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形象塑造与人文精神

罗敏 杨彬 邢满

摘  要：“五四”时期，中国儿童小说塑造了不同阶层不同身份的诸多儿童形象，作家们饱含深深的同情和悲悯，记述了这时期儿童的生存和精神困境，以文学形式再现了他们的真实影像，以可贵的人性光束照亮、温暖着儿童的生命，呈现出对儿童的人文关怀和对特定时代现实的反思。

关键词：五四；儿童小说；儿童形象；人文精神

基金项目：本文系琼台师范学院2022年度校级课题资助一般项目“五四中国儿童文学诗性研究”（qtnb202203）研究成果。

“五四”时期是一个闪耀着人文光辉的时代，在思想解放的洪流中，儿童问题受到了全社会的关注。儿童小说作家们笔下出现了不同阶层各种身份的儿童，记述了他们身处的生存困境，同时又深入儿童精神世界，关注儿童所遭受的精神困境，给予这群儿童独立观照并反思现实，表现出强烈的人文精神。

一、生存困境中的儿童形象

儿童小说作家们普遍采用写实方式塑造形象，其中以早殇儿童形象和童养媳形象最为典型。他们表现儿童所遭遇的生存困境，深刻再现那个年代儿童的苦难，表达对儿童的悲悯，强烈鞭笞了黑暗的军阀政治和社会的陋习。

（一）早殇儿童

“五四”时期，军阀主政下的强权对百姓蛮横地盘剥掠夺，再加之各种灾荒频发，灾区广大，灾情严重，老百姓生活得十分凄惨，吃树叶，剥掘草根树皮，继而典卖儿女，甚至合家投缳自尽[1]。在此背景下，没有自主生存能力的底层儿童活得尤其悲惨，物质的极度匮乏常使他们遭受生存威胁。早殇儿童形象成为“五四”儿童小说塑造的重要形象类型。

杨振声的《渔家》[2]6一开始便把姐弟俩人放在一个对人物悲剧命运具有强烈暗示性的破败家庭坏境中。早已破败不堪的草房子、屋角上面的破席子、汪着水的地、窗纸上的破洞、破衣裳、破床、破渔网，一切“惨淡黑暗”都预示着这家人生活的“摇摇欲坠”。小说结局：在大雨声和一家人的哭声中，屋子里的泥墙倒了，压死了弟弟；时断时续姐姐的哭声含蓄地表达了姐姐注定被饿死的命运。这篇小说在“五四”儿童小说发生之初，在人物形象塑造的手法运用上尚不成熟，但以直白朴素之笔呈现的姐弟形象却成为小说的亮色。混乱中姐弟的哭声和死亡结局，深深融入了作者直面现实生活中穷苦孩子悲惨境遇时心中汹涌的同情、怜悯与浓重的哀伤，同时也表达了对军阀强权的愤怒指责。

冰心的《三儿》[2]22塑造了“三儿”这个拾荒儿童形象。这个孩子为了捡弹牌周围废弃的弹子，不幸被流弹击中死去。“三儿背着一个大筐子，拿着一个带钩的树枝儿，歪着身子，低着头走着，眼睛却不住地东张西望。”一个幼小的孩子在本该天真烂漫玩耍的年纪，却背负生活重压而被压得“歪着身子”，即使不堪重荷，但在生存压迫面前仍要“东张西望”。中弹后胸前不住往外冒血，还咬着牙挣扎着站起将地上的一堆烂纸捧起放进筐里，又挣扎着背上筐子歪斜着走回家去，临死前还不忘将满是鲜血的手接过兵丁送来的20块钱递给母亲。儿童在现实压迫下不得不参与到成人世界中去，以其弱小的身躯和成人一起谋生。然而在极度恶劣的环境下，他们并没有相应的能力去完成本该只属于成人的任务，生活的鞭子将他们过早抽向成人世界，也就过早地促使他们走向生命凋零。《三儿》这篇小说极短，却蕴含着作者对这样一群孩子慈母般的同情和怜悯，同时也对连幼小生命都毫无怜悯之心的、冷酷无情的、血淋淋的黑暗社会给予了有力的鞭笞。

