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 年土地科学研究重点进展评述及2024 年展望
——土地经济分报告

张清勇，曾虹云，仲济香，夏则霞，温馨，高思悦，丰雷

（1.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北京100872；2.中国国土勘测规划院，北京100035；3.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北京100872）

本文采用文献回顾法，基于中国知网、万方、Scopus、Elsevier 等数据库，梳理并比较了2023 年国内外土地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和研究重点，展望2024 年土地经济研究的科技需求、重点问题和重点关注方向。在选择文献时，以“土地利用”（land use/utilization）、“土地价格”（land price）、“土地市场”（land market）、“土地流转”（land transfer）、“土地制度”（land institutions/system/regimes）、“土地所有权”（land ownership）、“土地征收/征用”（land expropriation/requisition/acquisition/taking）、“土地改革”（land reform）、“土地确权”（land certification）、“土地登记”（land registration）等作为关键词进行检索。共筛选获得87篇文献，其中中文文献51篇，主要发表于《中国土地科学》《经济研究》《管理世界》《经济学（季刊）》《中国农村经济》等期刊；外文文献36篇，主要发表于LandEconomics、LandUsePolicy、Journalof DevelopmentEconomics、JournalofPoliticalEconomy等期刊。遴选文献分布情况见表1。

表1 2023年土地经济领域国内外研究文献分布情况Tab.1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 on land economy in 2023

1 2023年国内外重点问题研究进展

1.1 国内重点领域研究进展

2023年，国内土地经济研究集中于政策性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价格的影响，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给结构的时空动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展及效果，城市土地经营的收入效应，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短期杠杆效应和长期产业政策效应，农户的土地承包意愿和土地承包权的退出路径，农地确权对农业经营、农民增收和农村改革的影响、土地征收的宏观作用和微观影响，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及宅基地退出的制度设计，共享理念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中的实现以及市场机制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中的运用等几个重点问题。在广度上涵盖土地价格、土地供给与需求、土地市场化进程、城市土地经营、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等土地市场研究的重要领域，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宅基地制度改革、土地收益分配制度、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等土地制度研究的关键方面。

1.1.1 土地市场

（1）土地价格。相比往年研究，国内学者仍重点关注政策性因素对城市地价的影响，尤其关注与土地供应及价格管制不相关的政策影响。存量房产税政策能够显著降低房价与地价，降低地方政府对土地出让金的支配比例能够一定程度上平抑房价与地价的波动[1]。靠近政府驻地则通过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人口和产业集聚等影响土地价格[2]。地方主政官员变更通过影响购地需求影响土地价格[3]。

（2）土地供给与需求。2023年国内研究仍集中于城市土地供给方面，重点关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需结构的时空动态，以及供地制度和流程的优化对要素配置效率的提升作用。从工业用地供给上看，2015年实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后，高技术行业的地区分化凸显，但整体上看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省份之间仍存在地价的逐底竞争[4]。从商住用地供给上看，大城市住宅用地供给不足导致房价高涨，降低了生产率和居民总体福利[5]。集中供地政策通过平抑预期和分流竞拍者两种渠道平抑了土地溢价[6]。城市建设用地审批制度改革显著缓解了土地错配[7]。

（3）土地市场化进程。研究持续关注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的建立健全，尤其关注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注重检验改革的进展及效果。入市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8]。广东省南海区土地集体产权与建设用地价格正相关，而浙江省德清县恰恰相反[9]；中西部城市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展总体上不逊色于东部城市[10]。此外，城乡建设用地市场化改革存在互动效应。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能够提高城市土地利用效率[11]，通过推进工业用地市场化、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等途径促进县域经济增长[12]，通过要素流动效应和公共服务优化效应推动城乡融合发展[13]。还有研究发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导致国有建设用地的出让面积和土地出让金显著减少，但未影响其单位价格[14]。另外，将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联动改革，可以同时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和福利水平，缩小城乡差距[15]。少数研究关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潜在风险，如成都案例显示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为土地掠夺和农村中产阶级化提供了条件[16]。

（4）城市土地经营。研究持续关注政府主导城市土地经营的收入效应，部分学者关注到公共品供给空间分布不均造成的影响及影响土地资本化形式的因素。有学者指出工业用地市场化配置具有推动工业转型升级的效果[17]，同时新城园区依赖土地出让收入来维持开发，开发模式呈现出明显的“以房养园”特征[18]。财政压力大、土地财政依赖度高的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将土地出让给本地国有房企之外的央企或非国有房企以最大化土地出让收入[19]。此外，区域间政府协调不足造成的公共品分布扭曲从而导致城区边界二手房价格显著低于城区腹地[20]。地方政府选择的土地资本化形式受到金融分权的影响[21]。

