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智时代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现状与提升对策

□ 吴画斌 吴佳璐 陈如意 金伟林

随着数智时代的不断发展，以云计算、移动互联网、大数据等为代表的新兴数字技术逐渐渗透到社会发展过程，促进各个领域的数字化转型，推动全球朝着新一阶数字元年进发。与此同时，数字素养也逐渐成为各类技能人才参与社会活动的必备素养之一。[1]因此，面对当前发展形势，唯有与时俱进，提升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才能使其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自1994年数字素养的概念被首次提出，各国学者开始对其展开研究，不断赋予其新的定义。近年来，数字素养能力的研究更是吸引了大量学者，并一度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不仅如此，许多国家对其给予了高度重视，部分国家与地区将其列入发展战略方针，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与规划以提升民众数字素养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美国于2007年就已发布了《21世纪技能框架》，该文件将数字素养列为适应21世纪发展需要的重要技能之一。在2010年，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提交了“国家宽带计划”，该计划囊括了国家数字素养工程，具体包括提供数字接入服务、建设数字素养培训团队和创建数字素养门户网站等内容。[2]2015年，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举办了“数字公民素养峰会”，明确将“数字技能人才素养”列为《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标准》的六大主题之一。[3]2000年，欧盟在“教育与培训2010计划”中将“数字素养”列为新时代八大核心素养之一。[4]2010年，欧盟正式将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育纳入《欧洲数字化议程》。2015年，澳大利亚政府发布了《国家创新与科学议程》报告，强调了“人才和技能”的重要性，并提出了“提高澳大利亚所有人数字素养与STEM素养”的计划。

我国也认识到了提升数字素养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的重要性，并于近几年陆续出台了相关政策规划。2021年3月，十三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该文件强调“加强全民数字技能教育和培训，普及提升公民数字素养”；[5]2021年11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以下简称行动纲要）对提升数字素养和激发数字创新活力等目标进行了任务部署；[6]2022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中指出，“围绕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实施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建立一批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打造一批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培训基地”[7]。2023年8月，《浙江省数字技术工程师培育项目实施方案》基于培育目标、培育方式、政策支持、组织实施、工作要求五个方面对数字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进行了战略部署。由此可知，数字素养能力已成为全球公认的可用于衡量各类技能人才综合素质与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

一、文献综述

（一）数字素养的内涵演变

“数字素养”最早出现于美国图书馆学领域，当时美国学者赋予它的意义为“阅读及理解超文本或多媒体格式信息的能力”，[8]可以看出当时对数字素养的定义非常简单，仅理解为数字信息的接收能力。在之后的几年里，学界对数字素养的内涵研究进展十分缓慢，直到1997年，保罗·吉尔斯特（Paul Gilster）基于全新的综合视角重新赋予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较为完整的定义，即“当信息通过计算机呈现时，能够理解和使用各种来源的，特别是通过互联网媒介的多种格式的信息”，[9]让“数字素养”再次进入学者视野，促使学界对数字素养内涵的研究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吉尔斯特的《数字素养》一书在原定义基础上增加了“使用”二字，使得数字素养不再仅是一种阅读理解能力，而是在未来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数智时代中，赋予人们利用数字技术解决数字环境下的问题，更好地适应数智时代的能力。此后，数字素养内涵的相关研究在学界的热度不断上升，数字素养的内涵也在之后短短几年里得到了极大的完善。2016年，在《数字素养：建立边界和确定合作伙伴》中，沃尔顿（Walton）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使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发现、评估、利用、共享和创建内容的能力”。通过计算机理解和使用各种来源的多种格式信息，并在数字环境中有效执行任务，[10]从数字素养的功能角度丰富了数字素养的内涵。201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数字素养定义为使用数字媒体、信息处理和检索所需的一套基本技能，使人们能够参与社交网络、创造和分享知识。目前，国外对数字素养的内涵研究成果已比较完善，因此许多学者早已将目光投向数字素养的其他研究领域。但国内对数字素养的研究起步较迟，直到2021年11月，中央网信办在行动纲要中首次给予数字素养一个较为正式的定义，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

