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向路

姜金豆 吴文旭

摘要：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诠释了县域城乡发展差别的产生根源，揭示了县域城乡发展的历史规律，明晰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任务，为推动中国特色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南。在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县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要点，具备强化城乡公共管理共鉴的“试验区”、促进城乡经济生活互惠的“激活器”、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前沿地”、加速城乡文化旅游相通的“交流所”和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俱荣的“共同体”五大功能定位。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政策实践中，必须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发展权益；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衔接，弥合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培育发展增收致富新型经营模式；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提升农村社会稳定性及农民生活质量；注重城乡环境资源的协调保护，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可持续支撑。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 县域城乡融合 功能定位 实践向路

* 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实践创新项目“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城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研究”（KYCX23—1555）成果。

一、引言

“郡县治，天下安”，县域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单元，在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要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畅通城乡要素流动。当前，学者普遍认为，县域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切入要点。例如，黄振华（2022）指出，县域居于工业与农业、城市与乡村、国家与社会的关键节点，具备有效推进乡村振兴的载体功能和支点作用。罗必良（2023）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以县城为载体的城乡融合发展可以有效改善居民的福利水平、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然而，由于县域内资源整合配置能力较低、城乡产业联动性较差、财政基础较为薄弱，一些学者亦表达了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前景的担忧。那么，究竟该如何认识中国式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与实践向路呢？笔者认为，当前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面临诸多困难，但实际问题越复杂、任务越艰巨，越是需要回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本源寻求科学指导。正如马克思所言：“城乡关系一改变，整个社会也跟着改变。”城乡分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产物，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城乡之间走向融合是必然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大历史视野考察城乡关系的变迁，揭示了城乡关系形成和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发展规律，并且科学地预判了城乡融合发展的趋势。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为推动中国特色县域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持与实践指南。

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对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指导意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城乡关系的重视始于对乡村权利的关注。1842年，马克思在《莱茵报》上驳斥了《科隆日报》对区和乡权利平等进行攻击的文章，认为落后的乡村应该和城市的区享有一样的权利。后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西方资本主义城乡关系进行了深入批判，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理论。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强调了城乡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协同发展关系，对推动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学说诠释了县域城乡发展差别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学说深入探究了城乡发展差别产生的根源，为揭示县域城乡发展不平衡本质提供了社会劳动分工的分析视角。马克思、恩格斯在其经典著作中指出，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在劳动资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方面的相互关系。这一观点表明，社会分工的不同阶段决定了个体在劳动资源、工具以及劳动成果方面的相互联系。随着人类社会进入第三次社会分工阶段，商品经济得到了繁荣发展，而城乡差异也随之加剧。具体而言，社会分工导致了商人阶层的崛起，越来越复杂的分工使得各行业生产的产品以商品形式进入市场进行交换。在工业领域，不变资本相对于可变资本的比例不断增加，并与可变资本的增长相结合。然而，在农业领域，耕种一定土地所需的可变资本绝对减少，只有在开垦新土地时可变资本才会增加，但这要求非农业人口的增长。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学说揭示了城乡发展差别产生的根源，即城乡在社会分工中所承担的不同职能和任务，以及由此引发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和人口流动的差异。这种差异源自社会分工的不平等性，城市集聚了大量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而农村则缺乏这些要素，从而造成了现代化进程中城乡发展的不平衡。

（二）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演化论揭示了县域城乡发展的历史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关系的演变规律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他们认为，古典时期的城市是农业和乡村生活的中心，表明城市与乡村有着密切的联系和依赖关系；而在中世纪欧洲，城乡关系进一步发展为城乡对立，乡村是主体，城市是补充和从属；与之不同的是，亚细亚古代的城市与乡村则呈现出无差别的统一，城乡关系更加集中于城市对农村的控制和剥削；近现代时期，工业化带来了乡村城市化，乡村愈发依附于城市，城市对乡村具有控制和支配作用；后工业时代，城乡关系应朝着城乡一体化和城乡融合的方向发展，城市发展要带动乡村进步，城乡之间应逐步消除差别。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城乡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实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对城乡一体化的综合思考和动态演变相互构建，即中国的城乡关系由分离、差异化和二元固化逐渐过渡到了融合发展阶段。现阶段，只有以县域为基本单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才能更有效地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演化论基于对资本主义城市及社会经济发展的深刻思考和实践观察，结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提出了城乡关系的历史动态演化三阶段规律，为理解和把握县域城鄉发展趋势提供了理论指导。

