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网格化管理中的三重矛盾
——基于深圳市A区的调研分析

李志东， 蔡锐星， 杨竺松，2b

（1.武汉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2.清华大学 a.公共管理学院，b.国情研究院，北京 100084）

一、引 言

在北京东城区率先实施网格化管理后，网格化管理模式迅速推广到了全国各地。在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在中央层面确认了基层社会治理中的网格化管理模式；2021年，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推进审批权限和公共服务事项向基层延伸，构建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开放共享的基层管理服务平台；党的二十大报告里也提出“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提高市域社会治理能力”，要求“完善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的基层治理平台”。网格化管理是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的重点，它在整合城市管理资源、收集社会治理基础信息、促进政府职能转变、提高城市管理水平和提高社会问题解决效率等方面有明显优势。

然而新时代和新环境也对社区网格化管理提出了新要求。综合性、统筹化的社会治理目标，要求政府在基层将党的建设、便民服务、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社会救助等各项基层社会治理和服务工作进行统筹管理。但由于网格管理的模块化与政府管理的条线化存在冲突，当网格管理向范围更广的社会治理领域拓展时，制度、理念、人员管理等层面的现实问题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来，需进一步深化网格化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充分发挥网格化管理制度优势。管理运作能力对于公共价值目标的实现极其重要[1]，在学界的讨论中，网格管理的一项核心功能是权威统合[2]，践行统筹整合的网格管理模式离不开统合权威。但在实际管理中，权威的统合并不容易实现，缺乏集中权力和部门分割的情况时有发生[3]。已有研究对网格管理中权威统合缺失的后果关注还不够，缺少对权威统合缺失负面影响的实证研究。因此本文基于对深圳市A区网格管理体制的调研，试图分析权威统合缺失带来的多重负面结果，包括网格职责泛化和网格工作过载，为学界理解基层网格管理提供更多经验证据，为构建简约高效的基层管理体制提供理论参考。

二、文献回顾

（一）网格管理的功能

基于对已有地方良好实践的经验梳理，学者们总结了基层网格化管理的制度优势（也可视为是想象中网格管理应该具备的正向功能），例如有综述研究将网格化管理的效用归结为资源整合、流程再造与清晰化治理[4]。结合本研究的主题，本文主要分析网格管理权威统合的功能。网格管理模式中的权威统合包括集中的指挥权和管理力量的下沉，它以资源整合（包括信息整合和条块整合）为基础[2]，按照此界定，研究将从网格部门协同和网格资源下沉两方面开展权威统合功能讨论的综述。

网格部门协同是权威统合的显著特征，不少学者已经在研究中进行了举证。比如，上海殷行街道的网格管理就通过社区党委使条线部门形成稳定的联系沟通机制，增加了联合执法力度[5]；北京市的网格化服务管理强调部门联动，一是突出“块”的统筹作用，明确各个层级在社会服务管理中的权力和责任，二是强调“条”的专业功能，做到责任清晰、工作协同[6]；还有的地方通过成立城市综合网格化管理领导小组，由地方主要领导担任组长、各城市管理领域的职能部门的分管领导担任副组长，领导小组管理网格智慧化平台，镇街和村（社区）的综合网格化管理服务部门，以此实现治理结构的整合[7]。推行网格化管理的目的之一就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部门条块分割、各自为政、推诿扯皮、责权利不明的种种弊端，而是将资源重新整合，进一步下放事权，构建一个新的社会管理体系[8]。