（二）数字素养的框架变迁

确定数字素养的定义是为了让人们能够对数字素养产生概念上的认识，而数字素养框架则是将数字素养的抽象理论具体化为现实中人们应该具备的技能。数字素养框架的首次提出是在2004年，以色列学者艾卡莱（Alkalai）在其前期提出的数字素养概念的基础上，将其概念具体化为五个方面，图片-图像素养、再创造素养、信息素养、分支素养、社会情感素养。[11]结合保罗·吉尔斯特的著作中提到的批判性思维，共同构成技能、知识、态度的三层等级模型，[12]这也是目前国际认可度最高的数字素养框架。在之后的20年，各国提出了多种数字素养框架，但也大多是以三层等级模型为基础进行延伸。2011年，欧盟将数字素养框架划分为五个领域：信息、交流、内容创建、安全意识和问题解决，[13]并对各个领域进行了进一步细分。2015年，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将数字素养概括为“能够熟练使用专业软件、利用数字媒体进行有效沟通、解决相关问题、对数字媒体相关的法律法规有清晰的了解、能够借助数字媒体积极参与专业交流、能够判断新媒体对自身专业的可用性、使用普通办公软件、自主开发媒体应用等”具体维度。[14]2017年，欧盟在原框架基础上进行了升级，推出Dig Comp 2.1，结构仍为五部分：信息与媒介素养、交流与协作素养、数字内容创作、数据安全、选择合适数字化工具解决问题的能力。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Dig Comp 2.1基础上增加了“软件及设备操作技能”及“与职业相关的能力”，构成了全球数字素养发展框架。国内方面，暂时还没有团队或机构提出较为系统的数字素养框架，仅有个别学者参考国外框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蒋敏娟等借鉴国外既有的数字素养框架，从逻辑认知视角提出了数字素养“五力”模型，包括感知力、融通力、吸纳力、实践力和发展力。[15]包晓峰以行动纲要为总体指导思想，重点分析并融合欧盟《数字能力框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全球数字素养框架》，从实践参与、情感价值和知识认知三个维度出发，构建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全民数字素养框架。[16]

（三）数字素养的研究成果

目前，国内外对数字素养的研究主要围绕三方面进行。第一是数字素养的内涵框架。在国外，卡瓦尼（Calvani）等指出，数字素养是指灵活探索和面对新的技术形势，对数据和信息进行分析、选择和批判性评价，挖掘技术潜力，有效地表达和解决问题的能力。[17]利布尔（Ribble）认为，数字素养框架的目的应在于使公民了解与技术相关的道德、社会和文化，能够使用Web应用程序，并且能够将这些程序用于自我发展。[18]在国内，施歌对数字素养的定义是：人们在工作、学习、休闲及社会参与中适当运用数字化手段识别、理解、创建、交流、批判信息并解决问题的能力与态度。[19]商宪丽等对欧盟数字素养框架进行了研究，并进行了方法借鉴。[20]第二是研究不同群体的数字素养培养差异。弗莱登伯格（Frydenberg）提出了针对大学生的数字素养评估研究方法。[21]黄丹俞等基于老年人数字获得感角度探究了针对老年人的数字素养培养方法。[22]张学英等从国际组织视角出发，通过借鉴欧盟等的数字技能保护典型案例构建了中国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保护制度。[23]第三是资源对数字素养的影响。欧耶德米（Oyedemi）认为网络覆盖率、数字设备完善程度以及媒体可交互性等因素对公民数字素养的影响不可忽视；[24]李宇佳从欧美图书馆提供老年人数字包容服务对老年人数字素养的影响方面进行了研究。[25]

综上所述，虽然目前国内外学者对数字素养的各类研究实践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可为国内研究数字素养的相关问题提供一定的借鉴。但国内的理论研究无论是在数量还是研究范围上都稍显不足，且尚未建立本土化的数字素养框架。基于此，本文首先在“技能人才”的基础上有机融入“数字素养”，给出了数字技能人才的定义，即在生产和服务等领域的岗位一线，兼具岗位所需专业知识和技术以及利用数字化工具进行数据获取、分析、处理、创新的能力，并在工作实践中能够创新融合两种能力进行实际操作的人员。其次对国内外已有实践进行分析，进一步探究符合本国国情的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提升对策。

二、我国技能人才数字素养现状解读及问题剖析

（一）技能人才数字素养框架尚未构建

提升技能人员数字素养能力和数字创新能力的首要前提是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数字素养框架。目前，国外的数字素养框架已比较成熟，认可度最高的是2018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全球数字素养发展框架。而我国由于研究起步较晚，尚未在数字素养框架构建这一问题上达成共识。迄今为止，我国学界对于该问题的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是通过对国外数字素养框架已有实践及成果进行分析，总结经验，为我国数字素养框架的构建提供借鉴。但由于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各国国情必然或多或少存在差异，如果只依靠“照搬”别国经验来构建本国的数字素养框架，势必会产生适用性不足的问题。因此，仅通过借鉴国外经验是不可行的。第二种是通过将我国原有的关于信息素养的相关研究进行总结，进而解答数字素养的相关问题。然而，数字素养是信息素养顺应时代变迁升级之后的产物，二者具有一定的差异，适用信息素养的解答于数字素养问题而言可能已不再适用。因此，正如部分学者所认识到的那样，目前我国亟须构建一个适合中国国情且顺应时代发展的数字素养框架。

