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伦敦金融城与欧洲美元市场

宋晨

摘  要：20世纪50年代后期，以伦敦金融城为中心的欧洲美元市场逐步形成。这是二战后世界上第一个离岸金融市场。伦敦金融城之所以占据主导地位是多重因素相互作用促成的，其中英美特殊关系和伦敦的历史条件是基础，国际形势的变化是重要的外因，经过英国当局与伦敦金融精英的努力，以伦敦金融城为核心的欧洲美元市场对国际金融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也使伦敦金融城开启了国际化转型之路，重振了伦敦金融城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欧洲美元取代英镑成为伦敦金融城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巩固并加强了美元霸权，加快了英美金融一体化的进程，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全球金融的自由化。

关键词：伦敦金融城 欧洲美元市場 英美特殊关系 国际金融

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设计的方案，成为二战后主导世界的金融体系。战后初期，该体系对恢复世界经济、稳定各国货币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私人资本流动，随着主要经济体的实力复苏和贸易增长，世界经济对国际流动资本的需求日益增长，于是欧洲美元市场应运而生，伦敦成为这个市场的首选地和主要中心。学界关于伦敦与欧洲美元市场的研究往往侧重从英美两国其中一方因素，对欧洲美元市场中英美关系的相互依赖性分析不足。本文吸收前人研究成果，从英美互动和比较的视角出发，全面考察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初，在欧洲美元市场形成过程中伦敦的作用，进而分析伦敦及欧洲美元市场的影响，以期深入认识二战后国际金融秩序的变化。

一、二战后英美特殊关系与伦敦的历史特点

相比于一战后的世界格局，二战结束时，主要大国的实力平衡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美国成为战后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最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和最充足的金融储备，经济实力首屈一指，纽约从伦敦手中接过火炬，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国设计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主导了战后一段时期的国际经济秩序。英国受战争拖累不仅背负巨额债务，而且海外投资大量流失、出口贸易支离破碎，已成世界二流强国。战争期间，德军轮番空袭伦敦，伦敦金融业的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伦敦和整个英国的前景似乎都显得黯淡无光。

战后英国在世界经济中的角色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英美关系的走势。长期以来，英美实际上是一种复杂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尽管丘吉尔在多个场合使用“特殊关系”一词来形容英美之间的相互支持和友好，但美国很难说是英国所谓的特殊朋友。从20世纪30年代到整个二战期间，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和金融实力向英国提供了大量援助，使英国不得不在政治和经济上做出让步。战争结束时，美国取代英国在全球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已是既成事实。战后初期，英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借助美国资本的力量，保持英镑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方面的作用，维持伦敦金融城的盈利能力，并试图充分利用殖民地资源，支撑大英帝国的存续。英国的取向与美国的意图发生冲突，遭到美国的反对，因为英帝国的保护主义限制了美国资本扩大世界市场，不符合美国的全球战略，同时美国也希望在战后向世界展示反对殖民主义的立场。英国力图保持帝国的基本政策，但为了获取美国的援助和支持，英国加快调整殖民政策，以期获得美国的谅解。战后英美关系美国是主导方，英国显然处于从属地位。然而，据此定义战后英美关系则过于简单化，英美之间还有相互依赖的一面。英国及伦敦对美国有某种重要性，美国对英国也有需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

