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相悖处见人物本真

2024-03-07 17:01王福元
语文建设·上 2024年1期
关键词:鸿门宴项羽

王福元

【关键词】《鸿门宴》;项羽;行为逻辑

《鸿门宴》是高中语文教材的经典选文,现被选编进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第一单元。此文选自《史记·项羽本纪》,其情节曲折、语言精练、叙事详备、人物生动传神。教学中,如果教师仅关注情节和人物,就存在将史传文当小说分析的倾向,对项羽行为背后的逻辑探讨不够深入。《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 年版2020 年修订)》指出,阅读体现传统文化思想精华的代表作品,要“加强理性思考,增进对中华文化核心思想理念和中华人文精神的认识和理解”[1]。第一单元的单元导语也要求:阅读史传文,要“尝试理性评价历史叙述中体现的思想、观念,认识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可见,“理性思考”是培养学生“思维发展与提升”语文核心素养的基石。阅读史传文,需要对历史叙事进行思辨,以提高认识历史的能力。《鸿门宴》中项羽的行为有许多相悖处。如,欲攻打刘邦却又在宴席上不杀他;不惩罚闯帐的樊哙反而称他为壮士;供出提供情报的曹无伤却不治项伯通敌之罪;对刘邦大怒却又接受他的礼物。对于项羽的这些行为,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多从以下三个方面解读:从态度切入,认为项羽残暴倨傲、刚愎自用;从性格着手,认为项羽优柔寡断、妇人之仁;从眼界出发,认为项羽过于看重兄弟之情、缺乏政治远见。这些批评从不同角度揭示了项羽的一面,给人以启发,然而大多是基于“后见之明”,是在明了楚汉之争结局的前提下得出的结论。本文结合项羽的出身、经历和时代氛围,重新思考其价值观和思维方式,寻绎其行为的内在逻辑,为语文学界提供一种新的解读视角。项羽诸多看似相悖的行为,表明他崇拜勇力、崇尚侠义、爱护尊严。这些行为逻辑是周秦时代价值观的折射,也是项羽出身和成长经历的反映。

一、崇拜勇力:欲破沛公军却不杀刘邦

《鸿门宴》中项羽明令“旦日飨士卒,为击破沛公军”,在宴席上却又不杀刘邦。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令人疑惑。教师在教学中常从批评、惋惜的角度出发,认为项羽刚愎自用,不听取范增的意见,没有远见。然而,当我们还原历史、深入思考时,会发现项羽是一位崇拜勇力的英雄。在这种心理驱使下,项羽要杀刘邦,只会凭借他的力量光明正大地进行,而不会在鸿门宴上使用阴谋诡计暗杀。首先,项羽对勇力的崇拜受到个人体力的驱使。项羽从小就以“力”称于世,“力”是他一生最突出的能力。《史记·项羽本纪》描述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汉书》更将其身高精确为“八尺二寸”。“当时中国北方男性的平均身高约为汉尺七尺三寸(约合今170 厘米),南方男子平均身高略低于这一数据。”[2]项羽身材可称得上魁梧。“扛鼎”是秦汉时一项广受欢迎的举重活动,能扛鼎者,其力大。其次,项羽对力量的崇拜也延续了战国以来的社会传统。从尧舜禹到夏商周,决定政权转移的直接因素已经由“德”逐渐转变为“力”。“到战国和秦统一时期,战争暴力完全取代了一切道德和信义。”[3]秦朝素有尚“力”的传统。战国时期,秦武王“有力好戏”,任用力士任鄙、孟说等。最后,项氏世代在楚国为将,崇拜勇力也是其家族传统。项羽季父项梁即阴养有力士。《太平御览》卷三八六记载:“项梁尝阴养士,最高者多力,拔树以击地。”[4]社会和家族的双重影响强化了项羽对勇力的崇拜,其一生的行事以“力”为导向,在秦末汉初战争中充分显示了对“力”的依赖。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斩会稽太守殷通,杀卿子冠军宋义,完全是凭个人力量取胜。巨鹿之战破釜沉舟,与秦军九战,大破之,也是以力取胜。楚汉之争,相持未决,项羽“愿与汉王挑战,决雌雄”,试图以个人之“力”来解决集团的冲突。垓下之围,项羽在诗中自称“力拔山兮气盖世”,至死都表现出对“力”的崇尚。崇拜勇力的另一面是好杀,项羽军克城之后常屠城。据《史记·项羽本纪》载,项羽曾坑襄城敌兵,屠城阳,坑秦卒二十余万于新安城南,杀汉卒十余万人于彭城。正如司马迁在《史记·项羽本纪》中批评项羽说:“欲以力征经营天下,五年卒亡其国,身死东城,尚不觉寤,而不自责。”

