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地调整研究的现状、热点及展望
——基于CiteSpace的可视化分析

龙仙河（贵州大学）

一、引言

土地是人类生产、生活和生存发展中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而土地制度则是一个国家最为重要的生产关系安排。目前，推进农地制度改革仍是我国“三农”工作的重点，农地调整是我国农地制度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一直被认为是产权不稳定的根源。[1]从199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稳定和完善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通知》到党在十九大提出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可见，政府高度重视家庭承包制下稳定的土地承包关系。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表示，土地承包制在未来要进行调整，要确定一个大稳定、小调整基调。因此，随着第二轮土地承包陆续到期，处理好“大稳定”和“小调整”的关系是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发展重点和工作重心，由此可以预期，农地调整仍将是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

为厘清我国农地调整的研究历程，把握未来的发展方向，本文采用文献计量的方法，通过CiteSpace软件对农村土地二轮承包以来我国农地调整的相关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该领域的研究现状、研究热点及前沿趋势，以期为未来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提供有益参考。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文中数据选取自CNKI数据库，以“农地调整”为主题词，来源类别为CSSCI期刊，检索时间范围为1998年1月1日—2023年5月23日（文献检索日），人工剔除不相干的卷首语、会议征稿、书评、选题指南、政府文件等条目及与主题词毫不相关的文献，最后得到1786篇文献作为文中分析数据。

（二）研究方法

文中主要通过CiteSpace软件，运用文献计量法和统计分析法对研究样本进行分析。根据年度发文量的数量统计、作者共现图谱和机构共现图谱，把握研究的现状和基本特征；从关键词共现图谱、关键词聚类图谱、时间线图谱及突显词中，探究研究热点和前沿趋势。

三、农地调整的研究现状

（一）年度文献量统计分析

1998年，农村土地二轮承包开始，至2003年，农地调整相关研究的文献较少，但总体呈缓慢增长态势。2004—2011年，发文量迅速增长，学术界开始重视对农地调整问题的研究。2012—2023年，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繁荣发展，发文量在2018年达到峰值。虽然2021—2022年的发文量有所下降，但仍在90篇以上，自1984年首次确认和固化土地权利以来，累积近40年的人地矛盾始终没有解决，农民对于土地调整的需求持续增强，这种矛盾与需求并不会因为政策的颁布而消减。1998年至今，农地调整领域发文量总体呈明显上升态势，在关键节点呈现阶段性，反映出中国农地调整问题仍将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热点，如图1所示。

图1 1998-2023 年CSSCI期刊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发文量的变化趋势

（二）核心作者及其合作情况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作者共现分析，得到454个节点和214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021。根据普赖斯定律，[2]通过作者发文量的最大值计算出核心作者发文的标准线，公式如下所示：

其中Nmax为该领域作者发文量的最大值，M∂为核心作者最低发文量。

经计算，该领域核心作者的标准为发文量大于等于6.3篇，因此，本文选择发文量在7篇及以上的作者进行展示，如图2所示。罗必良发文量最多（70篇）、对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时间跨度最长的作者，至今仍是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的核心代表作者。钱忠好和张安录为该领域早期的核心作者，在近年发文较少，而仇童伟和杨钢桥近年来较为关注我国农地调整问题。

图2 1998—2023 年CSSCI期刊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核心学者分布

从合作情况来看，学者之间学术研究比较分散，大多数研究团队尚未形成规模，进而体现出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力量不够集中。除罗必良、仇童伟及钱忠好与其他学者具有较为紧密的合作外，大多数学者仍是“单打独斗”。其中，学者间的大部分合作都是一对一的，合作网络比较单一，且其合作关系还多局限于师徒合作和机构内合作。

（三）高产科研机构及其合作情况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机构共现分析，得到405个节点和161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02。本文选出发文量在10篇及以上的高产科研机构进行展示，如图3所示。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发文量最多（84篇）、对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时间跨度最长的科研机构，至今仍是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最具代表性的核心科研机构。华中农业大学土地管理学院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土地问题研究中心为该领域早期的核心科研机构，在近年发文较少且对该领域研究的时间跨度较短。而华南农业大学国家农业制度与发展研究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和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近年来较为关注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

