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学术“近亲繁殖”的学科差异及其对科研产出的影响
——以2所研究型高校部分学科为例

王雪梅，乔锦忠

（北京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一、引言

学术界对“近亲繁殖”问题的关注由来已久，德国于20 世纪下半叶通过立法禁止“留校任教授”以降低“近亲率”，相关法律要求学者博士毕业之后到最终被任命为教授至少要更换一次高校，且应聘过程要走公开程序[1]；麻省理工学院于1985年起规定，不再聘任本校博士生留校任教等[2]；我国《全国教育人才发展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中提到，要大力改善高等学校教师学缘结构，逐步减少和消除“学术近亲繁殖”现象[3]。由此可见，无论是国家还是高校自身对于“近亲繁殖”问题都有所警觉，也出台了相应的法律法规和具体的管理措施。2021年5月，美国正式颁布《安全校园法案（Secure Campus Act）》明确指出，禁止向赴美从事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研究的中国学生发放签证[4]。由此，学术外循环受到较大影响，未来我国可利用的国际学术劳动力市场的范围会进一步缩小，科研工作者的培养会更加依赖内部环境，学术“近亲繁殖”很难完全避免。“近亲繁殖”是否一定对学术生产有害，还需要更多的事实论证，尤其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更需要审视学术“近亲繁殖”问题。

研究以我国两所研究型大学P大学和T大学为例，其中P大学是以文理基础学科为传统，而T大学是理工传统的大学，均属于国内高层次的大学。以这两所大学的12个A+学科和对应学科的教师群体为研究对象，通过搜集两所院校目标学科教师和学者的个人履历信息、科研产出信息，比较学缘关系不同的学者科研产出情况，探究不同培养方式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验证“近亲繁殖”是否一定会对科研产出产生不利影响、影响是否存在学科差异，从而为我国高校教师聘任与人才培养等工作提供事实依据。

二、文献综述

学术“近亲繁殖”会导致学者科研产出降低是一个较为主流的观点。Lowell等以美国1 514位科学家为研究对象，分析学术培养经历和职业生涯对科研产出的影响，通过统计分析发现“近亲繁殖”学者的学术生产力低于非“近亲繁殖”学者，甚至比声望更低一级院校的非“近亲繁殖”学者还低[5]。Ozlem等对土耳其4所技术大学机械系和航天航空工程系共236位学者进行研究，采用H指数作为衡量学者学术生产力的指标，研究发现“近亲繁殖”学者的H指数远远低于非“近亲繁殖”学者[6]。Hugo等对墨西哥学者进行问卷调查，发现“近亲繁殖”学者的科研产出低于“非近亲繁殖”学者，且“近亲繁殖”学者的信息交流更多局限于学者工作的机构内部，不利于学术交流和发展[7]。Hugo等对140多个国家7 000 多名学者进行抽样调查，发现在不同学校获得学位，即流动培养的学者相对于“近亲繁殖”学者更具有创新性、雄心和适应性[8]。Manuel对14个欧洲国家51所大学动物学专业的学者进行研究，得出学术生产力与学术“近亲繁殖”总体上呈负相关[9]。王军辉等对16所经济院校教师的教育背景与科研绩效进行计量分析，得出留校教师的背景对其科研绩效具有负面影响[10]。

