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基于多时点DID 的准自然实验

莫靖新 ，吴玉鸣

（1. 华东理工大学 商学院，上海 200237；2. 桂林旅游学院 商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气候变化是人类面临的全球性问题，工业活动虽然带来了智能便利的现代生活，但是二氧化碳过度排放引起的温室效应正对全球生态安全造成严重威胁。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大力推动绿色发展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在此背景下，我国提出二氧化碳排放力争实现2030 年“碳达峰”与2060 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彰显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决心。住建部曾表示，2021 年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4.72%，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城市规模与人口显著增长导致基础设施承受的压力骤然增大，也增加了城市碳减排的难度。城市作为产业与人才集聚、信息与数据交流、知识与技术共享的载体，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核心，加快城市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将为“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内生动力。

智慧城市策略是解决城市问题、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方式。自2012 年智慧城市试点政策颁布伊始，我国智慧城市建设开始进入快速发展时期。智慧城市试点有助于促进城市创新与降低污染[1-2]已得到相关研究的证实。虽然，当前我国城市在惠民服务、精准治理、生态宜居、信息基础设施、信息资源、产业发展、信息安全、创新发展与市民体验九个方面的智慧化发展需求（《新型智慧城市评价指标》GB/T 33356—2022）上具有一定的普遍性，但是，由于城市财政能力、功能定位和发展阶段存在差异而呈现出不同特征，同时，每个城市所要面对和解决的城市问题亦存在差异，由此导致不同地区、层级和规模的城市在推进智慧化建设过程中仍存在着碎片化、低效益、安全隐患及非可持续等许多问题。

当前，我国城市正在迈向绿色低碳、智能治理和生态友好的高质量发展阶段，伴随着商业领域应用创新和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新型智慧城市将成为新时代推动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将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我国已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新时期，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改进智慧城市建设实效，不断完善和提升我国城市服务功能与治理水平，全面建设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宜居、韧性的现代化智慧城市，对促进区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不断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突破而言意义重大。

与同类研究相比，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第一，研究视角以智慧城市政策实践为主线，对不同时点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进行定量分析，有助于揭示智慧城市建设进程中绿色发展效应凸显的阶段性差异。第二，研究内容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影响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及其作用机制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对区域异质性特征进行了探讨，这有助于丰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与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关系的研究。第三，从政策评估上看，通过对不同时期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进行经验辨识，从而达到对智慧城市政策实效进行有效评估的目的。

1 文献综述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国内外研究文献主要有两支，一支是关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内涵、思路以及路径等定性探讨，另一支是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

关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内涵、思路及路径的探讨。国外对“智慧城市”（smart city）的研究起步较早，早期的研究认为智慧城市是信息化技术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深度关联的一种新兴的城市管理模式[3]，在这样的模式下，激发市民分享知识、创造灵感、形成浓厚文化氛围，提高居民生活质量[4]。自2008 年IBM 提出“智慧地球”理念以来，用新技术手段推动社会发展的理念迅速在全世界得到认同，至今，智慧城市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将新技术应用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产业转型升级改造和提升网络信息化等方面，而且已经成为推动城市抢占新一轮发展制高点的重要领域。经过十多年的实践探索，当前，国外智慧城市发展理念已经进入3.0 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创新共享，如新加坡“智慧岛”策略[5]及“智慧国家”理念、南安普顿“智能卡”项目与澳大利亚“智慧愿景城市”[3]、首尔“共享城市”、巴塞罗那“城市物联网”、阿姆斯特丹和热那亚的“数字智能城市”[6]、日本“智慧社区”[7]以及多伦多SidewalkLabs发展计划。近年来，国内有关新型智慧城市新理念、智慧新城治理建设的定性研究逐渐升温，这表明，随着城镇化实践的不断推进，我国在智慧城市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要适应面向未来的数字化建造、敏捷服务、智慧交互场景的智慧城市发展建设工作还需要加强理论方法与实践的探索[8]。智慧和生态是当前中国新型城市建设的主题[9]，刘展旭[10]认为，新型城市建设的目标是打造宜居、创新、智慧、绿色、人文城市，是在原有城镇化建设基础上，智能技术与城市居民活动的交互性发展[11]，更具包容性和创新潜力的城市智慧化转型[12]。