网格资源下沉是网格权威统合的另一构成，网格化管理是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下移、资源下沉的有效模式。由于行政资源配置缺乏响应性，资源分拨的调整需要漫长的论证和决策过程，网格部门所承担的管理任务往往超出其资源需求[9]，因此资源的有效整合对网格管理而言至关重要。网格管理实践是对无缝隙政府的超越，它要打通层级、职能和部门之间的壁垒，使网格管理者在发现问题后能调取各部门的管理资源充分解决问题[10]。网格化管理的创新价值就在于通过一网式、一站式服务帮助基层整合条块资源，实现了社会管理的纵向到底、横向到边[11]，让治理资源下沉到网格之中，包括人员下沉和事权下沉[12]。在这方面地方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样本，代表性案例是浙江舟山市通过“组团式服务”的再组织化，在网格内部重新落实职责、分配权力和联动资源，根据解决难度差异，治理问题会分配到网格团队、村（社区）党相关职能部门、乡镇（街道）分管领导以及县（区）领导小组之中[13]。此外北京东城区每个网格内下沉了网格警员、网格司法工作者、网格消防员等职能力量，为居民提供10大类基本公共服务的一站式服务，山东诸城市则通过组团式服务实现城乡社区管理服务资源的下沉，山西长治市则在网格内设置民政协理员、治安、城管等协管力量[14]。又如湖北宜昌和鄂州下沉公共服务项目，在社区（村）设置公共服务站，破解服务供给中的碎片化，让网格员贴近群众上门代办服务，湖北十堰建立网格服务团队，整合分散化的基层服务力量，提供菜单式的基本公共服务[15]。还有的地方为推动执法力量的下沉，让不同职能部门的执法人员需要到单元网格中驻场办公，和网格管理人员共同承担治理责任，而当网格内出现涉及多个城市治理主体的复杂问题时，智慧化平台会启动部门联动执法机制，特殊问题则由特定职能部门兜底管理[7]。

（二）网格管理的问题

虽然网格管理机制被赋予很高的治理期望，但在实际运行中，网格管理也常常暴露出问题，使管理效果大打折扣，本文主要关注三项问题：网格权威统合缺失、网格职责泛化和网格工作压力。

虽然权威统合是设想中网格管理应该具有的功能，但实现这一点需要克服诸多障碍。权威统合缺失的首要表现是部门分割。虽然条块合作和各部门之间的资源整合在网格化社会管理的过程中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位，但是城市社会管理资源分散和职能交叉、网格化社会管理的信息资源共享程度不高、部门之间利益割据和指挥调度的效率较低、各网格结点之间缺乏规范协议来明确信息流的沟通权限等问题仍然是网格管理的难题[3]。设计初衷是为了克服“碎片化”，但是网格管理能够联动、协同的公共事务事项十分有限，如何协调网格与部门的权力关系，以及如何配置与平衡部门与网格对属地的下行权力的问题诱发了新碎片状态[2]。此外网格化管理服务体系纵向上仍在传统科层体系中运转，横向上职能部门缺乏大局意识，过多强调本部门的传统利益和传统职权，在复杂的社会管理问题面前缺乏沟通与协助，容易出现相互推诿、踢皮球的现象[16]。以往有研究就指出北京市网格化社会管理存在流程滞胀的问题，基层网格信息员上报的问题需要自下而上层层推进，而由于纵向管理层级制造的屏障，加上横向部门之间的协调困难，造成基层网格平台的问题积压[17]。

网格职责泛化和工作压力也得到不少学者的关注，是另一项非预期后果，网格队伍职责的泛化加重了其工作负担。首先由于政策目标的多重性、矛盾预防愈加重要、治理竞赛等原因，社会治理的内容范围处在不断泛化和扩大的进程中[18]，而网格管理依靠地理划分和信息技术开展基层社会治理，因此理论上城市管理遇到的所有事件都能纳入网格化管理的范畴，它具有极大的延展性和动态包容性[19]。有学者观察到，网格成为街道职能机构办事资源的补充，其功能和范围也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党政系统几乎每个部门、每项工作都进行网格化操作[5]，将原本可以由市场和社会来承担的一些公共服务与社会治理职能统统纳入政府范畴，使网格化管理陷入高成本运行和无限承担社会治理责任的境地[20]。由于网格实质上已经成为位于街道至社区中履行服务和管理职能的组织架构，产生了街道乃至社区原有的体制问题，即作为行政管理序列的末梢，最终承载了来自上级“千条线”上的各类任务，承担了无限的责任[2]，可想而知，网格队伍的工作压力也会随之变重。而当一切依赖网格、一切通过网格来解决的观念形成，势必导致严重的网格依赖症，使得社会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能力弱化[8]。在这种背景下有地方出现了全科网格的实践，全科网格整合了环保卫生、计划生育、消防安全等事项治理，以满足社会自治之外大量政府规制问题亟待解决的需求[21]。

