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驱动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研究

王 丹,惠 宁,许潇丹

(西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陕西 西安 710127)

一、引 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新型工业化,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党的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再次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坚持以实体经济为重,防止脱实向虚;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不能贪大求洋……坚持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不能当成“低端产业”简单退出。然而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问题比较突出,亟需寻求新动能和新路径推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实现实体经济由大变强的历史性跨越[1]。当前,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依托的数字经济为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新一轮科技和产业变革推动实体经济的发展变革,信息技术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重塑制造业原有价值链,工业互联网、智能工厂等新模式,数字经济重构行业竞争模式、重塑产业生态,改变传统产业生产方式,研究数字经济有效支持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数据挖掘、人脸识别、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传统产业应用,使得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出现质的突破迫在眉睫。

现有文献关于数字经济与创新发展的研究以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居多。企业层面,学者们从缓解融资约束和信息不对称、加速知识扩散、提升企业运营管理能力等角度出发,证实了数字经济对企业创新的积极影响。胡山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通过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促进产学研协同以及提高专利回报率来实现企业突破式创新[2]。曹翠珍等认为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能够提升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并且受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的影响[3]。温珺等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的进化效应能推动企业的变革式创新,数字经济的知识扩散效应有利于产业链协同创新,数字经济的规模效应有利于降本提效,推动产业结构调整[4]。谢康等从企业产品创新视角研究认为大数据要素作为资源基础推动着企业能力的提高,最终促进产品创新绩效的提升[5]。在数字经济环境下,学者们认为数字化能力是企业进行商业模式创新的重要条件,企业数字化发展有利于创新人才集聚及降低不确定性,从而提高企业创新绩效[6-7]。区域层面,学者们发现知识溢出、资源配置的优化、人力资本积累和创业活跃度等因素在数字经济对区域创新的影响中起到了显著的中介作用。韩兆安等详细解读了知识溢出的中介作用机制[8];赵星等则发现,除知识溢出外,人力资本积累和创新要素的优化配置也是重要的作用渠道[9]。金环等认为人力资本集聚效应和创业活力增强效应是数字经济赋能城市创新的两条重要路径[10]。此外,梁琦等验证了有效市场在数字经济推动区域创新中的重要提升效应,及数字经济的创新空间溢出效应[11]。姜伟等发现中心城市人工智能的发展会带来“技术红利”,对外围城市的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12]。

关于数字经济对产业创新的影响,现有文献就数字经济对高新技术产业、制造业等产业的创新展开了研究。袁徽文等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够有效提升高技术产业、尤其是电子通信设备制造业的创新效率,且存在显著的区域异质性,东西部地区的数字经济的创新效率提升效应高于中部地区[13]。李颖等从理论层面研究了数字经济对制造业产业创新的影响,认为数字经济通过数据要素驱动、底层技术推动、新型商业模式、产业组织变革等路径赋能制造业产业创新[14]。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发现,虽然已有不少学者关注到了数字经济对创新的影响效应,但目前研究以企业层面和区域层面居多,基于产业层面探讨数字经济对产业层面创新驱动效应的研究还有待丰富,鲜有文献针对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展开研究。基于此,本文研究了数字经济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直接传导机制,从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等中介视角分析数字经济驱动创新的间接传导机制,并基于理论认知构建模型进行经验论证。边际贡献在于:一是解释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的影响路径,为经济决策提供依据和参考。二是以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为中介探讨数字经济驱动与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三是实证检验揭示了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存在区域异质性,东部地区的创新溢出强度大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直接影响机理

本研究从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行为的内部影响和外部影响两方面着手,对其直接传导机制进行探讨和分析。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行为的内部影响可以从企业创新圈、创新资源配置、创新组织变革三个方面解释。一是创新活动呈现以企业为主体的中心化特征,在数字经济时代,企业处于创新活动的主体地位,与此同时生产消费者的崛起和社区生态化创新模式涌现,消费者、商家等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网络空间发表意见、提供反馈等方式参与企业创新活动中,形成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圈,企业创新链得以延长[15]。二是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变革,一方面,数据作为新的创新投入要素参与创新资源配置中,能够有效打破行业壁垒,促进创新要素流动,有效提高创新资源利用效率。另一方面,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产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信息的不确定性,供求端和需求端的信息能够更佳匹配。三是创新组织方式变革,一方面,数字经济颠覆了传统的办公方式及场景,实时在线可交互的数据流和信息流使得创新主体可以跨区域、跨领域协同创新,推动了创新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数字经济降低了成本、改变了竞争格局,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加速了信息流、资金流、物流的流转,改变了空间成本和交易成本,使得企业的扩张机制发生了改变,也打破了原来行业竞争格局;同时数字技术的发展触发对企业战略、商业模式、组织结构和运行体系的重构,加速了企业组织特性的变革[16]。企业创新模式3.0阶段,企业创新行为更加重视资源整合和共生发展[17]。