关于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应的实证研究。首先，从影响结果上看，国内外学者认为中国的智慧城市试点政策提高了绿色发展效率并推动城市绿色TFP 增长。王玥等[13]研究发现，中国智慧城市绿色发展效率的平均值呈现“降低—升高—降低—升高”的“W”型变化特征；宣旸等[14]经过对绿色发展效率进行分解，进一步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地区绿色TFP 的影响，发现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升了地区绿色TFP[15]、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并抑制了环境污染[2]和有效降低了城市碳排放[16]。从影响机制上看，智慧城市主要通过提高地区创新能力、产业结构服务化水平、强化环境规制、降低政府规模等[17-18]方面促进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从异质性效应上看，创新驱动智慧城市绿色发展，但不同创新指标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存在差异[19]，区位对于智慧城市绿色创新效率的影响尤为突出，东部沿海地区智慧城市绿色创新效率更高[20]，城市规模更大的城市比小城市的促进作用更强[18]。

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阶段，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过程中知识共享、智能化与市场需求导向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贡献不容忽视。以往研究虽然关注到了智慧城市建设促进绿色创新、提高城市智能化水平和优化能源消费结构，但智慧城市对绿色低碳发展的相关研究支撑不足[21]，特别是中国城市建设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如何加快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智慧城市与绿色创新、低碳发展之间逻辑关联的探讨颇为缺乏。本文试图揭示新型智慧城市影响区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内在机制，这有助于把握智慧城市建设实践过程中的规律，对于进一步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推动国家“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2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机制分析

2.1 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

智慧城市的理念随着城镇化建设实践不断深入，收获了丰富内涵。我国智慧城市的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22]，其理念也逐渐演化出了更深的内涵。第一阶段，智慧城市建设起步期（2008—2014 年）。该阶段以科学技术和信息化为手段，推动城市发展模式转变，通过信息化技术对城市进行规划和管理。第二阶段，智慧城市建设规范调整期（2014—2015 年）。该阶段以新型城镇化助推城市建设新布局和新形态，更加注重“互联网+”条件下的城市民生、创新与网络安全。第三阶段，智慧城市迈向更高发展阶段的全新模式（2015—2017 年）。新型智慧城市上升为国家战略。建设“新型智慧城市”成为城市未来发展的目标，即通过新一代通信技术如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5G 技术的运用，从线上线下、实体与虚拟、一体化服务等方面促进城市智能、便利、精细管理的协同布局。第四阶段，新型智慧城市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2017年至今）。以人为本、数字化、信息智能化、低碳化、创新驱动与生态和谐的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逐步落地。

关于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界定，学界现有研究尚未形成统一共识。结合我国智慧城市内涵的演化，本文尝试对新型智慧城市的概念进行界定：新型智慧城市是以人为核心，借助互联网、5G、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信息技术赋能城市公共服务数字化，为优化能源资源利用提供智慧决策，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区域发展模式。

2.2 影响机制分析

（1）新型智慧城市依靠技术赋能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技术赋能智慧城市促进绿色创新与碳减排主要从产业互联、大数据运营服务与智慧园区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产业互联应用智慧技术对数据、资金、人才等要素实现了高效配置，并通过智慧化能耗分配提高能源使用效率。通过技术赋能，产业采取了智能化的互联方式，进而促使系统更加高效[23]，智能化产业互联不仅促进生产管理、营销、融资等平台高效运营，而且在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手段支撑下，形成多方运营服务深度合作，有效降低产业能耗。第二，依靠技术赋能，产业通过应用智能技术，将生产端物理世界与智能平台数字世界精准联通，提高生产端能源使用效率。产业智能化生产运营服务平台的搭建，有效提高了组织结构的灵活性[24]，推动供应链对信息流、物流与资金流的全程跟踪与高效管理，在维持安全库存水平的同时大大提高产品抵抗风险的能力[25]，进而有效节约产品加工制造、安装与运行维护等环节过程中的能源消耗。第三，智慧园区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促进智慧新城建设的重要推进器。智慧园区的生态链架构模型[26]有助于加速智慧产业聚集，不仅优化利用园区闲置资源，还促进了信息交流与技术融合，推动产业转向集约、高效、绿色低碳发展。此外，通过采用新一代ICTs 技术智能响应，智慧园区不断淘汰高能耗、高污染企业，提升园区生态环境质量，助推城市实现绿色低碳节能环保。据此提出假说1。

