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绅支配”亦或“制度性制约”

罗晓翔

摘  要：练湖曾为镇江丹阳县境内最重要的人工湖，围成于西晋初年。因练湖无源，夏涨冬涸，极易成田，故私垦湖田历代不绝。自唐以降，练湖即陷入不断的兴废循环。清初练湖又经历三废三复。康熙四十八年（1709）复湖后，数百年来屡禁不止的“盗湖”现象随着湖民“均包湖赋”而彻底终结。与“乡绅支配”相比，“制度性制约”能够更好地阐释清代练湖纠纷的过程与结局。在“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下，水利纠纷不只是权力对抗与资源争夺，更是围绕国课问题的多方博弈，废湖、复湖皆系于此。无差别性的制度制约在牺牲个体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弱化身份特权，维持日常政治的底线公平。这或可为理解清代地域社会的秩序原则提供另一思路。

关键词：清代 练湖 水利纠纷 盗湖 赋税

练湖是镇江丹阳已经消失的一片古湖，也曾是江南地区运河沿线唯一的人工湖。该湖围成于西晋初，最早称曲阿后湖，后又名练塘、练湖，所蓄为近旁长山、高骊山下流溪水。丹阳地处宁镇丘陵带，塘池鲜少，练湖是滨湖农户唯一的灌溉水源。由于紧邻徒阳段运河，练湖还被视为“济运”官湖，水利意义更非比寻常。但该湖无源，夏涨冬涸，极易成田。自唐以降，民间毁闸掘堤、盗种私垦历代不绝，练湖兴废成为关系地方民生的最大公案。 至清代，练湖又经历三废三复，康熙四十八年（1709）湖案始定。此次复湖彻底遏制了占佃私垦，在练湖变迁史上意义非凡。

关于清代练湖纠纷，日本学者森田明的研究最具代表性。他指出，“盗湖者”即乡绅，牢牢掌握着“权力机构之末梢”，“即使是由国家颁布的法令，要想用以贯彻湖禁政策，也非常困难”。而康熙四十八年之复湖“虽暂且根据清政府之政策性指向而获解决，惟就乡绅方面而言，这不外乎是为与政治权力全面粘合所作之让步而已”。 可以说，练湖纠纷是基层社会“乡绅支配体制”的典型表现。然而这一阐释无法解答一个关键问题：为何历来复湖皆有反复，而康熙四十八年之后却再未出现“盗湖”现象？

事实上，康熙四十八年复湖方案的特殊之处，在于湖民提出“均包湖赋”。 均包湖赋的做法宋时已有，即由湖旁得水利者分摊已经开垦湖田之税粮，以保证退耕还湖后税额不减。钱杭认为，这体现出水利事务中的“制度性制约”，即民间私利必须让步于“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湖者与占垦者都是这一强势原则的牺牲品。

那么，清代练湖纠纷究竟反映了“乡绅支配体制”还是“制度性制约”？仔细分析练湖三废三复之过程，便会发现与绅民身份差异相比，国家赋税更是决定斗争胜负的关键因素。而“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对不同群体的“无差别”制约，既让湖民付出了代价，也为他们创造了绝地反击的机会。本文即从这一视角切入，重新探讨清代练湖纠纷的演变机制，进而解读明清地域社会日常运转的秩序原则。

一、垦荒上税：上湖之废

明清时期，练湖距镇江府丹阳县城西门仅百二十步。湖分上、下二区，“上高而下低，中界断有长堤一道，计一十四里”。 居北之上练湖夹丹徒、丹阳两县间，近六千亩；居南之下练湖全属丹阳，约一万二千余亩。“上下两湖各置有闸涵，以时启闭，尽制曲防，载在典制。” 但现实中上下练湖闸堤从未能有效维护。一旦闸堤倾圮、水涸滩露，私垦便不可遏制。自唐以降，占垦派与保湖派争讼不止，练湖也陷入不断的兴废循环之中。

明代最后一次奉敕还湖发生在崇祯四年（1630）。彼时暂行漕粮募运，以求漕船早回早发。而漕船航速又取决于运道畅阻，挑浚河道成为当务之急。人们回想起“练湖济运，乃天地自然之利，祖宗不刊之典”。 在相关官员推动下，练湖奉旨清田，革佃追租。

但此次复湖亦未能维持长久。明清鼎革后，即有盗湖者以“练湖荒弃，高者可耕，取其租银以益芦课”为由，侵佃湖田九千余亩。湖区缩小后，调解蓄洩能力也大为减弱。顺治六年（1649）六月山洪暴发，练湖盈满。湖旁占垦者为免湖田受淹，大开闸坝加速泄水，“及至旱魃为虐，而湖以外之民田又无资灌溉”， 练湖纷争再起。

