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中的作用

崔 璨 崔明昆

自1988年费孝通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展开了探讨,但少有涉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与生态环境相互关系的讨论。本文从环境史的视角,分析了生态环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演进中的作用。

本文讨论的生态环境主要指中国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早全新世(距今10000年)以来一直到明清时期周期性的降温与升温事件。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气候变迁为民族文化的产生、交流与融合提供了外在条件,并最终使得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

一、多样化的生态环境是中华民族多起源的基础

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国土幅员辽阔,中国成为世界上生态环境最复杂的国家。多样化的生态环境,为中华民族的多起源以及后来的融合、发展创造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

中华民族的“多元”不仅指中华民族由众多的民族构成,也指中华民族是多起源的。考古发现,从宏观上来讲,中华文明起源有多个中心,长江、黄河流域都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中国考古文化与神话传说相互印证,揭示了远古各部落集团的存在,从而成为认识中华民族多起源的科学基础。(1)陈连开:《论中华文明起源及其早期发展的基本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5期。费孝通先生认为,将新石器时期各地不同文化区可以作为认识中华民族多元的起点,并将新石器时代划分为七个区加以论述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2)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苏秉琦先生则将这种多起源形象地比喻为“满天星斗”(3)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18页。。苏秉琦先生的中华民族多起源“满天星斗”说,纳日碧力戈先生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该学说影响深远,意义重大,是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准确定位,是中国历史“由多生一”“以一容多”的核心特质。(4)纳日碧力戈、萨仁:《中华文化共同体的历史演进与内在逻辑》,《西北民族研究》2022年第2期。与“满天星斗”相对应,苏秉琦先生提出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分类,将中国考古学文化区系分为六个类型。(5)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40-98页。

(一)农业起源与发展的生态环境基础

文明的起源与农业的出现和发展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世界上的四大文明古国无一不是以农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有学者认为,原始农业在中华古文化的形成和发展进程中有巨大的作用,中华文明的形成已有4000～5000年,在距今10000～5000年间则是这个文明形成的孕育期,其主要基础就是农业的发生与发展。(6)俞伟超、张居中、王昌隧:《以原始农业为基础的中华文明传统的出现》,《农业考古》2001年第3期。因此,我们以中国几个具有代表性考古文化区农业的起源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说明中华民族起源的多元性。

考古学的证据表明,农业在距今10000年前后就在中华大地上出现,这与全球的古气候学资料是相吻合的。研究表明,距今18000年末次盛冰期是地球经历的最后一次盛冰期。末次盛冰期间气候寒冷干燥,导致原始人类生存环境恶化,极大地局限了人类的活动空间。例如,在中国的北方,末次盛冰期前的遗址数量很多,14C年代数据的遗址就达30处,但到了末次盛冰期,文化遗址数量急剧减少,仅发现11处,这说明末次盛冰期的环境恶化对北方人类文化的影响具有普遍性。(7)吉笃学、陈发虎、R.L.Bettinger,等:《末次盛冰期环境恶化对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影响》,《人类学学报》2005年第4期。

末次盛冰期以后距今10000年全球气候变暖,其中距今7000～4000年气候达到了最温暖湿润的程度,故称“气候适宜期”(optimum climate)。就降水分布情况来看,在几乎所有古老文明发祥的区域,距今8000～4000年间的气候都是比较湿润的,换言之,正是这种温暖湿润的气候,为世界文明的诞生创造了优越的生态环境条件。(8)王会昌:《世界古典文明兴衰与地理环境变迁》,《华中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5年第1期。作为中华文明基础的原始农业也始于10000年前后的气候变暖而鼎盛的“气候适宜期”,从而开始了中华文明的灿烂历程,著名的如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这一时期的各种文化类型。

考古学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海岱地区(黄河下游地区)后李文化的济南张马屯遗址中发现了粟、黍这两种中国北方传统的作物,表明后李先民对粟类植物的开发利用至少可追溯至距今9000年左右。(9)吴文婉、靳桂云、王兴华:《海岱地区后李文化的植物利用和栽培:来自济南张马屯遗址的证据》,《中国农史》2015年第2期。随着“气候适宜期”的到来,黄河流域发育成熟了分布地域广、年代跨度长、类型多样的仰韶文化(距今7000～5000年),其分布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域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北达长城沿线,南抵湖北西北部,东至河南东部,西达甘青接壤地区。(10)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考古资料表明,距今6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早期(半坡时期),种植的粟和黍两种小米已成为人们重要食物来源,到距今55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种植粟和黍两种小米为代表的旱作农业生产成为仰韶文化的经济主体,这标志着中国北方地区正式进入了以农耕生产为主导经济的农业社会阶段。(11)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那么,仰韶文化产生和发展的生态背景是什么呢?

