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进展、热点与趋势
——基于CiteSpace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

■闫伟娜

1） 山东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山大南路27号 250100

2） 济南大学文化和旅游学院，山东省济南市市中区舜耕路13号 25002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科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1］。国家科普能力即一个国家向公众提供科普产品和服务的综合实力，“没有全民科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宏大的高素质创新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2］。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高度重视科普能力建设，尤其是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年）》《“十四五”国家科学技术普及发展规划》《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法规，为我国科普工作的开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

在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媒介转型的社会背景下，科普期刊研究也呈现出自身特点，作为知识传播与交流的重要载体，科研文献无疑为演进脉络和发展趋势研究提供了分析与考察的基础。针对科普期刊的研究进展与趋势，有学者关注特定领域的科普研究，如图书馆科普［3］、短视频科普［4］、少儿科普［5］、老年科普［6］和健康科普领域［7］的研究热点与趋势；有学者聚焦特定科普期刊，如颜燕等［8］针对《科普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其发展现状和主题演进；也有学者关注具体的科普期刊文献库，如刘欣等［9］基于对《中国精品科普期刊文献库》的计量管窥中国科普期刊的发展现状与对策。这些研究成果在方法和视角等方面为后续研究开拓了思路，但缺乏对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整体计量分析与图景呈现。为弥补当前研究的不足，本文通过运用科学计量工具CiteSpace软件对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相关文献进行知识图谱绘制和分析，探索其时空分布特征、高频关键词、热门研究领域和知识群分布等，力图呈现当前科普期刊学术研究图景，为完善我国科普期刊研究体系提供建议，进而推动我国科普期刊的能力建设。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数据来源

研究聚焦新世纪以来的科普期刊研究文献，以中国知网（CNKI）数据库为数据来源，以“科普期刊”为主题进行关键词检索，检索的时间区间限定为2001 年1 月1 日至2022 年12 月31 日，共检索出1537条文献信息，包含362篇《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hinese Social Sciences Citation Index，CSSCI）期刊文献。为确保文献的研究匹配度和数据的有效性，通过人工复核逐一检查，剔除了卷首语、征稿启事、招募令、书评和研讨会通知等非学术类无效文献，最终获得有效文献751篇。

1.2 研究方法

信息可视化（Information Visual）的概念最早在1989年由斯图尔特·卡德、约克·麦金利和乔治·罗伯逊提出，其本质是将大规模非数值型信息转化为图像［10］。基于较为庞大的文献数量，若采用传统的文献分析方法，难免挂一漏万，无法全面反映20余年来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热点和前沿趋势，同时也容易落入主观判断的窠臼；而基于文献计量与知识图谱的可视化分析能够梳理重要文献的结构和分布，揭示学术进展和前沿热点，进而直观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概况［11］。因此拟采用美籍华人学者陈超美教授研究开发的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6.1.R6 版本）对筛选获得的有效文献进行多元、分时、动态的可视化分析［12］，从文献的时空分布特征、高频关键词、高被引文献、关键词聚类和时区变迁等维度探寻科普期刊研究的学术进路和发展动态，主要针对以下问题展开讨论。

研究问题1：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普期刊研究领域整体呈现出怎样的研究进展？研究文献呈现出怎样的时空分布特征？其中的核心作者、研究机构和高被引文献有哪些？

研究问题2：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热点是什么？文献核心关键词有哪些？关键词的聚类、突现和时区情况怎样？形成的知识群分布情况如何？

研究问题3：我国科普期刊研究呈现出怎样的发展趋势？

在基于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可视化分析的过程中，各项参数的设置为：（1）时区分割（Time Slicing）设置为2001—2022 年，即分析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文献特征，且时间切片（Years Per Slice）设置为1，即以1年为单位进行时间分割，共有22个时间分段；（2）节点类型（Node Types）分别设置为作者（Author）、机构（Institution）、关键词（Keyword）；（3）采用g-index算法设定阈值，阈值设置为TopN=50，网络节点的关联强度（Links）设定为Cosine算法，网络裁剪方法（Pruning）选择寻径网络（Pathfinder Network）。通过以上设置，对筛选获取的751篇有效文献进行可视化，以呈现新世纪以来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知识节点、演变趋势以及合作影响，勾勒其学术场域的研究进路与知识生产样貌。

2 科普期刊研究的基本情况与进展

2.1 文献的时间分布特征

文献发表的数量和年限可以揭示某一领域的学术演进特征，科普期刊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数量和年代分布如图1所示。2001—2007年的发文数量波动较大，而在2008年之后发文数量相对稳定，尽管在2015年和2016年出现波动，但整体发文数量较为均衡，基本稳定在30篇以上，尤其自2018年以来稳中有升，这与近年来国家对科普能力建设的重视和相关政策的出台有关，科普期刊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新媒介形态的融合应用日益成为学界和业界关注的焦点。