清代首位提议复湖的官员，是巡按御史秦世祯。秦世祯于顺治八年（1651）到任。当其巡历镇江途经丹阳时，发现“漕河水不盈尺，舟胶难行”。询之父老，“咸谓奸豪侵占练湖，洩水成田，殃民病国，公恳清复”。顺治九年初，秦世祯题请复湖并修复闸涵，获得工部认可。顺治皇帝俞旨：“依议行。”

谕旨既降，复湖势在必行，但很多现实问题横亘于前。首先，占湖虽为不当，但占垦者既已报升芦课，便有了合法佃种权。官员先令报升、后夺其田，岂非失信于民？其次，湖田退耕后，芦课是否当除？如若不除，要向何处摊征？最后，修理闸涵所费不赀，而工部不发官帑，只令地方措处。地方从何措处？若无制度化的解决方案，复湖必不能实施到位，湖田清而复占也不可避免。

但作为巡按御史，秦世祯在江南任期不过年余，他追求的是快速见效，而非从长计议。很快，复湖宣告结束。顺治九年夏，秦世祯撰写了《题请修复练湖碑记》，由镇江知府刘芳烈、丹阳知县吴之镆勒石示众，警告占湖之人：“尔豪猾毋谓国家猛于兴利而独宽于除奸，复生觊觎，则宪典具存，新禁炳肅，执询而穷治之，安见此倖可再侥也。”

这几句警示自然无法阻止人们“复生觊觎”。加之顺治九年“各闸涵修理未固”，此后“湖堤圮倒，地方各官畏工费浩繁，无从设处，竟不详议修复”。随着湖水流失，低浅处涸成平地，侵佃死灰复燃。康熙初年，先有丹阳县衙役史遗直垦占湖田，后有生员贺传箓等赴芦政衙门告佃湖滩，练湖占垦又达六千五百余亩。

康熙十年（1671）前后，丹阳西门外民众再次上控请求清田复湖，并引起江宁巡抚玛祜的重视。与秦世祯一样，玛祜认为练湖占垦防漕病民，于是题请复湖。该提议再次得到工部支持。康熙十三年（1674），练湖第二次清复。

除工部外，刑部与吏部也参与了此次湖案审理。因顺治九年练湖已奉旨清复并重申湖禁，芦政官与贺传箓等皆属明知故犯。最终以康熙九年五月初六日大赦为界，赦前各犯免议；赦后芦政官交吏部议处，告佃湖田者追缴欺隐钱粮并处杖刑，其中四位生员被褫革身份。 但就湖田应否全部扒除，刑部并未给出定论。该部提出，玛祜“疏称‘各犯名下已垦湖田尽数铲削还湖等语，应否铲削？并练湖内所留公用等田，及各庙香火等田，应否存留？均应交与户部议”。 这显然是考虑到部分湖田已经升科，如果“尽数铲削还湖”，必然导致“产去税留”，因此需要户部给出意见，但户部并未跟进。可见康熙十三年复湖也只是一次表面文章。虽然占湖者受到惩处，但“退耕还湖”却不了了之。

此次复湖导致的另一后果，是丹徒乡宦张鹏（1627—1689）的介入。张鹏，字搏万，号南溟，世为丹徒人，顺治十七年（1660）中举，次年成进士，“除内阁中书舍人”。 练湖案发生时，张鹏已迁为刑部主事，因此被判杖刑并褫夺生员身份的贺传箓，便通过张鹏幕宾计侨向其求助。在人情与利益的驱使下，张鹏代贺传箓向丹阳县说情，未料地方官并不买账，令张鹏颜面大失。在保湖派看来，张鹏就是因此产生废湖洩忿之意，而计侨、贺传箓等又时时以佃田之利相诱。至康熙十九年，张鹏终于等来了复仇的机会。

康熙十九年江南遭遇水灾，练湖横决。时任吏科给事中的张鹏乘机建言，请求废湖成田。此时已是三藩之乱末期，朝廷多年用兵耗饷，亟需开源，湖田召佃又符合康熙帝的垦荒政策，张鹏可谓占尽先机。他在上疏中指出，此前秦世祯、玛祜等一再强调的练湖“济运”功能，实无依据。而阻止开垦湖田的保湖派实为“独占水利、坐享膏腴，横踞一方”的“奸民土豪”。因此张鹏建议：“此湖应留蓄水者仍存蓄水外，其余凡可成田者，悉宜令民佃种升科。约可增田二三万亩，可增赋数千两，应刊入《赋役全书》，永为遵守。”