在上述文献回顾里可以看到，权威统合也是网格管理中一项关键的制度设计，网格管理部门之间是协同还是分割、资源是否下沉对公共管理效果有莫大的影响。此外网格内的职责泛化和网格工作压力也是不容忽视的问题。已有研究尚未把权威统合、职责泛化和网格工作压力联系起来，而只是单独对各个议题作论述和分析，本研究尝试通过实证资料，分析网格管理体制中权威统合的缺失对职责泛化和工作压力的影响。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探索基层部门协同缺位对于工作压力的因果影响机制，因此采取了质性路径中基于因果过程观测传统的单案例研究方法。单案例研究能够关注案例内部的所有重要特征和事实，发现因果机制起作用所需的因素[22]，关注描述和理解，可以让研究者深入现场，充分挖掘案例信息[23]。根据理论抽样思路[24]和调研的便利性，研究选择了深圳市A区的基层网格管理开展情况作为本研究主题的代表性案例。深圳市A区的情况与本研究主题的基本相符：A区的网格管理工作起源于2004年对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的管理，经过十余年的演变后，由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简称政数局）内部的网格信息管理科负责全区的网格管理工作，但是制度赋予网格信息管理科的权力很是有限，以至于难以协调由各职能部门共同参与的网格管理工作，整体上A区的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管理工作处于碎片化的状态，这一情况导致网格员信息采集和事件处置的工作难以兼顾，网格员的工作职责泛化和工作量过载的问题显现。此外调研组具备进入该研究现场的资源和渠道，在数据搜集上的障碍较少。

（二）案例资料收集

案例研究的证据不局限于访谈数据，而是可以混合使用定量和定性方法获取研究资料，且多种资料收集方式和来源也有利于证据的三角互证[25]。本研究主要使用了半结构化访谈、问卷调查和非介入性材料分析的方式来搜集所需资料。

在访谈方面，研究于2022年9月19日至9月27日内完成半结构化访谈，由调研团队内两名研究者执行，除了A区区级网格管理部门外，研究者还走访了A区内四个街道及各自下辖的其中一个社区，对象包括网格管理部门主任、街道网格中心负责人、社区居委书记和网格员，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访谈调研核心内容与人员情况表

在问卷调查方面，内容包括A区社区网格信息员群体的工作状况、心理感受、工作待遇等实际情况，于9月19日至9月30日内完成第一轮数据收集，于10月14日至10月24日内完成第二轮数据收集。在A区网格管理部门的协助下，发放了网络问卷（借助问卷星平台开展）和纸质问卷；问卷全面覆盖了A区下属的所有街道，累计共回收1069份有效问卷。问卷内容包括网格信息员的个人基本信息和工作情况两部分，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问卷调查情况

在非介入性材料收集分析方面，通过多种途径收集了A区社区网格管理工作的相关政策文件、工作资料和新闻报道资料，帮助调研更全面了解A区网格管理工作开展情况，所使用的部分资料（为匿名化研究案例，略去了研究使用的新闻报道材料）如表3所示。

表3 非介入性材料使用情况

四、案例分析

A区的网格管理工作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成立的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和房屋租赁管理局，该机构参照深圳市级工作机构而设立，目的是应对深圳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管理的巨大压力，属于网格管理机构的前身。2013年年底深圳市政府出台《关于全面推进社会建设“织网工程”的实施方案（试行）》和《关于进一步加强社区网格化管理工作的意见（试行）》，提出要合理划分社区基础网格，组建网格管理机构，因此A区于2014年在区级成立社区网格管理办公室（内设网格管理科）、在街道成立网格信息管理中心，牌子加挂在区、街道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管机构。2014年年底市政府出台《深圳市社区网格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将“社区网格管理”定义为“社区网格管理机构委派网格信息员对责任网格内的实有人口、实有法人、实有部件和实有事件等信息进行采集、核查，通过市政务信息资源共享交换平台，将基础信息纳入本市公共信息资源库，事件信息分发各区社会管理工作网信息系统进行分流调处，并对相关职能部门和单位处理情况进行监督的工作模式”，网格信息采集的具体范围涉及城市管理、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等领域，横跨城管、安监、消防、市监、环保、卫生等20多个行业。

