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现代化对于乡村德治建设的基本要求研究

摘要：推动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客观要求，也是乡村德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本文通过研究发现，当前推进乡村德治，既面临乡村共治格局尚未形成、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等治理难题，也面临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存在短板、移风易俗有待加强、社会治安事件增多等挑战。因此，新时代应通过乡贤治村、健全民约、传承文化等方式，加强乡村德治建设，推动农村现代化宏伟目标的实现。

关键词：乡村德治 现代化 以德治国

在202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庄严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这为下一步我国继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深厚根基。马克思所描绘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自由人联合体”中，每个人不再仅仅满足于物质财富，而是以多方面需求的满足作为人生追求，这其中就包括了精神财富上的满足。基于“两个文明”协调发展的根本要求，在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既要提高农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要注重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积极传承与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地生根。这需要借助乡村治理，特别是乡村德治，来深入解决部分乡村出现的“乡村理想信念缺位、乡村价值理念有所消解、乡村道德观念日渐式微、乡村文化认知存在偏差”等突出问题，以实现乡村有效治理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需要强调的是，乡村德治作为建立在乡村熟人社会上的“软”治理，它是以伦理道德为准则，以加强乡村道德建设为核心，在乡村社会中形成的普遍价值认同与行为规范。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贯彻以德治国方略中发挥着“方向盘”和“定盘星”的重要作用，也是乡村德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内在需求。因此，传承与发展传统乡村德治，加强农民群众思想道德建设等，都需要从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视角出发，将乡村德治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重要一环，重塑乡村社会公共规范，从而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长远目标。

一、全面实现农村现代化要求推动乡村德治

（一）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要求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中华儿女的不懈追求，是被实践证明了的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摆脱贫困、加强建设，周恩来同志根据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主张，并指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并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中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这使得中国式现代化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并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最终确立迈出了重要一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下，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愈加成熟、实践越加扎实，开拓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局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命题；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与“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相联系；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特色对其进一步丰富与完善，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体系，这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符合中国国情的定位与特色，不是西方现代化的翻版。特别是在乡村发展视域下，西方现代化虽然片面实现了以“物质至上”为内核的农业农村现代化，但其是以迎合资本意志、牺牲人民发展利益为代价的。而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是以全面实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为主要内容，并且在国家意志下全面推进，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保护农民群众发展权益。

农村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基础与核心要义，也是其弱项与瓶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物的现代化，也包括‘人的现代化，还包括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乡村治理在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的同时，在发展、制度、主体、能力方面仍面临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突出、乡村治理体系有待完善、关键主体弱化和人才短缺问题并存、‘三治仍有短板”等问题，这些都制约着农村现代化全面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中国乡村社会历史悠久，全面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既不能全盘抛弃也不能完全回归与照搬照抄传统乡村治理模式，而是要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融合与相互促进。这就需要坚持立足传统、回应现实、面向未来，充分調动与整合乡村文化、村规民约、乡贤治理等传统治理资源，并将内生于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德治融入现代乡村治理体系之中，推动传统乡村治理向现代乡村治理的增量改革，实现传统乡村治理理性化，从而让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当前乡村社会发展程度相匹配，促进农业发展、农村和谐和农民群众幸福。

（二）以德治国方略要求加强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

自2001年江泽民同志明确提出以德治国方略以来，德治就被不断重申与强调。胡锦涛同志强调：“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大力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切实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使法治和德治在国家治理中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贯彻和实施以德治国方略。首先，以德治国能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价值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在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以德治国就是要发挥道德的价值引领作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尺度，并规范自身行为。其次，以德治国能为“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增强道德底蕴。经济社会理应在道德引领下发展。在“四个全面”战略背景下加强以德治国方略，重视德治在各个“全面”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让以德治国的举措落实到各个“全面”之中，使其具有道德性，满足其合乎伦理性的要求。最后，以德治国能筑牢文化软实力的根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夯实国内文化建设根基，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从思想道德抓起，从社会风气抓起，从每一个人抓起。”道德与文化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文化是道德的基础，道德是文化的核心。以德治国是筑牢文化软实力根基的必然要求，其重要路径就是加强公民思想道德建设。

乡村德治在本质上是以德治国方略在乡村治理中的具体体现与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到2020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扎实开展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再到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健全党组织领导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都强调乡村德治作为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能够发挥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在城乡差距日益增大的背景下，乡村如何发展成为学界热议的问题，随之而来的是在城市視野与西方视野下的依靠政策推动来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路径。在国家资金转移支付的大力支持下，一方面，带动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农民群众生活得到改善；另一方面，功利主义侵蚀农民群众精神世界，乡村传统美德式微，共识与规范逐步流失。经济社会理应在道德引领下发展。在国家治理活动中，道德对于社会治理的作用是一直存在着的，只有恰当地发挥其作用，才能够完成公共权力所担负的维护社会秩序、推动人类发展的历史使命。新时代推动乡村德治落实到乡村发展的各个方面、各个领域之中，要发挥其在整合乡村利益诉求、化解乡村矛盾与冲突等方面的作用，满足乡村合乎伦理性的发展要求。