图3 1998—2023 年CSSCI期刊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高产科研机构分布

从合作情况来看，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力量不够集聚，比较分散。除华南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与其他科研机构的合作略紧密，大部分科研机构间合作较少，合作强度不大，且其合作关系多偏向于同地域或同一科研机构之间，跨区域性、学科性的科研机构合作缺乏。

四、农地调整研究的热点与前沿

（一）研究热点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得到815个节点和1786条连接线，网络密度为0.0054。“农地流转”是出现频次最高（341次）且被研究的时间跨度最长的关键词，至今仍是研究的热点。另外，“农地制度”“三权分置”“农地确权”的出现频次较高，其中“农地制度”是早期研究的焦点。此外“农地调整”“规模经营”和“乡村振兴”的出现频次也相对较高，且其在近几年研究热度较高。

“农地流转”具有很强的中心性（0.52），与其他关键词具有紧密联系。“农地制度”“农地产权”“农地确权”的中心性次之，与其他关键词的联系相对较为紧密。可以看出，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主要集中在农地流转、农地制度和产权制度等方面。

（二）研究主题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生成以聚类名称为纵轴，时间为横轴的时间线图谱，时间线图谱展示了各聚类块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情况及其标识词，可以帮助厘清各研究主题的演进路径，如图4所示。基于文中可视化分析的结果，结合14个聚类块其标识词及相关文献内容，总结分析发现，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主要聚焦以下三个方面。

图4 1998—2023 年CSSCI期刊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聚类网络时间线图

1.农地制度：改革与变迁。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安排植根于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综合响应了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社会发展阶段特征及国内经济环境新变化等要素。在新中国建立尤其是1952年土改完成后，为实现党和国家在不同阶段制定的战略目标，农村土地制度经历了数次较大调整，可分为四个阶段：一是计划经济时期以家庭承包制为基础的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下，农民统一经营、集体劳作，支援国家工业化；二是为解决农民温饱、激发农民生产热情、促进农村农业发展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两权分离；三是取消农业税，通过城市支持农村，工业反哺农业，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和农民增收；四是2013年以来，以稳定承包关系、强化地权促进农民市民化。[3]通过文中可视化分析发现，学术界对农地制度的研究主要围绕农地产权结构和制度改革与创新，[4]产权结构涉及农民所被赋予包括承包经营权、承包权、经营权在内的多项权利，[5]制度改革与创新涉及到三权分置、家庭联产承包制和农地股份合作制等。[6]2007年党的十七大提出“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后，农业现代化也开始受到学界的关注。[7]

到目前为止，油菜种植者似乎通过混合种植有效控制了杂草，但科学家同时还在寻找其他可能性。“再混合（ReMIX）”是欧洲13个国家之间一项500万欧元的新合作科研项目，杰弗罗伊和其他项目参与者正在研究如何优化混合间种技术，对其好处进行测评，并消除混合种植中的一些障碍。

2.农地产权改革。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制度从低水平的公平与效率向高水平的公平与效率的制度演变，这种“帕累托改进”实际上是基于发展的资源配置与资源合理配置的统一，是基于土地的经济、社会保障功能进行资源合理配置的必然结果。[8]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确立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两权分离”，为促进现代农业发展，适应农业现代化建设，我国土地制度不断发挥着效力和潜力，[9]土地“三权分置”改革应时而出。2014年“三权分置”提出后，学术界就三权分置的内涵、[10]实现路径[11]等进行了丰富的研究。实施“三权分置”的重点是放活经营权即推进农村土地流转，自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允许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以来，流转一直是农地制度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21世纪初，学术界集中就流转的现状、[12]影响因素[13]及农民流转意愿[14]等进行探讨，并运用tobit模型就农地流转对生产效率、[15]规模经营[16]和农户撂荒行为[17]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同时就农地流转中多主体的博弈行为以及产生的交易成本、[18]交易费用[19]等进行分析。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使得学者将乡村振兴纳入农地产权制度的研究范畴，[20]并成为研究的热点。

