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饭圈”研究综述

赵秀丽，杨 燕

（三峡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宜昌 443002）

“饭圈”是粉丝对自己所属的追星群体的统称，又名“粉圈”，系“粉丝圈”简称[1]。饭圈是从最初追星粉丝自发组成的文娱社群逐渐发展成有组织、专业化的利益圈层。报纸、网络上有大量关于饭圈的报道，学界也对此展开了热烈研究和讨论，成果丰硕。本文将对饭圈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归纳饭圈研究呈现的规律与特征，总结其薄弱环节与潜在增长点、突破创新点，以期对学界有所裨益。

一、研究成果概述

以“饭圈”为主题词在中国知网数据库进行检索，从2017年第一篇关于饭圈的学术论文发表，到2023年9月11日，共有502篇学术论文、6篇博士论文、246篇硕士论文，由此可见饭圈研究发展迅速。饭圈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饭圈的理论研究

一是饭圈相关概念及其特征。“饭圈”是主要依赖文化纽带、感情规训并且接受商业资本介入的类组织群体[2]。“饭圈”具有鲜明的组织性、显著的异质性、突出的商业性和泛在的娱乐性[3]。“饭圈”时代的追星群组在人员数量、行动方面呈现出规模化特点[4]。饭圈与粉丝、追星族不能混为一谈，有学者认为从粉丝到饭圈，粉丝组织的严密程度不断增强，但粉丝组织领导者的特征并未发生大的变化，且粉丝文化存在的“代际差异”并非不可调和[5]。也有学者认为不同类型粉都中粉丝情感和实践具有不同特质[6]，粉丝文化和饭圈文化呈现出“网络化”和虚拟在场的新特点[7]。饭圈文化具有狂热化、表层化崇拜和盲目性、娱乐性消费等特征[8]，其表达具有“后真相式”“协同过滤式”、畸形“亚文化”、高度组织化等特质[9]。

二是饭圈的生成机理。饭圈权力来自“认同的力量”，个人在自我投射、自我移情和自我补偿3种心理机制下实现了从偶像认同到自我认同，由路人转为粉丝；在尊重和自我实现的心理需求下完成从自我认同到群体认同的过程，由粉丝进入饭圈[10]。饭圈价值认同的演化过程包括强化、转移、危机、重构4个方面，其本质是粉丝对“饭圈”社会关系的归属感受集体仪式影响[11]。团粉形成的社会心理动机是对自尊感、安全感、归属感和意义感的追求，粉丝社团通过情感聚焦、情感固化和情感收割等策略展现出明显的集体行动能力[12]。饭圈文化是文化娱乐市场和移动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导致当代青少年追星的方式发生根本变化，并在商业资本运作下衍生出来的产物[13]。饭圈文化具有“爱”的自组织结构，能发挥有限权力强制力，但其群体决策权、所有权、控制权旁落，娱乐资本主导地位没有改变[14]。饭圈经济是内容经济、数字经济、市场经济的产物，具有组织化、专业化、规模化、商业化等特征，具有自我演进和扩张的机制[15]。

（二）饭圈乱象及其表征

饭圈乱象包括饭圈异化、饭圈失范、饭圈“泛娱乐化”与饭圈极端化等现象。饭圈异化是指资本的介入使“饭圈文化”实质上成为一种“消费文化”，而粉丝对流量明星的“喜爱”也被异化为一种消费品。饭圈异化现象主要表现在缺乏理性、易受暗示的盲目崇拜、极度不自信和极端排他[16]。饭圈失范主要是依附于偶像产业的“饭圈文化”经常出现疯狂氪金、虚假流量、无底线追星等失范现象[17]。饭圈“泛娱乐化”是指饭圈文化存在圈地自萌、党同伐异等问题，带有“泛娱乐化”色彩[18]。“造神式”吹捧体育明星个人、过度追求娱乐性内容和病态追星行为泛滥成灾[19]。饭圈极端化在青少年粉丝群体认同中最为突出，具体表现为粉丝情感需求的虚无化、粉丝表达形式的狂热化等精神症候与社会症候[8]。