从《鸿门宴》中“当是时,项羽兵四十万,在新丰鸿门;沛公兵十万,在霸上”可知,项、刘双方实力悬殊,项羽占有绝对优势。况且项羽巨鹿之战胜利不久,军队士气正盛,此时基本无人能挡。刘邦虽然取得了西破咸阳的胜利,但其成就和实力都无法与项羽相比。对于崇拜力量的项羽来说,此时根本没把刘邦放在眼里,自然不会在鸿门宴上使用他所不齿的阴谋手段来杀刘邦。他先前欲击破沛公军,只不过是被“沛公欲王关中”的话激怒而已。刘邦既然已主动来道歉,那么也就没有杀他的必要了。鸿门宴之后刘邦也确实交出了关中,项羽实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

不处罚闯帐的樊哙反而称他为壮士,是项羽行为的另一个相悖处。樊哙本来在军门之外,因张良的请求,才闯入军门。课文描述道:“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交戟之卫士欲止不内。樊哙侧其盾以撞,卫士仆地。哙遂入……”“带剑拥盾”擅闯军门,又击倒卫兵,本是重罪。然而对于这样的严重挑衅行为,拥有掌控权的项羽不但没有责备和处罚,还称樊哙为“壮士”,并赐“卮酒”和“彘肩”,确实让人疑惑。那么樊哙是何许人?据《史记·樊郦滕灌列传》载,樊哙出身并不高贵,但勇武有力。他在鸿门宴之前的战争中已斩首多达180 级,是一位凭借自己的勇力立下赫赫战功的勇士。与项羽同属以力量著称的人,项羽对他应该有所耳闻。社交心理学认为人们通常容易与和自己有相似之处的人建立关系。当张良报出闯帐者为樊哙时,立即引起了项羽的惺惺惜惺惺之情,故而呼他为“壮士”,并赐酒食。当樊哙饮完“斗卮酒”,又食“生彘肩”时,项羽更加激赏这位勇力过人的英雄,再呼“壮士”。樊哙闯帐,项羽不处罚,源于项羽对同类的欣赏和同情,再次证明了项羽崇拜勇力的心理。