（二）童养媳

童养媳的存在毫无疑问是封建婚姻制度文化下的陋习，封建婚姻制度往往与封建家长制结合在一起，共同实施对童养媳的暴力。“童养媳”是做“媳”的“女人”，又是一个新家庭的资产和工具，社会地位极其卑微，“童养媳作为旧时地位卑微的女性，活动范围狭小，社会影响力微弱，故而史料记载有限。”[3]摘要“由于童养媳自小就在婆家接受这种奴化教育，相对于其他女性，童养媳更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形成自我束缚、自我异化的根性”[4]。“五四”儿童小说作家带着悲悯之心记录着这群孩子，细细地叙说身心皆受摧残的这群儿童的不幸生命。

冰心《最后的安息》[2]14中的翠兒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很黑的脸色、褴褛的衣服、提着很高的装满水的水桶一步步吃力挪着走的身影、提到自己死去父母时红了的眼圈等，均显示出这孩子艰难的生存境遇。忍饥挨饿、遭受非人毒打、还要不歇息地干各种活儿，是翠儿的日常。这样的境遇周遭的众人都是知晓的，只因翠儿是童养媳，所以他们就什么也做不了，最后翠儿被婆家折磨致死。叶圣陶的《阿凤》[2]31塑造了阿凤这个具有天真儿童心性却遭到婆婆粗暴对待的童养媳形象。12岁的阿凤出场是“伊的面庞有坚结的肌肉，皮色红润，现出活泼的笑意”。这是一个正值青春年华、健康、富有生命力、具有天真活泼心灵的孩童形象。婆婆打她，她强忍泪水不哭，婆婆一转身，她又露出笑容；婆婆不在的时候，阿凤起劲儿唱《青蛙歌》，还发出天真的笑声，等等。作者以生活细节不断强化阿凤爱笑、爱唱、纯真、活泼和自由的儿童心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生机勃勃、富有朝气的年轻生命，在生活中却要承担诸多粗重劳苦的工作，还要处处受到婆婆非人的粗暴对待。婆婆对阿凤的诅咒、打骂如同家常便饭，对阿凤从来没有丝毫温情，还全面压制着阿凤的言行自由。

翠儿、阿凤这群儿童，她们在现实生活中是非人的物化存在，不具备人的主体资格，是失语的，更不可能获得儿童的身份。她们没有独立生存空间，在现实中也找不到出路。冰心和叶圣陶等知识分子深深同情这群孩子，然而由于自身认知局限和缺乏革命实践锻炼，无法解决其现实困境，只能用文学形式再现生存艰难，表达自己的理想愿景。翠儿死时，“灿烂的朝阳，穿进黑暗的窗棂，正照在她的脸上，好像接她去到极乐世界”。阿凤也在偶然的机会下获得片刻的精神上的喘息。冰心和叶圣陶虽然没有在其小说中对于解决童养媳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但翠儿和阿凤身上皆存有尚未泯灭的反抗意识和勇气。翠儿的大声哭泣和离开请求、阿凤的尽情自由歌唱等，她们难能可贵地保留了“人”的情绪，暗示出现实生活中童养媳走上未来光明之路的可能性。反抗意味着力量，即使微弱，也在黑暗社会中释放着积极的信号，它蕴藉着做自由人的希望。小说传达出的正是这种身处黑暗深渊却不屈服不沉沦的“人”的意识和精神。

二、精神困境中的儿童形象

现实困境之外，兒童小说作家们又塑造出了遭遇精神困境的儿童形象，通过物质与精神的双重压迫来表现那个特殊年代儿童生命体系面临的全面危机。

（一）恐慌彷徨的孤儿

“五四”儿童小说写实那个年代底层儿童常常遭遇到的苦难，不仅是剥削阶级对底层百姓的物质掠夺使这群儿童物质生活极为匮乏和艰难，更重要的是军阀政治造成的社会混乱甚至是对底层生命的残害剥夺，造成了儿童精神上的极其恐慌和彷徨不安。小说再现了历史上的这群儿童，控诉了社会的黑暗和罪恶，对儿童的可怜悲惨境遇给予了深深的同情，感叹着历史强加给毫无生存能力的这群弱小者的无法挣脱的命运。其中孤儿形象塑造最具代表性。