饭圈乱象的出现与饭圈成员的年龄构成、行为特征与思想认知水平密切相关。国内饭圈呈现出年龄低龄化、趣缘圈层化、行为组织化和情绪极端化等特征[20]。饭圈青年群体呈现出个体身份的流动性、文化认同上的排斥隔离、在策略上受流量经济与粉丝经济驱动异化为消费主义倾向等特征[21]。饭圈成员的主体意识问题严重，主要表现为自主性弱、辨别力差、理性欠缺等[22]。

（三）饭圈成因及其危害

考察饭圈乱象及饭圈问题的生成原因，从外在生成环境而言，资本追逐经济利益的失控、“唯流量论”的市场价值判断标准造成娱乐文化产业的异变与畸形[23]，粉丝圈群与平台算法的互动导致数据依存症及可见性霸权[24]，等等。从粉丝的角度进行分析，青少年受偶像人设的诱导、社会娱乐化的浸染[22]，粉丝的盲目服从、粉丝群体价值观的迷失[17]，部分青年心理需求的外显与异化[25]，都助推了青少年的入圈行为。从偶像层面来分析，艺人与“饭圈”组织者的推动[26]、偶像经济主体正逐步沦为被资本操控的价值工具[27]等，也加剧了饭圈乱象。

饭圈乱象对社会经济、主流文化和青少年的影响不容小觑。一是饭圈对经济社会造成的影响。首先，“饭圈经济”导致资源的错配和极大浪费，暴露出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公、负外部性、行业垄断、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等问题，对社会的消费观、财富观、投资观、价值观以及人力资本都产生负面影响[15]；其次，饭圈各种粉头卷款跑路、应援站集资款蒸发的新闻让人们逐渐对“饭圈”集资发起人的主体资格和集资行为的合法性产生质疑，过低的门槛和宽松的监管也使得集资活动面临经济、民事、刑事等层面的多重风险[28]。二是饭圈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饭圈”乱象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严肃性，挑战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阻滞了主流意识形态的辐射性，淡化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性，动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稳定性[25]。三是饭圈文化对青少年的影响。畸形的“饭圈文化”导致低俗炒作与泛娱乐化行为泛滥，曲解青少年的理想信念，消解青少年积极向上的人生观、价值观[29]；极端的“饭圈文化”使得部分青年人出现心理的集体失理、情感的集体失范、认知的集体失真、行为的集体失矩等问题[30]。

（四）饭圈应对策略

一是治理饭圈乱象的原则与方法。要以多元协同与跨域合作创新网络文化社群治理新范式，加强各治理主体之间在数字监管、文化、经济等领域的互动合作[31]。要尊重虚拟空间里多元价值亚文化圈层的并存，给予饭圈青年更包容的发展空间，使之逐步树立与现实世界社会规范一致的行为规则[32]；内容和平台的跨界融合是实现顺利“出圈”、提高大众认可度的有效途径[33]。要注重处理好“饭圈”经济属性与文化属性的关系，加强对“饭圈”的审查力度以遏制资本的无序扩张[34]等。

二是解决饭圈问题的法律举措。饭圈文化去“数据拜物教”，需要重塑互联网文化产业标准；更新社群交往规则，加强社会公权力监督；圈层文化向外打开，增强社会共享价值[35]。建立诚信化网络举报制度，明确粉丝组织的民事主体身份，合理设置平台公共责任，明确明星艺人与粉丝社群管理者的义务[26]。此外，对于“饭圈”集资行为，要严格审核资格，赋权粉丝群体；建立群体规约，鼓励自律管理；引入政府监管，加速法律制定[28]。

三是改善饭圈的环境举措。行业主管部门要提高准入门槛、构建长效的文娱领域综合管理工作机制，主流媒介应加大主流文化供给，优化青少年风清气朗的成长环境[29]。此外，政府部门还应控制引导娱乐资本、确立合理科学的娱乐产业监督制度、加强对网络娱乐平台的监控并提升主流文化的影响力[30]。