二、崇尚侠义:供出曹无伤却不罪项伯

《鸿门宴》一文中有两个行为相似的人,但结局却大不相同。一个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他使人言于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使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结果被项羽轻易供出,以至于被刘邦诛杀。另一个是楚左尹项伯,他私会张良,又见刘邦,造成事实上的军情泄露。结果项羽不但没有治他的罪,还听从了他的建议。细读《鸿门宴》,项羽和刘邦二人对待通敌者的态度差异巨大。刘邦对待敌方项伯“兄事之”“奉卮酒为寿,约为婚姻”,对待己方曹无伤则是“立诛杀”。项羽则反过来,供出敌方曹无伤,善待己方项伯并听从了他的建议。项、刘对待曹无伤、项伯的态度,体现了二人行为逻辑的巨大差异。刘邦从集团整体利益出发,符合战争的规范。项羽从个人信仰出发,留下了严重的后患。纵观《史记》,会发现项羽是一位崇尚侠义的将领。侠义成为项羽评判行为的标准,这直接导致了他不治项伯的罪。侠义精神的核心是“讲信重义、轻财好施、仗义助人”,其中“信守诺言”是其根本精神。项羽巨鹿之战大败章邯,邯欲约,羽听其约而不报季父项梁之仇,言而有信。楚汉之争,梁地久不能定,项羽答应刘邦“中分天下,割鸿沟以西者为汉,鸿沟而东者为楚”,随即遵守约定“归汉王父母妻子”,并“引兵解而东归”。垓下之围,敌众我寡,陷入绝境,项羽还信守“为诸君快战,必三胜之”的承诺。相反,刘邦就不是那么言而有信了。少时“贺钱万”于吕公,实不持一钱;楚汉之争,即与项羽约,得到“父母妻子”后又追击项羽。项羽为了称霸也做过有负信义的事,那就是负楚怀王之约,又逐杀之,这成为他一生的最大败笔,也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知恩必报、为主守节”是俠义精神的另一面。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分封天下,凡有恩于项家者皆善待之,而有负于项家者则恶处之。司马欣被封为塞王,因“故为栎阳狱掾,尝有德于项梁”;曹咎得大司马之职,因“尝有德于项梁”。吴芮、臧荼、田都,皆因从项羽入关而封善地。陈馀不从入关,而封南皮三县丑地;田荣数负项梁而不封。然而“尚义和报恩的另一极是复仇”[5],项羽的复仇思想也非常浓厚。项羽对秦国的复仇特别执着,他在新安坑杀秦卒二十余万还嫌不够,又在刘邦已定关中后引兵西屠咸阳,杀已降秦王子婴,掘始皇帝冢,烧秦宫室。

项羽崇尚侠义是时代价值观念和社会主流舆论的体现。春秋战国时期,侠义已经成为社会上一种普遍信仰的精神力量。墨子强调“万事莫贵于义”[6],并践行“言必信,行必果”的精神。韩非在《五蠹》篇中将侠与儒并立,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7]。战国时期,豫让、缩高、唐且、荆轲等侠义之士深受时人激赏。此时的儒家思想也受到侠义精神影响,漆雕氏之儒就颇有侠士风格。秦汉时期,侠义精神延续。季布为气任侠,民间有传言“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洛阳大侠剧孟不但享誉民间,而且声闻朝堂;河内郭解任侠多义,天下皆慕其声名。在秦汉时期,“仰慕、同情、信任、爱戴……对游侠群体的这些正面情绪,弥漫于整个社会中……有一种对游侠近乎崇拜的心态”[8]。秦汉时期侠义精神不但哺育了项羽,而且滋养了司马迁。《史记》中专设《游侠列传》以讴歌“言必信,行必果,诺必诚”的侠义精神,又设《刺客列传》讴歌荆轲等不怕牺牲、舍生取义的精神。《太史公自序》一文中与“义”相关的词多达24 个,“义”成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一个重要维度。刘熙载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太史公于叙《伯夷列传》发之。而《史记》全书重义之旨,亦不异是。”[9]《史记·项羽本纪》也流露出司马迁对侠义精神的激赏。

《鸿门宴》中项羽不治项伯的罪是侠义心理使然。课文叙述项伯私见张良的原因是:“秦时与臣游,项伯杀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来告良。”《史记·留侯世家》描述张良说:“居下邳,为任侠。项伯常杀人,从良匿。”可见,张良本是具有侠义精神的人,且对项伯有救命之恩。项伯私见张良,是想劝他逃命,此乃报恩,是“义”的表现。课文中“欲呼张良与俱去,曰:‘毋从俱死也。”等句表明,张良并不想把事情扩大,也未想过向刘邦报信。但张良却以“义”为名义说服了项伯:“臣为韩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义,不可不语。”张良所说的“不义”是抛弃主公,自奔前程,有恩不报。项伯认同了张良的观点,其后不但没有阻止张良进告刘邦,而且还留在汉营等待。当刘邦邀请相见时,还见了刘邦,试图劝他向项羽谢罪。显然,这里作为个人信仰的“义”有一定的狭隘性,由于各方立场的不同,必然会产生矛盾。然而,项伯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在“义”的挟持下,偏离了初心,构成事实上的军情泄露。但是项伯回到楚军报告项羽后,项羽不但未治他罪,还接受了他的建议。课文中,项伯劝说项王时说:“沛公不先破关中,公岂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不如因善遇之。”把攻击有功之人看作不义,暂且不论刘邦是否可称为有功之人,但这种观念显然得到了项羽的认同,所以才会有后面的“项王许诺”。鸿门宴上刘邦、樊哙的言语也是在围绕“有大功而击之,不义也”展开,正切中项羽崇尚侠义的要害。