研究发现,如果将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时间序列与中国全新世气温升温序列进行对照,它们有着明显的对应关系。末次盛冰期结束后,中国气温进入温暖期,并持续至距今6000年前后。伴随着气温上升,降雨量也在上升,前仰韶文化(距今8000～7000年)已经形成一定规模,仰韶文化(从半坡时期至庙底沟时期)也在温暖期达到鼎盛。当时中国北方的气温比今天至少高出2℃,降雨量也比现在高出许多。地处季风边缘区的青海湖至达连海的年降水量在距今6000～5000年时期比如今高出约100毫米,当时中国的季风区面积比现代高出约11%,而降水较现代高出约19%。由此可见,仰韶文化不仅始于全新世的温暖期,也鼎盛于全新世大暖期水热组合的最佳期。(12)侯光良、许长军、吕晨青,等:《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扩张的环境背景》,《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

如前所述,仰韶先民主要从事粟、黍种植业。粟、黍都是喜温作物,其生长发育对温度与降雨的要求较高,而仰韶分布区当时的年均温在12℃、年降雨量在400毫米左右,正好能满足粟、黍生长的水湿条件。另外,降水量小于400毫米的地区就没有仰韶遗址的分布,因此,400毫米的等降水线也就成了仰韶文化分布的西界。造成温暖期400毫米等降水线西移的原因是当时夏季风强劲,导致季风区范围向大陆腹地推进,400毫米等降水量线向西北内陆延伸约200公里(13)侯光良、许长军、吕晨青,等:《中全新世仰韶文化扩张的环境背景》,《地理研究》2019年第2期。,这也使得仰韶文化向西扩散至河西走廊地区和青藏高原东部边缘地区。(14)董广辉、张山佳、杨谊时,等:《中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农业强化及对环境的影响》,《科学通报》2016年第26期。由此可见,仰韶文化的产生与传播与古气候的变迁密切相关。

与黄河流域一样,长江流域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起源地。在长江下游地区浙江浦江县上山遗址中也发现人类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证据。上山文化遗址群(距今10000～9000年)是迄今长江下游地区发现最早、分布最为集中的新石器时代遗址群。尤其重要的是,上山遗址的发现,填补了作为浙江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源头(15)徐怡婷、林舟、蒋乐平:《上山文化遗址分布与地理环境的关系》,《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即上山文化(距今10000～9000年)—跨湖桥文化(距今8000年前后)—晚期新石器时代(相对于河姆渡文化时期,距今6500年前后)。上山遗址大量稻作遗存的发现,揭示距今10000年左右,上山先民就开始种植稻这一作物。(16)郑云飞、蒋乐平:《上山遗址出土的古稻遗存及其意义》,《考古》2007年第9期;赵志军:《新石器时代植物考古与农业起源研究(续)》,《中国农史》2020年第4期。另外,从中国最早的稻遗址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吊桶环遗址和上山遗址来看,这三处考古遗址出土的稻遗存年代都超过了10000年,说明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世界上栽培稻及稻作农业最早的起源地。(17)赵志军、蒋乐平:《浙江浦江上山遗址浮选出土植物遗存分析》,《南方文物》2016年第3期。