图1 科普期刊相关研究论文的发表趋势

2.2 文献的空间分布特征

2.2.1 期刊分布情况

在检索获得的数据中，有611篇期刊论文、46篇硕/博士学位论文、94篇会议论文，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期刊分布呈现如下特点。第一，在收集到的751篇有效文献中，有239篇为CSSCI期刊文献，占比约为31.8%。发文量排名前10的期刊中有50%为CSSCI（含扩展版）期刊，60%入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这表明科普期刊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发文量最多的期刊为《中国科技期刊研究》，该期刊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期刊编辑研究会的会刊，创刊30余年来已经成为科技期刊研究的学术阵地，致力于研究科技期刊学术理论与实践创新。第三，《编辑学报》《科技与出版》等CSSCI期刊近年来在科普期刊相关成果方面的发文量也有所增加。

2.2.2 作者分布情况

要对某一领域的研究进展进行深入理解，可以从其核心作者入手进行分析，核心作者的研究成果代表了该领域的研究水平和研究方向。根据普莱斯理论，发表论文数为m篇以上者为核心作者，m=0.749（ηmax）1/2，ηmax为作者最大发文量［13］。本研究中ηmax=15，可得m=2.9，故发文量≥3篇者为该领域核心作者。经统计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共有53位核心作者，其中发文量为5篇及以上者有22人，7篇及以上的仅5人，发文量在10篇以上的仅1人，这表明该领域高产作者较少，仍有大量研究空间。

同时，在CiteSpace软件中以作者为节点类型进行分析，可得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图，如图2所示。运行报告显示作者节点有516个，连线有253条，密度为0.0019，Q值为0.9764。“Q大于0.3意味着得到的网络社团结构是显著的，且其值越趋向于1，则表示网络得到聚类越好”［14］。图2中核心作者之间连线较少且较为分散，节点密度较低，表明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合作关系是零散的，且大多是单位机构内部的合作，整体上尚未形成多层次且具有凝聚力的研究团队，学者之间的合作频度和强度仍需提升。

图2 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核心作者合作网络

2.2.3 机构分布情况

运用CiteSpace软件对有效样本进行机构分析，得到如图3 所示的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机构分布图。分析发现，751篇文献共涉及478家科研机构，覆盖了编辑出版机构、科普研究机构、高等院校以及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等多类主体，发文量≥7篇的机构有中国科普研究所（13篇）、《科学大众》杂志社（10篇）、《农业科技与信息》杂志社（9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文化传媒集团（9篇）、北京卓众出版有限公司（8篇）、广西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7篇）、《青少年科技博览》杂志社（7篇）。就发文量而言，编辑出版机构和科普研究机构占据绝对优势，具有研究主体地位。就机构间的合作关系来看，478个节点的连线有99条，节点密度为0.0009，表明机构间合作交流不够充分，跨机构合作有待加强。

图3 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机构分布

2.2.4 高被引文献分析

文献的被引频次是学术成果影响力测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为了进一步探究科普期刊研究领域成果的被引情况，选取了该领域被引频次排名前15的文章，见表1。分析表1所示的高被引文献可以发现：第一，新世纪以来科普期刊研究高被引文献大多来源于CSSCI期刊，如《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科技与出版》《中国出版》等，这充分表明这些期刊在该领域的引领地位；第二，大部分高被引文献与新媒体、媒体融合、期刊困局与改革相关，这充分表明新的媒介环境和媒介变革对科普期刊研究的影响力；第三，被引频次最高的文献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新芳的博士学位论文《当代中国科普史研究》，其下载量高达4565次，被引频次为106次，该论文系统分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到新世纪前10年科普图书和科普期刊的政策语境和发展情况，以其系统的政策梳理和丰富的量化数据成为该领域学者关注的焦点；第四，15篇高被引文献中，有10篇发表于2010年之后，占比为66.67%，这表明近年来发表的科普期刊研究文献质量有所提升，且该领域研究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

表1 科普期刊研究领域15篇高被引文献

综上所述，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进展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在早期振荡后趋于稳定；第二，从期刊分布来看，《中国科技期刊研究》《编辑学报》等核心期刊聚集较多高水平成果，成为我国科普期刊研究阵地；第三，从核心作者分布来看，俞敏、黄绮生、刘德生等22名核心作者发文量为5～15篇，而作者之间的合作交流有待加强；第四，从发文机构来看，中国科普研究所和《科学大众》杂志社发挥着引领作用，科普研究机构、编辑出版机构和高等院校占主体地位；第五，从高被引文献来看，新媒体、媒体融合、科普期刊困局与改革成为科普期刊研究的“风向标”，刘新芳、陈佳沁、袁桂清、刘德生等为高被引作者。