2019年年初《深圳市机构改革方案》出台，A区流动人口和出租屋综合管理办公室、A区房屋租赁管理局和原A区社区网格管理办公室三块牌子合署办公的单位不再保留，出租屋综合管理职能归属区委政法委，房屋租赁管理职能依法归属区住房建设局；而基础网格管理行政职能归属新组建的区政务服务数据管理局，局内成立网格信息管理科，负责全区社区网格管理的统筹协调、建章立制、督促考核，审定全区社区基础网格的划分和调整，以及社区网格管理的信息采集事项，组织开展全区网格基础信息工作，指导全区社区基础网格队伍建设，构建“网格数据化、数据网格化”运行模式。在街道层面，A区10个街道除一个街道开展社区管理体制改革试点外，其余均设置网格信息管理中心（七级事业单位），负责社区网格管理和出租屋综合管理等工作，并明确一般应由一名党工委副书记分管。

调研组在A区开展访谈和问卷调查后，发现其网格管理和服务能力还有不足，网格管理体制中权威统合缺失的现象十分明显，进而导致了网格职责泛化和网格员的工作过载。

（一）权威统合缺失：网格管理部门分割和资源悬置

A区网格管理中权威统合的缺失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与网格工作有关的部门相互分割、缺乏协同，网格工作的统筹管理缺位；二是行政资源没有整合下沉到网格，资源悬置在基层网格之上。

在部门分割方面，A区层面缺乏强有力的领导部门来主导和协调基层网格各项管理事务，划定不同部门的责任、调配各种可用的资源至基层，这导致网格员在疫情防控、信息采集、非社区网格事项等工作间疲于应对，临时任务挤占掉日常本职工作时间和精力。A区政数局虽然承担网格统筹协调职责（深圳大部分辖区的网格工作由区委政法委统一协调），但部门的职权并不足以达成实质的网格化管理统筹。A区政数局网格信息管理科在定位上只是社区网格管理机构而不是基层社会治理网格化统筹机构；办公室只负责社区网格管理工作，它没有正式规定的统筹网格化管理的权力，因而各部门在网格化治理中的关联是机械拼凑式的而非有机协同的。此外在实际运行中，街道层面和其他委办局等职能部门对网格员又有一定的直接管理权（能够指挥和安排网格员的工作），这使得管理权威进一步分散。

“政数局有两大职能，一是政务服务……二是数据管理……网格信息管理科的定位比较清晰，就是社区网格管理，但网格信息管理科没有直属单位，只能直接对应下面街道的部门科室，协调能力有限。”（网格信息管理科科长-ZA-20220919）

在资源悬置方面，A区具有网格化管理需求的职能部门尚未建立本部门的网格化工作机制，未能构建本部门网格员队伍或分配相应的资源，而是简单将本部门工作职责以“网格化”的名义直接交给社区网格员队伍。基层是政府职能的承接载体，与基层社会治理相关的城管、消防、公安、环保、应急、住建、水务、教育、文体等部门各自都有网格化管理的需求，部门内具体工作的落地都需要和城市的基础网格相结合，需要按照网格的地理划分来分工和落实部门职能工作。当前A区各职能部门完全依赖于现有的社区网格员队伍来执行所属职能的工作，将部门的网格化业务推给基础网格，让缺乏专业能力的社区网格信息员来完成。职能部门只将职责和任务下沉到基层网格，部门的资源和力量都没有下沉，没有给基础网格足够的财力和人力支持，也没有在基层培育或形成自身的专业网格力量，只有往下落实的网格任务，使得社区网格员队伍的工作量膨胀、任务堆压，网格员有限的工作投入和资源也无法有效满足职能部门的工作需求。

（二）职责泛化：管理部门向网格员随意摊派工作且忽视匹配资源

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权威统合，就没有强有力的领导主体去有效地约束各部门网格任务下达的行为，同时也没法促使职能力量的下沉，使得各部门向网格下达工作任务时并不需要付出相应的成本，其直接后果就是网格职责的泛化。A区的网格职责泛化集中表现在：网格管理的命令链混乱，各职能部门向社区网格员委派工作时存在随意性。A区网格员主要承担政数局下发的信息采集工作，但除了政数局之外网格员还要“被动”接受其他职能部门的工作摊派，区内各区级职能部门（包括城管、消防、公安、环保和应急等）会将属于其职能需求的业务工作下压给网格员来完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网格员需要承担信息采集工作之外的事件处置工作（也是信息采集的下一环节）。按照《深圳市社区网格管理暂行办法（试行）》的规定，网格员的工作就是采集和核查实有人口、法人、部件和事件信息，但是实际工作网格员还要参与事件处置。从访谈中了解到，关于简单处置的事件，网格员会现场解决，此类事件难度虽低但数量较多，会消耗网格员的很多时间精力；关于需要职能部门专业力量介入的事件，网格员也被要求进行全程协助配合。