“近亲繁殖”降低学者科研产出的研究从简单的描述统计发展到较为科学的计量分析有力地证明了学术“近亲繁殖”确实会降低科研产出，但也有研究者提出了相反的看法。Berelson认为只有毕业留校学者属于“近亲繁殖”，而“衣锦还乡学者”（在获得博士学位后先在其他单位工作，有一定学术声望后再回到博士培养单位）的科研产出高于一般“近亲繁殖”学者，在学术劳动力市场中更有竞争力[11]。张冰冰借助“2014中国大学教师调查数据”对4 222位高校教师的SCI/SSCI和CSSCI/CSCI论文发表量进行分析，得出“近亲繁殖”并不会对教师的论文产出产生不利影响，甚至“近亲繁殖”教师的论文产出更高[12]。沈勇以公共管理学科为样本，在参加公共管理一级学科评估的60所院校中共抽取875位教师进行分析，得出硕士阶段的学缘对科研产出有积极影响，学缘关系在教师学术生涯的前期有影响，对较高学术层级的教师的影响不显著[13]。Hugo对葡萄牙18所高等教育机构7 500多名拥有博士学位的学者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衣锦还乡学者”在发表国际期刊方面有优势，非“近亲”学者和“衣锦还乡学者”在科研产出方面差异不显著，进一步验证了Berelson 的观点[14]。夏纪军研究了国内21所高校24个经济学院768名教师的科研产出和学缘关系，发现留校教师的H指数高于国内引进和海外引进教师，留校教师和国内引进教师相比在科研产出上没有差异[15]。林杰对中国和美国两国大学教师的“近亲繁殖”进行比较，发现国内“近亲繁殖”教师受母校及导师的荫蔽从而能有更多学术研究和职称晋升上的便利，科研产出也比“非近亲”学者稍高[16]。刘霄等对28所高校2 744位学者的科研产出进行研究，分析发现学缘关系对外文论文发表数量有负向影响[17]。

已有研究对“近亲繁殖”是否会影响学者科研产出的讨论和结果有较大的分歧。国外普遍认为除“衣锦还乡”类学者外，“近亲繁殖”对科研产出有负面影响。而国内的部分研究显示，“近亲繁殖”对科研产出有一定的正向效应。基于当前研究，关于学术“近亲繁殖”对学者科研产出影响的研究存在以下问题：从研究对象来看，目前的研究多为不分学科或仅针对单一学科开展的研究，没有深入分析不同学科的“近亲繁殖”情况，没有体现出学科差异；从产出指标选择上看，多数研究以数量指标为主，如论文发表量，少部分选择的质量指标较为单一（如H指数），对科研产出缺乏较为全面的评价；从研究方法来看，分析方法和变量设置较为简单，并未考虑到“非升即走”等政策性变量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从定义来看不够清晰，不同学者的定义存在较大差异。研究选取12个A+学科以探究“近亲繁殖”对学者科研产出影响的学科差异，从科研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三个方面选择多个指标以求全面分析其影响，并且对影响学者产出的各个因素设置控制变量来精确分析“近亲繁殖”的影响程度。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研究通过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获取两所高校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第一的学科信息，再通过两所高校官方网站和专业数据库获取学者个体信息和科研产出信息，理工科的产出信息来源于Scopus 数据库，人文社科学者的产出信息来源于知网数据库。根据研究需要共选择了12 个目标学科，理学4个专业包含数学、物理、化学和生命科学，工学4个专业包括环境科学、工程力学、计算机科学和材料科学，医学学科选择基础医学专业，人文学科选择哲学专业，社会科学选择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三门学科。为了分析不同学科之间的差异，本研究将理学、工学、医学进行再分类，将理学定义为基础学科，工学学科和医学学科则为应用学科。

（二）抽样与数据搜集

学缘关系（培养途径不同）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会随年龄增长而逐渐降低[18]，因此本研究只考虑年龄在55 岁及以下的学者。考虑到新教师的论文发表和学术成长需要时间，因此选择的目标群体为在2021年前3年获取博士学位者，即2018年以前获得博士学位的高校教师。同时，还剔除了部分个人履历信息、Scopus数据库、知网数据库信息不全的学者，最后共有759位学者进入样本。

（三）操作性定义

变量包含解释变量学缘关系，被解释变量科研产出，科研产出主要考察学者产出的数量、质量和影响力，控制变量年龄、性别、职称、学科建设历史、A+学科、博士院校排名、非升即走、博士后经历和访问经历，具体指标见表1。

