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共情：央视特别节目《美美与共》中的文化间性探究

陶梦筱 麻冰洁

摘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对外文化交流和多层次文明对话，是不断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途径，也是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必然要求。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十周年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文化和旅游部联合推出大型国际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美美与共》在多国实地拍摄纪录短片，结合讲述者们的现场交流，以及各国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全景展现了对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的倡导，向世界传递了一个可亲、可敬、可信的中国形象。

文章在跨文化共情传播视角下探讨文化在国际关系交往中的重要角色，通过文化间性思路回答不同思想文化之间的和合共生之路，旨在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人类基本价值共识，彰显中国文化的主体性意识、文化底蕴和世界情怀，体现中国胸怀天下的大国智慧与担当。

关键词：跨文化共情；精神交往；文化间性；“他者”思维；《美美与共》

中图分类号：G22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4）02-0066-03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3年度信阳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跨文化共情：中国主流媒体建构新型叙事机制研究”成果，项目编号：2023XW009；2022年度信阳农林学院青年基金项目“网络育人视域下高校微信公众号思政教育内容分析——以‘牧医红专青年为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QN2022007

一、世界交往和互联互通：“精神交往”视野下的认同

马克思主义传播理论的主导观念是“精神交往”，认为传播活动是主体自由意志支配下通过协商和对话来完成的，传播过程不存在任何强制性，强调包容“他者”，实现“两个和解”[1]。马克思的交往观是建立在生产性实践活动的基础上的，人们是通过生产去发展和改造自身，继而造成新的力量和新的观念，造成新的交往方式、新的需要和新的语言[2]。

进入社会的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相统一的存在。人们在日常的社会交往中，必然要通过相互沟通与对话产生对彼此的理解。这种理解放在国家、民族之间的交往中，是一种认同。交往是在彼此有联系的基础上才会产生的社会性活动。在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影响与推动下，文化在世界交往中的作用开始被人们重视。

关于如何处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费孝通曾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美”，《说文解字注》与“善”同意，有美好、赞美之意；“共”，《说文解字注》谓之“同也”；“美人之美”意味着承认“他者”文化的差异性；“美美与共”则是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央视特别节目《美美与共》处处蕴含“美”与“共”的文化元素——“邀请故事主人公，共赴和美之约”。“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汇聚于此，通过文字符号、图像符号、音韵符号等文化元素传递情感，跨越语言屏障，构筑对“美”与“共”的认同。

中华文明若想同世界文明一道生生不息，“和而不同”“美美与共”是关键词。持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努力做好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世界叙事”，是马克思主义“世界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生动实践，对于中国文化更深、更远走向世界具有重大帮助。

《美美与共》让“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故事亲历者、艺术家登上中国舞台，用文化叙事的方式讲述、对话与表演，带来了一场场多姿多彩的艺术交融盛宴，为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写下了“和而不同”“和合共生”的生动注脚[3]。

二、文化间性与和合共之：话语“和而不同”的考量

文化间性是主体间性在文化领域的应用，主要指不同文化在承认彼此主体地位基础上的对话、交流、融合与共生，是不同文化受到文化异质性影响，形成固有的文化价值体系，又融合多元性文化元素的文化模式[4]137。

“文化间性”中的“间”字，本义为“缝隙”，引申为“置身其中”“参与”；由“缝隙”“间隙”再引，即人与人或国与国之间的嫌隙、隔阂。文化间性在跨文化共情中的考量是跨越差异、打破隔阂，选取特定的表征符号构建共情价值话题，参与对方文化，塑造和合共生、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

在实践层面，文化间性的基本问题是如何互惠理解，提高不同文化间互动的能力，从而建构完整的自我意识[5]。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认为，主体间对话式的“理解”和“共识”，是实现真的交往与相互认同的必要条件。话语是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是构成文化的基本元素之一，在不同时代背景下有不同的现行特性与表现层次。话语是一种动态的扩展过程，修辞学上的话语研究认为对话是话语的表现形式之一，若要完成日常的语言交际任务，需要考量特定言语环境中的“话语整体”[6]。

在具体语场实践中，话语主题会通过连续性的话论去反映具体会话主旨，若將同一语言现象植入不同语场，体现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就会有所不同，文化间性是体现和肯定文化异质性的维度和价值观[4]138。

哈贝马斯基于交往行动理论的文化间性理论建构，是在承认彼此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包容差异、相互理解、相互信任，形成共识，从而达到交往行为合理化的关系。

文化交往的合理性带来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下沉动力，文化间性的差异论反对主客对立的主体理性的思维模式，认为以“同”来同化“异”的思维模式只能带来“同”的独存和“异”的消失。对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异”作出非此即彼的定论，是不明智的。若将“异”以“同”来同化或消除，只会造成理解的片面扩张和理性的独白[7]100。这一点与中国“和而不同”的儒家文化思想不谋而合。“和而不同”在追求差异的基础上强调和谐，中国文化有着深厚的“尚和”“崇和”与“求和”基因，“和平”一词由此衍生。“和”谓“和谐”“融合”与“共生”；“平”谓“安全”“平衡”与“稳定”。“和”是“平”的前提，“平”是“和”的结果[8]。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能在“存异”中向“和”发展，实现中国与世界“平”的共生，才可谓“美美与共”。

三、“他者”思维：异质文化的“我—他”交往与跨文化共情

“共情”与“同理心”做同义替换，在《美美与共》中的呈现是见证动人故事、建立共享的文化域。“共情”既是一种能使他人产生同理心的能力，也是对他人进行正向传播的过程。从传播的互动性来看，“共情”实际上是传受双方对彼此心理和情感的理解与反馈，与“共同体”有着深刻的内在关联。