假说1：新型智慧城市政策有利于优化技术结构、降低能耗，提高城市碳减排能力。

（2）新型智慧城市助推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从智慧平台建设上看，新型智慧城市借助网络通信、遥感、传感等新技术将实物、互联网与信息串联[27]，由此形成智能系统，实现了城市对实时运营数据的精准分析，助推形成行业竞争优势。从数据要素来看，数据是智慧城市的关键命脉，数字化为智慧城市开展绿色低碳行动提供战略支持。例如，城市数据湖、城市大脑以及数据交易中心等数据基础设施的建成，有效完善了数据全场景存储，可大幅降低总耗电量，实现节能、节水与节碳减排[28]。另外，通过数字孪生技术搭建现实世界和虚拟网络空间，为绿色创新与节能减排的管理决策提供数据可视化依据，借助大数据分析助推智能化决策，根据科学模拟推演促进“双碳”目标实现。从新基建来看，数字基础设施对优化产业结构具有显著促进作用[29]。新型智慧城市数据基础设施基于中心智能算力，融入新一代ICTs，促进原有IT 基础设施转型升级。新技术的应用对技术研发、产品研制起到了加速作用，包括终端数据采集设施与数据平台等城市IT 基础设施在多种新兴技术的驱动下进一步实现绿色升级，打破城市各行业信息技术壁垒，实现能源消耗实时调配、助推形成绿色低碳存储体系，最终为城市碳交易提供智能化技术保障[28]，在城市智慧化转型过程中促进绿色技术改造，进而激发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潜力。据此提出假说2。

假说2：新型智慧城市政策有利于打破信息壁垒、化解信息缺失，推动城市绿色创新增长。

（3）新型智慧城市通过发挥市场调节作用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从资金需求来看，城市信息通信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是招商引资的关键所在，围绕匹配绿色、智能、高效、节能、安全等城市发展新需求建立绿色金融立体化服务体系，具有高水平管理能力与绩效的绿色基金能够形成示范效应[30]，进而引导资金流向绿色金融、绿色投资与节能降耗领域参与碳排放市场交易，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从投资机遇来看，通过数字化技术对工业领域进行绿色转型、提高建筑业和交通业的能源利用效率与碳捕集利用能力，引导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与基础设施有机融合，为低碳、节能、清洁能源领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创造投资机会。投资者对绿色发展关注度的提升将正向促进资金流入并提高资金周转率[30]，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金流量的“明星效应”与“垫底效应”[31]对绿色资金起到了筛选作用，从而优化绿色资本供给。从绿色消费来看，随着大规模绿色投资对产业绿色转型的推动，产品的绿色属性对于消费者而言显得越来越重要[32]，特别是在政府补贴下，产业绿色供应链生产体系逐渐趋于完善[33-34]，通过大数据、社交媒体、App 软件的结合为消费者提供绿色产品购买方案，形成绿色产品生产、销售、消费使用、分享互动与回收置换等完整的绿色消费闭环，促进节能产品生产。据此提出假说3。

假说3：新型智慧城市政策有利于发挥市场对资本优化配置和引导绿色消费的作用，促进城市低碳发展。

3 研究设计

3.1 模型设定

本文以进入智慧城市试点名单的地级市作为处理组，其余作为控制组，考虑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与新型智慧城市政策实施时间的先后顺序，构建如下多时点双固定效应模型：