（三）马克思主义工农融合思想明晰了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任务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也将消失，从事农业和工业劳动的将是同样的一些人，而不再是两个不同的阶级。这表明，在工业社会早期，农村和城市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差异，但随着科技进步和生产方式的变革，这种差异将逐渐被消除。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将会消失，因为社会生产力和劳动方式的发展将会使人们在农业和工业领域之间无缝转换，人们将能够更加自由地选择从事农业或工业劳动，而不再受地域和社会身份的限制，即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对立、无差别对待工人和农民群体的社会秩序。在马克思主义工农融合思想的指导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核心任务是要实现工业和农业的互补发展，城市和农村的互动促进，以此推动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具体而言，“以工补农”强调发展工业经济，通过工业的发展来提升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以城带乡”意味着城市作为引领发展的核心，通过城市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等优势资源向农村辐射，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实现城乡要素的双向自由流动意味着，城市和农村之间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可以自由流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互利共赢。

三、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功能定位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农业生产和公共卫生事业本身的直接需要。”马克思主义的城乡融合实际是指城乡之间相互吸收生活方式之优点基础上的社会本身整体发展状况，是社会整体各子系统之间优势互补、协调统一的存在状态和发展态势，是社会整体协调发展的理想状态。结合吴文旭等（2022）的观点，本文从以下五个方面进行阐释。

（一）县域是强化城乡公共管理共鉴的“试验区”

随着乡村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聚，城市公共管理机构不断完善，模式更加健全，而村庄的公共秩序濒临瓦解，农民集体行动陷入困境。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道：“随着城市的出现也就需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就是需要有公共的政治機构，也就是说需要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本身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而在乡村里所看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情况：孤立和分散。”县域作为城市与农村的过渡地带，城乡联系紧密，县级政府具有较强的基层社会治理实践管理经验与能力。在城乡公共管理方面，县域作为城市与农村交汇的地方，具备较好的实践基础、创新空间和资源优势，应当被视为强化城乡公共管理共鉴的“试验区”。通过在县域范围内开展政策试点，可以更好地解决城乡公共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为全国范围内的城乡公共管理提供经验和借鉴。

（二）县域是促进城乡经济生活互惠的“激活器”

县域作为城乡联系的桥梁，在促进城乡经济发展中承担着重要角色，在资源配置中具有独特优势。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城乡关系是构成简单货币流通的一个要素……决定流通手段量的一切要素，如流通的商品量、价格、价格的涨落、同时进行的买和卖的次数、货币流通速度，都依赖于商品世界的形态变化的过程，而后者又依赖于生产方式的总的性质、人口数、城乡关系、运输工具的发展，依赖于分工的粗细、信用等等。”这表明，城乡之间的分工造成了城乡关系的异化和冲突。在这种分离的环境下，城市和乡村之间不断进行着商品和货币的交流，这进一步扩大了交换和分配的层面和范围，从而改变了交流方式和互动形式。由于县域处于“乡头城尾”的交融地带，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地理位置的优势，促进城乡之间的资源流动和互通有无。县域可以充分利用城市的先进技术、信息和市场渠道，为乡村提供技术支持和市场销售渠道，同时也可以将乡村的农产品、土特产等资源引入城市市场，实现城乡互惠。县域内还可充分利用乡村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等特色产业，从而带动乡村经济的繁荣。

（三）县域是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均等化的“前沿地”

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地理、经济等原因，城乡之间的福利水平存在着差异。城市相对较好地享受到了社会保障和福利制度的红利，而乡村地区的社会保障水平较低。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写道：“通过消除旧的分工，进行生产教育、变换工种、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以及城乡的融合，使社会全体成员的才能能得到全面的发展。”另外，他在《论住宅问题》中关切了工人的住房保障问题，强调通过工农业相结合以及人口均衡分布等途径，在城乡融合的条件下解决住宅问题。由于人员流动性强，农民工在城市工作时常面临社会保障不全面的问题，而返回乡村则面临社会保障覆盖范围有限的问题。在县域范围内实现城乡社会保障的均等化，可以为农民工提供更稳定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增加其就业稳定性和生活安全感。例如，在县域范围统筹规划和建设医疗卫生、教育文化、养老服务等基础设施，提高乡村社会保障的供给水平。通过在县域范围内探索和推广有效公平的社会保障政策，可以促进城乡福利水平的同步均衡提升。

（四）县域是加速城乡文化旅游相通的“交流所”