在“文化丝路”主题下，“共情”的基调首先是能产生相互回应的“情感共情”，这是世界在理解基础上对中国文化作出“感他人之感”的共情力；其次是通过跨文化传播助推世界建构“学习”的能力，加深对中国文化接受程度的“认知共情”。我国自古就有“天人合一”的万物皆可共情之说，这种流通于血液里的文化根脉带来的是中国人基因中固有的强大的共情能力。人类的普遍共情受地域因素的影响，文化是其中的重要因素。文化间性有助于在世界范围内消除不同民族、种族间的隔阂，建立起跨文化、跨民族、跨国界的共通情感，形成“我懂你”“你也懂我”“你我同舟共济”话语体系的世界共识[9]。

在异质文化的交往行动中，“他者”被想象成陌生人或外来者。“他者”思维可为探讨文化间性在跨文化共情中的应用提供一种新的思路。拉康在“大小他者”思维中提出，异质文化间的交往在“小他者”阶段存在“前镜像”阶段和“镜像”阶段两个部分，此为“镜像域”；而“大他者”阶段则是语言与主体产生相互关系的“象征域”阶段。“小他者”阶段的“前镜像”阶段，人类在“物我不分”的自然存在状态中，对世界的认识依赖于镜像，总体表现为事物的自我归属感；“镜像”阶段，人类虽然对世界有了整体性的把握，但依然没有跳出用“自我想象”去思考世界的范围[7]101-104。因而，将语言引入“象征域”阶段十分重要。

语言是人类交往中最重要的媒介，人类借助语言进行沟通交流，尽管人类的各种语言对“我们”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对“他者”大多冠以“陌生的、不同的、不确定的、可怀疑的”意义[10]。人类通过语言的或非语言的相互作用和叙事实现双向交流，其间异质文化借助话语符号进行“我—他”交往，就并非简单的文化单向输出了。世界交流互鉴联系紧密之前，中国对世界异文化的跨文化传播是一种“他—我”交往——中国之于世界为“他”；世界各国不同文化对中国的跨文化传播亦是一种“他—我”交往——世界之于中国为“他”。能称之为“我—他”的双向性文化交往的，只能是“对话”。

哈贝马斯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凸现出来的，作为其核心意义的主体间性，是与他人的社会关联。“我”作为主体的代名词，只有在与其他人称代词的关系网络中才能成立，这是“我—他”关系的社会性。

主体间性是文化间性的哲学思想基础，文化交往的理性在于语言的内在逻辑性，人类交往的本质是通过“对话”来实现不同主体间对彼此的共识。要达到这一目的，语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除了语言文字，一切非语言表达或是抽象意义的表达，也能成为人与人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文化交流的内生动力。交往的异化会引发不同文化间的张力，架构文化间性，促成异质文化之间的共融。

《美美与共》中，各国不同的文化元素在音乐、歌曲、舞蹈的视听觉创新中交相辉映，在文明和共生力量下交流、碰撞，激荡出璀璨的火花，通过文化的方式共同搭建尊重、支持、包容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内容呈现上，具象的故事抽象出语言的柔性力量——语言的和非语言的表达均焕发了生机活力，如重现活力的百年赛钢、跨越山海的中老两国“友谊路”、历史人文缩影的柬埔寨吴哥窟等。这些都是具象的文化元素，辅之与社会文化相关的文学、艺术等符号，如让旧钢厂重现生机的《钢铁交响曲》、古筝与巴扬琴、冰上芭蕾相互交织的《春江花月夜》与《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语言的与非语言的交融搭配，让文化交流在艺术性图像中被聚合，让文化穿越了时空的阻隔，实现了异质文化间的“我—他”交往，共同夯实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人文基础，生动诠释了“美美与共”的精神内涵[3]，让“各美其美”在舞台上“美美与共”。

四、结语

跨文化共情需要整体性和全球性的文化情怀，要将中华文明与世界优秀文明成果互相吸收和借鉴作為重要基点。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深刻认识到，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让五千年中华文明保持源源不断的生机活力，让世界多元文化在交流中璀璨共生，真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美美与共”，中国将在跨文化传播中行稳致远。

参考文献：

[1] 赵磊.“劝服的艺术”还是“精神交往”？：论国际传播的特征[J].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22（1）：79-83.

[2] 任超.从精神交往视角看“一带一路”与文化传播[J].青年记者，2021（10）：32-34.

[3] 郝方园.文化交流节目《美美与共》：讲述“一带一路”美美与共的故事[EB/OL].学习强国，2023-11-16. https：//www.xuexi. cn/lgpage/detail/index.html id=11054573471128512444&item_ id=11054573471128512444.

[4] 张廷芳.建构话语文化间性动态性研究[J].北方民族大学学报，2021（3）：137-142.

[5] 李成家，彭祝斌.论跨文化共情传播：基于国际互助抗疫的探索[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43（5）：65-69.

[6] 谈汝为.汉语修辞学指要[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257.

[7] 王益珑.哈贝马斯的交往共同体思想研究[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21：100-104.

[8] 潘殊闲.和平性为何是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N].四川日报，2023-11-28.

[9] 钟新，蒋贤成.共情修辞视域下习近平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的话语实践分析[J].对外传播，2021（2）：20-23.

[10] 单波.面向跨文化关系：报道他者的可能性[J].新闻与写作，2020（3）：5-9.

作者简介 陶梦筱，助教，研究方向：跨文化传播、新媒体网络育人。 麻冰洁，助教，研究方向：畜牧兽医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