普生的儿童小说《完卵》[2]24，以外貌描写、动作描写、语言描写、意境营造等艺术手段，使文笔充分深入到孤儿的内心世界。孤儿被冻得通红的脸、脸上残留的泪痕、彷徨畏缩的样子、时断时续凄惨的“妈妈”声，显示出这个才五六岁的孩子内心的巨大恐惧、孤独、无助和哀伤。而阴重寒湿的天气、呜呜的阵风以及离树飘飞最终掉落泥地的树叶等渲染出的沉重悲凉气氛，愈发衬托出孩子前途的暗淡，等待孤儿的是无法逃脱的悲剧命运。随着孤儿与遇到的军阀之间对话的展开，孤儿凄惨的身世被展现出来，他的全部亲人已被另一支军阀残害。谈话中孤儿打颤的牙齿、抖擞的身子和因遭遇过度惊吓而无法挪动的脚步等细节处理，传达出作者对这样一群孩子在特定历史时期遭遇到的精神创伤的敏锐理解。小说最后写道：漫天的黑云压着大地，愁惨的雨也渐渐压下了东边的火光。孤儿看似没有确定却又确定的命运留给读者深长的意味和思索。这篇儿童小说以现实主义风格，以孤儿形象为代表，特写了社会底层的苦难儿童，并通过孤儿的悲剧，批判了军阀的野蛮行径给底层百姓带来的毁灭性伤害，表达了对苦难儿童不可抗拒的凄惨命运的深沉叹息和哀伤，以及对这群孩子命运的真挚同情。

（二）精神屏障被摧毁的儿童

对儿童生命进行审美会发现，儿童的精神世界是一种极致之美。纯真、快乐、想象、游戏、自由、感性、浪漫等美质，是儿童生命与生俱来的存在，形成了儿童生命隔绝于现实世界的一道隐形屏障。“五四”时期，混乱的军阀政治使穷苦百姓的物质生活极其艰难，而儿童由于他们精神屏障的天然优势，却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消解掉物质生活所带来的痛苦，在相对独立的真纯世界找到精神归依，获得宁静和快乐。然而，最终军阀政治无情摧毁了儿童的精神屏障，加之物质生活困境，这对儿童来说意味着整个生命世界的全面崩塌。由于儿童并没有足够成熟的心智去抵挡和消解这种崩塌所带来的痛苦，因而使儿童的生命体系陷入到无尽的混乱与黑暗中。王统照《雪后》中的男孩就是这个儿童群体的典型化形象。

《雪后》[2]27一开始便描写了一个不安宁的军阀战乱的现实世界，枪声、马蹄声、呼喊声交混在一起，停歇一会儿“又复大作”，直叫人战栗。主人翁是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生活在破茅屋中，过的是“薄薄棉絮”伴随着“冷风”的日子。贫苦的生活并没有剥夺这个小孩子的快乐，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精神乐园。“他自生下以后，所听见的鸡鸣声、簸谷声、春鸟的歌声、田圃里的桔槔放水声，母亲拍着他睡唱儿歌的声，这些声都是他很注意的，再大一点而可怕的声响，就是村中的群狗互相打架的声了。”在军阀混战的此刻，他“正盼着天明，好继续游戏”，游戏的快乐隔绝了现实中足以使成人感到恐惧战栗的声音，也隔绝了贫穷的物质生活的痛苦。孩子想着他的游戏，即领着小伙伴们去看他昨日用雪盖成的小楼。美丽的小楼，能够使孩子们忘却听到的奇怪声响和看见的母亲的泪痕。然而，当孩子们来到河岸，却不见了雪盖的小楼，只有“纵横的马蹄和无数皮靴的痕迹”，连平整的雪地也不复存在了。“变了……变了……什么都变了！地也高了……低了……这是些什么怪物的脚迹，可将白雪弄脏了？……变了……我那用雪盖的小楼也被怪物吃去了！”儿童的精神家园闯进了怪物，变得只剩下一片狼藉和无尽的恐惧。学者刘增人评价王统照20世纪20年代初期短篇小说（包括《雪人》在内）的文学追求是“爱与美的向往以及追求幻灭后的哀伤”[5]。比起现实摧毁“美”时的伤痛，《雪人》更大的价值意义在于，小说表达了现实在摧毁美的过程中对儿童群体精神世界造成的无法弥补的永恒创伤。这是作者对幼小者、无辜者的同情和担忧，更是对民族、国家乃至人类未来所发出的慨叹和忧思。