表1 变量及操作性定义

续表1

学缘：学者在各高校所经历的学段。譬如，某学者本硕博三级学位都在同一个高校接受教育，认定该学者有一段学缘关系；本硕博三级学位中有任意两个学位在同一个高校接受教育，认定该学者有两段学缘关系，以此类推。

科研产出：包含学者发表的论文、会议文章、出版的专著等，本研究主要考察学者被Scopus数据库和知网收录的自博士毕业年份至2021年所有论文、专著等，署名限制为第一作者和通信作者。

四、研究结果

（一）样本人口统计学信息

从12个A+学科中剔除个人信息或论文信息的无效样本后，基础学科为341人，应用学科为315人，人文社科为103人，总有效样本为759人，其基本情况如表2所示：

在两所院校的样本中，男性有604 人，占79.58%，女性有155 人，占20.42%，整体来看，样本以男性为主。所有样本中，教授职称有335人，副教授职称有315人，分别占44.14%、41.50%。在学缘关系方面，8个分类中非“近亲繁殖”学者的人数最多，有351人，占46.25%，学统纯正学者为其次，共计166人，占21.87%。总体来看，近似“近亲繁殖”的学者有117人，远房“近亲繁殖”的学者有125人，但从内部来看，近似“近亲繁殖”和远房“近亲繁殖”学者分布较为不均衡，其中硕博学位单位与工作单位一致的近似“近亲繁殖”学者类人数最多，为76人，占10.01%，学士和博士学位单位与当前工作单位一致的近似“近亲繁殖”学者类人数最少，仅有1人。

（二）院校间的学缘关系

本研究利用卡方检验比较两所院校学缘关系的差异情况，发现两校的学缘关系有显著差异（p＜0.05）。T 大学非“近亲繁殖”学者的比例为50.49%，高于P 大学（41.36%）；然而T 大学学统纯正学者所占比例也高于P大学，高出近5%。T大学的学缘关系呈U型分布，主要是由于该校的应用学科建设历史悠久，学术“近亲繁殖”较为严重，而其他新建学科如哲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学者很多来源于引进，学术背景较为多元化，“近亲繁殖”的条件相对较弱。P大学人文学科相对于T大学建设历史更长，基础理学和应用学科总体上发展相对稳定，因此其学缘构成较为均衡。

（三）学科间的学缘关系

本研究利用卡方检验分析不同学科间学缘关系的差异，研究发现不同学科的学缘关系呈现出显著差异（p＜0.05）。从最高程度的“近亲繁殖”即学统纯正学者所占比例来看，工学远高于其他学科；从非“近亲繁殖”学者的占比来看，医学大于其他学科，理学、理论社科、文史哲次之，工学占比最低。总的来说，工学是“近亲繁殖”较为严重的学科。

（四）学缘与科研产出的关系

1. 基础学科中，学缘与科研产出的关系

分学科探索学缘关系对学者科研产出的影响，发现在基础学科领域学者的学缘关系对科研产出并无显著性影响。基础学科领域的学术生产主要依赖于学者的个人天赋和努力程度，学缘关系对科研产出的影响不大。

2. 应用学科中，学缘与科研产出的关系

应用学科包括环境科学、工程力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医学，共有315个样本。结果显示，学缘关系不同的学者，其论文产出数量、FWCI指数和前1%论文被引百分比等指标呈现显著差异，详细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学缘关系与科研产出的差异分析结果

利用方差分析和非参检验发现，论文产出数量、FWCI指数、前1%论文被引百分比等均呈现显著差异（p＜0.05）。其中，在科研产出数量方面，远房“近亲繁殖”论文产出数量表现最好。在科研产出影响力方面，近似“近亲繁殖”②类的FWCI指数远高于其他学缘关系的学者，此类学者的前1%论文被引百分比最高，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学者。这表明一定“近亲繁殖”程度的学者在科研产出上的表现优于学统纯正和非“近亲繁殖”的学者，学术传承和学术代际纽带有一定的正向效应。