（二）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培养体系不完善

在“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这个概念提出之前，数字素养培训针对的仅是部分群体，如大学生、[26]政府机关人员、老年人等单类受众，原有数字素养培训对象较为单一，体系尚不完善，如浙江省海宁市针对老年人数字素养能力提升的方案缺乏具体措施。但当下数字素养涉及对象已扩展至所有技能人才，所以仅凭现有数字素养培训方案是无法满足现有需求侧需要的。第一，我国技能人才数量巨大，人群年龄分布层级多，不同年龄的技能人才对数字的敏感度参差不齐。第二，技能人才受教育程度有较大差别，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技能人才对数字信息的学习能力及认同度有所差异。第三，职业种类众多。不同职业的技能人才会有不同的数字素养培养需求，从而产生不同的培养方案内容要求。

（三）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培养资源分布不均衡

由于区域及机构间的各类因素存在一定差异，数字资源的开发与使用存在明显差距。究其根本，有以下两点原因。

1.硬件设施普及率低

由于各地区间的经济条件、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差异，发达地区与偏远落后地区在数字化硬件设施资源的普及程度相去甚远。近年来，我国的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迅速，覆盖了全国约98%的人口，但仍有2%的偏远落后地区的人口无法接入网络，被排斥在数字世界之外。第4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6月，我国网民数量达到10.11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1.6%，但城乡之间差距明显，城镇网民数量为7.14亿，而农村地区网民数量为2.97亿，仅为城镇网民数量的40%。偏远落后地区由于硬件设施及收入的限制，接触数字技术的机会较少。

2.数字技术人才缺口大

若硬件设施是反应物，那么数字技术人才就是催化剂。如果配备了硬件设施，但缺少数字技术人才，就会造成资源浪费。目前，在一些已获得数字设备建设经济支持或是已完成大规模数字设备建设的地区，出现了由于数字技术人员与培训人员不足导致的数字资源闲置问题。

（四）各产业高质量数字人才短缺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发展报告（2019—2020年版）》可知，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数字高质量人才缺口达30万人，机器学习、人工智能芯片、智能语音等技术方向供需比均低于0.4，人才供应严重不足。各产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普遍缺少高质量数字人才，无法满足数字时代的需求，产业竞争力落后于数字素养规划较先进的国家。

三、我国技能人才数字素养提升对策建议

（一）夯实数字素养理论基础，打造主次联动中国框架

目前，我国在数字素养领域的首要任务是构建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数字素养框架，在深刻认识我国数字素养框架建设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本文有针对性地提出若干建议。

首先，立足国情，集思广益，探索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素养框架。从目前国内数字素养理论研究基础来看，仅靠总结国内的研究成果难以构建可信度较高的数字素养框架。因此，还需借鉴国外数字素养理论研究及实践经验，通过筛选等环节，挖掘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经验，并以国内现有战略指导行动纲要等为核心，初步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素养框架。同时，打造数字素养研究团队，保障中国特色数字素养框架的可持续发展。该团队以政府为主导，发挥组织引领作用，以科研力量为支撑，增强团队综合软实力。第一，组建全国数字素养研究网络。将目前以高校为主的现有数字素养领域研究团队按区域合理分配，各自带领相应区域的高校及地方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成区域研究团队，开展跨学科与多元融合的数字素养创新研究。如在浙江省海宁市，可由海宁市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高校研究团队或者图书馆等社会机构带队，融合海宁市政府有关部门人员，组织海宁市其他高校共同成立海宁市数字素养研究团队，进行现代信息科学与数字素养的融合调查研究及优秀理论试点。同时，在各区域组织间建立区域团队常态化交流机制，定期召开学术交流会进行经验分享，促使团队间相互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同夯实数字素养理论基础。第二，政府应加强对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培养的重视程度，加大对相关研究的政策支持力度。[27]

其次，完善顶层设计。顶层设计是引领地方政府有序行动的指挥棒，打造科学完善的顶层设计至关重要。政府应谨慎对待数字素养战略规划与配套行动计划的制定与下达，根据各地区情况差异性进行合理的资源统筹及规划调整，形成上通下达的全国数字素养项目联动网络，增加主次联动的可行性，具体方案如图1所示。