首先，美国为了重建一体化的国际金融秩序，十分倚重英国和伦敦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制度能力和全球影响力。虽然英国和伦敦的相对实力有所下降，但数百年来伦敦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枢纽地位，使英国始终发挥着世界第一个工业经济体和全球主要贸易中心的作用，传统影响使英国及伦敦保存了一个可以产生和调解国际贸易和信贷流动的空间区域。布雷顿森林体系确认了美元国际主导货币的地位，但是，英镑仍然是第二重要的国际货币，也是英联邦国家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对美国来说，英镑是维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和美元稳定的第一道防线，英镑汇率的稳定与否事关人们对整个储备货币体系的信心。正如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和美国国际银行家在战后货币建议中所表明的那样，恢复英镑的国际地位和伦敦金融城转运口岸（entrep?t）的作用，对美国实现战后世界经济蓝图和雄心壮志格外重要。尽管1945年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的提供者，纽约超越伦敦成为世界第一金融中心，但美国并没有取代英国成为国际银行业的中心。战后初期纽约经济复苏的步伐较为缓慢，这使纽约银行家们意识到，伦敦对恢复国际金融和货币体系十分重要。为了在战后长期主导国际金融体系，他们需要通过伦敦金融城作为国际金融再生产的空间场所开展工作，利用美国和英国的金融实力作为双引擎，共同推动世界贸易复苏，营造多边贸易和投资的广泛氛围。因此，美国金融界和政界认为，战后美国金融实力的展示离不开以伦敦为中心的、日益一体化的英国金融体系。这反过来使英国在处理英美关系的过程中，拥有相当大的讨价还价能力，尽管双方仍然是一种“不平衡的相互依赖关系”。

其次，冷战意识形态凸显了英国的重要性，这是另一个影响因素。美国长期以来将反殖民主义作为推行多边主义和扩大世界市场的重要手段。二战结束后，共产主义取代法西斯主义严重威胁着美国的利益和国际地位，英国人利用美国人对共产主义的恐惧和焦虑，通过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和娴熟的外交手段，适时而成功地将美国的注意力从反对殖民主义转移到遏制共产主义。“随着冷战的开始，美国人对殖民主义的态度软化了，英帝国最终不再是进步道路上的障碍，而成为抵御共产主义威胁的堡垒。”英帝国横跨全球的势力范围将有助于美国推行冷战战略。1947年英镑危机后，美国愈发意识到英国对冷战战略的重要性，因为保护西欧及其庞大的经济资源，是战后一段时期美国最核心的海外利益，而支持英国即为美国在西欧各国树立坚定盟友形象奠定了信任基础。这意味着美国需要帮助英国维持英镑区（Sterling Area），并鼓励英帝国在恢复英国经济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简言之，冷战因素使英国可以继续保持对帝国主义的偏好，美国也暂时停止推行去殖民化计划，默许甚至暗中支援英帝国增强生存能力。

美国对英国及其伦敦的需求是外部因素。伦敦的历史传统和特点是客观条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贸易精神是历史赋予伦敦的本质属性。伦敦在成为金融中心之前，首先是一个商贸中心。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英国人不仅投入到探险行列，而且在银行业、保险业及造船、导航、航运等领域都有创新。伦敦的商业扩张与英国海军联手推动整个国家走上了建立海洋帝国的道路，伦敦成为英帝国海外贸易和殖民扩张的大本营和主要受益者，一举成长为一座世界性大都市。不断增加的码头和贸易往来，使伦敦更加开放，金融业务延伸到世界各地。伦敦的首都地位也使其发展成为艺术、文物、文化、出版和学习的中心，而贸易是这一切的基础。

第二，与其他国际金融中心相比，特别是与巴黎、法兰克福和苏黎世相比，伦敦拥有一些独特优势。首先是英语语言和文化的优势，使用作为国际商务通用语的英语，即便不是参与世界经济运作的先决条件，也已成为一项主要优势；其次，作为历史悠久的金融中心，伦敦在金融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较高的声誉和规模庞大的专业机构，掌握了复杂的专业化技能和广阔的人脉资源。英国普通法保护商业的灵活性和市场的发展，伦敦金融业集中在“一平方英里”金融城，产生了“集聚效应”。伦敦的地理位置相比纽约也有明显的时区优势。伦敦地处西欧边缘，又位于美洲和亚洲之间，这使它能够在正常工作日的同一天内与其他金融中心进行交易，即：上午与亚洲联系，下午与美洲联系，全天与欧洲联系，而不必因为时差问题而担心交易中断。