鸿门宴上,项羽轻易供出曹无伤,是因为把曹无伤看成了不义之人,认为他应该受到惩罚。据《史记·高祖本纪》载,刘邦入关破咸阳,不入宫舍,封宝库,还军霸上,又派兵守函谷关,阻止诸侯军入内。可见刘邦确实有称王关中之心,曹无伤所言的“沛公欲王关中”乃是实情。对于这样一条重要情报,项羽只是“大怒”,说了一些激愤的话,不但没有联络曹无伤,而且在宴会上轻易将其供出,致使其被诛,这种自断手臂的做法令人匪夷所思。然而行为背后的逻辑仍是项羽对侠义的崇尚,他把曹无伤看作了不义之人。《史记·高祖本纪》记载:“沛公左司马曹无伤闻项王怒,欲攻沛公,使人言项羽曰:‘沛公欲王关中,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欲以求封。”曹无伤“欲攻沛公”是在项羽强大的军事力量威胁下害怕了,为求自保而背恩反叛刘邦。而“欲以求封”则表明曹无伤是一个贪财好利之人。项羽以义行天下,最痛恨背恩、贪利之人,他无法接受敌方部将背主之恩而投靠自己。在项羽看来,曹无伤的行为就是不义之举,本应该受到惩罚。因此,项羽在鸿门宴上供出曹无伤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爱护尊严:怒对刘邦却只争表面

《鸿门宴》中项羽两次对刘邦“大怒”,却又在刘邦表面臣服后接受了他所献的礼物。这也是相悖处,它指向一种心理,即项羽对尊严的爱护。项羽是楚国旧贵族代表,尊严是贵族精神的核心,对于尊严的爱护是他无法摆脱的枷锁。据《史记·项羽本纪》,项羽西屠咸阳,火烧秦宫后,有人劝他定都关中称霸,而他却只想东归,说:“富贵不归故乡,如衣绣夜行,谁知之者!”认为功名富贵一定要给家乡人看,这种渴望得到他人认可和尊重的观念是典型的“面子”问题,是对荣誉感的深层心理需求。项羽不过乌江而自刎,一直让人费解。他在自杀前说过:“天之亡我,我何渡为?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无一人还,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我何面目见之?纵彼不言,籍独不愧于心乎?”“愧于心”表明项羽把面子、尊严看得超过自己的生命,自尊感已深植于内心。项羽爱护尊严既是贵族出身的体现,也受到时代精神的影响。“自尊的人格是汉代精神风貌中引人注目的又一特色。”[10] “自尊”既包括对个人价值的肯定,也包括对“面子”的维护,对“面子”的维护又集中表现在拒绝忍受屈辱。汉初田横部下500 余人不愿忍受屈辱活着,全部自杀身亡。汉景帝赐食周勃,只给一大块肉,不给刀筷,周勃认为受到了侮辱,乃掉臂拂袖而去。司马迁本身也具有浓厚的贵族尊严思想,他的作品中“展现出其热爱荣誉、追求尊严的强烈意识”“多次对珍爱荣誉之人物尽情赞美”[11]。