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行为的外部影响可以从经济压力和社会压力两个角度解释。从经济压力来看,大型互联网公司不断进行经营业务扩张,促成了网络电商平台、网络直播带货、网约式服务以及智能制造的崛起,传统零售业、传统服务业和传统制造业等产业市场容量不断萎缩、面临更强的竞争以及经营效益下降风险。根据企业行为理论,当传统企业的市场空间和利润来源受到外部冲击时,传统企业会重新审视现有的产业环境和现有技术,通过融入数字化潮流中来寻求新的增长突破口,从而促进企业的创新和战略转型。从社会压力来看,当同一产业的其他竞争企业都进行了数字化转型和创新模式变革时,企业面临的“社会压力”会越来越高。根据新制度理论的观点,企业并非完全根据成本—收益目标采取决策行为,还取决于外部环境中其他企业的反应以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要求,除此之外,政府以及消费者对于经济发展、社会责任、生态环境的关注,都将迫使企业采取变革行动[18]。因此,企业所面临的“社会压力”会倒逼企业的革新。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1:数字经济能够有效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

(二)间接影响机理

1.产业升级作用

作为一种更高级的新经济形态,中国数字经济产业规模大、数字应用场景丰富,数字基础设施位于世界前列,数字技术在产业中的应用成为了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驱动力,通过产业数字化转型能够赋予传统产业更加广泛的创新空间。

首先,数字经济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产业转型升级,进而推动产业链高级化[19]。数字平台的资源配置优化与功能集成作用促进了产业集群化发展,加强了产业链协同水平,数据作为关键要素赋能产业链上下游的数字化转型,从而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率[20]。大数据平台的存在打破了产业之间的交易壁垒和信息孤岛,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还能够降低数字鸿沟,加强产业之间的联系和交流,促进产业融合,甚至创造出了新的产业[21]。其次,从微观来看,产业升级推动着消费市场的持续性扩大,通过作用于企业、消费者和劳动者倒逼厂商的技术革新和产品创新。从中观来看,数字经济打破了原有的产业环境,打通了传统产业产品的设计、生产、流通、服务环节,加速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业务重组的数字化进程,促进产业间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从而加速产业间的高效协同创新。从宏观来看,传统产业价值链的提升能够使得产业更好地融入全球价值链,获取国外的技术扩散和知识溢出,但产业升级也会由于发展环境的影响而产生贸易壁垒,因此将正向促进及反向倒逼企业自主创新[22]。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壮大,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也面临着创新资源的空间重置和不确定性的创新行为,从而推动着产业技术创新效率的渐进式上升[23]。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2:数字经济通过促进产业升级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2.金融发展作用

传统产业的创新活动往往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而数字技术的介入,会对区域资本和金融系统产生积极的影响,不仅推动了数字金融的诞生和发展,还通过打破信息壁垒保护了债权人的资金安全、提高了投资人的投资收益。

首先,数字技术催生了数字金融这一高级金融业态[24]。作为数字化技术与金融的结合体,数字金融能够拓宽传统金融的服务边界,利用自身的低成本和低门槛的优势解决融资约束问题,进而提升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25]。数字金融可以降低传统金融对物理网点的依赖,具有更强的地理穿透性,还能为传统金融覆盖不足的“长尾企业”以及欠发达区域提供金融服务创造了条件,数字金融通过扩大金融供给对技术创新研发投入产生了“激励效应”,这一效应使得原本缺乏创新能力的中小企业有机会投入创新资本和创新人力,实现企业创新变革[26-27]。其次,数字技术的运用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打破信息壁垒、加强了企业的财务信息和信用信息的披露,帮助债权人和投资人了解企业的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减少金融交易过程中的风险溢价,保证资金安全的同时提高投资收益率,从而使得资本要素向优势产业集聚,淘汰落后产能[28-30]。最后,传统产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势必要突破自身的局限性,加大业务创新、管理创新及技术创新等相关创新项目的投入,数字经济除了在信贷业务方面给予传统企业创新项目融资支持,还在投资领域、货币基金以及保险和支付领域对创新项目注入动力[31]。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3:数字经济通过加速金融发展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3.消费需求作用