3 科普期刊研究热点的可视化分析

3.1 关键词共现图谱分析

关键词是对文献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通过对文献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分析可以揭示该领域研究的热点、趋向以及各研究主题之间的关系［15］。针对有效文献，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高频关键词分析，最终生成574个节点、864条连线，节点密度为0.0053，Q值为0.9665，聚类效果较好，形成的2001—2022年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如图4所示。在图4中，节点以引文年轮（Tree Ring History）的形式呈现。年轮的大小反映关键词出现的频次，年轮越大说明关键词出现的频次越高；年轮的颜色代表关键词活跃的时间区间，由内到外的颜色变化表示关键词从早期到现在的发文时区，年轮的厚度与相应时间分区内关键词的出现频次成正比［14］。可以发现，“科普期刊”“科技期刊”“科普”“新媒体”“编辑”为五大关键词节点，这些关键词在文献集合中占据绝对核心位置，同时围绕它们产生了十分广泛的辐射状连线，形成了复杂的结构网络，主要连接到“媒体融合”“数字出版”“全媒体”“健康科普”等，说明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已经形成一定的内容体系。

图4 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3.2 关键词聚类图谱分析

运用CiteSpace软件进行关键词聚类，将关键词中具有明显相同特征的词汇作为聚类对象，可得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聚类图谱，如图5所示。形成了#0～#13共14组关键词聚类，分别为#0科普期刊、#1创新、#2科技期刊、#3科普、#4学术期刊、#5发行量、#6医学科普、#7创新发展、#8编辑、#9选题策划、#10报纸、#11对策、#12市场营销、#13经营策略，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提取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主题分类。由于部分聚类标识词中含有相似词，为进一步归纳学界研究热点，将相似聚类标识词进行合并，再结合高频关键词和高中心性关键词进行归纳，总结出新世纪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主要知识群，如表2所示。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形成了五大主题，即科普期刊创新发展、科普期刊发行研究、科普期刊内容生产、科普期刊经营策略和医学科普研究。

表2 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主要知识群

图5 科普期刊研究领域关键词聚类图谱

3.3 关键词突现图与时区图分析

针对研究对象进行关键词突现分析（包括突现关键词、突现强度和起止时间）和时区分析，能够清晰地呈现该研究领域的历史沿革。选取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突现强度排名前20的关键词进行量化统计，获得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以及关键词聚类的时区图，如图6～7所示。分析图6，可以归纳出如下特征：第一，从关键词成为研究热点的起始年份来看，“期刊”“编辑”“发行量”相关话题研究的起始时间分别为2001年、2002年和2003年，是较早的研究热点，而“健康科普”和“融媒体”等话题成为热点的时间较晚，均为2020年。第二，从研究热点的持续时间来看，“新媒体”相关话题在2013—2020年一直保持研究热度，时间长达8 年；“媒体融合”相关话题的热度持续时间为7年，居于次席。第三，2002年是该领域关键词突现的“爆发期”，共产生了“编辑”“发行量”“发展”和“创新”4个热词。第四，从关键词突现强度来看，“新媒体”以8.05高居首位，这与当前媒介变革的客观实际相符，作为传统科普阵地的科普期刊需要寻求新媒体转型。其他突现强度显著的关键词，如“发行量”“全媒体”“媒体融合”“健康传播”“学术期刊”等也已经成为科普期刊研究领域的“强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在2019年和2020年出现的2个热点关键词“短视频”和“融媒体”的热度在较短时间内迅速提升，预示着该领域的重要研究走向。

图6 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

图7 科普期刊相关研究的关键词时区图

综上所述，科普期刊研究热点与高频关键词有着密切关联。第一，从关键词共现图谱来看，媒体融合、数字出版、全媒体和健康科普等方面已形成一定的内容体系；第二，从关键词突现图来看，尽管“短视频”“融媒体”等热词形成较晚，但已成为该领域研究的“吸睛点”，而“新媒体”“发行量”“全媒体”“媒体融合”等属于学者追踪的“强热点”；第三，从关键词聚类图谱可见，该领域主要形成科普期刊创新发展、发行研究、内容生产、经营策略和医学科普研究等知识群；第四，从关键词时区图来看，科普期刊研究领域较大的关键词聚类包括“创新”“科技期刊”“科普”等，反映出科普期刊研究的全局性和时代性。