第三，外来移民和高素质人才是伦敦金融业保持国际竞争力的关键。历史上，外来因素对英国和伦敦的经济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中既包括外国商人和投资者的经济活动，也包括外来移民带来的生产技术。相比欧陆国家，英国对移民的态度相对开放，自由的归化制度使伦敦像磁铁一样吸引着世界各地的移民。19世纪起，英国至少一半以上的外国移民群体选择在伦敦定居，他们分布在伦敦的各行各业，其中不少人是银行界和商界的精英。可以说，外来移民为伦敦金融业的发展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虽然大萧条和两次世界大战使伦敦流失了部分金融人才，但与其他主要金融中心相比，伦敦仍然拥有充足且高素质的金融精英，这些人聚集在伦敦金融城。

二、伦敦何以成为欧洲美元市场的中心

二战后英美在政治和经济上的相互需求和依赖，以及伦敦作为数百年金融中心所积累的优势，是伦敦成为欧洲美元市场首选地的重要条件。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和其他多重因素，共同促成了伦敦在欧洲美元市场的中心地位。

20世纪50年代，英国不得不听任殖民地以各种形式独立，英帝国市场的凝聚力不断下降。英国国内经济持续疲软，加之巨额债务和英镑多次贬值，导致英国国际收支困难，高度依赖美国的贷款与援助。英国的国力越来越难以维系伦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英国及伦敦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角色似乎已成昨日黄花。由美国主导的、以纽约为中心和以美元为主要货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取代了战前英国及其伦敦和英镑的地位。布雷顿森林体系基本延续了战时国家干预金融业的模式；“政府间转移支付、受管制的货币、国家控制的银行和受监管的市场，以及在中央银行指导下的国家金融体系”，这些是1970年前各国金融业的主要特点。为了维持各国汇率的稳定和国内经济秩序不受外部影响，私人资本流动受到严格限制。

尽管英国已经明显衰落，但是，金融精英重振伦敦金融业的决心没有动摇。由于金融服务的收入对英国经济至关重要，因此，战后英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是维持英镑主要国际货币的角色，维系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从1940年英镑区地位的正式确立，到1958年欧洲货币实现完全可兑换，在英格兰银行的努力下，英镑的国际货币角色在英帝国和英镑区的控制框架内得到较好维持。到1957年，虽然美元占据主导地位，但伦敦仍然是外贸融资的重要中心，英镑作为国际货币为大约40%的世界贸易提供融资。到50年代末，因战争而关闭的黄金市场、外汇市场和各种商品市场相继在伦敦金融城重新开放，其中1954年伦敦黄金市场开放后不久，便超越纽约和苏黎世，重回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伦敦金融城持久的国际影响力。 伦敦依然是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伦敦金融业的实力没有遭到致命打击。

到20世纪50年代，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日臻成熟，这主要依赖美国强大的金融实力和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和国际支付工具的作用，而不是纽约自身的国际重要性。虽然二战后美国和纽约成为国际资本借贷的中心，但在流向其他国家的资金中，有许多是美国企业直接投资和美国银行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而不像伦敦那样采取短期信贷或发行外国债券及其他证券的方式。纽约在1955年至1962年间发行的外国债券只有42亿美元，与投入到国内事务的1 265亿美元相比，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纽约的国际银行业务也缺乏像伦敦在地理范围（英镑区）的广度和影响力，纽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更多依托的是国内业务，而不是国际业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是英国具有一体化的金融体系，而美国国内缺乏一体化的银行体系。1927年，联邦政府通过《麦克法登法》（McFadden Act）规定，禁止银行跨州开展分行业务，使各州银行免受来自州外银行的竞争。此外，大多数州还对州内银行业施加限制。由于各类限制措施的存在，美国银行体系高度分散化，支离破碎的银行体系使美联储无法像英格兰银行一样发挥核心作用，这一劣势不利于纽约在国际金融领域与伦敦竞争。