四是优化饭圈的内容建设。首先，从正向引导的角度，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为方向引领、以积极偶像效应为精神激励、以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为发展氛围，实现青年“饭圈文化”健康发展[3]；要从规则筑基、关系破壁、主流引领三个方面，借助集体仪式对“饭圈”的价值认同加以引导[11]；要加大互联网文化的建设，推进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少年的价值引领；要全面开展青少年群体的媒介素养教育，建立媒介素养提升计划等策略，进一步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青年亚文化群体的主导性、向心力、凝聚力和影响力[20]。其次，从抵制负面影响的角度，要坚决抵制造星炒星、泛娱乐化等不良倾向和流量至上、拜金主义等畸形价值观，强化正能量的价值导向和向真、向善、向美的审美取向[7]；推进行业自律塑造“正能量偶像”，建设粉丝防沉迷系统以引导粉丝的理性行为[36]。最后，从多方合力建设角度，要重塑偶像的道德示范功能，确立平台的道德共识，加强网民的网络素养[37]。令小雄等认为从个体层面要坚持全方位教育和全过程引导相统一，社会层面要坚持弘扬和积极引导主流文化，并将其与亚文化相结合[38]；此外，政府应以监管者身份积极实施微观规制，依法依规对数字经济新业态进行适度限制。规范粉丝经济的交易秩序，需要引导与监管“双管齐下”，多方治理主体共同参与，提升用户自律、引导行业自律、加强网络平台的监管责任、提高政府的网络治理能力[23]。破解青年文化认同圈层化，须充分发挥主流媒体权威议程设置作用，丰富主流价值观念的实践形态；加大力度治理圈层乱象，遏制资本与平台算法无序发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底激活青年创造力，通过价值共创模式实现跨圈合作[21]。

二、研究特点

粉丝研究，最早始于1992年约翰·费斯克所著的《“粉丝”的文化经济学》[39]；饭圈研究，始于2010 年韩国学者Kim Hyoung-gon、Lee Soo-jin 对粉都[40]的研究。2017 年，鲁婵率先发表了《“饭圈”与“圈饭”——大学生粉丝群体的互动机制探究》，标志着中国学者正式开始研究饭圈。通过梳理近7年学术界研究成果，不难看出饭圈研究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历时短、发展快

知网关于饭圈的学术论文共有502篇，其中2023年53篇，2022年130篇，2021年209篇，2020年90篇，2019年15篇，2018年2篇，2017年2篇，2010年1篇。由此可见，2017年至2019年是饭圈研究起步阶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增速有限；2020年至2022年饭圈研究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数量井喷，形成热点。

2017 年知网以饭圈为主题的论文仅《“饭圈”与“圈饭”——大学生粉丝群体的互动机制探究》《粉丝即经纪:“饭圈”运营解析》2篇；2018年仍只有《活用饭圈文化玩出IP营销新境界》《“饭圈文化”成为品牌营销必修课？》2篇论文。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侧重饭圈文化、饭圈经济运营、饭圈与粉丝的演进等。前三年研究成果19篇，除了吕鹏等的论文《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是在核心期刊《中国青年研究》上面发表，被下载33 741次，被引用200次，产生引领示范作用外，剩下18篇文章均为普通期刊，其中姜雯嘉的《传播视域下的“饭圈文化”探析》被下载10 858次，被引用48次，影响也较大。另外17篇文章中有12篇的下载量都超过千次，其中14篇被引用，反映了饭圈研究早期成果虽起点低，但关注度高的特点。

从2020 年到2022 年知网共发表以饭圈为主题的论文429 篇，其中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的论文达到121篇，占28.2%，可见学术期刊日益重视饭圈研究。这一阶段研究主题多元，所涉内容丰富多彩。例如饭圈文化（25篇）、“饭圈经济”（71篇）、粉丝群体（60篇）、粉丝文化（42篇）、偶像崇拜（19篇）、亚文化、主流媒体、网络空间、粉丝经济、主流文化、网络暴力、粉丝社群、群体极化、思想政治教育、青年群体、青少年价值观、专项行动、意见领袖、偶像养成、娱乐圈、社交平台、乱象、网络民族主义、新浪微博、帝吧出征、失范行为、治理对策、亚文化群体、娱乐化、意识形态、治理路径、综艺节目、社会治理、“信息茧房”、媒介素养……由此可见，饭圈涉及范围日益广泛，研究日益深入。