4 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趋势与展望

新世纪以来中国互联网从普及进入飞速发展的快车道，媒介技术更迭带来的不仅仅是技能和信息，更重要的是受众求知渠道和认知方式的改变，这促使科普工作发生重大转向，也推动着科普期刊理论研究的不断推进。科普期刊理论是学者针对科普期刊实践某一方面的问题，通过观察、概念化、类型建构、解释和检验提出的，具有规律性的阐释、见解和预测，它来源于科普期刊实践，并具有指导实践的功能。2022年9月《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出台，这是指导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科普工作的纲领性文件，是对新时代加强科普工作作出的系统部署。科普期刊作为科普工作的重要推进者和生力军任重而道远，其研究趋势和展望如下。

4.1 研究基础：理论阐释与实践结合

科普期刊研究是基于现实问题对科普期刊实践工作的总结、提炼与升华［16］，研究成果多基于现实问题展开，偏向实务。但是偏向实务不等于只有实务，没有理论支撑的实务是盲目的，没有实务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只有用理论指导实务，用实务检验和修正理论，才能促进科普期刊研究的发展与创新。分析20余年来的我国科普期刊研究成果可以发现，早期的研究视野有限、理论欠缺，更为偏重实操策略分析和归纳［17］，且对策建议多流于表面，对科普实践的指导作用十分有限。然而伴随学科专业性水平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拓宽眼界和思路，开始运用经典理论阐释科普期刊实践问题，在选题阶段就考虑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视角出发，针对媒介理论［18］、传播机制［19］、期刊实践［20］开展相关研究，将经典理论的阐释与科普期刊实践相结合。在今后的科普期刊研究中，这种趋势将愈发明显。

4.2 研究主题：媒介深度融合与类型化科普拓展

科普期刊作为一种媒介载体必然与媒介本体产生密切关联，伴随媒介技术的发展和媒介形态的更新迭代，科普期刊领域的研究主题越来越趋向于媒介深度融合和类型化科普期刊的发展。第一，科普期刊的媒介深度融合与创新发展成为持续的研究热点。分析科普期刊研究的关键词突现图发现，“媒体融合”“融媒体”“短视频”等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热度不减，延续至今，这表明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科普期刊面临的重要问题是媒介深度融合。科普期刊如何在新媒体技术的加持下实现华丽转身，如何提升其新媒体传播力，都是学者们持续关注的热点话题。第二，健康科普、农业科普、青少年科普等类型化科普期刊的研究形成规模。伴随公众对科学知识需求的大幅度增加，健康类、农业类和青少年科普期刊受到用户青睐，发展迅猛，针对这些类型化科普期刊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如《医学类学术期刊公共卫生事件的议程设置路径》［21］、《数字乡村视阈下农业科普期刊的数字化发展路径及对策》［22］、《“双减”背景下青少年科普期刊的机遇与策略——以〈科学大众〉杂志为例》［23］等，可以预计今后科普期刊的研究也将与科普期刊功能密切相关，类型化科普期刊的研究将成为趋势。

4.3 研究方法：多学科交叉与多元化应用

研究方法是科研工作的工具和手段，也是科研创新的重要途径，新的研究方法会推动研究领域的重大发展。通过文献梳理发现，早期的科普期刊研究成果较多采用文献研究、案例分析等方法，以思辨的形式表达观点，强调问题意识，学科领域较为局限，研究方法较为单一。而随着科普工作的深入和不同学科背景研究人员的参与，科普期刊研究方法呈现多学科交叉与多元化应用的态势，重视思辨与实证、量化与质化、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研究方法更为多元，研究体系更加完善。科普期刊研究涉及新闻传播、图书情报、经济学、管理学、法律学、信息技术等多个学科，多元化的研究方法是跨学科交叉的必然要求和结果，伴随技术发展和研究视野的拓宽，学科交叉与多元合作态势会渐渐凸显。

5 结语

本研究运用知识图谱工具CiteSpace对新世纪以来我国科普期刊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可视化分析，从时空分布特征、高频关键词、高被引文献、关键词聚类、时区变迁等方面进行知识图谱分析，讨论了这一研究领域的进展、热点与趋势。运用量化处理方式针对既有文献进行分析，相较于传统的文献处理方式具有一定的客观性与准确性，呈现的图表也较为生动形象，一目了然，但考虑到文献检索的动态性和软件工具的模式化，今后研究应在量化基础上强化质性分析，真正将量化研究与质化分析相结合，也可以尝试采用更加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更全面客观地呈现当前我国科普期刊研究的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