英美两国金融管控措施的差异进一步凸显了伦敦的优势，很大程度上催生了欧洲美元市场。1946年英格兰银行国有化，财政部授权它可以直接向清算银行发布指令，然而这并没有导致它在货币政策和银行监管上做出任何重大改变。由于英格兰银行与主要商业银行的长期合作关系，它主要通过“道德劝说”这种非正式的方式影响信贷创造过程。商业银行仍然是私有的，涉及监管的大型银行只占一小部分，而且这些银行常常行动一致，再加上银行家的公共责任感，事实证明监管立法是不必要的，而英格兰银行的非正式控制是有效的，因此它从未发布过任何正式指令。尽管1945年后商业银行失去了很大自主性，但是，非正式控制为它们开辟欧洲美元市场创造了条件。英国银行业的历史传统是美国银行业无法比拟的。

美国由于大萧条的缘故，在金融领域设置了许多法律限制，其中代表性法规包括1933年通过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Glass-Steagall Act）和《Q条例》（Regulation Q），前者限制了美国商业和投资银行与证券和保险公司之间的联系；后者关于利率控制的规定，禁止银行对活期存款支付利息，并为商业银行的定期存款设定了最高利率限制。其中《Q条例》产生了两个意想不到的影响：美国银行开始走向海外，扩大分行的网络和服务，创新金融交易形式；像伦敦这样利率较高的金融中心对美国投资基金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美国的限制政策阻碍了纽约的国际银行业务发展，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增长与欧洲债券和信贷的发行，有助于提升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

除了上述因素，20世纪50年代后期国际形势的变化也对国际金融领域产生影响。20世纪50年代末，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下，欧洲经济的复苏使欧洲各国央行有能力建立美元储备，苏东国家出于冷战因素的考虑将美元资产存放在欧洲，致使欧洲银行的美元存款不断增加，欧洲国家的国际收支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面临的问题也从“美元短缺”转变为“美元过剩”，推动了离岸美元资金池的扩大。这为欧洲美元市场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资金来源。1956年苏伊士运河危机的爆发进一步削弱了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对英镑使用的限制却直接促成了1957年底欧洲美元市场率先在伦敦兴起。

二战后初期，英国借助美国强大的经济实力勉强维持了英帝国的存续和英镑的国际地位，但是，在苏伊士运河危机中，英国的行动破坏了美国在中东的冷战政策和经济利益，作为对英法出兵的制裁，美国阻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英国提供贷款，美联储抛售英镑，导致英国政府下令禁止使用英镑为第三国贸易融资，英镑对外贷款市场暂时关闭，此举加剧了对英镑的挤兑，引发英镑汇率下挫和英国外汇储备下降，充分暴露了英镑的弱点。由于当时国际货币市场仍然广泛存在外汇管制，伦敦商业银行的盈利能力受到严重威胁。而对英镑使用的限制被普遍接受，为了防止客户流失，伦敦一部分商人和银行家主动采取行动，利用英国外汇管制条例中的一个会计漏洞，在未经财政部批准的情况下，由英格兰银行提供便利，使用美元进行交易。

目前学界关于欧洲美元的确切起源没有统一的说法，但欧洲美元市场真正积聚起动力是从1957年开始的。可以说，欧洲美元市场是由伦敦金融精英们自发创建的，乔治·博尔顿爵士（Sir George Bolton）作为英国当时最重要的外汇专家，提出了开放美元市场的核心举措，他认为“英镑作为储备货币的崩溃是一场灾难”。在从英格兰银行常务理事向伦敦与南美银行（BOLSA）董事长的过渡中，博尔顿制定了一项策略——从英镑市场中撤出，在伦敦购买美元存款，为国际贸易融资。1957年博尔顿在给伦敦与南美银行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在英国失去政治影响力、英镑地位下降以及市场无力增加外国投资净额后，伦敦几乎无法维持其国际银行体系。……那些主要业务是为了在国外保持和提升地位的银行，都必须调整结构满足时代的需要。”这段话被视作为伦敦打造欧洲美元市场的宣言。