稻作起源于长江下游地区是有着其生态基础的。首先,最早的稻作与全气候变暖在时间上是一致的。随着末次盛冰期的结束,全球气温上升,以及“气候适宜期”的到来,为稻以及稻作农业的形成提供了大的气候环境;其次,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河纵横,湖泊沼泽星罗棋布,水资源丰富,十分适合稻的生长发育;再则,长江中下游地区受季风气候影响明显,夏季降雨量丰沛,气温高,这种雨热同季的气候十分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发育,但冬季低温寒冷,不适宜植物的生长。这种气候条件对于靠采集为生的先民们来说极易发生冬季食物短缺,而作为一年生的稻,可以有效地利用雨热同季的时期完成其生长过程。因此,种植稻可以解决先民们渡过寒冷冬季所造成的食物短缺问题。河姆渡的稻作农业就是很好的例证,遗址中发现大量的稻谷堆积和大面积榫卯木干栏式建筑遗迹,表明河姆渡先民早在7000年前已经开始从事原始稻作农业生产和定居生活。(18)黄渭金:《河姆渡稻作农业剖析》,《农业考古》1998年第1期。

起源于距今10000年前后上山文化时期的稻作农业在经历了5000年后,到良渚时期达到鼎盛。良渚文化(距今5200～4300年)是分布在环太湖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这也正好处在“气候适宜期”的峰值期。良渚文化考古遗址数量众多,反映了当时的人口大幅度增长,并建立了“良渚古城”以及相应的防洪大坝,说明当时社会经济已经摆脱采集狩猎,实现了从采集狩猎向稻作农业转型。(19)赵志军:《中国农业起源研究的新思考和新发现》,《光明日报(理论版)》2019年8月5日,第14版。

起源于黄河流域的粟、黍旱作农业与起源于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在时间上几乎是同步的,即距今10000～9000年,这一时间段正好是全新世末次盛冰期的结束,温暖期的到来;这两大农业到达鼎盛期也基本是同步的,即在北方黄河流域的旱作农业成熟于仰韶文化中期(庙底沟时期),在南方长江中下游地的稻作农业成熟于良渚文化时期,时间都在距今5500年前后。这一时间段也正好处在全新世“气候适宜期”的中期。上述事实说明,作为文明基础的农业,中国南北方农业的起源和发展不仅受制于大的生态环境条件——气候的变迁,也与当地的小环境——气温与水湿条件密切相关。

(二)游牧业产生的生态环境基础

关于游牧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如游猎说、人口压力说、驯化说等,但学界一般认为游牧起源于农业,而气候变迁是游牧起源的直接动因。考古资料表明,游牧起源于半干旱边缘地带的旱作农业。中国的旱作农业主要位于北方半干旱与干旱的过渡带。按照王明珂先生的理解,这一过渡带在中华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即气候变迁影响到生活在这一过渡带上人们生计的变化——游牧的出现,并导致华夏边缘的产生:华夏边缘开始出现于夏商时期(20)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59页。,形成于汉代时期(21)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5页。。

根据气候变迁与游牧产生的时间关系,游牧应产生于“气候适宜期”结束后的降温期。古气候的资料表明,距今4000年后,在中国的北部、西北部的干旱区以及东部季风区的大部分地区,由于降温,其气候特征显示为偏干,气温普遍较低(22)彭亚君、孙千里、陈静,等:《中国4.0ka BP前后气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史前文明变迁的影响》,《地质论评》2013年第2期。,导致粟、黍不能生长。在中国,游牧发生于北纬40°左右古长城一线北方旱作农业区与蒙古高原的过渡地带。这一地带有着相当于裴李岗—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定居农业群体。当气候变得干燥寒冷,原有的旱作农业向南退缩,取而代之的是畜牧业。(23)乔晓勤:《关于北方游牧文化起源的探讨》,《内蒙古文物考古》1992年第1期。在气候变迁的环境压力下,生活在农业边缘地带的人们被迫做出抉择——放弃农业,选择迁徙,实现游牧。他们尝试选择不同的牲畜组合,不同季节的迁徙模式,以及以之相适应的辅助性生计方式,并为此发展出了特定的社会组织与价值体系——游牧业便如此形成。(24)王明珂:《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落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133-134页。

二、气候变迁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进程

从“满天星斗”到中华民族一体格局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既是各个“星斗”适应环境变迁的过程,也是“星斗”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并出现了文化之间的替代现象。例如,在环境的作用下,兴盛于黄河中游的各种仰韶文化曾经向西传播到黄河上游,而来自黄河下游的山东龙山文化则取代了仰韶文化的河南龙山文化。考古学者在龙山文化前加上各个地方的名称表示它们依然是从当地原有文化中生长出来的,说明了当时各族团间文化交流的过程,从多元之上增加了一体的格局。(25)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期。