式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α0为截距项、γi为各变量的参数估计值；Greenit表征城市绿色发展；Scityit为智慧城市政策虚拟变量，若城市i在t年进入智慧城市建设名单，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本文通过取处理组和实施期的交互项乘积，构建了不同时期智慧城市政策虚拟变量，即智慧城市政策试点期（Scity_1）与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期（Scity_2）；β为政策评估系数，用以评价智慧城市政策是否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是本文最关心的参数。若β显著为正，则说明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了城市绿色低碳发展；若β显著为负，则说明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低碳发展造成负面影响。vi代表城市个体截面特征，用于控制不随时间变化的截面固定效应；λt代表时间固定效应，用于控制时间趋势；Pcg、Gj、Dt和Dig为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高级化程度、技术进步方向和数字经济指数等特征；εit为随机误差项。

3.2 变量选取

（1）被解释变量：城市绿色发展。

基于前文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相关阐述，衡量城市绿色发展效应的指标应尽可能体现城市绿色低碳转型实效，但现有研究并没有现成的关于城市绿色低碳转型的综合指数，因此，本文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测度分为绿色创新与碳排放两个方面。其中，绿色创新采用城市年度授权绿色专利数量的对数值来衡量，城市碳排放数据借鉴CHEN 等[35]论文中的指标，并对其进行了对数化处理。

（2）解释变量：智慧城市。

试点期智慧城市：本文将进入智慧城市试点政策的城市名单作为划分依据，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在智慧城市试点名单内则赋值为1，否则为0；考虑到进入试点名单的城市有时间上的先后顺序，本文认为进入试点名单后，智慧城市建设随即开始，具体执行时间以2013 年为起始年份，以后各年份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构建虚拟变量表征全样本智慧城市。

新型期智慧城市：本文认为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迈入新阶段，试点政策随即终止，应以2016 年作为新型智慧城市建设起始年份，并将当年及其以后年份赋值为1，其余赋值为0，构建虚拟变量表征智慧城市建设进入新型期。

（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Pcg），用城市人均GDP 的对数值度量。因为该指标是认识和理解宏观经济运行的有效工具，具体表征了城市富裕程度和所处的发展阶段。

产业结构高级化（Gj），用城市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值的对数值度量。该指标能够衡量城市经济发展不同时期产业结构适合程度。

技术进步偏向（Dt），采用“标准化供给面系统法”进行计算而得。该指标反映了决定城市经济发展的内在要素禀赋结构，起到衡量经济发展内在驱动力的作用。

数字经济指数（Dig），借鉴赵涛[36]的做法，采用城市电信业务收入、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从业人数、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和移动电话用户数等四个指标，经过主成分分析法计算而得。该指标能够综合反映信息技术与经济实体融合程度。

（4）中介变量。

结合前文的机制分析，本文从城市技术结构、信息化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对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作用于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制进行进一步分析，选取的具体指标如下。

技术结构（Tes），本文采用城市资本存量与就业人数的比值除以要素价格扭曲指数（CLAL）进行衡量，其中，要素价格扭曲指数通过生产函数法计算而得。经计算，最终得到城市技术结构指数，即：其中：K为城市资本存量，通过永续盘存法计算而得；L为城市当年就业人数；CLAL为要素价格扭曲指数；MPK、MPL分别表示资本和劳动力的边际报酬；r为资本价格指数；w为劳动力工资；π为资本份额。

信息化水平（Inf），代表城市信息化程度，是信息时代城市信息网络建设、技术应用、信息产品服务等综合实力的反映。本文采用城市信息产业从业人数的对数值表示。

市场化水平（Market），在不考虑政府干预的情形下，用以衡量区域市场统一配置资源作用大小。本文依据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等编制的中国市场化指数，结合地级市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3.3 数据来源

本文的城市绿色创新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区间为2000—2018 年，碳排放数据来源于CHEN 等[35]的研究。其余数据来源于相应年份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1—2019 年）。最终本文以2000—2018 年271 个城市的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变量描述性统计见表1。