相比于1957年英镑禁令的作用，由英镑禁令和美国资本管制措施所引发的国际贸易信贷需求的飙升，对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发展的贡献更大。尽管到50年代后期，欧洲出现了“美元过剩”，但是，海外美元的供给主要是通过美国的国际收支赤字实现的，不断下降的国际收支状况导致1958年首次出现挤兑美国黄金储备。这一事件使美国调整对外经济政策，从注入货币流動性转变为对资本实行管制。这一时期，世界贸易和国际投资的复苏和增长对融资的需求本已十分紧迫，而英美两国的限制性举措却为国际融资设置障碍。因此，如何在避免政府管制的条件下让资金从盈余地区流向需要信贷的地区，成为世界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一个难题。而可以提供处理国际收支机制的国际金融中心功能显得日益重要，伦敦的历史特点恰好契合这一需求。

美国国际货币储备向其他国家的再分配，导致美国储备份额的下降和国际收支状况的恶化，却为西方主要经济体货币可兑换奠定了基础。1958年12月底，包括英镑在内的主要西方货币恢复完全可兑换后，外汇管制逐渐放松，刺激了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为了改善国际流动性、降低国际收支盈余对国内货币基础的影响，国际组织和一些欧洲盈余国家的货币当局启用部分美元储备，积极鼓励商业银行扩大外币业务。伦敦凭借广泛的银行网络和对外币业务宽松的监管环境，再次对外国银行产生吸引力，使国际银行业回到伦敦金融城。

此外，英格兰银行的态度对伦敦开辟欧洲美元市场至关重要。为了维护和提升伦敦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英格兰银行对金融城的商业银行采取非正式控制的方式进行监管，没有设置明显的限制。尽管当时英格兰银行拥有干预权，但它从未制止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也没有发表任何支持该市场的声明。有学者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沿袭了传统观念，将这类使用外国货币进行的国际金融交易视为境外交易，而非英国境内的交易。虽然这些交易存在于伦敦的银行和金融机构的账目上，并非实际存在于境外，但由于任何其他国家机构无法监管它们，所以又被称作离岸（offshore）市场。长期以来，英格兰银行的非正式监管制度有着较好的延续性。1963年11月底美国发生一起“沙拉油大骗局”，导致经纪人艾拉·豪普特（Ira Haupte）破产，并引发了一系列欧洲美元贷款违约。该事件给欧洲美元市场带来了冲击波，由于担心市场的稳定性，美国和欧陆的一些主要银行同意限制银行间市场，欧陆各国央行也加强了对银行业的监管。而英格兰银行时任行长罗利·克罗默勋爵（Lord Rowley Cromer）则表态，“如果在个别情况下，一种不健康的情况正在发展，那么我们就会与有关银行讨论此事”。没有因为此事而要对整个银行业加强监管。从几代人的经验中，英国对金融业形成一种隐含的承诺，即金融利益不会因为立法和局势变动而受到损害。

伦敦欧洲美元市场的持续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与美国的被动默许有关。1960年底之前，美联储和美国财政部对“欧洲美元市场”知之甚少，肯尼迪总统直到1963年才知道这个市场的存在。美国当局对欧洲美元市场的持续扩张感到担忧，认为该市场可能对美联储控制美国信贷的能力产生影响；于是在60年代采取了一些隔离措施，包括阻止美国银行海外分行将欧洲美元汇到国内，对美国银行额外的欧洲美元存款强制要求准备金等，但是效果不佳。特别是1963年出台的利息均衡税（Interest Equalization Tax），旨在通过提高成本来阻止外国公司在美国发行美元债券，进而减少长期资本外流。此举非但没有阻止美元继续外流，反而抑制了美国国内的借贷，促使更多客户进入伦敦发行美债，进一步强化了伦敦的主导地位。此外，由于欧洲美元市场的离岸性质，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当局试图推动英国当局在伦敦实施管制。1970年，尼克松总统的国际货币事务国家咨询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ffairs）只是将欧洲美元市场看作不稳定的症状而非根源，认为美国无法严格控制美国实体和个人进入该市场。再加上美联储并不确定欧洲美元市场对美国国际收支的实际影响，反而发现伦敦的离岸市场对美国有益，可以缓解美国国内要求放松资本管制和美国货币紧缩的压力，因为大型美国公司可以在伦敦借款融资。