（二）关注度高、传播度广

饭圈研究成果具有影响力大、传播广的特点。笔者根据引用率与下载率，分别将排名前十的文章制成表格，详情见表1、表2。

表1 饭圈研究引用量排名前十

表2 饭圈研究下载量排名前十

通过表1的数据不难发现，饭圈研究的学术影响力较大。期刊论文按照被引率排名，前十的文章引用量都超过50次，其中排名第一的论文发表于2019年，排名第九的论文发表于2021年，剩下8篇均发表于2020 年。引用量排在第一的是吕鹏等的论文《青少年“饭圈文化”的社会学视角解读》，被引用200次，远远超过其他论文。引用率排在第二、三的论文引用量也超过了80次。引用排名前5的论文有3篇发表于《中国青年研究》，由此可见，该杂志高度关注饭圈研究，学者和公众对其认知度高，享有极高声誉。

此外，关于饭圈研究的博士、硕士论文也呈现出高下载量、高被引频次的特征。2020年马赫的博士论文《明星偶像崇拜的失范与重构路径研究——以流行文化中的青少年学生群体为例》被下载14 264次，引用70次；硕士论文《基于社群文化的明星粉丝消费行为研究》被下载7 344次，引用45次；《偶像工业时代饭圈应援现象观察》被下载4 756次，引用24次；《粉丝网络用语的语言学研究》被下载6 860次，引用21次。由此可见，饭圈研究的博硕论文也备受读者青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通过表2数据不难发现，饭圈研究的学术关注度非常高。从数量上看，超过1万次下载量的论文有6篇，排在第十名的论文也被下载8 508次，由此可见关注饭圈研究的受众较广。从发表时间看，下载量排名前十的文章，第一名和第五名发表于2019 年，第三、第六、第九和第十名发表于2020 年，第二、第八名发表于2021年，第四、第七名发表于2022年。期刊论文的一般规律是下载量和发表周期成正比，发表越早，下载量越大，引用频次越高，但饭圈研究体现了鲜明的及时性、热点性特征，研究者和读者往往伴随热点事件而增加对学术成果的关注度。

结合表1、表2进行分析，下载量排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七、第九的论文在引用量排名中分别位居第一、第三、第六、第九、第十、第二。排名前三的有2篇重合，排名前十的有6篇重合，由此可见饭圈研究的高被引文章与高下载文章具有较大重合性。

（三）多学科参与、新闻传播类占主导

饭圈是追星粉丝的组织化、圈层化，在网络时代其数量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与饭圈相关的热点事件也层出不穷。不同学科的学者都纷纷关注这一课题，根据中国知网的检索，剔除不相关的文章，饭圈主题的研究成果有471篇期刊论文。笔者将这些论文进行分类，涉及新闻传播学、政治学、法学、经济管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化学等11大学科，详情见表3。

表3 中国知网关于饭圈研究涉及学科分布

通过表3可以看出，学界研究成果具有两大特点：

第一，饭圈研究成果多聚焦于新闻传播、文化和社会治理三大领域。其中新闻传播类发文量占整个饭圈研究的23.5%，相较于其他学科研究独占鳌头。

从新闻传播视角对饭圈进行研究，新见迭出。首先，从新媒体环境下的传播视角出发，以文化区隔为理论基础，考察新媒体环境生成的偶像异化、粉丝非理性、群体极化三个饭圈文化特征，发掘饭圈文化造成的情感模因、圈层争夺、技术支配三个文化区隔特征[41]。对“饭圈出征”的群体互动及其传播效果进行梳理，提出“饭圈出征”在满足相关起始条件下构建了一条完整的互动仪式链，并产生了行动主体的身份认同及群体符号，实践了精准的群体传播策略[42]。其次，从新媒体环境下的爱国主义情感角度出发，指出青年爱国主义情感传播呈现出传播形式多样、群体性和互动性明显、娱乐化倾向严重等新特征，并可能对国家、社会和青年本身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双重影响[21]。最后，重视媒体的情感连接和意见领袖的作用，主流媒体应合理“连接”情感，有效进行政治动员[43]。以意见领袖型粉丝为抓手引领理性体育追星，主流媒体集体发声引导粉丝追星回归体育轨道[19]。“饭圈”治理要兼顾偶像和粉丝两个维度，贯穿内容生产和接受的全部环节，采取共享共治的思路对“饭圈”进行规制与引导，增强优质偶像的媒介生产和媒介素养中的粉丝文化重塑[44]。