二是各业务职能部门会指挥网格员配合开展各类专项行动承担各种职责外的责任，例如“创文”活动期间，网格员要负责时刻保持辖区内的环境卫生干净整洁（例如捡垃圾树叶、摆放共享单车等）；又如公共卫生间的卫生纸用完被投诉追究网格员责任等等。只要是涉及到辖区内、网格内的事情，各业务部门往往将任务摊派下发给网格员来负责或协助完成，网格员成了基层工作的“蜘蛛侠”和“万金油”。

“实际上，除了承担业务巡查工作，我们也会被要求参与事件处置，这一类的事情就是无穷无尽的,或者配合各业务部门开展其各类专项行动……只要是涉及到辖区内、网格内的事情基本都会让我们负责或协助参与完成……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谁都可以喊我们做事。”（网格员-STB2-20220922）

“现在只要有涉及到‘网格’两个字的工作都会压到基层网格员身上。”（街道网格中心负责人-XA-20220921）

对网格员的问卷调查结果也显示（见表4）：“不同上级的任务安排”和“临时性的任务安排”于网格员而言非常普遍。

表4 网格员工作安排情况的问卷调查结果

结合访谈和问卷中开放式问题（询问“工作困难的来源”）的回答，可以判断当前A区网格工作命令的下达体现出较大的混乱性和随意性，本文从委派主体、方式、内容和时间四个方面进行总结（如表5所示）。

表5 网格工作摊派混乱性和随意性的体现

（三）工作过载：网格员任务繁重并引发消极后果

基层网格管理中权威统合缺失和职责泛化导致的后果是：网格员群体出现工作压力大、工作满意度偏低和离职倾向较高等负面问题。由于网格管理缺乏统筹领导部门，使得各部门随意向网格员摊派工作，网格员所要承担的工作和任务不断堆积，让网格员不堪重负，同时也削弱了其工作积极性。调研的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工作情况感知的相关问题，统计数据显示（见表6）A区网格员的工作负荷已经成为亟需解决的问题。

问卷中网格员自述的每日工作时长平均为16.43个小时；当前有78.46%的网格员非常同意“每天的工作量非常大”的说法，作答均值达4.73，而且大部分受访网格员表示工作量已经超出他们能承受的范围；此外沉重的工作压力使得网格员的日常工作状态紧张忙碌，身体和精神负担大，49.65%的网格员非常同意“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身体或精神负担”的说法。

总体来看，A区网格员的工作和生活难以平衡，工作日、周末和节假日加班情况严重，休息时间难以保障。72.31%的网格员非常同意“工作日经常加班”，79.72%非常同意“周末和节假日经常加班”。频繁的加班让网格员缺乏休息，59.44%的网格员非常同意“家庭/私人生活时间难以得到保障”的说法，28.25%的网格员表示同意。

多重因素综合导致网格员群体在工作中的心理状态不佳，部分网格员工作热情较低，“对岗位工作有热情”表示非常不同意和同意的网格员占比32.17%； “对岗位工作满意”表示非常不同意和不同意的网格员共占比53.7%。而且大部分网格员有较高的离职倾向，15.26%的网格员非常同意“近期有换工作的想法”，35.66%的网格员表示同意。

