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加速背景下青年的生存焦虑与消解路径
——基于罗萨的社会加速理论

吴 宁,孔静漪

(上海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上海 200234)

一、社会加速的内涵及其带来的人的生存困境

德国社会学家哈特穆特·罗萨(Hartmut Rosa)用“加速”来形容现代社会。科技发展造就便捷生活,但人在享受便捷的同时也被加速。技术与人类类似于滚轮与仓鼠,滚轮提速了,仓鼠必须跑得更快。加速、高效的社会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并未达成美好生活的期许,反而造就了不敢停歇的压迫感与向后滑落的恐惧感。生活节奏越来越快已经成为当代人的共识,社会加速使人与过往的时、空、物、行动、自我和社会不断疏离与异化。社会加速及其造成的异化对当代人类生存状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社会加速的三重维度

罗萨把社会加速划分为科技加速、社会变迁加速、生活节奏加速三个维度,这三个维度之间彼此绞缠、相互促进。第一,科技的加速。科技加速作为社会加速的重要引擎,罗萨将其定义为“最能够测量的加速形式”(1)哈特穆特·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郑作彧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第13页。。马克思从生产工具改进、交通工具变革等方面承认科技加速在短时间内以超乎想象的速度提高了人类的生产力,丰富了物质财富。科技加速使时间被无限压缩甚至消弭了空间。原本束缚人类空间流动的主要障碍就此消弭,并且跨越空间所需要耗费的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和机会成本落崖式下降。“若用时间来衡量比如从伦敦到纽约的距离,从船只航行的前工业时代到喷气飞机的时代,空间萎缩到了原本大小的60分之一,也就是从花费三周变成只需要八小时。”(2)同上书,第15页。(3)此处的“60分之一”准确的表示形式是“六十分之一”。——编者人类对空间和时间的感知顺序逆转,时空关系走向异化。

第二,社会变迁的加速。如果说科技加速是社会当中的加速过程,那么社会变迁的加速则可以被归类为社会本身的加速,也即变迁的速率本身改变了,让态度、价值、时尚、生活风格、社会关系、团体、阶级、社会语汇、实践和惯习的形式,都在以持续增加的速率发生改变。罗萨为了更好地解释社会自身的加速,将“过去”定义为不再存在和有效,将“未来”定义为还没存在和还没生效,那么“当下”即是经验范围和期待范围的交集形成的时间区间。只有在“当下”这个区间内才能审视过去、总结经验并且用这些经验指导未来。“‘加速’可以定义为经验与期待的可信赖度的衰退速率不断增加,同时被界定为‘当下’的时间区间不断在萎缩。”(4)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18页。在技术加速的推动下,对新事物的感知还没深入就已经流逝,造成了碎片化的生活体验。人们已经习惯面对层出不穷的新事物,惯性消解了人们的震惊体验。“像机器人似的活着,像柏格森所想象的那种人一样,他们彻底消灭了自己的记忆。”(5)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新知三联书店,2007,第155页。知识衰退的速率也在加速,旧的知识来不及消化,大量新知识即涌入。为了不游离于社会之外、满足生存的必需,人被迫学习与适应新生事物。流行文化风靡与消亡的循环是社会加速特征的表现。科技的加速和社会变迁的加速并不是相互独立的,科技的加速带来更多的流动性,更多的流动性会带来更大的动态性,流动性和动态性是社会变迁的诱因。