(一)气候变迁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

所谓气候变迁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指的是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对新石器文化的影响以及随后夏朝的建立。

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温是一次全球性的事件,对人类文明影响巨大,因为这一事件发生的时期是人类文明演化的早期,人类应对自然生态环境灾变的能力有限,况且这一降温事件还具有降温幅度大、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26)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5期。研究表明,古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印度文明等衰落都与这一气候事件相关联。在中国,这次气候变迁也是造成许多新石器文化迅速衰落的原因。

考古证据显示,在“气候适宜期”鼎盛起来的许多中国史前文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大多数呈现衰落趋势,如齐家文化(距今4300～3900年)、老虎山文化(距今4800～4300年)、龙山文化(距今4500～4000年)、石家河文化(距今4600～4000年)和良渚文化(距今5300～4000年)都在这一时期开始走向衰落甚至消亡。齐家文化地处甘肃地区,早期旱作农业已具规模,后期不仅遗址规模缩小、数量减少,而且出现了较多的畜牧业活动。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内蒙古中部的岱海地区。黄河下游海岱地区的龙山文化晚期以及后来的岳石文化,其人口数量、遗址面积都大不如前。长江中游洞庭湖地区的石家河文化晚期,其大量遗址废弃,显示了文化的突然中断。环太湖地区的良渚文化晚期出现了快速衰亡的现象,并与后续的马桥文化(距今3800～3200年)之间形成了明显的断档。(27)彭亚君、孙千里、陈静,等:《中国4.0ka BP前后气候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对史前文明变迁的影响》,《地质论评》2013年第2期。可见,在中国,这次降温事件的影响范围和所带来的结果也是十分巨大的。影响范围不仅涉及干旱地区,还包括东北、华北和南方等地区,影响的结果不仅导致许多新石器文化迅速衰落,更重要的是这次降温事件恰恰促进和加速了以夏朝建立为标志的中华文明的诞生。(28)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5期。也就是说,正是这次气候的突变,奠定了中华民族一体化格局的基础。

夏朝建立的时间,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朝的始年(29)《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概要》,《文物》2000年第12期。,而这一时间节点正好与距今4000年前后的全球降温事件相吻合。这一降温事件在中国导致另一个十分重要的结果,即人口的迁徙。由于长时间的降温,使得北方旱作农业消退,一部分半耕半牧的人群向西部的大陆腹地迁徙,最后演变为游牧业,而大部分的人口则迁徙到生态环境条件较好的中原一带。研究表明,在距今4000年前后的辽西地区、燕山南北长城地带的古文化发生了变迁并向南发展,说明燕辽地区先民发生了向南迁徙,同时期内蒙古海岱地区,甘青地区也发生了人口南迁或东迁的现象。(30)吴文祥、刘东生:《4000aB.P.前后降温事件与中华文明的诞生》,《第四纪研究》2001年第5期。这一降温事件所引发的人口大迁徙,不仅是中华大地上的第一次不同地域、不同人群、不同文化之间的大接触与大融合,也是中华民族从多元走向一体化过程的开端。那么,如何阐释中华民族一体化发生的时间和地点呢?学者们有许多不同的理论,如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说、洪水发生说、战争说等,如果从环境史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或许是一个有益的尝试。