企业创新的动力来源一方面来自技术推动,一方面则来自需求推动,需求推动也可以理解为“指向性的技术创新”。由于创新本身的高失败率和高成本特质,只有当市场需求和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才能够推动创新投资[32-33]。在数字经济发展不断壮大的情形下,传统产业与数字化技术融合程度加深,线上消费和数字消费成为了拉动需求这驾马车的重要突破口,进而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

首先,数字经济背景下,相比于传统的投资增长方式,数字化消费逐步成为经济增长新动能[34]。从产品端来看,数字经济促进了消费内容的多元化。随着元宇宙的兴起,消费品不仅局限于实物产品,还拓展到虚拟空间,如数字藏品。从消费终端来看,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和消费理念也在逐渐发生改变,相较于产品本身的物质作用,消费者更加看重从消费品中获取的精神满足,多元化的消费需求同时要求企业及时捕获新的产品增长点[35]。从消费模式来看,随着网络直播带货模式成为潮流,网络消费规模增速明显,传统行业的营销模式亟需创新变革,布局电商领域。其次,数字经济带来的消费扩张能够增加行业的市场容量,大数据技术也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最为直观的产品比对信息,使得消费选择更加不确定,导致市场竞争加剧。在大数据技术的作用下,企业能够通过建模预测提前感知未来消费者的需求量,有效避免了由于供需不平衡带来的潜在亏损。企业基于可预见的扩张性市场规模以及竞争性动机增加创新投入,加大研发力度,在产品性能和设计环节,增大产品差异化,在企业的生产制造环节,通过流程创新降低生产成本[36]。最后,数字经济携带的海量数据彻底创新了人类行为分析工具,企业的客户群资源蓬勃发展,信息处理能力也有所增强,企业运用大数据挖掘、大数据分析等新技术收集消费者行为数据、挖掘消费者潜在需求,并且敏锐地发现消费者偏好,通过创新改造产品、服务等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37]。

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在此提出如下假说:

假说4:数字经济通过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设定

1.基准回归模型

本研究参考Hayes的模型设定方法,构建如下固定效应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的赋能效应[38]:

Innovationit=α+βDigitalit+λcZit+μi+εit

(1)

式(1)中,Innovation为传统产业创新能力,Digital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Z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α为常数项,β为核心解释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系数大小及方向反映其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λc为控制变量系数,μi为不随时间变化的个体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2.中介效应模型

为验证本文提出的间接影响机理,将产业升级、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作为中介变量,构建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中介效应模型,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构建模型如下:

medit=α0+β0Digitalit+λ0Zit+μi+εit

(2)

Innovationit=α1+β1Digitalit+ηmedit+λ1Zit+μi+εit

(3)

按照流程,首先对方程(1)进行回归,如果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存在积极影响,则系数β显著为正,继续下一步检验。然后,对方程(2)进行回归估计,如果数字经济对中介变量存在积极影响,则系数β0显著为正,最后对方程(3)进行回归估计,如果系数β1和系数η显著为正,则存在中介效应,如果系数β1和系数η有一个系数不显著,就要进一步通过Sobel检验来确定是否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

(二)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传统产业创新能力(Innovation)是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由于专利指标是衡量科技成果的可靠性指标,不同区域的专利数据具有可比性,考虑到研发投入和获取专利授权之间的时间滞后关系,为了进一步减轻这种滞后性带来的不利影响,本文选取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传统产业创新产出的指标。

2.核心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Digital)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现有研究关于数字经济的测度不一,借鉴以往经验,为了更全面理解数字经济发展所依赖的要素,本研究选取构建指标体系的方法测度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本研究遵循科学性、完整性、综合性以及可比性原则,基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见表1。对于测度方法的选择,采取主成分分析法得到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数。全部数据通过了Bartlett球形检验和KMO检验,结果表明本研究所选取的数据适合进行主成分分析。

表1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

3.中介变量

根据前面理论的分析,本研究选取产业升级(stu)、金融发展(finance)和消费需求(consume)作为中介变量。其中,产业升级用第三产业产值比第二产业产值来表示,金融发展运用银行业金融机构各项存贷款余额与GDP比值来表示,消费需求采用城镇人均消费支出来衡量。