第三,生活步调的加速。“时间匮乏”焦虑症似乎已经成为当代人的通病。时下,接受现代教育的青年不再寻求彼岸的幸福,而是明确地追求此世的幸福生活,个人生活是否幸福又取决于其一生中所拥有的体验的广度和深度。在这种逻辑的推动下,人下意识地把幸福生活等同于拥有丰富体验和能够充分自我实现的生活,充分体验生活的高低起伏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追求。但受制于个体生命的有限性,生命历程无法纵向无限延展。为了消解世界时间与个人生命时间之间的张力,人试图横向去增加个人在每个时间段内体验事物的数量。只要持续提升生活步伐的速度(例如花费更少的时间吃饭、睡觉、陪伴家人),就有可能在有限的生命中去尽可能多地体验,使得生活更加多样化甚至无穷无尽。根据《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中国人睡眠平均时长从 2012 年的8.5小时缩减到2021年的7.06小时,睡觉时长减少近1.5小时。(6)喜临门睡眠研究院：《中国睡眠研究报告2022》,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27689132347243572&wfr=spider&for=pc,查阅日期：2023年9月1日。当下,熬夜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的典型生活方式,“越来越多年青人因情绪压力过大和工作节奏繁忙,选择拖延睡眠时间,以弥补不被满足的精神需求,甚至觉得睡前那段时间,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7)36氪：《2021青年睡眠报告——能睡得好觉,你就击败了90%的年轻人》,https：//zhuanlan.zhihu.com/p/358962862,查阅日期：2023年9月3日。人渴望在有限时间内既做完更多事也达成所愿,但事物的总量却爆炸式膨胀。时间匮乏仍是个人与社会之痛。生活步调的加速会产生更高的科技需求,从而促进科技加速。

加速的步调席卷方方面面、势不可当并逐渐发展成一种意识形态,不断激发人的欲望和需求。人接纳不断加速的生产和生活,自觉投身于“社会加速”的潮流中,追赶加速的步伐。

(二)社会加速的五种新异化

社会加速的背景下,“我们所做的事(即便是我们自愿做的事)并不是我们真的想做的事的状态。”(8)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27页。罗萨认为,社会加速助推社会“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深层次的扭曲,自我与世界相离散。生态失衡、社会结构失调、“精神失落”等问题给漂浮在加速社会中的人增添无助与迷茫,世界面临“异化危机”,人类社会已经走向五种“新异化”。

一是空间异化。社会加速造就社会亲近性与物理邻近性相脱节。空间上相近的人未必是亲近的人,亲近的人也未必是空间邻近的人。社会相关性与空间邻近性也脱节。在加速社会,资本为不断增殖而争夺城市空间,对城市空间进行“为我所用”的破坏与重建。人类在资本与科技的重重裹挟下,仍未能实现理想中的诗意栖居。人一方面享受着加速带来的丰富物质财富与便捷生活,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蜷缩在加速压缩的生存空间中。

二是时间异化。社会加速的问题最终指向的是“时间”问题。加速社会中的人在盲目激进中混淆了体验与经验。体验是个体日常生活中的经历事件,而经验则是对经历事件的吸收、融化进而嵌入主体的身份、生命中的过程,体验只有在与主体或集体的过去、未来产生重大联系时,才会变成经验。但在“加速”的助推下,体验短与记忆短的并存屡见不鲜,我们所体验到的时间最终却没有成为“我们自己的”时间。人是在时间中建构对空间的理解。在机器大工业时代,马克思提出了“用时间消灭空间”的论断。随着信息技术快速迭代和虚拟空间的问世,人跨越空间所耗费的时间急剧缩短,“速度”在时间空间化的进程中作用日益凸显,马克思语境中“用时间去消灭空间”如今在信息技术的加持下呈现出“用时间去快速消灭空间”的趋势。“现在空间在确切的意义上确实只是时间的一个功能：人们在什么地方,取决于时间,反向的确定关系已经过时了。”(9)哈特穆特·罗萨：《加速——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改变》,董路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第119页。加速成为现代社会中时间结构的首要特征,空间在感觉及其对社会与文化进程的重要意义上似乎“萎缩了”。(10)同上书,第117页。

三是物界异化。物界范畴包含我们生产的物和我们消费的物。资本以技术理性为载体建构单向度的物化世界,现代日常生活世界被技术切割与奴役。“科学技术统驭了整个世界,整个世界成了一个‘被管理的工厂’,进入一个‘机械复制的时代’,日常生活被挤压成了一个‘平面’,科技在当代生活中占据着‘霸权地位’。……在科技系统的‘千篇一律’的运行中,人丧失了自己丰富的本质。”(11)吴宁：《日常生活批判——列斐伏尔哲学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第135页。物的频繁更迭使稳定的关系难以建立。只有长时间的存在,自我才能融入物之中。如今物品更迭速度越来越快,道德消费已经取代物理消费,人们在东西坏掉之前就将其替换掉,因为高效率的创新使得它们在达到物理寿命的极限前就被淘汰了。随着物品更迭加速,人们对于物也越来越陌生。产品更迭的周期渐趋缩短,人们对新产品的学习适应能力被迫提升。