表1 变量描述性统计

4 实证分析

4.1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

表2 展示了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与碳排放影响的回归结果，所有模型都控制了时间与城市固定效应。列（1）、列（2）和列（5）、列（6）仅纳入核心解释变量Scity，列（3）、列（4）和列（7）、列（8）加入了城市特征控制项。估计结果显示，在全样本期内，实施智慧城市建设整体上促进绿色创新增长约8%，促进碳减排增长约5.7%。新型智慧城市政策实施后，整体上促进绿色创新增长比全样本期提高了约8.5%，碳减排增长约3%。估计结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从整体效果上看，随着城市发展建设的不断推进，新型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效应更为显著。

表2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

4.2 内生性问题处理

上述基准模型可能存在着测量误差、遗漏变量以及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一方面，考虑到智慧城市政策的强外生性和持续性，城市经济发展状况、产业结构、技术进步方向和数字经济指数等方面的控制变量并不能影响到政策是否实施。另一方面，在新政策实施之前，城市绿色发展效应在不同时期内的相互作用也只表现为累积效应或者削减效应，而非政策干预所带来。因此，本文采用引入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的方法能够对基准模型的内生性问题起到一定缓解作用。

取被解释变量滞后一阶项作为回归项加入模型，用以考察智慧城市建设渐进推进下的绿色发展效应。表3的回归结果显示，在加入滞后项后，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创新效应和碳减排效应均得到了显著提升。这表明在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城市绿色创新深度契合城市更新过程，形成了循环驱动效应。而从碳减排来看，城市碳排放的循环累积效应达到了67.8%，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仅贡献了8.6%的碳减排效果，表明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的碳减排压力仍然非常巨大，智慧城市建设对碳排放的贡献程度仍远远小于碳排放循环累积增长效应。分阶段对比看，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比试点期分别促进城市绿色创新和碳减排增长约15.1%和5.7%。检验结果支持了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的显著促进作用。

表3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检验

4.3 稳健性检验

本文在上述回归结果的基础上开展了包括平行趋势检验、分阶段对比检验、增加滞后一阶自变量、PSMDID 以及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1）平行趋势检验。平行趋势假设即政策实施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具有相同的变化趋势，这是采用倍分法的重要前提。本文采用事件研究法，通过构造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式中：Greenit为用于衡量城市绿色发展的变量；Dt为智慧城市政策实施前后的变量，在t年进入智慧城市建设名单，则取值为1，否则取值为0；δt为估计结果，其显著性综合反映了智慧城市的绿色发展效应，即从城市绿色创新与碳减排两个方面展现处理组与控制组是否具有平行趋势；Controls为控制变量；ϑ为截距项；θt为时间趋势；ηi为个体特征；τit为随机误差项。

图1 给出了全样本期内智慧城市建设的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全样本的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实施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之前不存在差异，除实施试点政策当年外，其后两年内试点政策并没有显著促进城市绿色发展，进入2016年后，新型智慧城市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开始凸显，支持了平行趋势检验假设。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分阶段检验。根据前文关于智慧城市建设的阶段划分，表3 对比显示了试点期与新型期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整体效应。回归结果显示，试点时期的智慧城市建设并未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显著促进作用，而在全样本期内，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却十分显著。这表明随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政策的落地实施，较试点期更显著地促进了城市绿色发展。

（3）PSM-DID 检验。图2 显示了处理组和控制组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分布形态。从匹配前的核密度图可知，处理组与控制组核密度函数所覆盖的共同区域较匹配后的小，并且两者分布形态趋于一致，匹配后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并未出现显著差异，这表明，通过倾向得分匹配大体上消除了样本选择性偏误。

图2 处理组与控制组倾向性得分匹配前后分布形态对照

在进行倾向得分匹配后，本文进一步通过DID 方法进行回归，考察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从表4 的回归结果来看，在控制了固定效应特征之后，智慧城市建设在不同时期均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与碳减排增长。