第二，饭圈研究具有多学科特征，成果丰富多彩。不同学科的关注重点、采用理论、研究方法都有较大差异，饭圈研究新意不断，精彩纷呈。

社会学侧重分析饭圈引起的社会现象、饭圈的组织结构，等等。例如吕鹏等对饭圈从个体维度、群体维度、组织维度和文化维度进行了解读：从个体维度看，粉丝依据异质性偏好选择进入“饭圈”，具有物质性和筛选性等特点；从群体维度看，粉丝被划分为不同类型的子群体，各司其职，构成结构完整、功能完备的生态圈；从组织维度看，粉丝的角色分工、组织形态与运作模式展示出清晰的规则体系和等级结构；从文化维度看，“饭圈”已经形成内部专属的话语体系与运作规则[1]。郑敬斌等运用角色理论，从提振粉丝角色知觉、引导明星角色扮演、突破饭圈集体角色的文化模式区隔、推进多维角色规范等方面提出治理策略[45]。蔡竺言等认为饭圈是一种社会症候，“饭圈乱象”隐喻标志着社会治理框架及国家管控的显现[46]。李龙等认为爱国粉丝成员组成及行为特征、思想特征呈现出多元、复杂的社交化趋向，社会实践形成了社群内部、社群与外部世界的集体协同[47]。

思想政治研究关注饭圈文化对青少年思想的冲击影响及其应对策略。例如，朱小娟指出在行政、法治、科技等诸多治理路径中，思想政治教育因其独特优势而具备参与“饭圈”文化治理的可能[18]；龚杰克等指出让青少年远离“饭圈文化”的消极影响，需要社会各部门加强研究、积极配合、协同努力，学校教育尤其要发挥主阵地作用，在有效引导并满足青少年的正常心理需求、全面加强价值观教育、科学指导家庭教育等方面精准发力[13]。

心理学侧重对饭圈粉丝的情感进行剖析。例如匡文波等强调社交平台深度介入社会化媒介语境下粉丝群体情感氛围与情感结构的构建过程，迎合了粉丝的积极性、主动性、能动性[48]；曾庆香提出“饭圈”权力来自“认同的力量”，个人由路人转为粉丝，是在自我投射、自我移情和自我补偿三种心理机制下实现了从偶像认同到自我认同[10]。Linden等认为粉丝将饭圈文化作为一种“心理补偿”，想要通过虚构的现实来弥补现实生活的同伴缺失[49]。

经济学侧重分析饭圈经济和数字经济。例如，高寒凝利用经济学的“数字劳动”和“流量经济”来剖析新型偶像工业生产机制，认为饭圈乱象是互联网资本、流量明星与粉丝之间三方博弈的结果，具体表现为互联网资本通过控制IP（知识产权）剥削粉丝的“数字劳动”，或雇佣流量明星这一“流量数据汇总装置”，间接地占有粉丝的“数字劳动”；流量明星则以“亲密关系劳动”换取粉丝的“数字劳动”，反之亦然[50]。

政治学侧重社会治理。胡剑指出治理不良饭圈文化应遵循以下原则：多元主体治理与重点主体整治相结合、行为模式转变与理性关系形成相结合、网络审美转变与流量有序控制相结合、心理矫正调整与心理关爱治疗相结合、社交权力保护与社群组织整治相结合[51]。吕婉琴通过论述“韩流”在中国的兴衰变化折射出中韩关系的嬗变，指出政治关系的波动是影响k-pop粉丝将饭圈文化引入民族主义的关键，进而衍生出一种新的网络民族主义表达方式——粉丝民族主义，并逆向对中韩关系产生持续性影响[52]。

