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文化研究新视野
——第十九届全国科技文化与社会现代化学术研讨会述评

夏 劲

1.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关系

武汉理工大学杨怀中教授在《关于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几点思考》中指出，科技现代化作为文化现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吸纳科技文化、弘扬科技文化的过程。科技文化引领科技现代化的基本路径是：一是创新文化理念，牢固确立科技文化是第一文化的地位；二是立足民族传统，推进中国传统科技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三是深化交流互鉴，努力实现科技文化“中国化”；四是强基固本，着力普及科技文化。

武汉理工大学夏劲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科技文化审视》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五大特征的任何一个特征无论是建设过程还是目标达成都离不开科学技术的关键作用，要求将科技创新及其成果应用融入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在深入分析我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所面临的文化观念、管理体制及其运行机制中诸多制约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创建适合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要的新型科技文化的若干对策。

武汉理工大学孙德忠教授在《科技文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中提出，科技文化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成部分，从多个层面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物质、精神、政治、社会和生态五大文明建设：全人类共同价值的重要载体；人与自然关系和解的重要途径；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必然选择；新型物质、精神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础。

2.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

《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社原主编李醒民教授做了题为《所谓的科学家精神不同于科学精神》的报告。李教授指出，科学精神与科学家精神虽然有某些交集，但两者在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上有较大差异。科学精神是科学家群体在追求真理过程中形成的以实证精神和理性精神为支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念，属于科学文化的深层结构。近年来科学家精神的提法频繁出现在学界乃至官方文件中，并被界定为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六种精神。李教授认为，创新、求实无疑是科学家必须具备的精神，至于爱国、奉献、协同、育人则属于科学家乃至一般公民的社会责任、道德品格。因此，在涉及科学研究领域或科学工作者所必须具备的精神时，采用科学精神这一术语更合适一些。

中国农业大学李建军教授在《科学家精神：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向》中提出，新中国科学家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中铸就了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内核的科学家精神，是中国科学共同体贡献给全社会的精神财富。科学家精神是新时代科学文化建设的基本指向和重要资源，也是团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为国效力的精神动力。

江南大学万长松教授在《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的传承与发展》中提出，科学家精神以求真务实、理性批判的科学精神为基本内核。新中国科技工作者将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与科学精神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实现了科学家精神的中国化，形成了以“科学报国”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新时代中国特色科学家精神以“科技强国”为核心，第一要义是爱国和奉献，核心要义是创新和协同，基本要义是求实和育人。

3.科技文化传承与创新

中国科学院大学孟建伟教授做了题为《构建中国科学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报告。他提出，现代西方科学哲学将科学仅仅理解为一种知识,本质上属于狭隘的“知识论”范畴，使其陷于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困境。面对西方传统和“另类的”科学哲学的双重困境，中国科学哲学开创了一种既不同于“知识论”又区别于“文化论”的第三种研究范式，即科学文化哲学。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哲学的结合，促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从而有助于大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1.1.2 宫腔粘连 宫腔粘连指子宫内膜基底层受损导致宫腔内部粘连和纤维化[8]。有研究认为，子宫内膜受损后，受损内膜表面大量纤维组织形成黏附，进而形成纤维化改变[9-10]。人类的生育能力主要取决于受精卵的健康发育与子宫植入胚胎能否同步进行[5,11]，宫腔粘连可通过影响子宫内膜接受胚胎植入而导致不孕。严重的宫腔粘连是女性因子宫病变而导致绝对不孕的因素之一，其严重度等同于子宫切除[12-14]。大量研究提示宫腔粘连对女性不孕有影响[15-17]。Plante等[18]认为，剖宫产和宫腔镜手术也会导致宫腔粘连，进而引发不孕。

华南师范大学肖显静教授做了题为《科学实验的产生、发展及其革命——从“读圣贤之书”到“读自然之书”》的报告。他认为，古希腊的占星术、巫术、炼金术是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理论为基础的，自然之书被封存起来。弗朗西斯•培根倡导“发现”的文化，使科学认识由“哲学式科学”走向“实证式科学”。伽利略开创了可控性实验与数学推理相结合科学实验。近代科学实验革命给我们的最大启发是从“以书本为本，读圣贤之书”转向“以自然为本，读自然之书”。近代科学实验造成破坏环境的负面效应，必须进行新的科学革命，使现代科学实验“自然化”，发展一种既有利环保也有利于经济的现代科学。

湖南大学彭福扬教授在《产业文化及其建设意义》中提出，产业文化是科学文化、技术文化、工程文化的延伸，兼有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特性。因此，研究产业文化对于促进产业发展、增强国力和提升民族精气神具有重要意义。

黄冈师范学院石国进教授在《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的技术理性嬗变及其新建构研究》中提出，现代技术实践要求技术理性走出“事实上”的技术与预设的技术进步不一致的“技术批判困境”，构建符合中国式现代化时代要求的技术理性。“新技术理性”既是技术理性现代嬗变的必然结果，更是适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理念、新体系，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趋势。

国防科技大学朱亚宗教授做了题为《中国式科技原创的基本路径》的报告，从科技文化视角分析中国现当代科技原创的成功案例，指出中国式科技原创可以归纳为三大基本路径：一是国家任务引领，个人独辟蹊径；二是大师开辟方向，政府协调攻关；三是立足自主创新，跨界创造奇迹。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刘立教授做了题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与科技自立自强》的报告，通过对国家层面科技创新体系的分析，认为要把发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结合起来，构建作为国家科技战略力量的研究型大学和国立科研机构“三位一体”模型。