张鹏上疏不久，康熙皇帝赞其“屡有建白，一无所私，当与内升”，张氏“未掌印即升光禄寺少卿，前此未有也”。在江南地方，对练湖当废当留的调查也随即展开，主事者为巡抚慕天颜。慕天颜在江南长期为官，从布政使做到巡抚，深谙水利之重要。然而面对朝廷压力，他放弃了前任玛祜的保湖主张，承认练湖“与运道绝无利赖，自可与民开垦升科者也”。但慕天颜坚持开垦湖田必先疏水渠，并提出一个“三七开”方案：“大约以全湖计之，将十之七分垦种，十之三分疏渠，自可垂之永久。”

康熙二十年底，慕天颜降调，余国柱以左副都御史授江宁巡抚，继续办理练湖召垦事务。此前慕天颜提出先疏浚再开垦，成本极高，余国柱并不认可。他向户部提出，“下湖难以成田，仍留蓄水”，只可将上湖召垦。 将业已形成的上、下湖区分为召垦区与蓄水区，事简易行。此后就上价银、升科年份等细节，余国柱与户部进行了多轮商议。康熙二十二年议准，“开垦上练湖田地，并不准折算沟塘埂滩，五十九顷八十二亩七分六厘九毫四丝七微”。

上湖开禁，令湖旁民众憾怆不已。此前秦世祯与玛祜两次复湖虽不彻底，却都在法理上捍卫了练湖作为济运与灌溉水源的合法性，严禁开垦。而慕天颜承认练湖“与运道绝无利赖”、余国柱推动上湖召垦，实为不祥开端。因此湖旁居民不仅痛恨张鹏一伙，也对两任巡抚心怀怨怼。

然而张鹏辈看似获胜，实亦陷入两难境地。奉准开垦的上湖区，总面积不足六千亩，与“增田二三万亩”的预期相差甚远，而承佃条件之苛刻也始料未及。首先，户部驳回三年起科之请，理由是“上湖田地既可成田，自应于承种之年起征”，不得依“开荒事例”。其次，湖田上价银数初议每亩三钱，亦遭部驳而增至六钱三分。更糟糕的是，上练湖田地“不准折算沟塘埂滩”，五十九顷一例升科。开禁之初，人们发现难以垦种之坑坎废荡“共计一千六百余亩”。 这将近三成的带赋虚田，又将摊派到其他土地上。

上湖开禁时，因有“小民各佃数亩资生，绅衿衙蠹不得侵占”之明旨， 张鹏只得以账房先生潘大成出名佃田三千亩，挂于同善堂名下，幕宾计侨以其子计全出名佃田一千亩。民间皆畏缩观望，报垦无几。由于湖田开垦费时耗力，“疏渠筑埂、上价完粮，事难猝办”。 天公亦不作美，“诸山之水遇雨仍发，同善堂之田弃而不耕”。 张鹏、计侨等人并未坐享厚利。地丁钱粮亦连年逋欠，知县屡受责罚，叫苦不迭。

上练湖全面开垦升科，对练湖水利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这确实折射出以张鹏为首的绅宦势利对地方社会的“支配力”。但也必须看到，张鹏等仗势出击，却并非完胜；湖旁居民似无力还手，亦不算落败。这是因为巡抚与户部的决策依然有其独立性，总体保持中立。如果占垦方与保湖方能恪守“上湖成田、下湖蓄水”之成规，练湖纠纷本可就此平息。然而争地者得陇望蜀，欲染指下湖；争水者伺机而动，望收复上湖，斗争遂进一步升级。

二、作弊升科：下湖侵佃

康熙二十四年（1685），即上湖召垦两年之后，下湖区便出现了湖田报升事例。据《练湖歌叙录》记载，丹阳“有废宦潘姓者，以室人交谪，故来居七里庙之僧房，僧奉酒食惟谨”。七里庙正临下练湖，于是潘宦便遂怂恿庙僧福明佃种湖田。福明称下湖乃奉旨蓄水之区，不敢报升。潘宦却言：

无伤，吾为汝画。汝但勿明言下湖，而指作湖傍高阜之处，亦勿遽言佃田，而称曰可以栽芦植柳，帮固湖堤。具一呈，吾为汝袖于县，无不允者。县既允，然后成田易易矣。

如潘氏所教，庙僧福明在拿到栽芦植柳帖后，又告于县令曰：“是不惟可以栽芦植柳，且可以成田，而前所给帖，愿请更之也。”经“恳准换帖”，七里庙占有和尚圩田滩四百二十八亩有奇。次年，又有金山寺僧深爽、避风馆僧心印、息浪菴僧寂玉请佃下练湖马家圩湖田七百四十三亩有奇，又得到批准。

需要指出的是，和尚圩与马家圩两处湖田皆属庙产。考虑到当年玛祜复湖时，对湖区庙产处置就存在含混之处，两次报升很可能是钻了这一漏洞。而对于民间开垦湖田，户部并未放开。康熙二十七年（1688），江苏巡抚田雯曾上疏言：“丹阳上下练湖田滩久荒，待召民承佃……下练湖田滩万三千余亩，亦报垦无几，请定每亩六钱三分，召佃输课，庶废地渐成膏壤。” 但这一违背“下湖蓄水”原则的提议直接被户部否决。