3.农地调整。稳定土地承包关系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是保障农民利益、保持农村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为实现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我国进行了很多尝试，包括“两田制”[21]“反租倒包”[22]“个人股”和“集体股”等，但都始终无法从根本上保障农民利益及满足农民对土地的需要。为稳定地权，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就农地确权的具体工作提出明确要求，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全面开展农地确权工作，至2018年，农地确权工作基本完成。因此，2008年至今，农地确权问题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随着确权工作的推进，学术界的研究内容从集中于确权政策的由来、逻辑、出路[23]及确权政策的释义[24]等转化到集中于农地确权矛盾、[25]农地确权对流转、[26]投资、[27]生产效率[28]等的影响，再到将农业现代化纳入农地确权的研究范畴。[29]为平衡农村社会公平和农业生产效率之间的关系，只通过调整经营权行不通，[30]这就意味着需要在农地产权结构改革外想办法。因此，学术界开始考虑从农地确权转向农地调整来探究稳定地权的路径，研究多集中于农地调整的内在机理及影响因素、[31]农户调地态度[32]和调地情况实地调查[33]等。

（三）研究前沿

运用CiteSpace软件中Burst功能得出关键突显词，如图5所示。突显词意即在短期内出现频次显著增加的新词，可根据突显词把握未来研究趋势。突显词具有时效性，突显结束年份为2023年的关键词，是目前乃至将来的研究重点。因此，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主要有农地确权、乡村振兴、地权稳定性、农户收入和中国共产党。

图5 1998－2023 年CSSCI期刊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突显词情况

1.“农地确权”的突显强度最高，达21.75，是当前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最具发展潜力的研究主题，开始突显时间是2017年。2017年至今，学术界主要集中于对确权的效率与调整的公平二者关系的讨论，分析了中国农村的土地调整与土地确权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农村土地制度公平与效率的实现路径，[34]将农地调整和确权纳入一个分析框架，回应人口变动与土地承包的矛盾。[35]农地确权的目的是明晰产权，而产权明晰是进行农地调整的必要前提，可见，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对农地调整问题的研究离不开对农地确权的讨论。

2.“乡村振兴”的突显强度为10.13，开始突显时间是2019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国家连续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总体部署，为“三农”工作指明了方向。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离不开效率为主，兼顾公平的土地分配制度，离不开流畅、高效的土地流转制度，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至今，土地分配制度与农民需求之间产生了诸多矛盾，可能影响未来农村社会稳定，不利于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全国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陆续到期，二轮承包期满延包是解决土地矛盾、稳定地权的最佳契机，应以“大稳定，小调整”为原则，为三轮延包与乡村振兴奠定稳定的土地制度和社会环境。[36]因此，未来农地制度完善，应以乡村振兴总要求为根本遵循。《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乡村振兴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初步健全；到2050年，乡村全面振兴。可见，未来乡村振兴与农地调整问题的研究还将继续深化。

3.“地权稳定性”的突显强度为6.27，开始突显时间是2020年。国家高度重视地权的稳定性，农地确权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的提出也是国家为有效提升地权稳定性所采取的举措之一。农地调整是我国农地制度中最为显著的特征，同时一直被认为是产权不稳定的根源，[1]大量研究表明农地调整通过影响地权稳定性，进而对农民的生产效率、[37]长期投资[38]和土壤肥力[39]等产生影响。《意见》并提出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赋予农民长久稳定地权，特殊情况下采取“大稳定，小调整”的政策对农地进行调整，这意味着未来“地权稳定性”在农地调整问题的研究中仍将受到关注。