四是行动异化。面对信息过载的当代社会,罗萨认为行动异化是源于人们没有时间认真思考自己真正所需之物、想做之事。劳动对于其精神来说是非我的,被迫劳动并不能带来幸福感。人类只有在使用“吃、喝、生殖”这些动物性机能时才能感知愉悦。正如《启蒙辩证法》所写：“文化工业的所有要素,却都是在同样的机制下,在贴着同样标签的行话中生产出来的。……己经证明今天不再有审美的内在张力了,剩下的只有各种杂乱无章的兴趣。”(12)霍克海默：《启蒙辩证法》,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第116页。

五是自我异化与社会异化。上述四种异化形式最终导致了自我与社会相异化,即一切的时空、体验和行动都异化了。在社会加速的前提下,个人有限的精力被分散,需要不断调整状态去适应各种事物,并因杂而不专而很难得到预期的最佳结果。

二、社会加速背景下当代青年的生存焦虑

不同的社会培养不同的时间观念。在封闭的现代加速循环系统中,时间的规范主导社会运行,时间理性成为社会运行的基本法则,也是现代青年的行为准则。社会加速还加剧竞争与社会分化,如果个人的生活步调加速追赶不上社会变迁的加速,就会走向社会阶层滑落的边缘。社会加速境遇下所有的事情都太快了,“它会让人们觉得时间很匮乏,觉得很忙碌,感受到紧迫与压力。”(13)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22页。当代青年或在校园或将从课堂转入职场或开始参与、融入社会,有最富活力与创造性的体力和智力,有自我价值实现的渴望,有对美好生活的期待,被迫把加速逻辑融入工作、生活的轨迹之中。社会加速带来的失真的时间感受和各种“新异化”可能会在他们的思维意识和行动策略上被进一步放大,使他们容易遭遇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引发内心的深层焦虑。现实生活中,从教育到就业、从晋升到安居、从婚恋到育儿、从社会参与到社会融入,当代青年的焦虑感无处不在。

(一)就业焦虑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不断加快,当代青年面临的劳动力市场和身处的工作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革。数字经济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大量新形式的就业,这些新形式的就业为当代青年提供了更多机遇与选择,也创造了新的“压迫”与“牢笼”,让当代青年深陷其中而无力抗争。同时,技术的加速既带来新旧职业更替的加速,也带来新的挑战和新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当代青年有深度的就业焦虑。与互联网平台相关的网约车、快递员、送餐服务、同城配送、社区团购等行业,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大量即做即得、多劳多得的就业岗位,但在社会加速的大背景下,当代青年也被卷入“新异化”的围困之中。移动互联网时代,速度成为平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加速的时间观念成为平台算法采用的规则之一,被设置为工作制度。“倒计时”成为互联网平台考核绩效普遍采用的计时准则。“倒计时”令速度既成为衡量一切的标准,也成为分配正当性的依据,但动辄用“倒计时”惩罚机制控制着一种并不完全由个人劳动时间决定最终服务质量的人类劳动,从本质上是加速主义新异化的表现形式。“每个人在拼命奔跑中会不自觉地‘竞速’,时间越来越不够用,只要稍微喘口气,就感觉已经落后,倒计时就像一个高举着皮鞭的监工,驱使着我们奔波忙碌,只争朝夕。本该是自由追逐梦想的年龄,青年人却在无形中被逼迫着追赶倒计时设定的各种目标,以免错失各种机会和任何有价值的可能。”(14)廉思：《时间的暴政——移动互联网时代青年劳动审视》,《中国青年研究》2021年第7期。