（四）饭圈评价多元化

不少学者对饭圈现象、饭圈文化深表顾虑，其研究多聚焦于饭圈乱象、饭圈异化、极端“饭圈文化”、畸形“饭圈文化”“饭圈文化”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潜在风险、饭圈虚拟在场与审美幻象的价值畸变，等等，并认为饭圈所涉及的消费主义、偶像经济、媒介引导等均诱导和侵蚀着当代青少年的情感理念和行为表达。例如曹刚认为偶像明星只是个“人设”，是资本、传媒、明星和粉丝等多方互动、包装的结果，其“爱”的情感纽带是自然的、依赖性的、异化了的，缺乏道德内涵，彼此间具有一种变异了的“忠诚”[37]。季为民指出“饭圈”封闭群组带来“回音壁”效应，影响未成年人认知健康正常发展；“饭圈”集体行为日趋群体极化，影响未成年人发展思维判断能力以及建立主流社会道德意识；“饭圈”诱导消费，使未成年人的消费观、价值观出现偏差；无底线追星是群体道德低下的表现，会影响未成年人的道德判断[4]。令小雄等认为“饭圈文化”助推的不良追星现象和日趋失范、失格、失控的行为，对社会公序良俗和主流价值观造成一定冲击，对意识形态领域安全以及社会治理带来隐患，尤其对青少年正确价值观的养成及其健康成长产生负面影响。“饭圈文化”的内部圈层化形塑具有极强的社会化组织力和煽动力，“饭圈文化”内卷化发展促使其圈层之间展开恶性竞争，由此引发一些社会化越轨行为[38]。此类关于饭圈危害的研究成果甚多，兹不赘言。

随着饭圈研究的深入，学者对饭圈的认识和评价也在发生变化，注重流行文化的正面价值，并研究饭圈特殊事件带来的启示。陈宇恒等研究饭圈行为与网络政治参与的关系，指出饭圈文化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积极作用[53]。张宇发现从“帝吧出征”到“饭圈出征”，青年网络迷群意志表达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要注意科学引导[54]。宋成通过分析央视频《疫情二十四小时》慢直播现象，认为“饭圈文化”的“云监工”们通过命名投射情感、通过拼贴的再创作进行情感参与、通过应援表达情感支持，起到了表达和传播情感、释放紧张情绪、构建共同“抗疫”的群体感和身份认同等作用[55]。彭焕萍等认为“饭圈”若整治好，重新成为与资本博弈的趣缘群体，走向狂热与理性之间的平衡，成为参与社会协同治理的网络自组织，可以为建构多元主体分工协作的社会治理格局贡献力量[56]。袁文丽等指出粉丝群体频频“出圈”，尤其在爱国性网络事件中，“饭圈化”颇有占据主流的趋势。国家危机中主流媒体的情感召唤是对国家之爱的召唤，而饭圈的偶像之爱是以“依恋”为情感根基、以“守护”为行动指南的[40]。吕鹏指出可以积极引导饭圈参与社会治理与社会建设，发挥其在抗击疫情、社区服务、精准扶贫等方面的优势作用[57]。魏鹏举从文化经济学特定视角分析“饭圈”，认为创造力给“饭圈”文化带来无限生机，借力文化经济的开放发展，发达的互联网数字技术与创意经济将推动创意领袖进入“饭圈”文化的中心舞台，“饭圈”的注意力经济模式向创造力经济模式转型的趋势会不断显现[58]。

此外，还有一部分学者持中间立场，既看到饭圈文化的负面影响，也看到饭圈文化的积极作用。例如金雪涛指出“饭圈”文化在帮助培养向善的集体情感、实现自我表达和自我价值的同时，也会造成信息封闭、非理性模仿以及畸形商业化的现象[36]。秦璇等通过访谈调查发现粉丝主要采取了“偶像失格”“群体非理性”和“道德恐慌”三种话语策略正当化自身的举报行为。作为我国娱乐业独特的参与文化，粉丝举报与平台机制、商业逻辑和政治力量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粉丝对话空间的所有权和关系的控制权被让渡给了以微博为代表的商业技术平台，在内化了以流量为中心的商业逻辑后，粉丝群体通过谋求与主流政治力量结合来获得自身行动的合法性，从而增加自身或降低对手的政治与商业资源。这种常常外溢到公共空间的内部斗争诉诸情绪化的表达，不仅不利于公共讨论，还会导致饭圈的“再污名化”[59]。