表4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绿色发展效应的PSM-DID稳健性检验

（4）安慰剂检验。为了验证实证检验结果并非偶然，本文进一步展开安慰剂检验。为智慧城市建设随机设定虚构的试验期，然后进行500 次随机试验，观察回归系数是否显著异于式（1）关于全样本的估计结果。如图3 所示，经过500 次随机试验，以智慧城市为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呈正态分布形状，并且显著异于0.08和-0.057。这说明绿色创新增长与碳减排是智慧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的结果，并非受其他城市特征因素影响所引起。

图3 安慰剂检验

4.4 区域异质性分析

表5 和表6 给出了智慧城市绿色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效应检验结果。从区域间城市绿色创新效应上看，在智慧城市建设全样本期内东中西部地区均具有较低显著性；新型智慧城市政策对东中部区域绿色创新的促进作用显著高于西部地区。从区域间城市碳减排效应上看，在智慧城市建设全样本期内中西部地区显著促进了城市碳减排，西部地区城市碳减排效果最为显著；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对于东中西地区城市碳减排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显著性大小依次为西部＞中部＞东部。从区域内城市绿色创新效应上看，东中部地区智慧城市进入新型建设期后均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增长，然而西部地区智慧城市对城市绿色创新增长的推动效果仍不显著。从区域内城市碳减排效应上看，新型智慧城市政策的实施极大提高了东中西部三地区的碳减排效应，具体而言，东部地区提高了3.5%、中部地区提高了2.6%、西部地区提高了1.5%。

表5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区域异质性绿色创新效应检验

表6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区域异质性碳减排效应检验

区域异质性绿色发展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前我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存在建设进程不一致的问题，还存在区域不协调的问题，此外，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果在不同时期与地区均产生了显著差异。这表明我国长期存在的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引起智慧城市建设政策在不同地区实施效果出现显著差异的根源，直接导致了城市绿色发展效应呈现显著的区域性特征。

5 进一步研究：新型智慧城市政策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机制检验

结合前文相关论述，新型智慧城市依靠技术赋能降低能耗，依托新技术应用、数字模拟与基础设施智能化升级驱动绿色创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有效引导资金与消费需求、助推产业绿色转型等机制促进城市绿色发展。本文在式（1）的基础上通过构建如下中介效应模型对上述三种机制进行实证检验。

式（3）、（4）中：Greenit为用于衡量城市绿色发展的变量；Scity代表新型智慧城市政策；Xit为前文提到的控制变量；Mediator为中介变量，基于前文论述，本文用技术结构效应（Tes）、信息效应（Inf）和市场效应（Market）来反映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发展影响的三种机制；ρ、χ为截距项；θ、τ为参数估计值；μ、 为随机误差项。

目前中介效应模型饱受争议的关键问题在于未能明确识别被解释变量、核心解释变量和中介变量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展开机制分析之前，本文借鉴江艇[37]有关中介效应模型的优化建议，从以下三方面对本文所选中介效应模型的合理性进行阐述。

第一，Mediator与Green因果关系的识别。在大量的现有研究中，技术效应、信息化效应以及市场效应对绿色创新与碳减排的影响是直接而显然的（详见下文机制分析），这大大增强了Mediator与Green因果关系的可信度。

第二，Scity与Mediator因果关系的识别。智慧城市政策具有强外生性，中介变量无法对政策实施与否产生干预。两者之间只存在单一的作用渠道，并不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因此，Scity与Mediator的因果关系具有非常强的可信度。

第三，Scity与Green因果关系的识别。结合表2、表7 和表8 关于新型智慧城市政策加入三种机制前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回归结果显示，Scity对Green的影响系数在加入中介变量之后发生了显著变化，证实了新型智慧城市政策对城市绿色发展产生了直接影响。

表7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绿色创新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表8 新型智慧城市建设对城市碳排放影响的中介效应检验