进行进一步回归分析，需要克服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内生性出现的原因主要有三个，即遗漏变量、互为因果和样本选择偏差。本研究样本选择是按照学校和学科选取的，学缘关系是既定事实，不会随科研产出情况而变，故导致内生性问题的原因主要为遗漏变量和无关变量干扰。

采用TSLS两阶段回归消除内生性，首先设置内生变量、工具变量和外生变量，再进行过度识别检验，最终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 TSLS回归模型

对论文产出和FWCI 指数模型进行Wald 卡方检验时发现模型通过Wald 卡方检验（Chi=26.59，p=0.00＜0.05）（Chi=69.58，p=0.00＜0.05），说明内生变量和外生变量中至少有一项对论文产出、FWCI 指数产生影响关系。经分析可知，学术头衔会对论文产出数量和FWCI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学缘关系对论文产出数量和FWCI指数有显著的负向影响；非升即走会对FWCI指数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对被引前1%论文百分比模型进行Wald卡方检验时发现模型并没有通过Wald卡方检验，学缘关系并不会对被引前1%论文百分比产生影响。虽然不同学缘关系的学者科研产出的被引前1%百分比存在显著差异，但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3. 人文社会学科中，学缘与科研产出的关系

人文社科包括哲学、应用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4个学科，共有103个样本，科研产出的相关指标H指数、发文量、CSSCI发文量、篇均被引等为正态分布，采用方差分析检验；综合指数和著作发表量指标为非正态分布，因而采用非参数检验。使用Kruskal-Wallis检验统计量进行分析，发现学缘关系对著作发表量有显著性影响（p＜0.05）。进一步回归分析，模型没有通过Wald卡方检验，学缘关系、出生年份、学术头衔、职称等变量并不会对著作发表量产生显著影响。

表5 学缘关系与科研产出的差异分析结果（n=103）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 学术“近亲繁殖”存在院校差异和学科差异

两所院校的“近亲繁殖”情况存在明显差异，不同学科之间也存在显著差异，应用学科的“近亲繁殖”率高于基础学科。由研究结果可知，T大学非“近亲繁殖”学者的比例高于P大学。其中，从学统纯正学者所占比例来看，T大学高于P大学，但从非“近亲繁殖”学者的占比来看，T大学也高于P大学。这有悖于刻板印象上T大学“重学统”的表现，T大学的学科学缘关系呈现出U型分布特点，而P大学学缘关系的分布较为均衡。

研究结果显示，工学学统纯正学者的比例为所有目标学科之首。医学（基础医学）是学术“近亲繁殖”程度最低的学科，理学、理论社科、人文社科次之。工学是学术“近亲繁殖”较为严重的学科，这可能与不同学科的学术传统和生产方式有关，工科的研究范式更注重团体合作，更易将研究人员工具化，更需要互相之间的密切协作。以P大学的PI模式为例，该模式研究过程以优秀的学术领头人统筹组织进行科研资源的优化分配，将资历低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凝聚为学术利益共同体，因其团体的凝聚力和排外性，在选拔新成员时会更加依赖内部劳动力市场理论的选拔方式，选择安全高效且熟知其能力的科研人员。学缘关系本质是一种资源，工学偏向资源依赖型，而理学为智力依赖型，文史哲等人文学科“近亲繁殖”率相对也较低，社会科学研究日益趋向实证化，对资源的依赖逐渐增强，与文史哲学科相比，其学统纯正学者占比略高。医学（基础医学）的非“近亲繁殖”程度最高，表明大部分医学研究相关人员不会在自己接受高等教育的院校和机构工作，国内顶尖的医学院较少，多数学者为优秀海归人才。本研究发现医学领域（基础医学）44.6%的研究人员博士学位是从国外获得的，因此学术“近亲繁殖”率较低。综上所述，学术“近亲繁殖”与学科的学术生产方式有关，越是应用性学科“近亲繁殖”现象越严重，如工学，越是基础性学科学术“近亲繁殖”率则越低，如理学和文史哲。