三、研究述评与展望

饭圈研究与社会、网络热点事件密切相关，其学术研究机构众多，发表论文数量持续增长，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是学术热点。纵览学者关于饭圈研究的成果，学术界对“饭圈”的现象、问题、危害及对策的研究都较为深入和细致，多学科参与“饭圈”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在一些薄弱环节，值得深入研究。

（一）薄弱环节

1. 思想政治教育、管理等学科参与度有限

学术界对于“饭圈”的研究在新闻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等领域成果多，采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关注饭圈不同的面向，研究深入，新见迭出，但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新闻传播学方面，学者多关注偶像或粉都对基层粉丝自上而下的影响，却鲜有人从传播互动的角度，研究广大粉丝如何自下而上地推动、催促、影响偶像从事公益事业，或者在公开场合对某一事件发表声明、阐明立场，等等。

从研究数量、研究切入点来看，思想政治教育、法学、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学科的发文量相对较低，还存在不少薄弱环节。饭圈群体特别是青少年群体更易受饭圈影响，危害甚大，现有成果大多停留在研究饭圈文化（亚文化）对主流文化的冲击及应对策略上，较少从价值观、文化接受心理的角度审视青少年为何痴迷饭圈文化和人们的入圈程度日益加深。饭圈中不同年龄阶段的粉丝的文化水平、经济能力、思想认知水平、独立自主能力都有较大差异，而思想政治教育需要根据年龄、性别、认知因材施教，才能增强教育的针对性、有效性。目前学界对粉丝的研究多笼统表述为青少年，并未对中学生、大学生、社会青年、上班族、女粉丝和男粉丝进行较为细致的研究，较少关注中年、老年饭圈群体。再比如饭圈组织内部呈现结构科层化、矩阵立体化和功能化等特点，饭圈内部究竟如何运作，如何评价其效果？还可从管理学科视角对饭圈组织及其内部管理进行专题研究，深度剖析。

2. 饭圈偶像研究聚焦范围过窄

当前饭圈研究聚焦的偶像多以娱乐明星、体育偶像为主，较少关注其他领域的饭圈现象。随着网络的迅速发展，人们在交流中入圈的倾向越来越大，“饭圈化”现象早已超出了以明星、偶像为主的领域。以科技粉为例，随着中国制造业与科技的强势崛起，华为、小米、李宁、鸿星尔克等品牌也拥有了一大批粉丝，且逐渐饭圈化，这一方面让本土品牌的认同度大增，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饭圈纷争”。以华为为例，科技的支撑和爱国主义情感的加持使得华为粉丝饭圈化，华为的品牌形象有所提升，但华为“饭圈化”也导致粉丝攻击其他品牌从而引起部分消费者的反感。不同类型的饭圈有不同的群体特征，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中发挥不同作用，值得关注和研究。

3. 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较为薄弱

近年来，国内流量明星异军突起，无论选秀节目的参与者还是影视剧的主演，都各自拥有庞大的饭圈，然而粉丝现象、饭圈现象并非中国独有。目前国内对饭圈的研究范围过于狭隘，学界对其他国家的饭圈研究、粉丝研究成果较少。不同国家的文化传统不同，思想意识有差异，饭圈文化及其表征也不尽相同，例如韩国三星粉都、体育明星饭圈，欧美政治明星、体育明星饭圈，日本二次元饭圈等都各具特色。对国外各式各样的饭圈进行跨文化研究、比较研究，有助于我国深化对饭圈的研究。