4.“农户收入”的突显强度为4.17，开始突显时间是2020年。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是乡村振兴战略的中心任务，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充分尊重农民意愿，调动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切实促进农民持续增收，直接影响乡村振兴战略目标任务的实现。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一是促进农民就业增收；二是促进农业经营增效，引导土地有序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推进土地整治；三是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党中央对促进农民持续增收，推进乡村振兴高度重视。因此，在农地制度改革中，农户收入越来越受到关注，未来在农地调整中探究如何促进农民增收也十分必要。

5.“中国共产党”的突显强度为3.99，开始突显时间是2021年。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在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农地工作始终内在地存在于党的各项事业中。新时代我国农地制度的发展方向是充分吸收建党百年以来农地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从而推动我国农地制度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因此，将中国共产党纳入农地调整等农地制度改革问题的讨论越来越受到关注。

五、结论与展望

（一）结论

通过 CiteSpace软件对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相关文献的研究概况、研究热点与前沿进行系统分析，得到以下结果。

1.研究现状。从年度文献量来看，农地调整领域的研究大致经历了缓慢增长阶段（1998—2003年）、迅速增长阶段（2004—2011年）、增长繁荣阶段（2012—2023年）。农地调整领域发文量总体呈明显上升态势，在关键节点呈现阶段性。从核心作者与科研机构来看，形成了以罗必良、仇童伟、钱忠好、杨钢桥和张安录等为代表的研究群体，但核心作者群尚未形成，高产出作者较少，大多数作者研究时间跨度较小，导致研究难以深入，作者间合作关系不紧密，多局限于师徒之间。科研机构间的学术研究合作不够紧密，研究力量不够集聚，缺乏跨区域性与跨学科性合作。

2.研究热点与前沿。从研究热点来看，农地流转研究热度最高，农地制度及其产权结构的改革变迁和创新、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次之。通过关键词聚类分析，可以将农地调整研究的热点领域归纳为：农地制度的改革与变迁、农地产权改革和农地调整三个方面。从研究前沿来看，通过突变词分析，农地确权、乡村振兴、地权稳定性、农户收入和中国共产党是农地调整研究的前沿动态与发展趋势，农地调整领域的研究既要结合国家乡村振兴大背景，还要结合党的百年来的发展历程，吸取历史经验，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改革路径。

（二）展望

基于以上分析，认为未来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存在两个发展方向。

1.加强协作网络。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的研究者较多，但仍未构成核心作者群，缺乏大量研究力量，限制了对该领域的更深更广的研究。我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涉及法学、经济学、社会学、自然科学、农学等多个学科，研究的理论、方法交叉性强，因此，有必要构建高校与科研机构协同合作的学术研究网络，进一步加强学者合作的频率与紧密度，鼓励学者间的学习交流、多学科交叉融合研究，合理利用资源，以进一步提升中国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研究的整体水平和层次。此外，在具体实践及试点方面，政府也应加强与高校、科研机构的联系沟通，为学术调研提供便利，使学术研究得以兼顾理论和实际。

2.拓展研究内容。第一，通过文中可视化分析，可以发现学术界的研究和热点词的出现具有很强的政策指向性。我国未来农地调整制度改革还有很长的发展之路，使得学术研究不得不走在制度安排之前，以便为制度创新、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借鉴，为制度变革提供持续发展的动力。同时，农地调整研究应深切结合促进乡村振兴和顺利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工作双重背景，为政策提出及落实提供理论指导。第二，现有研究多集中在对农村农地调整实际情况和农户调整意愿的统计，抑或是基于模型构建探讨农地调整的合理性及影响因素等。未来应结合实地调查与理论研究，结合地区发展实际情况开展差异化研究，深刻剖析现实存在问题，从案例分析中总结经验，探讨基于“大稳定，小调整”原则下的调整优化措施，为党和政府提供高质量的资政建议。第三，“农地确权”“乡村振兴”“地权稳定性”“农民收入”“中国共产党”是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的研究前沿。未来探究平衡农地确权和农地调整的效率与公平的实现路径，推动乡村振兴的农地制度，稳定地权的制度设计，促进农民增收的措施，中国共产党在农地制度改革中的历史经验的研究，是学术界在农地调整问题研究领域应重点考虑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