（5）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的短期杠杆效应和长期产业政策效应受到关注。短期来看，土地金融会导致宏观杠杆上升，放大经济波动[22]。长期来看，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行为一方面使得房价上升带来的财政收入大部分流向了基建部门，另一方面地方政府的土地抵押融资抬高了非基建部门资金的成本[23]。土地金融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还推动劳动力跨行业转移进入建筑业、房地产业等行业，而制造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行业的劳动力则表现为流出状态[24]。

（6）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研究关注土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土地流转不仅提高农地配置效率，还能通过影响技术采用以及农户就业选择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25]。同时，农地转入行为通过农户分化削弱了农户的宅基地有偿退出意愿，而农地转出行为增强了退出意愿[26]。从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看，流转市场发育[27-28]、村庄产业融合[29]、高标准农田建设[30]等都具有促进作用，农业劳动力老龄化使家庭转出农地的概率和面积均先增加后减少[31]。农地适度规模经营的影响和实现形式也是热点之一。良好的履约环境能够强化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对农地规模经营的促进作用[32]。从全国范围看，农地规模经营对农业绿色TFP呈现“先促进后抑制”的非线性效应，这一效应在各地区间存在异质性[33]。

1.1.2 土地制度

（1）土地产权制度。相较于往年研究，农地“三权分置”仍是研究热点。“三权分置”改革具有增加农村集体经济收入和增强村集体主体地位的作用[34]，但土地流转性质的政治化导致所有权主体绝对责任化、承包权主体绝对权利化和经营权主体权利弱化的“三权”主体权利的失衡[35]。随着二轮承包即将到期，农户的土地承包意愿和土地承包权的退出路径备受关注。对权利公平和机会公平的诉求、对土地就业保障功能的依赖等，共同形塑了家庭人均承包地面积少的农户稳定土地承包关系的意愿[36]。当前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有偿退出实践具有退出规模有限且地区差异大、长期退出比重较大等特点，应通过厘定政府与市场角色，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自愿有偿退出的补偿机制和退出土地的利用机制[37]。众多学者还研究农地确权对农业经营、农民增收和农村改革的影响。农地确权强化了农户对承包地的物权意识，需要处理好农地确权与二轮承包到期延包的政策衔接[38]。农地确权使得农场规模大幅度提高[39]，也通过影响农地流转和家庭劳动力配置诱导农地种植“趋粮化”[40]。农地确权对收入的提升作用受到农地细碎化、土地流转的非正规化、农业生产的低机械化等因素的限制[41]。也有研究发现土地确权之后，拥有较高人力资本的农民更有可能迁出村庄，“人才外流”导致农村生产力下降[42]。

（2）土地征收制度。众多学者从宏观和微观角度研究了土地征收的作用和影响。宏观上看，将土地权利从低价值用途重新分配给高价值用途的能力对变革及发展至关重要，因此应该重新评估国家主导土地产权分配在理论和实践中的意义[43]。微观上看，由于失地补偿提供了创业资金，征地增加了农村劳动力发展型创业的可能性[44]。征地补偿带来的收入提高短期内改善了人们的健康状况，但从长期看，难以向非农产业转移的老年人的精神压力和患慢性病概率增加[45]。土地被征收的经历增加了农民与地方政府官员发生冲突的机率，而通过更好的地方治理、开展公共利益项目以及事前的非农就业可以减轻不利的政治影响[46]。

（3）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聚焦于宅基地“三权分置”及宅基地退出的制度设计。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不同行使主体的运行模式和机制差异较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事务理事会分别以集体经济利益、行政力量和人情关系作为主要动员手段[47]。宅基地资格权作为国家、集体和农民的互动结果，应当由实践构建上升为法定权利[48]。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机制和路径探索是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内容[49]，适度放活宅基地使用权实质是适度引入市场机制[50]。宅基地退出机制的形成受多重因素影响。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51]。

（4）土地收益分配制度。学者关注共享理念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农村内部的土地收益分配制度中的实现。区域内城市合作发展能够缓解中心城市建设用地不足的问题，而省级政府的参与对于使这一有争议的过程合法化至关重要[52]。在保障城市发展的前提下，农村集体土地收益分成规则会向政府进一步放权让利的方向演进，集体土地的资产功能和市场价值将不断显化，农村集体收益来源也会更加趋于多元化[53]。在外部权威有限介入、村干部内生整合和农民权利意识提升的耦合作用下，农村土地利益分配可以实现地利共享，而地利共享秩序的长期维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分配方案的民主化与共享秩序的制度化[54]。