与父辈可能一辈子只待在一个单位、守着铁饭碗直到退休相比,当代青年频繁更换工作已是常态。2019年,BOSS直聘创始人赵鹏公布过一组数据：中国白领平均每两年更换一次工作,中国蓝领平均一年更换两次工作。互联网时代科技加速创造的新形式就业,对从业者提出更多新的要求。每一种新就业都需要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的管理规则,要用生活步调的加速来应对科技与社会变迁的加速。比如,网络主播是一个新兴职业,为当代青年提供了实现个性化就业和大展事业抱负与志向的机会,但早期的淘宝电商简单转移战场并不能自然而然地成为合格的电商主播。从短视频创业起步到成为成功的网络主播,其间经历的磨砺和挑战需要当代青年不断地学习新知识,适应新“玩法”,通过完成自身理念与能力的升级迭代来适应技术和行业的升级迭代。每一个“华丽转身”的背后都是“选择比努力更重要”的理性选择与“奋斗创造幸福”的全身心投入的完美结合,每一场成功蜕变的背后都是持续地用行动实践攻坚克难、无坚不摧、百折不回和勇往直前等理念和价值观的鲜活案例。其创业模式从初创的1.0版本升级到2.0、3.0直至N.0版本,并且随着时代的浪潮不断迭代。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从业者需要以更快的生活步调去追赶,躺平或者停滞不前就有可能在社会变迁的浪潮中被淘汰。

新兴领域的就业模式无相应的参照系,从事新形态就业青年的成长路径也更不明确,易导致青年缺乏职业“安全感”。各种“速成班”“斜杠职业”成为青年增加“安全感”的方式。他们试图以时间为速成药来走就业捷径,或为自己的就业增加一份筹码或成为多元化高收入的“斜杠青年”。此外,“体制内”工作也成为青年缓解就业焦虑的“灵丹妙药”。疫情期间,企业复工复产不足,尤其是制造业、零售业、住宿餐饮业等领域面临着更大的就业风险,使就业的不确定性问题更加突出,越来越多的青年倾向于“稳定”“有保障”的职业,“体制内”就业成为首选。一项针对大学生群体的调查(15)李秀玫、向橄叶子、桂勇：《在物质主义和后物质主义之间——后疫情时代大学生就业态度的变化》,《文化纵横》2021年第1期。显示：9%的大学生倾向于“互联网+”新兴职业,42.9%的大学生偏好体制内就业,体制内工作对于大学生择业的吸引力在上升。

(二)住房与经济焦虑

市场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社会保障的不完善、阶层向下流动的恐惧或向上流动的欲望等各种因素,都会引发社会加速时代人们不同程度的经济焦虑,生活在少子化和老龄化背景下的当代青年更是如此。城市居民的经济压力来源前三位依次是住房、生活成本和子女教育。(16)张勤、范如意：《风险治理中志愿服务参与的路径探析》,《行政论坛》2017年第5期。其中,住房问题是当代青年面临经济压力的典型问题。随着我国经济货币化过程加速,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渗透力和协调功能不断增强,金融业已成为加剧贫富分化的主要力量,住房也从投资品变成了金融品。(17)吴开泽：《住房市场化与住房不平等——基于CHIP和CFPS数据的研究》,《社会学研究》2019年第6期。金融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不断升高,加剧了劳务-资产回报剪刀差。由于剪刀差的存在,青年的收入增长往往“追不上房价上涨的速度”,而一夜暴富的机会又所剩无几,收入缓慢提高与房价快速飙升形成强烈反差。这种“内卷”也“卷”不动的状态使当代青年产生前所未有的无力感,一些青年会无可奈何地选择低欲望的生活方式——“躺平”。例如,上海多数青年目前处于租房或借住状态,外地户籍无居住证的青年租房或借住的比例高达96.5%;此外,青年最担心的就是退休金不够养老(56.8%)和“没有足够的钱看病”(54.2%)。(18)何芳：《青年职业发展的现状与问题探析》,《当代青年研究》2019年第5期。面对经济压力,青年通过储蓄防范风险的意识日益增强。据2021年富达国际和蚂蚁财富联合发布的《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年轻一代(18～34岁)每月储蓄比例从2020年的20%增至25%,每月储蓄金额平均达1624元。(19)富达国际、蚂蚁财富：2021年《中国养老前景调查报告》,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4794252341651504&wfr=spider&for=pc,查阅日期：2023年8月30日。