（三）德治需要完成从传统到现代的科学转化

从春秋时期孔子最早提出德治思想，德治思想逐渐成为两千多年中国传统社会的主要指导思想。德治作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体系核心，知耻羞恶之心是其理论根源，完备的道德教化体系是其基础，“礼”则构成了其实施的主要途径，三者合力之下的传统德治在提高个人修养、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社会结构、社会关系和社会价值的转变，作为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制度产物的传统德治也暴露出一些历史局限性与阶级局限性：一是道德和法律都不能单独解决社会问题，但传统德治过分注重道德教化的作用，轻视乃至忽视法治的作用。二是以“三纲五常”为代表的传统德治理念难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三是传统德治对不同职业、不同层次的人们所提出的道德要求是模糊不清的，只是片面强调“人人皆可以成为尧舜”。四是传统德治与人治交织在一起，治理成效完全取决于治理主体的个人素质。要让德治获得长久发展，就要对其进行从传统到现代的科学转化。

结合时代要求，对传统德治的现代转化，要做到以下三点：一是要重新定位德治在治理体系中的地位，调整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一方面，注重发扬传统美德的价值意蕴，引导个体养成良好道德品质并提升自身思想道德境界。另一方面，坚持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德治与法治之间的良性互动，完善法律法规，发挥德治和法治的协同作用。二是从儒家道德为中心转向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代表的新道德，积极弘扬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等都应承担起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责任，并利用电视、网络、报刊等方式来加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教育，引导人们树立起正确的价值观念。三是将乡村德治治理主体向以农民群众为主的多元主体转换。在儒家道德中，传统乡村德治是以士族乡绅为主，农民群众虽然人数众多，但不是治理主体。当代乡村德治要以农村基层党组织为领导，农民群众、社会组织、新乡贤等主体多方参与，充分调动资金、技术等社会资源推动乡村发展。

二、乡村德治亟须汲取治理经验、回应现实问题

（一）乡村德治的有益治理经验

乡村德治是基于乡村文化，将伦理、道德、规范等作为主要内容，具有调节、约束、引导等重要功能，在乡村治理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一是提高农民群众思想道德水平。乡村德治通过对农民群众进行道德约束，引导农民群众树立积极进取的思想观念，培育农民群众家国意识，加强乡村公德建设、职业道德建设、家庭美德建设和农民群众个人品德建设。同时，乡村德治能够建立健全乡村道德体系，弘扬文明风尚，培育文明乡风。二是提升乡村治理道德涵养。乡村德治既能增强乡村自治的有效性，又能弥补乡村法治的效力不足。一方面，乡村自治既需要德才兼备的治理主体，也需要农民群众普遍认可的伦理与道义作为支撑。缺少乡村德治对乡村个体美德的培育，乡村治理也难以有效运转。此外，乡村德治能有效化解乡村社会矛盾，引导乡村不同主体形成共识，激发农民群众参与公共事务管理的责任感。另一方面，乡村德治不仅能有效调控法律难以触及的领域，还可通过提升农民群众个体素质来形成更为公正、合理的社会制度，并引导农民群众自觉遵守制度规范。三是推动优秀文化传承。乡村德治的本源就是乡村文化的有效感召。一方面，乡村文化作为重要的治理资源，能够为乡村地区构建起一套成熟的道德体系，并借助文化感召对农民群众进行一定程度的约束，内化为农民群众的淳朴素养，外化为农民群众文化修养。另一方面，新时代乡村德治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中的德治资源，进行整合改造，促进传统和现代之间的相互交融，形成满足新时代发展需求的德治路径，传承与发展乡土文化中的优秀思想和习惯。