4.控制变量

本研究选取了可能影响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六个具有代表性的控制变量:政府干预程度(government)、知识产权保护(property)、研发投入强度(R&D)、市场化水平(market)、城市化水平(city)和人力资本水平(education)。其中,政府干预程度用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来衡量,知识产权保护用技术市场交易额与GDP之比来表示,研发投入强度用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重的相对指标来刻画,市场化水平用私营与个体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之比来体现,城市化水平用年末城镇人口与总人口之比来反映,人力资本水平采用平均受教育年限来表示。

(三)数据来源和描述性统计

本文以2011—2020年为研究时段,选取中国30个省份为样本(剔除港澳台和西藏地区),并对所有样本数据取对数处理。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和《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描述性统计特征如表2所示。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研究

(一)基准回归结果

本研究采用2011—2020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对于面板数据,常用的有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本研究的数据通过了豪斯曼检验。固定效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更为可靠,因此本研究采取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见表3所示。可以看到,随着控制变量的逐步引入,数字经济的估计系数均为正,且都在1%水平下高度显著,这表明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促进传统产业创新能力,列(7)中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系数为2.811,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增加1个单位,传统产业创新能力提升2.811个单位,从而证明假说1成立。

表3 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基准回归结果

(二)内生性与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考虑到重要变量遗漏或者数字经济发展与传统产业创新能力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因果关系从而导致内生性问题,为了进一步减轻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本文在固定效应模型的基础上以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并采用Gmm2s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数字经济系数为9.536,在1%的水平下保持显著,并且拒绝了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和弱工具变量的检验,说明工具变量选取有效。以上结果说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的情况下,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仍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4 内生性检验

2.稳健性检验

本文主要做稳健性检验如下:(1)调整研究样本量。一般而言,企业的研发投入越高,越能对创新成果产生积极影响,表3的基础回归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较高的研发投入下,评价结果将更加全面。本文剔除了R&D小于0.03的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结果如表5中列(1)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显著为正,且大于2.811,这也说明了在高研发投入下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加强。(2)更换被解释变量。为了增强本文研究的稳健性,进一步对被解释变量重新计算,基于投入产出角度并选取数据包络分析法(DEA)中的假定规模报酬可变的多阶段BCC模型对其进行测度,选用R&D人员全时当量和R&D经费内部支出额作为创新投入指标,选用专利申请数作为衡量创新产出的指标重新测算传统产业创新水平,结果如表5中列(2)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说明在替换了被解释变量的情况下,数字经济仍然有助于传统企业的创新发展。(3)缩尾回归。研究剔除异常值的影响,对主要变量进行1%水平上的缩尾处理后重新回归,结果如表5中列(3)所示,核心解释变量系数估计值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缩尾处理减少因异常值问题而引起的估计偏差后结果依然稳健。(4)外生冲击检验。本文使用的样本时间为2011—2020年,在该样本期内2015年的中国股灾可能会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影响。2015年爆发的中国股灾不仅对中国市场经济造成了沉重的打击或冲击,还对全球资本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A股股灾发生后,市场融资规模急剧下降,企业市值大幅缩水,损失惨重,引发实体经济衰退,因此,股灾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根据上述分析,本文生成股灾的虚拟变量,将股灾发生前设定为0,之后则设置为1,将两个虚拟变量带入回归中,关于股灾危机的外生冲击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影响,表5中列(4)股灾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中国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确实受到了股灾的负面影响,同时核心解释变量显著为正,说明本文的核心结论依然稳健。

表5 稳健性检验

(三)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认为数字经济可能通过驱动产业升级、加速金融发展和拉动消费需求,从而促进传统产业创新,相应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

表6 中介效应检验

1.产业升级中介效应检验

列(1)和列(2)报告了以产业升级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列(1)中数字经济对产业升级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2)中产业升级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且列(2)中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2.561,小于表3中列(7)的估计系数2.811,这表明产业升级是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8.89%。鉴于此,假说2成立。

2.金融发展中介效应检验

列(3)和列(4)报告了以金融发展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列(3)中数字经济对金融发展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4)中金融发展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且列(4)中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2.499,小于2.811,这表明金融发展是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11.09%。鉴于此,假说3成立。

3.消费需求中介效应检验

列(5)和列(6)报告了以消费需求作为中介变量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列(5)中数字经济对消费需求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列(6)中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估计系数同样显著为正,且列(6)中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系数显著为2.220,小于2.811,这表明消费需求是数字经济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中介变量,中介效应占比21.02%。鉴于此,假说4成立。