(三)婚育焦虑

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中提出,社会变迁的加速会导致离婚率的不断提高。社会变迁的加速和离婚率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

生活在社会加速中的“80后”“90后”心理上普遍存在“生育恐惧症”。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出生人口为1200万,人口出生率为8.52%,出生人口数与出生率均跌至1949年以来的最低值。除了育龄妇女人数减少,已婚人口的生育意愿降低是出生率降低的重要原因。(20)国务院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编：《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中国统计出版社,2021。一方面,一些青年有生育意愿,而生活压力的倍增打击了其生育的积极性。“加速社会”中的青年群体处于快节奏的高压生活状态中,面临比较大的生存压力。与此同时,城市生活房价高、生活生育抚育成本高,而生育保险、普惠托育体系、教育资源分配等相应保障却没能跟上社会加速的步伐,高昂的生养“成本”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青年的生育意愿。另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和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青年的婚嫁、生育观念已发生巨大转变。青年的自主意识不断增强,“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逐渐淡化,他们更加注重自身生活质量,倾向于从自身效用出发考虑生育问题。此外,资本逻辑推动的加速同时传递着消费主义、及时行乐等观念,关注个人生活的幸福、独自享受私人生活中的乐趣等价值引导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当代青年的传统道德意识与生育观念。养育孩子成为年青人不愿轻易承受的焦虑源,晚婚、少生成为青年生育观的主流。“高龄孕妇所占比例逐年攀升”(21)穆光宗：《当代青年的“恐育”心理和生育观》,《人民论坛》2020年第22期。,甚至出现越来越多打算一辈子不结婚的“单身族”、不生孩子的“丁克族”(22)王宁：《“准成人期”——青年研究的新范式》,《青年探索》2018年第1期。,“原子化”的宅男宅女成了当代社会的常见病相。

(四)教育焦虑

追赶加速社会的意识笼罩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教育领域也毫不例外地充斥着焦虑情绪,青年需要通过不断学习来缓解焦虑与不安。追赶效率、赢得优势充分展现了当代教育加速运转的面貌。社会分工与知识的商品化日益加深了知识区隔,获得知识成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重要方式。(23)卢尧选：《知识社群：知识付费的内容生产与社群运作——以罗辑思维社群为例》,《中国青年研究》2020年第10期。时间投资成为促进教育积累优势的重要手段,“只有紧追时钟运行速度,在时间差距中获取进步,个体才能够不因低效而遭遇淘汰。”(24)洪晨、常亚慧：《错位与贴合——教育时间中的家校相遇》,《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22期。一方面,对于即将迈入职场的青年群体而言,文凭和学历仍是青年就业求职的敲门砖。随着高等教育的加速扩招,一些行业、地区和群体出现“文凭贬值”现象。新冠疫情下就业压力的激增,进一步加剧了青年的教育焦虑。在严峻的就业形势下,青年群体不得不转身投入到更高层次的学历竞争中。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考试,有457万人报名,比2021年增加了80万,增幅超21%。(25)张志安、龚沈希：《中国青年发展十大热点观察报告(2022)》,《青年探索》2022年第6期。另一方面,已婚已育的青年普遍存在着关于子女的入学、升学和择校等教育机会的焦虑。在加速社会提升逻辑带来的激烈竞争中,课外活动的时间竞速成为部分家长重要的应对方式。即使国家“双减”政策出台,也未能缓解家长的教育焦虑,他们表示“只要应试制度还在,不可能真的给孩子减负”,仍会想办法对子女进行课外教育。(26)张良驯：《青年优先发展视域下的青年政策制定与实施》,《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年第3期。