中国自古以来就高度重视乡村德治，积累了丰富经验与智慧。在封建社会时期，中国传统乡村德治是以儒家伦理思想为核心，形成了一种道德与政治相融合的治理模式，重在强调以德为先，以人为本，发挥道德对民众生活的引导作用，让士族乡绅为代表的乡村治理主体发挥榜样示范作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为指引，在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农村建设，通过革命的方式实现对传统乡村德治的彻底改造，以朴实生动的语言对农民群众群众进行思想启蒙，从而深刻动摇封建等级秩序，提升农民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与共产主义觉悟。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通过制定一系列政策对乡村经济、社会和文化进行彻底改造的同时，也通过多种途径加强乡村德治，对农民群众及原有道德生活进行深刻改造，从而提高了农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增强了村庄共同体的凝聚力，“甚至形成独特的村庄精神文化资源”。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将乡村德治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相结合，立足于农民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以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作为载体，缓解了乡村社会在转型过程中传统观念与现代意识之间的冲突，既促进了乡村经济发展，也提高了农民群众道德修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以农民群众为本，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不断加强农民群众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与个人品德建设，持续推进文明乡村建设；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提升乡村治理水平，积极协调乡村关系；大力推动乡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搭建新时代乡村公共道德平台，营造乡村良好的道德氛围，不断实现农民群众的全面发展与乡村的不断进步。上述丰富的经验与智慧为推动乡村德治建设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二）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亟待完善德治

当前，应充分认识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有待提升，乡村共治格局尚未形成、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不足、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等问题亟待解决。一是乡村共治格局尚未形成。部分基层政府没有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与方式，乡村社会中出现了管理越位、缺位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挤压了农民群众、社会组织、新乡贤等治理主体参与乡村公共事务的空间。一方面，基层政府通过过度下沉行政职能促进乡村事业发展与维护乡村社会秩序，但同時导致了其他主体参与乡村事务的积极性降低、管理效率不高、成本增加等问题。另一方面，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需要结合乡村特色。而当前乡村治理却缺乏一定自主性与灵活性，同质化与刻板化问题突出。二是乡村治理主体能力不足。治理主体的能力关乎治理成效，实现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离不开乡村治理主体的现代化，而当前各个乡村治理主体的能力存在一定弱化倾向。一方面，部分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乡村治理的工作机制尚不健全，党组织凝聚力、组织力、动员力有所弱化。一些农民群众的创新能力、治理能力与新时代乡村发展要求不适应，出现利益协调不了、决策形成不了、事务落实不了等现象。另一方面，农民群众、社会组织、新乡贤等其他乡村治理主体在乡村治理中的地位弱化，存在专业性不足、服务能力不高、自身定位不准等问题。三是乡村治理体系不健全。健全乡村治理体系是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基础，而部分乡村出现了基层党组织领导作用不足与“三治融合”机制不够完善的问题。一方面，党是领导乡村事业发展的核心，但一些乡村地区出现了基层党组织涣散、领导核心地位弱化、党员管理不严等问题。另一方面，部分乡村的自治活力不足，农民群众对公共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没有得到保障，农民群众行使民主权利的意识不强；法治水平不高，乡村的普法工作形式较为单一，法律专业人才缺少，农民群众的法治观念较为落后、法律素质有待提高；由于德治教化不够，传统熟人社会逐渐解体，部分乡村不良风气盛行，乡村传统美德逐渐被丢弃。

（三）以乡村德治来推动乡风文明

乡风文明是乡村振兴的灵魂所在，可为农民群众丰富精神世界提供持续动力。但随着社会分工的日益明确，农民群众个体意识的不断增强，传统价值观念向个人主义、消费主义转变，一些农民群众逐渐失去价值追求的方向与底线，部分乡村社会不良风气盛行，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思想道德存在短板。由于乡村地区受到外来社会思潮的影响，农民群众的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发生了转变。一方面，农民群众的价值判断发生分化。部分乡村地区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思想道德弱化等现象。另一方面，农民群众的道德责任感滑坡。乡村经济快速发展形势下，农民群众除获得经济红利外，也受到了市场盲目性与自发性的影响，导致个体意识逐渐演化为利己主义，对公共事务、集体利益表现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二是移风易俗有待加强。一方面，一些乡村陋习依然盛行。部分农民群众由于受到了落后思想的影响，再加上自身文化水平限制，对移风易俗的认识相对不足，一些乡村地区依然流行天价彩礼、豪华丧葬、重男轻女等不良风气。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与乡村通信设施的完善，部分新媒体平台上所宣扬的虚假、陋俗信息，对农民群众的生活带来新的干扰，妨碍移风易俗。三是社会治安事件增多。乡村社会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人们的思想观念变化较大，社会矛盾增多。一方面，部分乡村社会治安出现一些新问题。例如，非法宗教活动、黑恶势力横行、黄赌毒事件屡禁不止等。另一方面，受经济理性、市场观念、乡村内部权威缺失等影响，乡村纠纷不断增多，呈现出激烈性、复杂性、积累性的特点，对乡村社会秩序产生不良影响。