综上，本文对深圳市A区网格管理问题的分析可以总结为图1呈现的因果关系：

图1 权威统合缺失对职责泛化和工作过载的影响

五、结论和讨论

（一）研究结论

基层治理的管理综合性很强，需要条块间的充分协调和配合，但由于利益导向和责任关系的支配，基层政府在整合各条线力量做好本地区的综合管理方面往往缺乏抓手[26]。2019年中央印发的《关于推进基层整合审批服务执法力量的实施意见》强调：“将上级部门在基层设置的多个网格整合为一个综合网格，依托村（社区）合理划分基本网格单元，统筹网格内党的建设、社会保障、综合治理、应急管理、社会救助等工作，实现‘多网合一’”，多网合一的内涵要求即是整合基层网格管理和指挥平台，大力推动资源服务管理下沉。本文对深圳市A区的调研发现，A区的网格化管理工作尚未实现多网合一，区内缺乏有效的权威统合。网格管理的权威统合原是能够让网格工作有关部门协同起来，让行政资源整合和下沉到基层，帮助网格管理事务的有效解决。但是A区的网格权威统合并不完善，网格管理事务事项难以协调，具体表现在网格管理相关部门的分割和网格工作资源的悬置上，这一问题继而导致了网格职责的泛化，凡是发生在网格内的事项都责成网格员来处理解决，使得网格员的工作量不断膨胀，远远超出网格员所能承受的范围，引发工作热情和满意度偏低和离职倾向偏高的后果。

有学者曾断言：公共部门之间天然是碎片化（inherently fragmented），追求战略上的协调和合作是公共管理恒久的命题[27]。部门领导认知上的守旧、党派政治、协作成本、风险规避、保护领地（turf）的利益等都可能成为阻碍政府部门协作的因素[28]。在我国，学界讨论政府部门碎片化的典型议题即是条块矛盾，条和块有着各自的利益关注，工作中的协调程度不高，但这种缺乏协调对于他们没有太多负面影响，后果都让基层部门来承受，比如条条给基层的块块下沉各种任务却不给予资源，一旦执行不力就向基层追责[29]。A区网格管理出现的权威统合缺失问题，与条块矛盾也有相似之处。由于网格管理部门缺乏集中领导，区职能部门（条条）就随意向社区网格（块块）安排工作，一切以“网格化”为由，这也和属地管理的“借口”十分相似[30]。网格化管理的功效发挥取决于它是否可以网罗住重要的治理资源[31]，网格管理的有效运转需要辖区最高领导者的强力授权，否则部门的统辖和协调效力会大打折扣[2]，从这一角度看，A区的情况是“反面”案例，权威统合的缺失衍生出网格职责泛化和工作过载的问题。

（二）启示

权威分散和部门分割的问题普遍存在于各国政府，西方国家针对此问题提出了不少对策，如建立联合政府（joined-up government）[32]、整体政府（whole-of-government）[33]和协同管理（collaborative management）[34]等。相应地，我国的基层管理实践也涌现了很多应对模式，比如北京“吹哨报到”改革[35]等。针对深圳市A区的网格化管理问题，本文在实证案例分析的基础上给出以下改革建议：

一是建立区级综合网格工作主管部门。A区委区政府可探索成立区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委员会，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和监督全区综合网格工作，将政法委、组织部、城管局、政数局、街道等部门纳为委员会成员单位；委员会下设立正处级专职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相关职能部门，指导、监督街道网格管理部门开展工作，负责网格队伍的业务指导、培训等。

二是厘清区内职能部门的权力和责任。A区的职能部门在区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委员会的领导和监督下配合完成网格管理工作，切实承担本部门网格管理责任；职能部门的网格业务工作需要向区基层网格化社会治理委员会提请，同时需要向基层网格工作下沉部门资源，为综合网格管理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员配备、教育培训、业务指导、工作保障和信息支持等。

上述两项措施的共同目的在于强化A区基层网格化管理工作中的权威统合水平，构建全区网格统筹管理部门，明确各层级多部门权责分工，推动职能部门资源下沉到网格，规范化网格任务的下达，以此减轻网格员群体的工作任务压力和提高工作积极性。

（三）研究不足和展望

本研究的不足是：（1）单案例研究的结论在外部推广上有缺陷。研究聚焦深圳市A区的网格管理，分析权威统合缺失对职责泛化和工作过载的影响，这一发现不一定能在其他地区复现，权威统合缺失可能并不导致职责泛化。（2）深入田野调查的时间并不长，调研组在一周时间左右完成案例的访谈工作，时间较短，可能降低了研究效度。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以下方面继续探索：（1）使用多案例研究发掘网格管理权威统合缺失的影响，通过不同案例的控制性比较，发现因果机制起作用的边界条件；（2）进一步挖掘权威统合缺失的内涵及其影响，权威统合缺失的表现可能而不仅局限于部门分割和资源悬置，其影响可能也不限于职责泛化和工作过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