欧洲美元市场的崛起提升了伦敦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但至少在1957年，还有一部分伦敦商业银行家对欧洲美元市场抱以敌视态度，认为“美元是英镑和伦敦钞票的危险竞争者，他们仍然希望看到英镑和伦敦钞票恢复到1914年以前的辉煌”。这也就能理解为何欧洲美元出现后，不少伦敦金融精英仍将保持英镑的强势地位，看成是维持英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重要地位的先决条件。英格兰银行前行长托尼·科尔比（Tony Coleby）在回忆中说：“并非所有英格兰银行和金融城的人一开始都对欧洲美元和欧洲债券市场充满热情，因为他们希望英镑能够发挥这一作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们期盼恢复旧日英帝国的辉煌。

然而，随着1967年11月英镑的进一步贬值，伦敦的命运越来越与英国经济和英镑的命运相分离。尽管伦敦很多金融精英坚持认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与本国货币的强势有关”，但在时代变化和英国衰落的大背景下，为了继续维持伦敦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他们不得不接受国际化的道路。

三、伦敦与欧洲美元市场的影响

欧洲美元市场开启了二战后伦敦金融业的国际化转型。伦敦是欧洲美元市场的主要受益者，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使伦敦成为各国银行、企业和个人在西欧进行外汇融资的首选地。由于美元存款在交易前不需要兑换成英镑或者其他货币，不论是冷战时期的苏联和东欧国家还是石油危机后的中东国家，都愿意将持有的美元存入伦敦，因而这一时期伦敦吸引了大量外国银行。1950年，伦敦有53家外国银行。到1960年，这个数字上升到77家，到1966年上升到103家。随后几年，外国银行入驻伦敦的数量不断攀升，1970年总数达到159家，而同期纽约的外国银行只有73家，东京只有19家。到1980年，伦敦的外国银行总数更是达到了351家。在伦敦的外国银行，1957年经手的资金只有263英镑，1969年增至125亿英镑，占伦敦所有银行存款的40%以上。与此同时，英国商业银行的份额在不断下降，并逐渐退出这个市场。作为一个真正的国际市场，二战后的伦敦不再是世界主要的资本输出地，而转变为世界各地银行和其他机构的美元盈余和需求的清算中心，“充当短期和长期资金之间的桥梁，以及国际贷款的渠道”，在国际金融市场日益扮演中介和枢纽的角色。可以说，欧洲美元市场重振了伦敦的金融业，伦敦和英国也更紧密地融入了全球化资本市场的怀抱中。

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使英镑作为伦敦主要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被取代，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英鎊的国际重要性。考虑到英镑过去的国际角色和英镑区的存在，二战后初期，英镑仍是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1950年，全球超过55%的外汇储备通过英镑的形式持有。苏伊士运河危机引发英国政府限制在世界贸易融资中使用英镑，却直接促成欧洲美元市场，美元融资取代了英镑融资，进而降低了银行界对英镑国际货币角色的兴趣，同时，英国当局不再以牺牲国内利益为代价支持英镑的国际商业用途。到20世纪60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持续扩张，使伦敦不再依赖英镑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越来越多的英国企业转向欧洲美元市场筹集资金，并引发英镑区国家的嫉妒。50年代，欧洲美元存款的增长为伦敦带来了美元的净流入，帮助减少了英国持续的国际收支赤字；60年代，英国国际收支危机的加深，破坏了英镑广泛使用的国际信心，再加上一系列金融危机，最终导致1967年英镑被迫贬值，标志着英镑区解体的开始。

