华文明的传播。中华文明借助技术优势趁势而上,拓宽在全球化发展中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从而使中华文化在智能化传播中彰显世界文化多样化的重要特征。与此同时,中华文明在与先进技术的深度融合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创造与时代并进的先进文化样态。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网络直播、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应用不断发展,都可以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表达,在国际交流与沟通中发挥中华文化的智慧与能量,在国际传播格局中发出中国声音,传播中国思想。

(四)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是中国新文科发展的现实需要

2020年,教育部发布的《新文科建设宣言》指出,文科教育是培养自信心、自豪感、自主性,产生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形成国家民族文化自觉的主战场、主阵地、主渠道。新文科的发展不是对传统文科的否定与颠覆,而是传统文科的与时俱进、自我转型与自我变革,要求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的开放与交流、交叉与交融,建构新的学术共同体和研究平台,培养跨学科的复合人才[28]。与此同时,新文科体系应该建立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超越现当代西方理论话语体系和知识体系基础之上,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非西方文化的认可、融入和包容的前提下,融合包括新型科技手段在内的科学与人文研究方法所生产的新型理论话语体系和新型知识体系[29]。这对推动新型全球化和改善全球治理等尤为重要。中国的新文科建设不仅属于中国,也要惠及世界和人类未来。发展新文化传播学符合高校学科发展实际,对于推动文科教育创新发展、构建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新格局,加快培养新时代文科人才,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意义。

四、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的实践路径

(一)从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到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再到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的研究框架生成

全球化始于经济层面,势必渗透到政治和文化层面,文化全球化不是民族文化的趋同化,也不是全球文化的西方化,而是通过不同文明与文化的对话交流,共同维护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

20世纪初期,新闻学由西方引入国内,由此诞生了新闻学科。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又从西方引进了传播学,20世纪90年代形成了新闻传播学。这实际上是以新闻学为主的学科建制。引进的传播学,很多研究成果主要来自美国、日本等学者。中国新闻传播学界通过对西方传播理论的系统性译介和科学性梳理,培养了一代代的新闻传播学专业学生,也支撑了新闻传播学学科的大厦。但是,时代变化突飞猛进,如今的全球传播环境和社会文化加速变化,原有的固守西方传播理论的做法已将学科发展窄化。只有建构起包括古代、现代、全球三个层面的新型文化传播学,才能更好地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才符合全球化的发展趋势。21世纪以来中国跨文化传播学、国际传播学,以及后来发展起来的全球传播学中,都缺少中国实践的案例、中国声音和中国思想。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后以及从此所开展的文化传播实践为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自主知识创新提供了底气,创造了条件。

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基础上孕育和发展的。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讲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知行合一、天下为公等理念,以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以文化人、润物无声、求同存异的传播法则等,都与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原则是一脉相承的。这些理念是今天的中国将古代先贤智者的思想融入全球化发展的整体构想之中而提出来的,应该属于新时代文化传播学的新议题。它们也与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紧密相连,并以后者为根基。

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是以向西方理论学习开始的,但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免矫枉过正,与古代传统出现了种种断裂。由此造成中国传统文化传承与发展未能形成对于今天社会文化发展的有力滋养,在引入西方理论的过程中,难免会落入以西方为中心的窠臼,导致中国思想与中国声音尚未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异彩。当前的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主要面临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中国化、传播研究如何中国化等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引入西方和日本研究成果的同时,却未能将海外华人学者相关研究成果融入进来,这不免是一个缺憾。另外,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引入了西方的批判学派,但是却未能用批判学派去解构西方国际传播中的种种偏见问题,特别是对中国的传播偏见。这就需要中国传播学超越现代范式,推进自身学科的纵深发展。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构建与发展。

当前,不同文明间的隔阂与冲突较为突出。西方发展理念和传播理论导致的结果是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霸权主义的盛行。面对全球化的进程,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意在保护世界文化多样性,促进人类文明的交流互鉴,带动世界各国的共同发展。因此,需要具有中国属性的新时代文化传播学呼应“全球中国”的话语体系,从而在国际事务和国际传播中阐述中国理念和中国思想,促进人类的共同发展。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正担负起这一时代的责任。一方面,立足于中国形象与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促成中国主张和中国思想在世界舞台上被接受和认同。这并非是对“以中国为中心”的新的传播权力的抢夺,而是打破西强我弱的国际传播格局,掌握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相当的话语权;另一方面,着眼于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与互鉴,促进人类共同价值的发展与完善,引领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

从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到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再到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不是简单的路径替代,而是相互交织、融合演进的过程,其与媒介的迭代演进十分相似。新的媒介诞生不是取代旧的媒介,而是新旧媒介融合共生。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中对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与弘扬滋养和孕育了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的发展。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发展虽然是在对传统的摒弃中发展而来,但是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发展的进程,将人文与技术、东方与西方进一步融通,催生了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的发展,而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又回归于中国古代的历史源流与传播思想,以此来丰富和充实学科根基。这一演进与整合过程也正与新时代文化传播学在新的历史与时代潮流中的发展趋向不谋而合。新文化传播学并不是简单涵盖古代、现代和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而是相互关联,共同形成“弓型”结构。如图2所示,古代文化中国传播学和现代文化中国传播学作为弓箭的两端着力点,全球文化中国传播学融通古今中外,作为主要发力点,三者之力都汇聚于新文化传播学所处的弓箭头位置,成为时代之箭,迸发出中华文化强大力量。