（5）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改革。研究聚焦于市场机制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中的运用。中国特色自然资源资产产权体系在市场化定价机制、统一性法律法规体系、所有权权责利匹配机制和城乡产权平等化机制等方面仍不完善[55]，有学者建议明确界定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监管部门的职能分工，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唤醒社会公众的协同性参与[56]。此外，面对发展保护难协调、复合效益难实现的问题，有学者建议以生态产品价值实现为切入点，将“生态银行”模式嵌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57]。

1.2 国外重点领域研究进展

2023 年，国外土地经济研究就土地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土地市场的福利效应、建立正式土地管理制度对于国家构建和市场发育的积极影响、非正式制度下加剧的土地产权性别不平等、土地征收制度的公平性、土地改革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以及影响土地改革进程的政治经济因素进行了深入分析，涵盖土地价格、构建更完善的土地市场、土地市场参与主体行为以及土地产权制度、土地征收制度、土地制度改革等重要话题。

1.2.1 土地市场

（1）土地价格。在气候变化和环境保护议题日益受到关注的情况下，学者关注到土地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政策对地价的影响。土地保护措施影响了土壤质量及其上的附着资源，由此对土地价值产生了影响。灌溉用水流经的土地的价值因用水收益而增加[58]，尤其是在极端天气增加的背景下，免耕[59]、控制水土流失[60]等措施都能显著提高农地价值。此外，有学者用更广范围样本、更严谨的因果识别方法和匹配手段，发现美国《濒危物种法》中的关键栖息地法规对未开发地块价格的影响方向并不确定[61]。

（2）土地市场。学者重点关注土地市场的福利效应。土地市场可以成为应对灾害风险的有效工具，农村家庭可以通过土地租售市场优化其经营农场规模，从而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62-63]。但土地租赁市场也可能与气候变化、水资源供应等因素交织在一起，将无地和小规模生产者挤出[64]。在大规模土地收购尤其是跨国土地收购中，如果当地居民反对土地交易的成本很高，他们就往往无法获得公平补偿[65]。

土地市场参与主体行为。在爱尔兰，与土地的情感纽带导致每年只有不到1%的农业用地被出售，土地租金也是欧盟国家中最低的[66]。从具体措施来看，在土地私有化拍卖中授予租户优先购买权会导致投标人数量减少、投标价格下降[67]。此外，哥伦比亚的历史显示，洪水导致土地状况恶化、价值下降，促进了大地主对农民土地的掠夺，并进一步与内战发生相联系[68]。

1.2.2 土地制度

（1）土地产权制度。进行土地确权、建立正式土地管理制度对国家构建、市场发育的积极影响受到关注。在非洲，国家主导的土地产权正规化增强了人们对政府税收的认同[69]。在马拉维，人们倾向于购买得到书面文件确认的土地，无论书面文件是由国家还是其他得到认可的权威机构发布的[70]。土地确权不仅涉及颁发土地证书，还需要一系列政策配合。在埃塞俄比亚，土地确权确定了所有者的权利，但公共土地与私人土地之间的矛盾、土地占有的不平等以及土地管理机构的腐败导致了更多的土地冲突[71]。类似地，在产权制度薄弱的哥伦比亚，对新土地的需求导致了更多围绕土地的冲突[72]。对于尚未普及正式土地管理制度的国家，如常常陷入军事冲突的国家，更需要针对习惯土地权属制度的战后土地归还政策[73]。同时，大量研究关注到非正式制度加剧了土地产权领域内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农田的继承可以被视为一个长期的象征资本和经济资本投资的过程，让更多在农场长大的妇女继承或建立新农场将有利于打破土地的父系继承循环[74]。阿尔巴尼亚的农村妇女受政府、社区、家庭三重父权制度的压迫，妇女在土地继承中备受歧视[75]。在印度，女性土地所有者更倾向于出租土地而非自己耕种，这主要是源于家庭劳动力不足及所处区域租地需求旺盛[76]。此外，有学者对一篇知名论文进行复现，发现修正后的数据不足以支撑“土地集体产权制度下的工人比私有产权制度下的工人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低、平均收入更高”的结论[77]。