欧洲美元市场巩固并加强了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国际货币的主导地位，加快了英美金融的一体化进程。起初，欧洲美元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美联储通过监管解决国际收支平衡的能力，但市场通过鼓励私人持有美元增加了流动性，将美元排除在官方货币储备之外，有助于美国黄金储备的减少。随着长期欧洲债券市场和中期欧洲贷款市场的发展，伦敦金融城扩大了以美元计价的业务范围，强化了美元霸权，进一步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尽管欧洲美元是伦敦银行家的发明，但美国商业银行很快主导了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1962年，最活跃的9家美国银行吸收了大部分欧洲美元存款，这主要因为美国国内法律的限制和跨国公司海外扩张的需要。随着1963年欧洲债券市场在伦敦启动，更多的美国银行在伦敦设立分支机构，美元存款日益攀升，欧洲美元债券的发行量从1963年的1.48亿美元迅速增加到1970年的27亿美元，纽约的投资银行也开始主导这个市场。到1968年，伦敦的欧洲美元市场实际上已经成为纽约货币市场的延伸。“伦敦金融城成为美国金融的离岸前哨”，与纽约形成合作与竞争关系。欧洲美元市场在一定程度上促使美国在70年代加快放松金融监管以应对挑战。可以说，在伦敦离岸美元市场的空间中，英国当局的“监管拥抱”与美国金融利益的“监管逃避”之间的趋同，削弱了英国和美国的国家货币制度和监管秩序，并加强了英美制度的相互依存和金融一体化。

欧洲美元市场的壮大推动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和全球金融的自由化。限制短期资本流动是二战后初期国际金融的一个主要特征，也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得以建立的重要基础。当时西方政治精英认为，不受监管的投机性短期资本流动，导致世界陷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恢复1914年前金本位制下的贸易自由和货币稳定，避免国内政策受到外部收支失衡的影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设计者以牺牲短期国际资本的流动，保持自主的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然而，随着二战后世界经济的复苏和国际贸易的快速增长，各国对不受限制的流动资本需求日益增大，布雷顿森林体系越来越难阻止短期资本的流动，欧洲美元市场在伦敦的出现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为各国投融资创建了一个新的外汇交易市场。“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限制性秩序中打开了一个大缺口”，扩大了国际流动资金池，使盈余资金能够迅速地从一个市场转移到另一个市场，“欧洲美元市场的发展成为削弱这些资本控制的决定性事件”。随着20世纪70年代石油美元的崛起，各国进一步放松金融监管，国际资本的自由流动进一步加速。

总之，在二战后英美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背景下，伦敦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美元市场的天然家园，这既与伦敦金融中心的历史禀赋和国际形势的变化息息相关，更与伦敦金融业的创新能力、宽松的监管环境和英国政府长期稳定的传统密不可分。伦敦数百年金融中心历史所积累的经验，使其发展出一种不断适应新形势和应对挑战的能力——即坚持“务实适应”的策略。伦敦金融精英从二战后初期全力维护英镑区，到1957年面对英镑禁令困局时，在国际贸易融资领域积极开创欧洲美元市场，这一转变很好地体现了他们的创新能力。欧洲美元市场的创新同样离不开自19世纪以来伦敦金融城发展起来的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相互依存关系——基于信任和互惠义务，这种长期关系使英格兰银行主要通过绅士协议和“道德劝说”的方式来影响银行活动，而商业银行也常常表现出合作的态度，这种非正式控制的有效性使英格兰银行一直不愿通过正式指令监管商业银行。相比于二战后各国央行严格的金融监管措施，英格兰银行的非正式控制在伦敦金融城为欧洲美元交易提供了一个不受监管的“真空地带”，吸引大量外国银行进入，这种非正式监管更有利于发挥金融在英国经济中的核心作用。此外，英国当局政策的一贯性和英国资本主义财产关系的稳定性也是欧洲美元市场落户伦敦的重要原因，伦敦没有发生过类似于1968年巴黎的动荡事件。正是上述的特点，使世界对伦敦产生了普遍的信任，而信任这种无形的资产构成了伦敦金融城最大的优势。正如前花旗银行董事长沃尔特·里斯顿（Walter Wriston）所说：“欧洲美元市场之所以存在于伦敦，是因为人们确信英国政府不会关闭它，这也正是你从伦敦上千年历史中所领会到的基本理由。”二战后，英国在全球制造业和国际贸易中份额的不断下降，金融服务收入在英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欧洲美元市场为伦敦创造的营业收入，部分地抵消了英国国际收支赤字，发挥了金融业稳定英国经济的作用。

（责任编辑   任世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