4.科技前沿伦理问题及其治理

山东大学马佰莲教授在《“伦理先行”的本质内涵、现实根源及实施逻辑》中提出，科技伦理治理贯彻“伦理先行”的要求，应树立“亲科技”氛围、确立“伦理先行”的价值逻辑，构建科技伦理、确立“伦理先行”的工具逻辑，健全机构机制、确立“伦理先行”的组织逻辑，积极推进道德教育，确立“伦理先行”的道德逻辑。

湖南师范大学易显飞教授在《基于脑机接口的“融合主体”及其伦理风险》中提出，脑机接口技术催生了“融合主体”，引发三类结构转化，即主体认知结构转化、人体空间结构转化和社会结构转化，可以从“自觉”难题下的责任困境、“自为”难题下的行动困境和“自适”难题下的身份困境三个方面透视“融合主体”的人文风险。

国防科技大学杨爱华教授在《正义战争理论视域下无人作战系统对战争伦理的冲击》中指出，无人作战系统极大冲击了战争伦理，对开战正义中正当理由、合法权威、绝对优势的冲击；对交战正义的挑战；造成战后正义的困境。

5.生态科技文化与生态文明建设

华中师范大学李宏伟教授在《病菌“行动者”的历史参与及其文化反思》中提出，人们关注的常常是病菌作为“病原体”“毁灭者”方面，但对于其参与历史、塑造文明的作用揭示不够。依据科学实践哲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各种各样病菌微生物都是影响人类文明进程的“异质行动者”，我们必须自觉保护它们。

内蒙古大学卢艳芹教授在《现代化视域下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提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具有本体论依据、技术论导向和文明论视域，它是基于生命物质统一性的生命共同体的构建，需要以生态技术为依托形成生态生产力的合力，以“类”的视域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开启了休戚与共的时代向度。

6.科技文化教育与传播

哈尔滨理工大学伍玉林教授在《面向中国式现代化创新观念与教育模式的思考》中提出，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人才培养亟待加强科技文化教育，要从科学、哲学、文化等层面进行整体性思考，构建以家国理念、政治认同、文化自信、人格塑造功能与自然科学教育功能协同育人的课程体系。

湖南师范大学刘德华教授在《科技文化传承与创新：让学生走近科学家》中提出，科学教育存在只传授科学知识而忽略科学家的问题，培养创新人才必须改革教学，引入科学家的历史研究场景、学科领域、文化背景、成长历程及职业生涯等内容，引导学生学会像科学家那样去思考和生活。

大连理工大学王飞教授在《国外学术期刊利益冲突研究热点及发展动向分析》中提出，通过对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数据库收录的外文文献进行主题分析，发现国外学术期刊利益冲突研究热点从关注表面现象转向重视内在机理的发展趋势，认为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既应关注传统的研究主题，更要把握国际研究热点和新动向。

福建师范大学刘晓玉副教授在《优秀网络文化的评价标准的模糊性与精确性研究》中提出了评价优秀网络文化的两个标准：一是形式评价标准，包括交互性、虚拟性、传播性、数字性、艺术性；二是内容评价标准，包括符合国家需要、推动社会发展、加强文化认同、提供精神支撑、政治方向明确、价值取向正确。

7.总结

参加本届科技文化学术研讨会的专家、学者从多视角专题研讨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及其相关问题，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时代主题。围绕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及其特征阐明科技文化在全面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的先导地位和关键作用，并针对我国科技创新及其成果转化存在的诸多制约因素深入分析和建言献策，体现了新时代科技文化研究与时俱进和专家学者的责任担当。

二是鲜明的科技文化研究自主创新意识。孟建伟和石国进等学者以批判的眼光审视现代西方科学技术哲学，针对西方科学技术哲学陷入“理论与实际脱节”困境，提出“构建中国科学哲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技术理性”等主张，彰显了中国学者的文化自信和开拓创新精神。

三是深化和拓展了科技文化的基础理论研究。围绕“科技文化”“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等基本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地位和作用等展开探讨。比如，科学精神的内涵是否仅限于创新精神和求实精神？科学家精神究竟包含哪些精神？科技文化是否是“第一文化”？如何理解“第一文化”？产业文化是否属于科技文化的范畴？针对这些问题，各抒己见，展开争鸣，营造了自由探讨学术氛围。

四是多视角聚焦中国式科技创新文化研究。从中国科技创新体系及其运行机理、中国科学家自主创新个案分析、中华传统文化现代化转型、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科技创新文化教育等视角研究中国式科技创新文化建设问题，以促进中国式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增强自主创新能力。

五是关注科技前沿动态及其发展趋势，围绕科学技术社会应用的双刃剑效应，从科技伦理文化、生态文化等视角进行前瞻性研究。例如，针对脑机接口、生物机器人、人类基因编辑、数字化网络、自动驾驶汽车、ChatGPT、算法等生命科技、人工智能和数字化领域的前沿尖端技术研发及其应用可能或已经引发的伦理问题、认识问题和社会问题，探究规避高技术伦理风险、社会风险和进行科技伦理治理、社会治理的有效对策。

本届科技文化学术研讨会的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科技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这一会议主题，与会代表提出了许多富有创新性、科学性、合理性的建议，必将对中国式现代化和推进新时代科技文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