同年，时任吏部侍郎的张鹏因母丧归里。 次年圣驾南巡，张鹏“迎送甫毕，遂庐墓侧，手自封树，积劳感疾，疽发于背”，卒于六月六日，享年六十三。 张鹏去世后，幕宾计侨、账房潘大成辈失势无倚。张鹏无子，由侄继嗣，无力独掌家门，遂将上湖田转佃。一时间丹阳、丹徒二县争顶者纷纷，最终生员吴之寅、吴之书兄弟及书吏裴之焕胜出，成为第二代大包佃人。

与此同时，保湖派也迅速行动起来。张鹏去世不数日，湖民王道诚等即向地方官呈请复湖。新任丹阳县令窦重光随即拟写详文，称前任巡抚田雯提议下湖召佃虽被户部否决，但 “告佃者已造册呈报，争垦者已纷纷杂出矣”，当严令禁止。 窦县令之详文很快得到镇江知府王燕、总漕部院董讷、总河部院王新命、布政使李国亮、巡抚洪之傑、總督傅腊塔等一众官员批复。 新任布政使李国亮尤“以兴复丹阳练湖为第一要务”， 认为“济漕运以利民生，断非速复练湖不可”。

然而此时上湖已奉旨召垦，湖田皆入册升科，“国课难除”成为保湖派无法逾越的制度性障碍，唯一能做的就是守住下湖。下练湖虽有和尚圩、马家圩两处庙产业报升，但两处总面积有限，其余湖田皆属违禁占垦，尚可一争。但当时官民奢望于“全湖尽复”，延误时机，此后情势便急转直下。

康熙三十一年五月，宋荦由江西巡抚调任江苏巡抚。宋荦到任当年，又发生了下练湖湖田“升科”案。 据《练湖歌叙录》记载，当时丹徒县有一批沿江洲田新被丈出入册，地方人士骆云程呈请暂缓升科。于是下练湖占垦者便买通巡抚衙门书吏，将四千余亩湖田混入洲田中，一并上报户部。 经过一番偷天换日，下练湖报部升科之湖田上升至五千余亩，原本一万二千余亩湖面减少近半。这对保湖派派造成致命打击。所幸“下湖蓄水”之部议明旨并未推翻，因此下湖几次报升湖田都存在程序漏洞。保湖派不断呈情，指控下湖五千余亩湖田皆为“作弊升科之湖，非奉旨召垦之湖也”，乃欺君罔上。 而占垦者则全力开荒，为泄水成田，“又将第四座官闸尽行掘毁，湖水指日泻涸”，湖旁居民“西成无望，万姓惊惶，怨声动地”。 保湖派与占垦派相互攻讦，练湖纠纷日趋白热化。

三、一赋两田：下湖再失

随着下练湖湖田不断开发，早年佃种上练湖之人也有了新的想法。前文提及，康熙二十二年议准开佃上练湖时，五十九顷湖田中大约有十六顷难以垦种之坑坎废荡，成为佃种者需要包赔税粮的“虚田”。为此上湖承佃者屡次向地方官呈请豁除虚粮，但因“报升部额难以遽更，未蒙允题”。 见上湖虚粮难以豁免，占垦者又提出以下湖“实田”抵补上湖“虚田”之法，这就是水利文献中所谓的“抵虚”。

“抵虚”之议始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底。当时朱敬修、贺之金、吴之寅等先后以“上湖田地缺额赔粮”为由，要求认垦下湖龙城圩之田抵补。 为减少逋负，府县官员认可了这一提议。但此事在布政司却遇到阻碍。布政使张志栋认为，丹阳县详文中对上湖虚田情形交待不清，命府县官员重新调查“上湖田若干，實在虚田若干，栽芦若干，有无虚捏开垦抵补，其旁湖隙地共有若干，分晰上、下练湖，并查报开垦抵补田一千六百余亩，曾否现垦成熟、无碍蓄水，亦即一并勘明”。 可见张志栋未忽略“下湖蓄水”旧规，同时怀疑上湖虚田有虚报成分。而府县官员大约也明白，切实详查不仅费时耗力，且会导致更多纷争，遂将此事搁置下来。

面对这一局面，一心要占垦龙城圩的吴之寅等人孤注一掷，假称“奉旨抵虚”，先将湖田霸占。接着又将田转卖给圩头朱元英等八户，谓之顶佃。后者“另立户口，代完上湖条粮，印票切据一半”。“一赋两田”遂成现实，上下湖之间的地权关系也愈发混乱。