2. 在应用学科领域，学术“近亲繁殖”对学术产出具有正效应

在基础学科领域，学缘关系对科研产出无显著影响。在人文社科领域，不同学缘关系的学者的著作出版数量有明显差异，但影响不显著。在应用学科领域，“近亲繁殖”对科研产出有正向促进作用，不仅能提高科研产出数量，也能提高科研产出的影响力。

在应用学科领域，学缘关系不同的学者，其论文发表量、FWCI指数和被引前1%论文百分比存在显著差异，学缘关系与论文发表量、FWCI指数间呈负相关。在基础理学中，学缘关系不同的学者，其学术产出并无显著差异。在文史哲和理论社科中，学缘关系不同的学者，著作数量存在显著性差异，但两者之间不存在显著性相关关系。

在基础学科领域，学缘关系对科研产出无显著影响。但在环境科学、工程力学、计算机科学、材料科学和基础医学等应用学科中，学缘关系与科研产出的影响力指标FCWI指数、数量指标论文产出数量均呈负相关关系，即“近亲繁殖”程度与科研产出呈正相关关系，“近亲繁殖”程度越高，论文产出数量越多，FWCI指数也越高。学缘关系越丰富的学者，产出的数量、质量相对就越低。由此可知，一定程度的学术“近亲繁殖”能提高学者的科研产出。

3. “近亲繁殖”对科研产出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在应用学科领域，拥有本科，硕士学缘且博士非本校者（国外）科研产出质量最高，其次拥有本科硕士学缘，同时博士学缘非本校者科研产出质量较高。

“近亲繁殖”程度与科研产出呈正相关关系，但二者的关系不可一概而论。总体来看，在应用学科领域，远房“近亲繁殖”②类论文发表量最高，是学统纯正学者的1.7倍，是非学术“近亲繁殖”学者的2.1倍；近似“近亲繁殖”②类则在论文发表的影响力指标表现上优异，FWCI指数约为学统纯正学者的4倍，是非“近亲繁殖”学者的4.4倍。

从上述发现中可以看到，完全依靠“近亲繁殖”培养出来的学者和没有任何学缘关系的学者相比，科研产出表现并不突出，而有一定“近亲”学缘的学者的科研产出表现最优，也证实了在我国学术“近亲繁殖”对科研产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学统纯正学者的科研产出不占优势，在一定程度上与这类学者担任行政职务有关。本研究中学统纯正的学者中约29%的学者担任了不同程度的行政事务，近似“近亲繁殖”②类学者约有19%的学者承担了行政职务，担任行政职务的比例随学缘关系的丰富程度而减少，非“近亲繁殖”学者承担行政职务的比率仅有8%。本硕博连读毕业后留校的学者相对来说更易获得行政职位，这类学者拥有更多的社会资本，能更早地融入学术共同体并获得同行认同，他们对学校的文化传统和运行规则更熟悉，有利于维系原有的利益格局。但由于担任行政事务，此类学者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学校管理中，其科研产出随之减少也是不可避免的。还有一种可能是一些学统的纯正学者原本属于留校从事行政工作的校友，后来通过各种渠道在本校获得博士学位，涉足学术研究，开始行政与学术一肩挑，成为学统纯正学者，但由于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加之兴趣和时间分配等问题造成这类人群的科研产出相对偏低。

4. 国内硕博连读培养模式能提高科研产出质量

从人才培养角度来看，在非本硕院校进行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有利于提高其科研产出，博士阶段在国外接受学术训练更能提高科研产出的影响力；若依赖于国内培养，则两所院校自身的培养影响力最高，硕博连读的培养模式（本科非本校）相对而言最能提高学者的科研产出。