技术结构效应。表7 与表8 的回归结果表明，新型智慧城市政策有助于化解资本过度深化、提高劳动边际产出和促进碳减排，但现有技术结构不利于城市绿色创新增长。对于这一结果的解释是：一方面，智慧城市依托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产业和业态推动了知识应用，带动了生产要素在不同部门间的重组[38]，城市的“工资溢价”[39]推动人才区域流动，促进了人力资本对资本技术的消化吸收，从而化解了资本过度深化；另一方面，不可忽视的是智慧城市建设的核心和根本是人[40]，即智慧公民[41]，但当前普遍存在的区域劳动力错配整体上降低了城市创新效率。智慧城市可以借助新一代通信技术优化地区技术结构，从而实现对资本、劳动力、能源的灵活调度，有效降低污染[2]。

信息化效应。表7 与表8 的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的根基在于数据信息，只有掌握实时信息才能做到合理分配资源和提高城市运行效率，使城市变得更智慧、更宜居。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有利于化解约39%的信息缺失、共享不畅等问题，从而促进城市绿色创新。主要是因为在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推动下，信息的加速形成提升了城市服务质量，随着企业跨越“信息鸿沟”促进了创新研发合作，进而推动城市创新[1]。但长期以来智慧城市建设普遍存在着重复建设和信息共享不畅等问题造成企业无法准确捕捉市场需求信息，降低了企业对资源的利用效率，现存的信息孤岛[42]问题不利于城市碳减排。

市场效应。表7 与表8 的回归结果表明，智慧城市既开辟了巨大的市场机会，也有助于发挥大市场规模优势，区域市场化在智慧城市影响城市绿色创新和碳减排过程中起到了完全中介效应。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显著提高了区域市场化水平和促进碳减排，但目前区域市场分割现状不利于绿色创新增长。原因在于：第一，智慧城市通过借助智能技术缩小了市场供需双方的时空距离，降低了信息不对称与交易成本，提高了市场化进程[43]。第二，中国目前正在建立碳市场，通过发挥市场机制实现碳减排目标[44]，智慧城市不仅成为碳交易平台，也承担着对污染的监控功能，通过构建数字交易平台打破了区域市场地理边界，同时借助智能化平台针对污染问题能够实现精准治理。第三，绿色创新是推动区域绿色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然而，中国目前区域市场非一体化现象明显束缚了区域创新效率[45]，更无法享受和发挥超大规模统一市场带来的独特竞争优势[46]，最终降低了经济增长的绿色效率，绿色经济增长受到抑制[47]。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6.1 结论

通过实证研究，本文得出以下结论：①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显著促进了城市绿色创新与碳减排。②智慧城市建设的绿色发展效应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和区域异质性特征。相对试点期而言，新型智慧城市政策促进绿色创新和碳减排增长约15.1%和5.7%；全国范围内，新型智慧城市政策的绿色发展效应呈东中部强而西部较弱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具体而言，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促进东中部地区绿色创新增长约14%，降低碳排放约3.5%和2.6%，降低西部地区碳排放约1.5%，但其绿色创新效应并不显著。实证结果在经过平行趋势检验、分阶段对比检验、因变量滞后一阶、PSM-DID 检验以及安慰剂检验等方法处理后依然稳健。③技术结构效应、信息化效应与市场效应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作用。

6.2 政策启示

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迈向现代化高质量发展阶段进程中，如何减小智慧城市建设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赋能整体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值得深度关注的问题，结合研究结论，本文具体的政策启示如下：①大力创建信息共享平台，克服“信息孤岛”。基于整体视角展开智慧城市建设，提升智慧城市智能化水平。发挥智能化在医疗、教育、能源、交通出行等方面的互联，进一步开发城市内各行业间综合互联方案，拓宽城市管理智能策略，促进城市绿色发展。②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打造区域数字经济体系。特别是加强智慧城市绿色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以数字化为引领促进市场能源消费结构的优化。大力推动绿色技术研发创新，通过绿色技术生产方式降低产业生产过程中的能源损耗，提高产业能源利用效率，依靠绿色技术扩散与基础设施互联，对区域产品市场、要素市场以及技术市场进行有效衔接。③大力建设面向人的现代化智慧社区。提高市民绿色低碳数字化素养，培养数字技能应用能力，通过建设绿色低碳社区推动城市向环境友好、绿色协调与可持续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