（2）土地征收制度。国外学者持续关注征地制度的公平性，发现征地制度常被政治、经济力量所俘获，不能公平地实现当地群众的利益。在印度，种姓、财富和权力上占优的个人往往更擅长处理文件，甚至捏造文书、操纵程序，导致正规化的征地补偿评估程序没有促进公平，而是延续不公[78]。印尼政府通过重新定义“公共利益”将政府强行征地的行为合法化，国家实际上成为最强大的土地投资者并倾向于维护政商精英而非当地社区的利益[79]。巴基斯坦政府向司法机构大量转移高价房产，而司法机构则以偏向于政府的裁决进行回报，使得政府每年可以多征收相当于0.2% GDP的额外土地[80]。埃塞尔比亚的征地中存在随意估价的情况，被征地户受到迁离行动的负面影响，就业机会减少、自给农业受限，加剧了贫困的发生[81]。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国家和市场行为者通过经济之外的手段来积累土地，为资本主义发展提供先决条件[82]。在萨尔瓦多城镇化过程中，商业精英利用国家机构征用土地和水资源用于房地产投资，再采用房地产融资、开发、经纪、投机等多种策略进行资本积累[83]。

（3）土地制度改革。学者聚焦于各个国家的土地改革经验，对土地改革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进行反思，并依据发展需要提出建议。在意大利，二战后将大片土地分散分配给大量小农家庭的土地改革加剧了当地的欠发达和不稳定[84]。日本2014年提出了与1945 年后将土地分给农民并限制转让的土地改革相反的“农田银行”政策，以推动大农场租地、解决农田抛荒的问题[85]。影响土地改革进程的政治经济因素也是关注的重点。经济作物的增加和小额信贷的激增可能使村民对保留个人土地所有权用于抵押的需求增加，从而阻碍社区土地公有化的进程[86]。巴西的右翼政党之所以支持左翼的土地再分配改革，是因为该政策可以推动移民返乡，从而减少大城市犯罪[87]。

2 国内外重点问题对比及重点进展评述

2.1 国内外重点问题对比

土地价格一直是国内外学者关注的话题，政策性因素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关注，国内学者重点关注非土地和房地产导向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国外学者重点关注土地保护措施和环境保护政策对土地价格的影响。对于完善土地市场方面，国内重点关注工业用地和商住用地供给结构的时空动态、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进展及效果，以及农地流转的影响因素和结果，土地市场的福利效应受到国内外学者的一致关注。土地财政和土地金融问题仍是国内学者关注的重点。

在土地制度方面，对于土地产权制度，国内研究关注“三权分置”、土地承包权的退出路径以及农地确权对农业经营、农民增收和农村改革的影响，国外研究关注建立正式土地管理制度对于国家构建和市场发育的积极影响，持续关注非正式制度下加剧的土地产权性别不平等。对于征地制度，国内关注征地制度的宏观作用及微观影响，国外研究偏重征地过程中的公平问题。对于土地制度改革，国内研究对宅基地、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等当前国内土地改革的重点领域进行针对性研究，强调各地区应因地制宜调整改革重点；国外研究则关注土地改革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探讨影响土地改革进程的政治经济因素（表2）。

表2 国内外土地经济领域研究侧重点比较Tab.2 Comparison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of land economy in China and overseas

2.2 2023年重点进展评述

2023 年，伴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和土地资源所面临的新问题，响应现实需要，土地经济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拓展，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了进展。在基础理论方面，对政府与土地市场关系的研究得到深化，政府行为对土地市场和供地结构影响的认识取得了进展。研究还深入探讨了征地制度对经济转型的影响，深化了对于征地制度的阶段性作用的理解；对土地承包权的退出机制和宅基地使用权盘活机制的讨论，为实现土地制度各方面的协同改革提供了理论支持。实践探索方面，围绕城市土地供给和经营策略的区域异质性而展开的讨论，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支持；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进展及其效果的探究，为完善用地制度、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提供了思路；对农用地、宅基地“三权分置”涉及的三个主体、三种权利在实践中关系的深入探讨，为进一步深化改革、激活农村土地市场提供了参考。总之，土地经济领域的研究成果为进一步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在取得上述进展的同时，2023年土地经济相关研究在以下方面仍存在一定的不足：（1）关于土地经济领域的基础研究仍然较为匮乏。（2）当前土地价格以及土地供求的研究偏重于供给方面，且研究对象更多地集中于一线城市，不同土地市场的区域差异、范围差异未受到足够重视，尤其对三、四线城市以及县城土地市场的关注不够。在中西部地区土地财政与土地金融明显不可持续的背景下，土地供给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设计以及城市经营的可持续发展等问题缺乏深入探究。土地需求方面的研究总体较少，在疫情等因素冲击之后，土地市场较为乏力，消费者信心与土地价格以及房价的关系尚缺乏深入探讨。（3）随着二轮承包即将到期，关于土地承包权的退出与其他改革联动的具体研究仍不足。征地制度方面，对失地女性的福利保障问题关注较少。宅基地制度改革方面，需要结合改革试点的动态，总结评价改革试点的成效、经验，为推进改革提供参考。总体而言，土地经济研究应更加紧密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紧跟时代发展和国家战略需求，通过创新理论研究实现对政策的体系化阐释，通过深化实证研究促进政策的系统性设计，以更有效地服务于新时期土地制度改革。