图2 新文化传播学“弓型”结构关系

(二)构建新文化传播学共同体

如今,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发展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在以新文化传播学为主要推动力的转型过程中,亟待建立具有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学术共同体、学科结构和话语体系。一方面,对于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新文化传播学科中国化发展的重要方面;另一方面,新文化传播学科不仅要在新时代承担起服务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的历史责任,更应该为全球文明倡议的实施作出表率和贡献。特别是在社会媒介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形势下,新文化传播学理应并能够通过研究媒介技术变革和全球化浪潮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重大影响体现此学科所具有的重大价值与历史地位。

目前,国内高校多设有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新闻学院,更多是从事新闻学或传播学方面的教学与研究,而设立文化传播学院的高校数量不多。就笔者根据各高校官网信息进行的统计结果来看,拥有新闻传播学学术硕士和新闻与传播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的高校有232家,博士学位授权点有32家,其中设有新闻与传播学院或新闻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院、传媒学院、新闻与传媒学院、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院校有140家,占比达60.3%。与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设有文化传播学院(文化与传媒学院、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传播与国际文化学院)的只有14家,占比只有6%。其中,即使是称为文化传播学院,更多仅是高校行政划分层面的设置,缺少学院内各个专业和学科之间的契合和真正的跨学科融合。例如,同一所文化传播学院,在课程设置上文学、汉语国际教育和新闻传播学等专业尚未建立贯通性的培养方案或文化传播学通识课程体系。因此,以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可以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学科建制行政化切割式做法,促进相关学科和专业之间真正有效地融合发展。 高校在二级学院设置上需要进一步调整,以突显文化传播为核心的建制安排,一定程度上可以突显文化之于新闻传播学科的重要性,从而促进文化对新闻传播学科转型的推动作用。

当下的新闻传播学专业设置中未能体现文化传播的核心思想或内涵,更多是从媒介和技术层面出发,使传播学工具化、平台化和民族文化边缘化、虚无化,不利于学科整体的提升与发展,更不利于维护全球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新闻教育的目的不应当是狭义实用主义式地为业界培训称职雇员,而应当是培育有能力继承启蒙传统的社会和文化批评家。”[30]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传播学课程体系主要以理论、历史、实务三方面为主,立足于以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熏陶学生的课程较少,培养学生跨文化传播意识、视野与能力的课程则更少。学科建设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才培养。只有一代代文化传播学子的成长与发展才能为学科带来生生不息的力量。为了适应新的国际传播形势,融合型人才的培养与塑造十分重要,跨文化传播、国际传播、翻译、公共外交等领域在人才培养上明显地提出了学科交叉融合的需求,可以用新文化传播学来统领人才培养,实现相应的融合目标,培养出一批既有中华传统文化修养又有传播学专业素质的新时代所需要的人才。因此,以新文化传播理论与实践为核心,构建自主学科体系、自主理论与研究体系、课程体系和教材体系,从而形成自主创新的新文化传播学知识体系势在必行。

以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转型意味着必须在国内外学术界增强新文化传播学的影响力甚至推动力,通过著书立说、研究院所建设、会议交流、办刊出书等途径夯实新文化传播学的知识基础。新文化传播学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中华文化为立场,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持续不断开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提升中华文化传播力影响力。以文化的力量汇聚人才优势,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思想成果、社会主义新文化实践成果等开展系统性研究,提出核心概念,建构理论体系,厘清新文化传播学的研究主旨与要义所在,由点及面,由面到体,不断突破和创新。只要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在国内外学术领域中出版和发表,就能建立新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思想谱系,系统阐述新文化传播学思想及应用领域。以新文化传播研究为主要方向的研究基地的设立与建设,可以更好地明确学科定位和激发研究热情与活力,汇聚有识之士,致力于中华文化的全球传播。亦可以研究院所为平台,联合国内外各方力量举办专业学术会议与工作坊等,持续宣讲、推介新文化传播学,以确立新文化传播学的重要学术地位和学科地位,推动和加快新闻传播学的转型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学术领域,以新文化传播学为抓手,发出中国声音,贡献中国智慧,改变以往学术研究中对西方理论过于依赖的局面,呈现具有中国属性和中国气派的新闻传播学。在学科建设中,学术刊物可以很好地提升学科的影响力。新文化传播可以借助已形成的新闻传播学学术期刊系统进行学术思想的传播,也可以创办具有新文化传播研究特色的学术刊物,以此进一步提升新文化传播学的学术地位和学术话语权。从学术思想、专业论著、研究方法、评价标准等要素的把握中,逐步形塑新文化传播学的研究范式,夯实新文化传播学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体系,增强学术研究共同体意识,促进中华文化传播与创新,打造中华民族现代文明。通过以上一系列开拓性学术创新举措创建新文化传播学,新闻传播学就一定能够在新时代扎扎实实地走出一条转型发展之路。

五、结语

综上所述,无论是学科发展内在规律的驱使,还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以新文化传播学推动新闻传播学的转型都是新时代的战略性选择。建立和发展新文化传播学不是为了取代新闻传播学,而是中国新闻传播学领域在时代发展形势中与时俱进的转型之举。当代中华文明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共同孕育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人类不同文明间的交流互鉴成为全球化的时代主题。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多元一体,助推不同国家、民族与文明之间良性对话沟通模式的建立。新文化传播学旨在以中国思想为向导,在新型全球化和新型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以和谐沟通为目标,努力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与发展,最终实现“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