事实上，对于“奉旨抵虚”纯属捏造之情，不仅保湖派一方洞若观火，顶佃之圩头朱元英等也必然知晓。占垦派、保湖派与顶佃人各为其利，三方之间又展开了一番较量。

保湖派的策略是告发占垦者欺隐税粮，假旨盗种。以邵日茂、徐元振为首的湖民于“三十七年先控藩宪，三十九年继控抚宪，俱送府审”。 以吴之寅为首的占垦派则四处打点，“不惜挥金如土，以固结上下之贪心，而图久远不拔之计”。 然而此次占垦确属违例枉法，在保湖派不断申诉下，欺隐之实已难以遮掩。而一旦官方判定龙城圩开垦不当，下令退耕还湖，损失最大的将是出价顶佃的圩头。为求自保，顶佃方也加入了诉讼队伍。

康熙四十年，顶佃龙城圩湖田的朱朝绶、朱元英等上控，揭发“衿蠧吴之寅、裴之焕等”为盗湖豪强，于康熙三十六年“称奉旨抵补上湖虚田，诱身等在下湖代垦数千亩，另立户口，代完上湖条粮，印票切据一半，豪等采租取利”。 此举其实是为了赌赢龙城圩的合法佃种权，因民间相信依“大清律例，有告发欺隐者，即以欺隐田亩给予佃种”。

圩头朱朝绶等人的策略确实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妙招。事实上，基层官员也倾向于这一解决方式。如时任丹阳知县的张经在奉令调查“假旨盗种”案后即表示：吴之寅欺隐属实，但朱朝绶等无辜被骗，且历年完粮，应准报升。

此后或因南巡接驾事务繁忙，吴之寅假旨盗种案被暂时搁置。康熙四十二年（1703）圣驾南巡，湖民邵日茂等于行在向皇帝恭呈《湖漕成案》，强调练湖紧邻运河，乃济运水柜，不当占垦为田。但当康熙皇帝向巡抚宋荦问及此事时，宋荦却覆奏称：

该臣看得，丹阳上下练湖向有蓄水济漕之说，刊有《湖漕成案》一书。然此系从前湖水甚深之时，故闭涵久蓄，以济冬春漕运。今则沧桑变迁，湖身淤塞，夏涨秋涸，已非昔比……递年以来，共垦成熟一万一千余亩，岁征银米麦一千二百有奇，今若欲循蓄水济漕之议，势须再行开浚，筑堤建闸，合计所费有数万金之多。且民间已经用力垦熟田地，皆须弃置，应征赋税，均当豁免，殊为可惜。况年来江浙漕艘经由丹阳直达天庾，原未误运，无庸再事更张者也。

可见巡抚宋荦也认为，与其大费周章革民田、除国课、修闸涵，不若允许民间开垦湖田、上纳国课。

此时吴之寅“假旨盗种”案已拖延三年，亟待结案。康熙四十三年（1704）底，镇江知府黄永茂在对上下练湖重新清丈后，向上级提出处理建议。首先，上湖确有虚田，但仅三百亩而已，可以上湖荒地抵补，无需牵扯下湖。如此“上湖地粮一清，永杜奸顽借端补地之弊矣”。 至于下湖龙城圩的处理方式，黄永茂与县令张经意见一致：私垦虽属非法，但错在衿蠧吴之寅、裴之焕；佃户朱朝绶等无辜被骗，“应照伊等原垦之田升科”。 黄永茂甚至提出，在进一步勘丈的基础上，可将下湖现有私垦田全部升科。这与巡抚宋荦的态度是一致的。

对于这一结果，保湖派已近乎绝望。此时湖民们已不求下湖尽复，只望稍留蓄水之区。邵日茂等在给知府黄永茂的呈文中苦苦恳请道：

宪天临勘，身等地方受害情由尽蒙洞鉴，岂容反听奸党升科？况今日而欲急复上湖，则必另疏题请；且欲全复下湖，亦必另疏题请。盖一经题请更张，则必有干部驳。若夫革除欺隐之田，即为蓄水之湖，无烦题请，无事更张。一反掌间，万姓群沾不朽之恩，实乃事不劳而功倍者也。

幸运的是，此案未结，地方人事又发生变动。康熙四十四年，知府黄永茂离职；当年末，巡抚宋荦迁吏部尚书，于准由贵州巡抚改任江苏巡抚。这为保湖派争取到宝贵的时间。

四、包认湖赋：湖案反转

自康熙三十七年至四十四年，湖旁居民告发下湖欺隐七载，结果占垦未见减少，报升日增日多。知府黄永茂查明欺隐后，不令退耕，反议升科，“愚陋之夫遂以为今日官常，首在为朝廷增课，欺隐一经丈出，势必即行给佃，焉望蓄水灌田”。