三、以新时代乡村德治建设推动农村现代化

（一）传承文化，塑形铸魂

文化价值是乡村德治的关键因素，“乡村德治是通过道德规范营造正能量的文化氛围”。在实现农村现代化的进程中，将乡村传统文化纳入乡村治理中，充分发挥“以文化人”的德治功效，让乡村传统文化在现代乡村社会中产生新的价值与意蕴，从而完善乡村道德教化体系并维护乡村社会稳定。一是注重乡村文化硬设施与软实力建设。文化设施是文化发展的物质载体。由于乡村发展相较于城镇来说较为缓慢，导致乡村地区相对缺乏文化设施与宣传资源，这不利于乡村文化显性化与文化长远发展。因此，一方面，要根据乡村特色，因地制宜地建设与利用好各类文化设施，注重发挥文化设施作用，激发人们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不仅要规避网络信息对乡村文化的冲击，也要善用各类网络平台加强乡村优秀文化的宣传，丰富乡村文化思想内涵。二是要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一方面，健全法规与制度。国家和地方要针对目前乡村文化遗产保护中所遇到的问题，制定专门性的法律法规，形成长效保护机制。此外，还要健全资金政策等配套机制，满足乡村文化遗产保护对资金、人才、政策的需求。另一方面，加强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宣传教育。地方政府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要结合本地乡村文化遗产资源，通过新媒体、道德讲堂、中小学课堂等形式宣传好乡村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三是继承与弘扬优秀乡村传统文化。一方面，乡村传统文化是小农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受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等因素的影响与限制，必定存在一些落后于时代的部分，对于这一部分，“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另一方面，要按照新时代的发展要求，赋予乡村文化新时代内涵与精神，对那些在当代社会仍有借鉴价值的内容加以改造与完善，使之更加适应当代文化的发展要求与当今乡村社会的发展趋势，增强其影响力与感召力。

（二）乡贤参与，以德服人

新时代要借助新乡贤群体的力量来促进乡村持续发展。传统乡贤主要指的是居住在乡村并有官职科第功名并有一定地位的人士。而新乡贤主要指的是优秀党政干部、退休公职人员、道德模范、身边好人、返乡大学教师、农民企业家等德行与才能出众的人。新时代要积极培育新乡贤群体的德治能力，发挥其示范引领作用，提升乡村德治效能。一是要弘扬新乡贤文化。乡村应通过文化墙、文艺大舞台、文化广场等农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地方乡贤文化品牌，改善乡村治理环境，最大限度地发挥新乡贤的作用。二是要加强乡贤队伍建设。一方面，要通过推荐评选等方式来深入挖掘本地新乡贤与吸引外地新乡贤，加强新乡贤人才队伍建设，不断壮大新乡贤规模。另一方面，地方应积极探索建立新乡贤组织、人才驿站、线上线下交流平台、新乡贤信息库等平台，坚持平等、协商的原则，认真听取新乡贤的建议与意见。

（三）健全民约，规约乡里

村规民约是乡村德治的宝贵资源，其中“蕴含着乡村社会长期积淀而来又标注时代符号的风俗习惯、伦理规范、价值观念、文化道德等内容”。新时代将传统村规民约进行创新性转化和创造性发展后融入乡村德治之中，从道德上来治理乡村、教化农民群众，培育文明乡风，推动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一是要融入新时代的思想观念。新时代村规民约只有融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足于乡村发展实际、立足于农民群众的实际需要，才能让村规民约满足新时代乡村发展的需要。一方面，村规民约要将爱党爱国、遵纪守法、崇尚科学等内容融入村规民约的文化谱系之中，弘扬文明村风，讲好乡村故事。另一方面，要贴合本村的生活样态与实际状况，汲取农民群众的实践经历与生活经验，与农民群众现有的文化水平相适应，确保所制定的村规民约具有通俗易懂、便于操作的特征。二是制定修改过程规范有序。一方面，在制定与修改村规民约的过程中，要确保农民群众正当合理的意见、意愿都能得充分的落实，并在村规民约中明确农民群众相应的权利与义务。另一方面，村规民约的制定与修改程序要秉持公正、规范、有序的原则，要经历征集民意、拟定草案、提请审核、审议表决、备案公布等必要的步骤，充分发挥村“两委”、党员代表大会、农民群众代表大会等组织机构的作用。三是要有效地提升村规民约的执行能力。一方面，执行村规民约应注重奖惩相结合，在村中健全积分制、先进评选机制、“道德银行”、物质奖励等多样奖励措施；形成批评教育、“红黑榜”、取消村内部分福利和村中劳动服务等多级惩戒措施。另一方面，建立完善村规民约的执行组织，结合本村的实际情况，发挥好道德评议会、红白理事会、农民群眾议事会、新乡贤工作室等组织机构在执行村规民约中的作用，从而有效规范农民群众的日常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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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