图1 打造可持续发展的主次联动中国数字素养框架

（二）完善公众意见反馈体系，制订“因材施教”培养方案

面对培训对象多元化及需求尚未得到清晰探究这两个问题，本文借鉴欧盟及国内经验进行分析总结。首先，完善公众意见反馈体系。参考欧盟数字经济和社会指数系列实践经验，政府相关部门应联合其他机构，定期对各类技能人才的数字素养培训需求和对当前数字素养培养方案的满意度及意见进行调研并发布相关报告，以此作为数字素养培训方案的修改依据。其次，制订“因材施教”培养方案。按照一定的划分标准将技能人才划分成不同的人群，如浙江省海宁市以年龄段为标准进行划分，以各技能人才群体的需求意见为中心制订有针对性的培养方案，并采取多方合作的形式，鼓励教育机构、企业、图书馆等社会力量与政府形成合力，推动数字素养培养方案的执行。部分学者认为可以通过定期举行数字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培训、微课，设立“专业特色+数字素养”课程，建设数字校园等措施来提升大学生的专业数字素养能力和专业数字创新能力。如近期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及南京师范大学先后开设了数字素养方面的专业选修课帮助大学生提升数字素养。[28]对于老年人及农民的数字素养提升，可以通过数字素养培训活动及新媒体技术来实现。[29]如青岛农业大学的学生开发了农民数字素养学习平台，设立了农民数字素养培育系统，针对农民职业特点，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数字素养培训机制，缩小城乡“数字鸿沟”，助推农民数字素养的提升，如图2所示。[30]

图2 制订供需对接的“因材施教”培养方案

（三）拓展多向资源合流渠道，完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

为解决以硬件设施普及率低及数字技能人才缺口大为主的资源分配不均衡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首先，构建政府主导、多方助力的顶层资金支撑体系，拓宽资金合流渠道。此建议参考了欧盟的部分实践，并结合行动纲要中的指示“完善资金保障机制”而提出。具体实施路径如下：成立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培训基金会，设立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培训专项基金并以其他基金为补充。通过政策优惠等措施鼓励企业等社会团体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构建由政府财政拨款、基金及社会援助等为主的顶层资金支撑体系。其次，搭建数字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培训云平台，拓宽课程资源合流渠道。通过与图书馆、教育机构、高校、企业等社会机构进行合作，开设一系列数字素养和数字创新能力培训课程，整合已有培训资源，搭建数字素养培训云平台，实现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培训的时间自由与兴趣自由，增加数字素养培训的可行性与公众的认可度。最后，出台数字技能人才及培训人员优惠政策，扩大数字技能人员团体数量。政府出台数字技术人才优惠政策，并与高校等社会团体合作，联合培养数字技能人才，建立数字人才分配直通车，均衡全国数字人才资源分配，完善技能人才数字素养培训体系，如图3所示。

图3 促进资源整合，完善培训体系

（四）打通企校合作培养体系，培育数字高端人才

为解决数字素养能力提升对象中基数最大、构成最复杂的就业人群的数字素养能力提升问题，本文提出以下解决策略。构建多方参与的培养体系，如打通以政府为指导、以产业发展为驱动、企校协同育人的企校合作培养体系。具体来说，政府提供相应规划指导、政策支持与适当资金支持，推动企业与高校合作开设数字人才培训班。以高校研究团队为主，企业研究人员为辅，开发制定相关培训课程，企校共享课程资源。同时，将高校与企业分别设置为理论培训基地与实践培训基地，推动企业进修人员与高校学生的人才双向输送，共同为企业培养现有数字高端人才以及预备数字高端人才。另外，企业可为合作高校设立“优秀数字人才”就业直通渠道，实现数字预备人才的精准输送，驱动各产业高质量发展，增强我国各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如图4所示。

图4 构建企校合作培养体系

四、结语

本文主要研究了在数智时代背景下，中国应如何顺应时代要求，有效提高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破除目前因理论基础薄弱、框架缺失及培训群体多元化等问题而导致的落后局面。通过研究，本文提出了以下对策。第一，立足国情，借鉴国内外现有成功经验，构建中国特色数字素养框架，并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统筹规划，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的主次联动性。同时，应加快推动国内相关理论研究发展，夯实理论基础，助推框架的可持续发展。第二，完善公众意见反馈体系，为“因材施教”培养方案的制订提供初步参考及后续改进依据。第三，拓展资金、课程、人才资源合流渠道，完善数字素养培训体系。第四，打通企校合作培训体系，培育数字高端人才，为技能人才数字素养能力提升提供巨大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