3 2024年研究展望

3.1 主要科技需求

2024年是全面落实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关键一年，是全面实施“十四五”规划的重要一年。中共中央一系列重要部署以及土地市场与制度领域的新实践为土地经济研究提供了新课题、新思路和新要求。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解决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主要矛盾，服务于高质量发展和共同富裕，围绕发展目标开展的一系列理论阐释和实践路径仍需设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快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中村改造等“三大工程”，完善相关基础性制度，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随着《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审议通过，保障房用地将采取划拨方式供地，商品房回归商品属性，供地将更市场化，各地区如何根据经济能力、房地产市场情况因地制宜地满足各个层次需求，仍待进一步路径设计。

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2023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要守住耕地命根子，坚决整治乱占、破坏耕地违法行为，加大高标准农田建设投入和管护力度，确保耕地数量有保障、质量有提升。2024年1月11日公布的《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中提到“健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制度，推广节地技术和模式”。2024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制度，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体系。

推动土地市场和产权建设，促进乡村振兴。土地市场和产权建设如何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乡村振兴中实现规划赋能和产权赋能有机结合的路径方式仍需进一步探索研究。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健全土地流转价格形成机制，探索防止流转费用不合理上涨有效办法”“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严格控制农村集体经营风险”。解决实践中土地矛盾的关键所在，是找准公平与效率的结合点。

提升土地制度改革试点质量。近年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土地制度改革试点。2022 年初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机制试点方案》，目前试点已接近尾声。2020 年以来我国开展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试点范围从村组逐步扩大到整乡镇、整县；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启动实施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

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自2020 年9 月起，我国在北京市昌平区等104 个县（市、区）以及浙江省绍兴市、安徽省滁州市、四川省资阳市3 个地级市开始实施新一轮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取得了一定的进展。2021—2023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3年用“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表述对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工作进行部署；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要求“稳慎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

3.2 重点研究方向展望

加强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内在机制研究。关注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政府与市场边界的划定、市场化和资本化的风险冲击、增值收益分配的细化核算、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保障等，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持续性动力。关注率先探索实践的35 个城区常驻人口300 万人以上的大城市土地市场供求变化、价格形成机制等，为推动建立房地产业转型发展新模式提供理论参考。

深入开展耕地保护收益与成本研究。设计健全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保护制度的路径，对划定永久基本农田、实施耕地占补平衡、以补定占等制度的成本—收益进行宏观和具体项目的实证研究，对耕地保护、高标准农田建设、退化耕地治理、耕地有机质提升行动、“大棚房”整治、耕地“非粮化”整改等的经济合理性进行细致探究和论证，提升耕地保护的收益，降低社会成本。

探索土地市场和产权建设如何更好地促进乡村振兴。重点剖析乡村振兴目标实现的理论逻辑和实践机制，研究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和制度建设促进乡村振兴的路径机制，优化明晰相关利益主体的分配关系；客观看待农地流转市场的发展，研究农地流转市场上的价格形成机制，从认知、不同市场参与主体的期望等入手探讨流转价格形成中的不理性因素及其后果，找寻影响农地市场发育、流转纠纷发生的因素。关注土地制度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

总结分析改革试点的理论、实践和制度成果。总结地方“小田并大田”等经验，结合高标准农田建设、土地整治、土地延包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探索解决土地细碎化问题、促进农业经营增效的路径；探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的实现路径、总结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委托代理模式、研究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配置规则和收益分配方式等。

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研究。宅基地制度改革在不同试点地区呈现不同的样态，至今所有权的实现方式和实现路径尚不明确，资格权的本质属性和具体实现还存在较多争议，使用权的“放活”还缺乏可行的制度设计。应继续加强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内涵、宅基地集体所有权的实现形式与行使方法路径、宅基地农户资格权的认定与多元保障、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安排与具体路径等基础研究，同时关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农房的盘活机制和宅基地制度与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等相关制度的综合协同改革。

3.3 《中国土地科学》重点关注方向

2024 年，《中国土地科学》将重点关注：（1）土地经济学科建设和基础理论研究；（2）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的制度障碍与改革路径；（3）国有建设用地定价与供应模式优化；（4）城乡融合发展的土地制度创新及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收益分配调节机制；（5）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有效实现形式；（6）土地细碎化治理的经验总结、制度联动与路径设计；（7）自然资源产权制度改革与权益实现路径；（8）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委托代理制度试点成果总结与绩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