三、社会加速背景下青年生存焦虑的消解路径

青年是国家的未来,青年兴则国家兴。在当下,“千禧一代”(1980—1995年)和“Z世代”(1996—2005年)是承受经济、教育、就业、婚恋、生育压力最大的群体。“低度的消费欲望”“卷不动就躺下”等逃避性的话语对抗主流价值的正能量叙事,发展成消极的社会情绪。这种消极的社会情绪似乎陷入了陀螺式的死循环,让青年陷入空转,周而复始地在低水平上循环。我们应理性审视青年生存焦虑的社会根源,积极培育有利于青年健康成长的生存环境,避免青年群体被“内卷”“躺平”“倦怠”的洪流裹挟。

(一)为青年成长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

完善社会制度体系,为青年成长创造良好的生存和发展环境。青年对确定性的需求与加速社会中非确定性之间的矛盾是其生存焦虑的终极根源。时间加速被设计进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中,如高校“非升即走”制度、外卖平台的倒计时制度等无不要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实现最高效率。时间体制成为隐性规范力,对青年群体施以持续的压力,而“各个变化、转型、转变的阶段彼此之间令人感觉像无头苍蝇般随机、断裂”(27)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54页。,让在高速社会中原地踏步的青年感到恐惧。实际上,青年面临的激烈的内卷、高压力的工作等现实问题背后,隐含着对社会公平正义的无声呼吁。紧跟社会转型的速度完善社会制度体系、加强青年物质保障的社会支持力度、弱化青年生活的不确定性、为青年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保驾护航是缓解当代青年生存焦虑最实际有效的方式。

一方面,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加强对资本的管理。资本逻辑以效率优先、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加速”必然成为资本增殖的内在要求,侵蚀公平正义的社会伦理精神。我们要利用资本但不能被资本所利用,要以国家掌控的政治与经济力量遏制资本向社会生活各领域无限制的扩张。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社会发展的价值标准,在利用资本的同时严格限制资本的界限,遏制其对整个社会的肆虐。另一方面,政府要及时掌握青年成长的新需求和新期待,不断完善青年在学习、就业、婚育、住房等方面的保障政策,制定青年成长成才的激励政策,健全青年权益保护的法规政策,为青年发展提供更顺利、更有效、更公平的社会环境。结合新兴青年群体中亚群体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立足于不同青年群体的需求,建立多层次的青年发展规划体系,提高服务新兴青年群体的精准度。对新业态从业青年,及时建立健全劳动权益保障机制,出台相应社会保险缴纳、用工纠纷等配套措施;对自由职业青年,疏通上升渠道,搭建拓展专业技能和文化交流的平台,拓宽其实现自我价值的社会空间;对在校青年,在制度上提供使其通过学历教育改变自身的机会,开展多样化的技能培养,完善其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本领。

(二)提升青年适应社会加速的能力

我们要培育青年全面发展的能力,提升青年适应社会加速发展的素质。一方面,在追逐效益的“加速社会”,“劳动常常被人们纯粹视为实现外在目的的手段,表现为一种以追求功利为动力的效益型劳动”。(28)马超、王岩：《“躺平主义”的群像特征、时代成因及其应对策略》,《思想理论教育》2022年第4期。“时间管控”抑制了“精益求精”、磨灭了“独具匠心”,劳动技能成为一种同质化、简单化和标准化的技能习得,使一些青年丧失了从事创造性劳动、再次择业的能力与机会。另一方面,加速社会中既有的经验在越来越快的创新之下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青年必须花费更多时间与精力及时掌握和积累新兴知识和技能,才能在面对新事物时更加从容。然而,“在大部分的工作领域当中,许多人(包括老板)都会抱怨他们实际花在‘核心业务’上的时间不断减少了。老师花在学生身上的时间、医生和护士花在病患身上的时间、科学家花在研究上的时间等等,都越来越不够用。”(29)罗萨：《新异化的诞生——社会加速批判理论大纲》,第129页。他们没办法真的“去做”那些“真的想做的事”,难以沉下心来认真打磨自身的技能与本领。青年生存焦虑的消解有赖于其能够掌握与自身职业相匹配的专业能力。青年只有拥有过硬的学习、工作能力,才能跟上社会加速发展的节奏,从而在时代的浪潮之中收获更多的满足感。要积极引导青年群体走出舒适区,挖掘自身的各项潜能,参与丰富多彩的学习与工作体验,使其能够凭借个人的兴趣与爱好支配自己的学习、工作、生活,以获得更高层次的自由和幸福。