此时湖旁居民终于认识到，保住下湖的关键并非攻讦盗湖者，而是解决国课问题。如能做到国课不除、无事更张，或许仍有转机。转变思路后，便有了“包认湖赋”之议。首倡包赋者，为丹阳县民人杨天质，字舜章。他提出，下湖已升科湖田七千二百余亩，每年额征条漕丁银五百五十三两余、米麦二百七十九石，可于滨湖需水田地内均摊包认。以些许摊征换得下湖水利，湖民无不踊跃；七千二百余亩退耕还湖后国课不除，亦解决了官府一大难题。

包赋之议形成后，邵日茂等随即向新任巡抚于准呈请复湖。他们在呈文中强调，下湖蓄水本有部议明旨，此前布政使李国亮、张志栋屡议复湖，只因国课难除而受阻。 言下之意，如今湖旁居民自愿包赋，若官方再不主持公道，真可谓上负朝廷、下愧百姓了。这篇呈文果然打动了于准，练湖纠纷出现重大转机。康熙四十五年（1706）末，于准推翻了前任知府黄永茂将“下湖全行召佃升科”的提案，正式启动退耕还湖计划。

国课问题解决后，下一个难题便是筹经费、修闸涵。关键时刻，保湖派再蒙天佑。康熙四十六年（1707）圣驾南巡，正值江南遭旱，水利问题引起皇帝关注。当年十一月，“上御乾清宫西暖阁，召江南浙江两省在京大学士以下、翰林科道官以上齐集乾清门外”，特颁谕旨：

江南省之苏松常镇，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诸郡所属州县，或近太湖，或通潮汐，所有河渠水口宜酌建闸座。平时开闸蓄水，遇旱则启闸放水。其支河港荡淤浅者并加疏濬，引水四达。仍酌量建闸，多蓄一二尺水，即可灌高一二尺之田，多蓄四五尺水，则可灌高四五尺之田。准此行之，可俾高下田亩永远无旱涝矣。

康熙皇帝又对诸大臣言：“建闸之费，不过四五十万两，且南方地亩见有定数，而户口渐增，偶遇岁歉，艰食可虞。若发帑建闸，使贫民得资佣工，度日糊口，亦善策也。”

两江总督邵穆布接谕后，随即调查属地内河道闸座之当濬当修情形。丹阳下练湖四闸与陈家桥闸、嘉山石闸一并上报工部。 最终下练湖获拨官帑四千两，作为四闸修复经费。这是朝廷对“下湖蓄水”合法性的再次背书，其价值更无法以金钱衡量。

至此，下湖清复条件基本成熟。康熙四十七年十二月十四日，两江总督邵穆布、江苏巡抚于准、总漕部院桑格、总河部院赵世显等会题，请将下练湖一体清复。于准还提出一项善后方案：命丹阳县主簿为专官，“将所收湖内鱼菱出息变价，以作修理闸坝涵洞堤埂之需，每岁终造册报销。庶湖制可垂永久，而无废弛之虞”。 与秦世祯、玛祜相比，于准尝试以制度化的方式解决闸坝维护经费问题，又为一大进步。康熙四十八年九月，下练湖正式奉旨清田。自当年始，原已升报之下湖田地银米全蠲，应征钱粮由湖旁得沾水利之民田均摊；该湖鱼菱出息责令丹阳主簿專管，以作修理涵洞之费，每年造册报销。

在练湖历史上，清代第三次复湖意义非凡。正如后人所言：“复湖之案，自前清康熙四十八年而定，佃湖之弊亦自是年而绝，嗣后无复有觊觎者。” 这是自唐代以来历次复湖都未能实现的成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资源争夺中，最终扭转乾坤的与其说是巡抚于准，不如说是湖旁居民；下湖告复，与其说是“权力”的对决，不如说是“包赋”的效力。这不仅解决了“国课难除”的制度性难题，也确立了水资源的排他性所有权。正所谓“未认湖赋以前，则为公有之湖，而非滨湖人私有之湖；既认湖赋以后，则虽公有之湖，而不啻为滨湖人私有之湖”。 以“私有之湖”对抗私垦盗种，当然比任何法令都更为有效。

然而当时湖民所包之赋，仅涉及下湖升科之湖田，总数七千余亩。此外尚有五千余亩湖面在“包赋区”以外。这部分湖区到底归公归私？如果归公，是否人人可争？如果归私，又有何依据？围绕这些问题，争田者与争水者在康熙四十八年之后又有数次交锋。

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因新任两江总督噶礼参劾，江苏巡抚于准、布政使宜思恭、按察使马逸姿皆被革，地方人事大动。此后张伯行、金世扬分任江苏巡抚与江苏布政使。张伯行到任不久，便劝谕垦荒。趁此时机，丹阳县民戎文正、郭治等再次呈请认垦下练湖田，并在呈文中指出：