日益便利的交通网络使得人们可以更容易地接触到城市和乡村相异的文化生活，在与历史、文旅和生态相结合的过程中，县域展现出多样的魅力。马克思认为，要“使每个人都有充分的闲暇时间去获得历史上遗留下来的文化——科学、艺术、社交方式等等——一切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这表明，普遍发展的生产力使人们逐渐解放劳动力，从而拥有了享受闲暇生活的机会。与此同时，广泛的社交交往也成为打破隔离、促进交流的方式之一。县域作为地理空间上的一种划分单位，具有一定的地理辐射范围和人口集聚特点。在加速城乡文化旅游相通的过程中，县域拥有丰富的历史、人文和自然资源，涵盖了不同类型的文化景点、历史遗迹、传统手工艺等。这些多元化的文化资源吸引了大量的游客，促进了城乡文化之间的相互交流与融合。这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点，使得县域文化旅游更具吸引力和独特性。人们可以在县域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底蕴，也能体验到现代生活的便利与创新。通过促进县域城乡之间的文化交流与融合，可以提升文化软实力，增进人们对于历史传统的认知与体验。

（五）县域是推动城乡生态环境俱荣的“共同体”

县域作为城乡融合发展的基本单元，具备推动生态环境融合发展的优势和条件。整县域推进乡村生态振兴，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掘和利用县域内的绿水青山资源，实现生态与经济的双赢。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城市和乡村的融合，现在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毒才能排除，只有通过这种融合，才能使现在城市中日益病弱的群众的粪便不致引起疾病，而是用来作为植物的肥料。”恩格斯在《伍珀河谷来信》中写道：“许多使用鲜红色染料的染坊使伍珀河那红色的波浪，急速地奔过烟雾弥漫的工厂建筑和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在直接经验观察基础上，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自然的严重破坏。县域内城乡生态环境融合发展是指在县级行政区域范围内，将城市和农村的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结合，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它强调城乡之间的相互依存和协调发展，同时注重保护和修复生态环境，促进可持续发展。相比于大城市圈，县域内的城镇规模较小，人口密度较低，这为促进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提供了有利条件，使得环境治理更加精细化。

四、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视域下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实践向路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认为：“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社会统一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因此，必须认识到，在实践中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不仅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循序渐进、久久为功，而且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与挑战，需要多措并举、综合布局。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出发，实现县域城乡融合发展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确保城乡居民享有平等发展权益

人民史观、群众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人民至上是马克思主义根本立场，“应当是从人的这种共同特性中，从人就他们是人而言的这种平等中引申出这样的要求：一切人，或至少是一个国的一切公民，或一个社会的一切成员，都应当有平等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過程中，一是重视激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调动人们的创造力和积极性。同时，建立健全的信息发布和反馈机制，鼓励群众积极参与政策制定、项目规划和决策过程，确保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此外，要注重培育和发挥社会组织、专业人才和企业等多方力量的作用，构建起多元参与的合作平台，形成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强大合力。二是注重识别城乡居民的真实需求。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必须深入了解和识别城乡居民的真实需求，为其提供优质服务。要加强社会调查和研究，通过广泛的调研活动获取城乡居民的意见和建议，满足城乡居民多样化、差异化的需求，促进城乡发展共享共赢。三是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为了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建立发展成果共享机制。这意味着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促进资源要素的统筹配置和优化分配，使城乡居民能够公平分享发展红利。要加强城乡就业和社会保障政策的衔接，提高乡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水平。

（二）要促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的衔接，弥合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

马克思主义区域发展目标是尽可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是优化资源配置和投入机制。政府应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确保资源的合理配置和使用效益。同时，建立健全城乡统筹规划机制，将城乡基础设施建设纳入长远规划，提前预留土地、资金和技术支持。二是完善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标准。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根据农村实际情况和需求，在建设过程中注重环保、节能和可持续发展，推广先进的建设技术和设备，确保基础设施的质量和可靠性。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施管理和运营。建立健全农村基础设施的运营机制，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农村基础设施的建设和运营，推动公私合作，提高基础设施的使用效益。

（三）要加快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培育发展增收致富新型经营模式

生产力发展推动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大分工，商品经济的繁荣使得资本得以脱离土地而存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持续深入造成了城乡关系由统一向对立的转变。马克思在谈论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时说：“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因此，推动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的根本动力还是生产力的极大提升，这需要不断加快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转型，不断丰富农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一是加强政府政策支持。政府要为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和创新提供支持，包括税收减免、财政补贴、信贷支持等方面；政府要鼓励农民将农产品加工成具有更高附加值的产品，延长农产品产业链，政府可以提供资金支持、技术指导和市场推广，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增加农民收入。二是加强农业科技应用。组织专家和技术人员开展培训，提供技术指导，帮助农民了解最新的农业技术和市场趋势；扩大农产品网络销售，拓宽农产品市场渠道，提高农产品的销售额和利润率。三是发展农村旅游和乡村休闲产业。加大对农村金融服务的支持力度，拓宽农民的融资渠道，降低融资成本；利用农村自然风光、人文景观和农田资源，发展农村旅游和乡村休闲产业，吸引城市居民前来观光度假，增加农民收入来源。