我们要充分激发科技加速的正效应,优化教育生态体系,为青年发展夯实能力基础。科技加速虽然改变了社会的“时空体制”,催生了使人产生焦虑效应的“时间暴政”,但也为优化教育生态体系带来机遇。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一代数字技术具有智能、联接、便捷、通达等特点,能实现快捷高效和丰富的资源供给,有利于构建“家庭-学校-社会”协作的青年发展环境。数字技术有利于高校建设开放型教育资源,推动高质量教学资源开发,使家长与社会能通过“虚拟校园”了解学校建设与学生成长状况,为开展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提供依据,从而更好地参与学校教育设计、建设以提升协同育人效果;也能使社会优质教育资源通过“数字孪生”技术走入学校课堂,从而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优化教育基础设施,建立“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合作教育平台,提高教学智慧化与个性化水平,拓展高校与社会教育资源共建、共享的广度与深度,充分发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强弱互补的优化配置效果,提升青年适应加速社会的能力,使其能“以不变应万变”,达到“以变求不变”。

(三)培育青年积极向上的社会心态

我们要引导和培育积极向上的青年社会心态,为当代青年的精神家园建设提供源源不断的滋养。理想信念是人的精神家园,坚定的理想信念可以提升人的精神境界,是在“加速社会”的不确定性中缓解焦虑冲击的有效方式。“无力感”“剥夺感”“缺失感”“迷失感”“欲求感”等一系列青年焦虑情绪的排解都必须建立在理想信念的建构上。用“非物质”去调适因“物质”欲求而产生的焦虑,能使青年在不断奋斗中激活自身深层的和持久的动能、摆脱消极的生活态度、找寻人生的价值坐标。

一要培育青年理性思维,引导青年合理实现欲望。“社会加速”的核心推动力是资本逻辑。资本逻辑与社会加速共谋,资本为“社会加速”提供核心动力,“社会加速”助力于资本循环的增速。在资本裹挟下,“社会加速”逐渐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掌控人的生活、生产和意识,不断刺激人们的欲望,一些青年在不知不觉中沦为资本的附庸,欲望日益畸形化,深陷“炫耀性消费”“快餐式教育”等非理性欲望的泥潭而迷失自我。我们要帮助青年树立理性的消费观,防止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对青年内心与精神的腐蚀。重视青年理性思维的培育,引导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帮助青年理性认识资本逻辑的本质,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培养青年的理性思维,提高青年的思想觉悟,引导青年合理实现欲望,不沦为“加速社会”的奴隶。

二要帮助青年自我成长,辩证地认识奋斗中的压力。“佛系”“躺平”等话语更多地是青年面对无奈现实释放压力的出口。我们应允许青年适当宣泄负面情绪、缓解自身压力,如踏入职场的青年面临着“高消费”“高房价”“低收入”等问题,难免有一定的心理落差,但逃避、隐世的消极态度并不是缓解压力的理性选择。我们要加强心理健康资源建设,帮助青年合理疏导自己的情绪,也要正确引导青年勇敢地面对新事物,防止精神懈怠。青年自身的内因是决定其能否重塑精神动力的关键,我们要帮助青年从知识结构、专业技能及精神境界等方面增强自身的能力,引导其自觉继承和弘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增强其责任担当意识。通过激发青年内生力量,使其能乐观积极地应对社会生活压力和挑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青年要立鸿鹄志,做奋斗者。”(30)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8年5月2日第1版。

社会加速带来的“时空压缩”使青年难以把握社会发展的规律、产生了生存的困惑与焦虑,一些青年的生活正日益呈现出一幅逐渐异化的图景。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社会加速具有不可否认的正面价值,科技发展和现代化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如今社会的全面加速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比起减缓变化的“倒退式”方案,找出青年生存焦虑的根本症结,解开青年生存焦虑之谜,启发青年探寻“变化中的不变、不确定中的确定”,培养青年从容应对“加速社会”的能力,不失为一种更加可行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