(四)区域异质性检验

整体而言,不论是发达地区还是欠发达地区,依托数字经济新优势,理论上均能够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数字经济新优势是一种新的创新驱动力,其直接驱动与间接驱动路径并不会因为地区发展水平不同而产生差异。然而,中国地区经济发展具有明显的非均衡性,由图1可以看出不同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及创新水平也存在较大的差异,那么在利用数字经济新优势赋能产业创新方面,同样可能会产生差异。为此,本文将样本分成东、中、西三组分别进行检验(1)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到,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互联网发展起步较早,拥有较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充沛的人才储备和良好的营商环境,有了这些先发优势助力,东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更为成熟,能够更好地赋能社会经济系统,从而促进传统产业创新发展。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虽然与东部地区差距较大,但受益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红利,西部地区迎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期,近年来得以发挥后发性优势,加快数字经济建设进程,并通过释放数字红利提升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水平。而中部地区既没有数字经济发展的先天优势,也缺少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导致中部地区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进而其对传统经济创新发展的赋能效果也不甚理想。

图1 2020年中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传统产业创新及数字经济发展指数

表7 区域异质性检验

五、结论与建议

目前加快构建数字中国、创新强国,推动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已经迫在眉睫,而数字经济新优势崛起,如何驱动传统产业创新发展,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本文在梳理经典研究脉络的基础上,从数字化基础设施、数字化应用状况、数字化发展环境和数字金融发展四个维度综合选取了13个二级指标,构建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测算出2011—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的发展指数。遵循“数字化赋能—多重驱动—创新变革”的逻辑思路,运用多种计量模型就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传导路径和区域异质性影响进行实证检验。主要结论如下: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够显著提升传统产业创新能力,用广义矩估计法进行内生性检验、用外生冲击等四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仍然成立。第二,从驱动路径来看,数字经济通过助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普惠金融发展以及拉动消费需求,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产生了积极性影响,产业结构、金融发展和消费需求的中介效应占比分别为8.89%、11.09%和21.02%,可见这三个变量中消费需求的中介作用更为明显。第三,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驱动效应存在区域异质性,数字经济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传统产业的创新发展,但对中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结合中国国情分析,东部地区拥有较为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充沛的人才储备和良好的营商环境等先发优势,其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作用最为显著;西部地区受益于“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等政策红利的后发优势,其数字经济对传统产业的创新驱动也较为明显;而中部地区先天优势不足,且缺少政策扶持,导致其数字经济发展速度相对缓慢,从而对传统产业创新提升的赋能效果不甚理想。

基于以上结论,本文提出以下几点政策建议:

第一,深入推进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发展。一是,加快5G商用、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在传统产业的应用。通过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以及数字产业化发展,有效连接数字经济和创新主体,构建基于创新协作的数字平台,通过大数据技术赋能创新协作平台,提升数据要素在传统产业内部的有效流通。二是,加强传统产业数字化变革创新团队建设。一方面,企业要从内部培养以及吸纳高校人才,通过开展专业培训和加强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为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融合提供人才支撑,另一方面,要通过创新激励政策促进创新人力要素在产业内外的流通,充分发挥人才市场化作用,吸引创新型人才进入数字化变革创新团队。

第二,优化顶层制度设计,发挥产业升级、金融发展以及消费需求的“中介因素”作用。一是,积极引导传统产业进行数字化转型,加大数字化创新人才的培育和数字化革新资本的投入,引领数字要素向新兴产业集聚,进而推动产业链创新链高级化。二是,应提升金融服务的效率和广度,利用数字金融资金流动性强和融资约束力低等优势增强资本市场对中小微企业创新变革的支持力度。三是,应继续加强电商平台、直播平台的规范性建设,推动线上线下消费的有机结合,深挖国内下沉市场消费需求,提供个性化、定制化消费服务,健全消费者保护权益相关机制。

第三,实施差异化数字经济战略,提升各地发展的协调性与均衡性。考虑到数字经济对中部地区传统产业创新发展的促进作用有待加强,政府应该给予适度的政策倾斜,引导数字资本与要素有序流入到中部地区,帮助中部地区发挥出本土后发优势。中部地区可充分发挥自身交通、人口和教育优势,注重数字化专业人才的培养,加强产学研合作,同时加大力度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中部经济崛起”。西部地区应当抓住“一带一路”政策利好,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发展具有地域特色的数字化产业,努力缩小数字鸿沟。另外,应借助于数字经济构建区域协同发展网络,实现跨地区的分工与合作,缩小地区发展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