4. 定量研究、微观研究少

学术界目前对饭圈的研究多为定性研究，通过观察饭圈的具体特征或者行为，进一步研究其产生某种现象的原因，例如饭圈女孩出征。虽然定性研究也能了解饭圈的特征，但较少进行问卷调查，缺少数据支撑。仅有极少数学者运用访谈法对粉丝组织进行具体研究，例如陆新蕾等运用访谈法揭示了饭圈群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实现民族主义的操练，新意迭出。学术界对饭圈的研究多为宏观研究，以局外观察者的身份分析饭圈的特征，具体到饭圈行为特征的研究很少，比如饭圈打榜、反黑、投诉、控评和慈善等活动是如何进行的，饭圈成员对这些活动的参与度、评价和内部认同等，很少有学者进行微观研究。

（二）未来研究趋势

未来学术界的研究首先要加强“饭圈”在思想政治教育、法学与管理学等学科的研究；要聚焦“科技粉”“品牌粉”“虚拟偶像粉”等新型饭圈，关注中年、老年饭圈群体；其次，要开展跨文化研究和比较研究，并关注不同饭圈之间的互动；最后，要进行定量研究和微观研究。

1. 增强部分学科对饭圈的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党要把青年工作作为战略性工作来抓，因而对“饭圈”群体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尤为重要。“饭圈失范”现象对新一代青少年有巨大影响，不仅要重视新闻传播、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学等学科的发展，也要推动各学科的全面发展。法学对饭圈的失范、泛娱乐化、无端举报等负面现象有一定的规范作用，相关学者可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开展法律公开课，并利用微博、抖音、B站等平台以有趣的形式向公众普及法律法规及采用正面教育的方式来加以引导。经济学学者可聚焦社会经济效益，分析如何合理利用饭圈发展社会经济，推动各行各业经济效益的正向增长。管理学学者可以从管理学角度入手，利用饭圈的粉头特征来创新领导理论，利用饭圈的组织特征来创新企业管理理论。思想政治教育学学者可对青少年、高职高专、本科大学生等群体进行精准分析，结合饭圈特征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等。

2. 关注新型饭圈研究

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入圈人群日益增多，除了娱乐明星和体育偶像的饭圈外，科技粉、品牌粉、虚拟偶像粉也日益增多。学者可以对新型粉丝饭圈化现象给予更多关注。一是关注以上新型粉丝饭圈化现象与偶像明星饭圈的区别与联系；二是关注他们对个人及社会的积极和消极影响；三是结合国家和社会的发展现状，研究如何利用科技粉丝、品牌粉丝、虚拟偶像粉丝饭圈化促进社会发展，例如结合华为饭圈进行我国科技的宣传，打开国际市场，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四是探讨利用虚拟偶像来打破次元之壁，塑造一个完美的或可供私人定制的最佳形象以用于思想政治教育。

3. 进行比较研究、跨文化研究

不同国家的饭圈的成员构成、行为方式对社会的影响不同，且差异较大。在网络时代，认同圈层化现象已经成为青少年、中年群体文化的客观存在。要破除饭圈的圈层化现象，需要对不同年龄、各种类型饭圈有足够的研究，这样才能加快亚文化与主流文化的持续交流互动。此外，学者根据国外不同类型饭圈的表现形式、特征、运营情况及其作用，对不同类型、不同饭圈的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深入了解饭圈的个体特征，应援、打榜、反黑形式、公益组织形式，以提供更多参考与借鉴，为我国饭圈的研究及组织的发展、加快饭圈亚文化融入主流文化贡献积极力量。

4. 加大定量研究、微观研究

开展定量研究并用统计数据去揭示现象、分析现象，可以避免经验主义的错误，揭示客观真相。使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饭圈进行研究，利用真实有效的数据对饭圈现象进行分析，依据统计数据建立相应的数学模型，并用模型中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与数量变化去分析饭圈的实际情况，这样研究信度和效度将大大增加。饭圈的圈层化现象十分严重，局外人很难了解到饭圈内部的具体情况，因而学者需要深入饭圈内部，以局内人的身份进行微观研究，深入了解饭圈各种活动的运作方式，这样才能分析个体组织内在的差异性，更好地针对不同饭圈组织的具体问题进行分析，促进各类饭圈组织的有序发展。

作者贡献声明：赵秀丽负责研究设计、论文撰写与修改；杨燕负责文献整理、数据收集与撰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