博士阶段的学术训练对科研产出的影响最大，在国外接受博士教育的科研产出更优。应用学科接受国外博士训练的学者FWCI 指数为1.22，论文产出数量为0.77，国内学者FWCI 指数为0.85，论文产出数量为1.03。研究结果可知，学士、硕士毕业后去国外顶尖院校接受博士学位学术训练的培养方式是最好的选择，对提高科研产出质量有着积极影响，这类学者的FWCI指数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学者。在国外发达国家攻读博士有利于提高科研产出质量，且国外培养经历对应用领域科研产出的影响比基础领域更为显著[19]。学士、硕士毕业后去其他院校接受博士学位学术训练的培养方式与优势积累理论不谋而合，具有良好的先天素质，进入名校学习，有出国经历，然后在一流研究机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

在外循环受限的背景下，T大学和P大学两校学者毕业于本校的概率增大，其中毕业于T大学和P大学的学者中科研产出最好的培养路径是硕博就读于上述两所院校毕业后留校工作的学者，应用学科的FWCI指数（0.95）高于学统纯正学者（0.8）和远房“近亲繁殖”学者①类（0.92）。在其他院校接受博士学术训练的学者科研产出最优的培养模式是本硕就读于目标两所院校而博士阶段在其他院校接受学术训练的学者，应用学科的FWCI 指数（3.17）高于远房“近亲繁殖”②类（1.67）和远房“近亲繁殖”③类（0.27）及非“近亲繁殖”学者（0.79）。在国内其他院校中接受博士训练的学者，科研产出影响力低于这两所院校，应用学科中P大学培养的博士FWCI 指数为0.93，T大学为0.84，其他院校为0.80，P大学培养的博士论文产出为1.19，T大学为1.15，其他院校为0.68。在外循环范围进一步缩进的情况下，两所院校博士学术训练的质量依然优于其他学校，其中最优的培养模式是硕博连续培养。

（二）建议

从对两所学校的研究结果来看，“近亲繁殖”对科研生产的影响是复杂的，既与文化传统有关，也与学科性质和成熟程度有关，还与办学层次、水平和氛围等因素有关。

首先，我国历史上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受礼制文化的影响很深，师生关系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传统的影响，应正确看待我国学术界存在的“近亲繁殖”现象。权威学者无论是出于学术传承的目的，还是出于人事安排的目的都愿意挑选自己的学生作为学术事业的传承人。因此，在我国学术界“近亲繁殖”问题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本研究和其他一些既往研究都证实了一定程度的“近亲繁殖”更有利于科研产出，因此应正确看待我国学术界存在的“近亲繁殖”问题。

其次，本研究还发现“近亲繁殖”与学科的资源依赖程度有关，对于偏向资源依赖性的学科，应允许一定程度的“近亲繁殖”。例如在环境科学、工程力学和计算机科学等应用学科领域，学术“近亲繁殖”对学者的科研产出是有一定益处的。高校的管理层应对“近亲繁殖”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对于应用性学科范围内的学科和专业，无论是新建的混合型学科、交叉学科还是传统学科，都应鼓励适当招收一定数量的本校高质量毕业生以打好前期的团队基础，增加后期的团队凝聚力，特别是要多招收硕博连读的学生。但在基础学科与人文社科领域，应尽量避免学术“近亲繁殖”带来的弊端，在招聘阶段应更看重候选者本人的学术潜力，广泛吸纳其他院校的高质量毕业生，加入新血液，促进交流融合。

最后，“近亲繁殖”还与学校办学层次和水平有关。对于研究型高校，应正确看待学校存在的“近亲繁殖”问题。在外循环通路遭遇阻塞的大背景下，自主培养高质量科研人才迫在眉睫，但优秀人才主要聚集在研究型大学，很难完全避免“近亲繁殖”。因此，在研究型大学博士招生和培养过程中，应鼓励本校学生积极寻找去国外研究型高校或其他国内高质量研究型大学的深造机会；在硕博培养阶段，应努力搭建与其他高校和优秀企业之间的交流平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应用学科的招生选拔中，对本校培养出的高质量学生应持充分信任的态度，大胆录取本校优秀毕业生。

作者贡献声明：王雪梅负责数据搜集与分析、论文撰写；乔锦忠负责确定研究思路与论文框架、文稿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