遵查阳邑下湖，共有一万三千余亩，徐元振等包认去已升七千余亩，尚存未升五千余亩，……身等报垦不在包认数内，目睹其荒可惜。今奉升科，身等奉批叩宪作主，恩准详报，上裕国课，下资民生。

面对这一危机，湖民向丹阳知县曹蓼莪提出，愿将下练湖剩余湖面一体认粮。但曹县令认为下湖既已奉旨清复，佃垦不值再议，戎、郭等纯属多事。他在给知府的覆详中明确指出，包赋区内外皆“蓄水之湖”，“废则俱废，复则俱复，断无半可成田而半能蓄水之理。若令开垦，必致两碍而争讼无休，是非以利民，反以害民”。 至于湖民提出的一体认粮，曹蓼莪也不以为然。他认为“粮若全认，似非与民蓄水之初心，亦非摊认原额之本论”。 知府采纳了曹县令的意见，销案了事。

争地者自然不会善罢甘休。康熙五十一年（1712），县民徐元丰等又向布政使金世扬具呈，要于下练湖栽芦。但金世扬不久去任，此事便搁置下来。至次年六月中，又有戎全等于布政使司衙门附近竖旗呐喊，要告佃下湖。为扩大声势，众人于七月十一日在丹阳县“北门外五圣庙割鸡插〔歃〕血，遍招原种湖田佃党”，大有拼死之势。 然而府县却不为所动。知府陈士鑛批示：“戎全等以久定成案，混请佃升，殊属多事。”知县王时昌将戎全等十人各批责二十板销案。 然而这两次争佃案令湖民愈感不安。八月，湖民王道明等再次呈请全湖一体认粮。布政使牟钦元向巡抚张伯行汇报称，下湖实应留作蓄水之区，不当开垦，“但四千四十七亩未经认粮，故奸民得以藉口而觊觎生釁”，不若一并认完，以杜争端。

此时压力完全转向争地者一方。一旦全湖包赋，则再无“公产”可争。康熙五十三年（1714）八月，丹阳县民吴嘉训、史应燮等具呈，请将下湖未经认粮之四千余亩批作育婴堂公产，“上完国赋之余，下救群婴之溺，此载诚圣主所乐捐，宪天之极恩也”。 这个冠冕堂皇、公产公用的建议依然未能打动知县王时昌。后者以佃田蓄水不可并行为由，断然驳回所请。

同年十月，金山寺住持广福又向布政使李世仁具呈，请求归还下湖马家圩四百余亩寺产。广福不仅强调该田乃前布政使刘鼎授意佃种，还提及康熙“三十八年圣驾临幸金山，重瞳亲睹风波之险，特谕本山置造救生红船，又颁置之船，此田乃钦赐之田矣”。 而事实上，早在下湖清复之前，京口救生船已另获工食田，由镇江府掌管。经过调查，官员们认为清复马家圩寺产并不影响救生善举，还田之事毋庸再议，该案遂销。

自此，觊觎下湖之人用尽手段，皆未得逞。但经历数轮争讼，多数官员都开始认可“一体认粮”。康熙五十三年六月初五，布政司再次呈详湖民王道明等愿将下湖地亩一并完粮缘由。次年，巡抚张伯行给出最终意见：“下湖未升地亩，仰饬该府县严禁，不许奸民告佃混升，毋庸再请摊征钱粮，致滋陪累。” 练湖纠纷最终画上句号。

同年，滨湖居民集资修建湖心亭圣恩碑，并立四祠一阁于左右，以感念巡抚于准、张伯行，布政使宜思恭、金世扬、牟钦元、李世仁，镇江知府陈士鑛，丹阳县令杨宏绩、曹蓼莪、王时昌，以及县丞杨声著，可谓一时盛事。 而清初练湖案留下的最重要遗产，当属《练湖歌叙录》。该书编纂者为丹阳生员汤谐，字展文，号怀村，出身丹阳大姓。 对于“歌叙录”之含义，汤谐解释道：

《书》曰：九功惟叙，九叙惟歌，劝之以九歌，俾无坏。是湖之复，良法美意固已当穷无穷、极无极。而吾民沐浴膏泽，歌咏勤苦，急欲以庙堂解愠，阜财之盛，绵颂祷于亿万斯年，则亦犹维持勿坏之意也。后之君子可以观矣。

可见该书的编纂目的，不是记录历史，而是明确规制；不是追忆过去，而是着眼未来；不是歌功颂德，而是“日常政治的存档”。 通过湖案文书汇编，该书将官方“不刊之令典”记录在案，以保障湖制“维持勿坏”。正因如此，《歌叙录》的内容也持续更新。嘉庆十八年（1813）至民国初，又相继编纂刊印了续编、三续、四续。对于湖旁居民而言，“《歌录》不载即为违制”，这成为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制度性依据。