（四）要健全城乡社会治理体系与能力，提升农村社会稳定性及农民生活质量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治理制度和人道主义思想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相互关系，社会治理制度的完善和公正不仅是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更重要的是为人道主义的实现提供基础和保障。只有通过建立公正的社会治理制度，才能够充分保障人民权益，实现社会的公平和全面发展，最终达到人道主义的彻底实现。一是加强制度建设。建立健全农村社会治理的法律体系，明确部门职责、权限和责任；加强政府对农村社会治理的统筹协调和指导，实行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建立健全村民自治机制，鼓励村民广泛参与农村事务的决策和管理。二是优化组织功能。培育壮大具有代表性的农民社会组织，发挥其在政策宣传、利益协调、公共服务等方面的作用；加强农村党组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建设，提高基层组织的凝聚力和组织能力；推动建立健全农村社区治理体系，发挥社区居民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三是提升管理能力。加强对农村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专业素养和管理能力；推动信息技术在农村治理中的应用，提高信息采集、传递和处理的效率。

（五）要注重城乡环境资源的协调保护，为县域城乡融合提供可持续支撑

马克思主义城乡融合思想必然包含城乡生态融合向度，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需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逐渐摆脱自然的束缚、物的束缚、人的束缚。一是制定综合规划。建立统一的城乡规划体系，制定综合规划，明确城乡发展的目标和路径。通过统筹考虑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产业布局等因素，促进城乡资源的协调利用和保护。二是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促进农村生活垃圾处理和农田面源污染防控，提高污染防治和生态修复水平，改善农村环境质量。三是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推动资源节约利用和循环利用，发展循环农业、循环工业等循环经济模式；倡导绿色生产方式，推广农业有机化、农村能源清洁利用等技术，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农民收入水平。

五、结语

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的核心在于辩证理解城乡之间的矛盾关系，其核心观点包括：城乡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城乡关系是相互渗透的关系；城乡发展不平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必然存在的矛盾；城市是农村的集中体现，农村是城市的延伸和支撑；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内在要求。由此可知，县域城乡关系对立、城乡发展水平存在差别是人类社会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主要是由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所致，必将通过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而消亡，最终进入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城乡关系理论以其科学性和实践性，对我国现阶段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此外，在推进县域城乡融合发展的过程中，还需要避免一些认知误区。首先，不能简单地将城市模式机械复制到农村，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推动农村发展。其次，不能忽视农业的基础地位，要注重提高农业生产能力和农民收入水平。最后，还要避免将城乡融合发展仅仅理解为城市对农村资源禀赋的单方面规划，应当注重城乡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目标。

参考文献

[1]李海金，戴丹.县域内城乡融合发展：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3）：21-31.

[2]黄振华.县域、县城与乡村振兴[J].理论与改革，2022，（04）：156-165+168.

[3]罗必良，耿鹏鹏.理解县域内的城乡融合发展[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23（01）：16-28.

[4]涂圣伟.县域内率先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现实价值与实现路径[J].山东社会科学，2023，（07）：89-97.

[5]温惠淇.乡村振兴战略下城乡融合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J].贵州社会科学，2023，（06）：144-151.

[6]孔祥智，谢东东.城乡融合发展面面观：来自县域的报告[J].河北学刊，2022，42（02）：129-139.

[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69.

[8]冯永泰.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依据、问题与路向——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城乡关系理论视角[J].当代经济研究，2023，（08）：23-31.

[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60.

[1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20.

[11]周文.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城乡融合发展研究[J].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13（03）：87-101.

[1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5.

[13]苏红键.中国特色的县域城镇化：以城乡两栖促城乡融合[J].甘肃社会科学，2023，（04）：200-208.

[14]恩格斯.反杜林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352.

[15]吴波.城乡融合发展：内涵辨识与治理效能提升[J].东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0（01）：74-82.

[16]吴文旭，吴业苗.城乡韧性水平测度及融合发展——来自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实证经验[J].世界農业，2022，（07）：106-119.

[1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6.

[18]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5.

[19]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95.

[20]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805.

[21]论住宅问题[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46.

[2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13.

[2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17.

[24]张新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研究导向[J].江苏社会科学，2023（01）：1-7+241.

[2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13.

[26]陈健，郭冠清.马克思主义区域协调发展思想：从经典理论到中国发展[J].经济纵横，2020，（06）：1-10.

[27]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85.

[28]孙新建.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制度与人道主义思想[J].岭南学刊，2016，（04）：40-44.

[29]秦兴方，张颖，孙凤娟等.人的全面发展及其中国样式[J].教学与研究，2019，（04）：30-40.

（作者单位：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