《鸿门宴》课文中有两处项羽之“怒”,第一处在文章开头听了曹无伤使者的话后“大怒”,第二处在文章结尾刘邦出帐后回忆“会其怒,不敢献”。《史记·项羽本纪》中有一段位于教材选文之前而未被选入的话:“行略定秦地。函谷关有兵守关,不得入。又闻沛公已破咸阳,项羽大怒,使当阳君等击关。项羽遂入,至于戏西。”可见,在鸿门宴事件之前,项羽已经“怒”了一次。这三次“怒”表面上是被他人的言语或行为所激发,实际上是项羽认为刘邦未经过他同意就欲王关中,损害了他的尊严。秦末纷争,诸侯鏖战,刘邦、项羽均是楚怀王手下的将领,其地位应是平等的。刘邦称王关中只不过是在履行楚怀王之约而已,并非违逆行为,项羽本没有理由“怒”。然而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自巨鹿之战胜利后,项羽已成了事实上的诸侯之主,地位远高于其他将领。因此,项羽认为刘邦不听命于他,是損害了他的尊严。“当尊严受到伤害时,身体强壮者更有条件捍卫尊严,他们的身体自尊表现得更强烈,这就加强了捍卫尊严的需求。”[12]身长八尺,力能扛鼎的项羽,对尊严有更强烈的追求,也就更容易“怒”。《史记·项羽本纪》中项羽的“怒”多达九次,大部分是因为他认为尊严受损。然而课文提到的两处项羽之“怒”,是否就真的要杀刘邦?并不一定。项羽只是想让刘邦臣服于自己,挽回尊严,一旦刘邦臣服也就没有杀的必要了。

《鸿门宴》课文中,刘邦是否臣服项羽呢?可从刘邦的言语和行为两方面加以分析。从言语上看,刘邦处处称自己为“臣”,称项羽为“将军”。课文中刘邦见到项羽说:“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郤。”短短几十个字,刘邦四呼“将军”,三称“臣”,极为谦卑,几近奴颜,表明了自己的表面臣服。从行为上看,刘邦向项羽道歉,并在宴会上接受了位次低的座次。鸿门宴前,项伯要求刘邦旦日亲自来向项羽道歉,刘邦接受了。据《史记·高祖本纪》,项伯当晚还带回了刘邦道歉的文书。在鸿门宴上刘邦用“谢曰”表明自己臣服的态度。宴会上的座次再次表明刘邦的臣服。课文中写道:“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古代室内四面座以东向最尊,南向次之,北向再次,西向最次。宴会上刘邦的座次不但低于项羽,甚至低于范增。不管这种座次是谁安排的,刘邦接受了这样的座次,都足以说明他对项羽集团表面上的臣服,而项羽也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余英时明确表示:“项羽最后同意自己‘东向坐和刘邦‘北向坐,这说明他已把刘邦看作他的部属,并正式接受了刘邦的臣服表示。”[13]既然刘邦已臣服,即使只是表面上的,项羽的怒气也就平息了,也就没有杀他的必要了。另外,宴会上,项羽既答应项庄舞剑,又不阻止项伯以身蔽沛公;赐樊哙“卮酒”而与“斗卮酒”,赐“彘肩”而与“生彘肩”,都可看作是对刘邦集团臣服态度的试探。经过多次试探,项羽真心接受了刘邦的臣服,维护了自己的尊严,也就显得特别宽容。因此最后刘邦不辞而别,项羽并没有怪罪,对刘邦所赠之白璧也能置之坐上,坦然接受。

历史人物的行为逻辑与其性格密切相关,而性格的形成又离不开个人经历和成长环境。在今天看来难以理解的行为,还原到历史场景进行探索,皆有其内在逻辑。分析《鸿门宴》中项羽的行为,不能脱离《史记》和周秦历史背景。周秦时代剧变,价值观也在不断重塑。以刘邦为代表的新兴布衣将相,他们崇尚權谋,不重信用,宁斗智不斗力,成为历史的胜利者。以项羽为代表的旧贵族,他们崇尚力量,讲究义气,爱护尊严,是历史的失败者。对于项羽这个失败者该如何评价,是否该以成败来论英雄,对他所代表的价值观该如何取舍,这不仅是历代史学家的任务,也是今人应该思考的。司马迁把项羽列入“本纪”,用饱含同情的笔墨描绘项羽打败暴秦的历史功绩,突出“诸侯主之”的事实,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种回应。还原时代背景,探讨项羽行为的内在逻辑,才能真正理解司马迁的创作意图,领略他“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史学思想,从而增进对中华文化的认识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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