结   语

明清江南为财赋重地，财赋出于农田，农田全赖水利。但在地域开发过程中，侵占河湖、破坏水利设施也是长期存在的问题，练湖案只是众多水利纠纷中的一例。从相关文献来看，重视水利、支持兴复练湖的地方官员并不在少数。镇江府水利通判宁维邦就曾质问占垦者：“不知此本汝等素种之田，而渠夺之以为湖耶？抑本渠等溉田之湖，至汝夺之以为田也？”然而在相当长时间内，保湖派在情理法上占尽优势，却只能眼见盗湖现象愈演愈烈。其背后原因究竟为何？

一种常见观点，即地域社会内部存在“乡绅支配体制”。 然而这不仅难以解释湖案的最终反转，更忽视了“被支配者”的能动性。湖旁居民恳复练湖二十余年，“呈词不下千张”，如果没有充分的动员能力、财力支撑及信息渠道，这是不可想象的。下湖清复前，他们控县控藩控宪，甚至御前献书；奉旨复湖后，他们修建湖心亭与圣恩碑、刊印水利书，可谓有勇有谋，绝非任人宰割之辈。与之相比，所谓“支配者”在关于练湖纠纷的历史书写中反而成为失语一方。

笔者认为，与身份特权与阶级差异相比，赋税问题对水利纠纷走向起了更为关键的作用。从湖田报升、作弊升科、一赋两田到均包湖赋，斗争双方的基本策略无不以“国课”为核心。对盗湖者而言，不价不税才能使利益最大化，然而“割据官湖必有后患，惟挂号纳粮脚根始稳”，只有缴纳国课才能获得湖田的合法耕种权。如此一来，任何复湖计划都会因“国课难除”而不了了之。正如钱杭指出，这是地方事务必须遵循“政府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必然结果。

明知私垦湖田妨害水利，只因其报升国课就无法清复，这无疑是非理性的。丹阳士人汤寅就曾指出，上练湖全部垦废，不过增田数千亩、增税数百金，而湖外二千四百余顷农田却因此失去重要的灌溉水源。“使不幸而二千四百顷不收，则百姓无从办赋，势必转死沟壑，朝廷尚须下捐租之令，发帑金而赈济之。则是所增不过数百金，而所失已数万矣。”其实地方官员也会算这笔经济账，只因无法解决“产去税留”的难题，只得将错就错，对盗湖行为一再姑息。

然而“国课至上”原则对各利益群体的“无差别”制约，又带来一定的社会公平。在练湖纠纷中，占垦派可以“报升”，却无法“抵虚”；复湖派不能言“除课”，却可议“包赋”。正因为制度性制约与阶层、身份无关，复湖派才有了绝地反击的机会：一旦解决国课问题，官员们的态度立即翻转，他们也成功夺回了用水权。

日本学者森正夫提出方法论意义上的“地域社会视野”，即把握地方场域中不同社会集团之间既对立又统一的“契机与结构”。 那么清代练湖纠纷折射出怎样的地方社会结构与秩序原则呢？

首先，上层乡绅在整个事件中并未发挥“指导者”的作用。与明代相比，清代练湖纠纷中几乎看不到上层乡绅的身影。这或许并非特例。冯贤亮曾指出，在明清浙江余杭南苕溪流域的水利重建中，“地方精英的支持力量显得比较微弱”。除官府外，参与水利事务较多的是诸生、地方“父老”、塘圩长及普通士民。这与丹阳情形十分相似。

下层乡绅能否成为地方社会的“支配者”呢？以吴之寅、裴之焕为首的“衿蠧”的确在“权力机构之末梢”上下其手，但总体而言，这些“潜规则”都是公开的秘密，既不能欺上，亦无法瞒下，只是在一定范围内被容忍，一旦越界就可能遭到反抗与制裁。

从长时段来看，这场旷日持久的水利纠纷并无绝对意义上的胜利方。为了有限资源，双方多年缠讼，耗费大量人力财力。作为清代练湖的第一位大占墾者，绅宦张鹏未及获利即身故，且因占湖一事乡评有亏。 第二代大占垦者吴之寅虽风光一时，但最终“画虎不成，徒受万人垂〔唾〕骂，前程性命皆几至不保。人虽害矣，己亦未有利焉”。 而复湖派以“包赋”为代价，也只能妥协于上湖成田、下湖蓄水。下练湖均包湖米后增税添册，不仅胥吏盘剥日重一日，湖民们还要自行承担“私湖”设施的日常维护。这种集体宿命，体现出民间利益主体的脆弱性，也是清初练湖案最值得深思之处。但也应该看到，制度性制约在牺牲个体利益的同时，也有助于弱化阶层差异与身份特权，维持日常政治的底线公平。这或可为理解清代地域社会的“秩序原则”提供另一思路。

（责任编辑   韩维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