（三）成人旧有思想压制下的儿童

“五四”时期人文之光照耀儿童之前，儿童没有“人”的地位，是附属于成人的小人。鲁迅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中谈到国人过往错误的儿童观：“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中批评“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儿童长时间以来作为成人的附属而受到成人权威的压制，这种压制在“五四”时期东西方新旧文化碰撞、甚至西方文化已经走进学校课堂时仍然存在。旧有儿童观在成人思想中表现顽固，显示出国人表面学习西式与思想守旧之间的背离。

叶圣陶的《一课》[2]39和《义儿》[2]50两篇小说关注儿童精神困境，批判了成人精神权威。《一课》中，教理科的方先生卖力地教授着天文知识，但孩子们的心思都不在课堂上，孩子们喜欢手中的蚕儿，喜欢窗外的蝴蝶，喜欢自由的自然世界。教育者对儿童生命一无所知，课堂教授内容不是儿童的，却固执地凭借旧有思想中的成人权威，迫使儿童去绝对服从成人世界的规则，使儿童精神受到绝对权力的统摄，以致于方先生“冷峻的面容，沉重的脚步声”一出现，天真活泼的孩子立马“忽然全归于寂静”；级任先生叫“我们好好儿上岸”，正在欢乐大笑的孩子们便“我们全身的，从头发以至脚趾的兴致都消散了”。《义儿》主要表现儿童身上的自由特性，这种自由是一种“顽童型”的“激情的宣泄”[6]，12岁的沈义（义儿）喜欢画画，他的画里有令他着迷的自然和生活，更有他天真自由的儿童心灵。义儿完全不喜欢学校的功课，即使是画画课也不喜欢，因为学校里的功课是“背书”“英文”和“临摹”等这样一些与“喜欢奔跑，喜欢无意识地喊叫，喜欢看不经见的东西，喜欢附和着人家胡闹”的孩子天性截然相反的东西。义儿天性本真、纯朴，在大人眼里却是“蠢笨懒惰欢喜捣乱”。

西方文化进入了课堂，但西方儿童人文思想却没有进来，成人毫不掩饰对孩子精神思想的权威压制，甚至不惜通过言行暴力形式让孩子屈服。为了突出成人旧有教育与儿童精神之间的背离给儿童带来的精神伤害，叶圣陶在小说中反复书写儿童生命本真状态的“自然性”和“自由性”。当成人的精神压制与儿童的生命精神发生冲突时，儿童的反抗成为警醒成人、冲破成人压制的一道曙光。《一课》中“他”又拿出小匣子，再次看到小蚕，回到了自然当中。而义儿则面对母亲的抽打和责问，“时而一瞬的眼睛，都表示出忍受和不屈的意思”，以自身方式坚守和捍卫自由，“他只当没有这回事，并且侧转他的头。”儿童自然、自由的天性不会因为成人的压制而消失，在批判成人的精神压制的同时，叶圣陶也在反思“五四”时期的小学教育，其儿童观与教育思想与鲁迅、周作人等人的思想观念呈现同步性，表现出一个教育者对当时儿童生存发展问题的自觉关注和担当。

参考文献：

[1]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续编[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2.

[2]浦漫汀.中国儿童文学大系·小说[M].太原：希望出版社，1988.

[3]李奎原.中国童养媳研究 ——以近代江西为中心的透视[D].天津：天津商业大学，2017.

[4]刘朝霞.物化·奴化·异化——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童养媳形象分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5（4）：189-192.

[5]刘增人.爱与美：从追求到幻灭[J].山东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6）：72-75.

[6]刘绪源.儿童文学的三大母题[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141.

作者简介：

罗敏，硕士，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儿童文学。

杨彬，博士在读，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专任教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邢满，硕士，琼台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儿童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