如前所述,距今4000年前后的降温事件是引发人口迁徙的直接原因,这些迁徙的人口不仅有北方生态脆弱区的,也有中原北部西北部农业区的。大量的人口迁入,导致中原地区人地关系紧张。众所周知,当人口数量接近土地的承载能力时,土地就成了一个限制性因素,影响到人们的生存。因此,为了争夺土地,就必然引发不同人群或部落之间的竞争,最后触发战争。而战争,尤其是大规模的战争,也必然引发社会的分层,促进中央集权的形成与强化。当然,如果人口的迁徙目的地,即中原是一个开放的环境,人口可以四处扩散,就不会造成土地资源紧张进而导致战争,但由于当时的降温事件造成了中国“北旱南涝”的生态后果,其原因是突发的降温事件使得东亚季风降雨带南迁,形成了当时的一种“北旱南涝”的气候大环境。“南涝”主要表现在东南部地区,由于降雨量的增加,引发持续的洪涝灾害,从而使黄河下游,如山东地区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都不再适合大规模人群住居,因而成为人们向东南方向进行大规模移民的直接因素。而中原地区由于独特的生态环境条件,几乎成了中国东南季风影响区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在降温事件发生期间,虽也会造成中原地区的旱作农业减产,但不会像北方的农业生态系统那样发生崩溃,也不像南方的稻作生态系统受洪涝灾害而大面积减产。再加上中原地区位于中国地势的二级阶梯和三级阶梯之间的过渡带,地势相对较高,可以避免像东南部因地势较低而遭受洪涝灾害对农业的冲击。(31)吴文祥、葛全胜:《气候突变、人口增长、地理限制与夏朝的建立》,《中原文物》2014年第5期。可以说,正是当时的降温事件与中原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得中原地区不仅成了人们的逃避低温的“避难所”和多元民族的大“熔炉”,同时也导致夏朝的建立,开启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

(二)气候变迁加速了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

夏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在其统治区内,容纳了众多的民族群体与部落,华夏民族正是在夏这一时期逐渐凝聚形成的。(32)尤中:《夏朝的建立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及与周边民族群体的关系》,《思想战线》1997年第2期。此后,中华民族一体化格局,即华夏民族与其他民族的融合在各种因素的作用下不断地推进,其中的气候因素仍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一些大的气候事件,尤其是大的降温事件对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夏朝以后中国历史上大的降温事件主要有4次,即西周寒冷期、东汉魏晋南北朝寒冷期、两宋寒冷期和明清寒冷期。(33)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在寒冷期过后气温回升,进入温暖期。这种冷、暖交替的气候变迁,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进程。

1.西周寒冷期及其影响

公元前1046—公元前771年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进入西周时期以后,气候持续变得干旱寒冷,称西周寒冷期。冰芯记录、孢粉分析和同位素测定等科学研究都表明了西周时期降温和干旱事件的发生。历史文献记载也表明,从周厉王、周宣王时期持续加剧的干旱气候,到周幽王时进一步恶化,持续时间长达百余年,造成河水断流、草木枯死。(34)王迪:《试析西周时期气候变迁与丰京聚落布局演变的关系》,《三代考古》2018年第8期。干旱时期的到来,使得生活在陇山东西及以南地区的居民,即“寺洼人”由牧民逐渐转变成以定居农业为主要特征、以畜养为辅助的“氐人”。随着寒冷和干旱的加剧,一大批“氐人”向南迁徙,到四川西部直至云南东北地区寻找新的生存环境,这就是史学界经常谈到的“氐羌南下”的历史背景。除了“氐人”南迁外,西周时期,较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事件是“卢戎”向东南的迁徙。卢戎是一支古老的部族,早期分布于西北地区。卢戎曾随周武王伐商,在周初的大分封中,一部分卢戎迁往今山东,另一部分则滞留中原,主要生活于今河南西部的熊耳山、崤山一带。到春秋时出现于汉水流域,究其迁徙的原因,仍为气候变迁因素所致。在西周末期,周宣王、周幽王都曾致力于“南向移民”,说明当时气候十分严酷。西周早期卢戎居住的崤山、熊耳山一带,位于河洛之南沿,曾经是沃土良田之地。随着气候变得寒冷干旱,到了西周中晚期,曾经的沃土良田已成了荆棘丛生的荒凉之地。这样一来,卢戎只有向南方温暖湿润的汉水流域迁徙。卢戎来到汉水流域,融入当地的土著居民“蛮人”之中,并相互影响,造成“戎”“蛮”不分的一体化格局。(35)杨铭、柳春鸣:《西周时期的气候变化与民族迁徙》,《中原文物》1997年第2期。

2.东汉魏晋南北朝寒冷期及其影响

西汉中叶的气候属于温暖期,但在东汉后期开始降温,整个魏晋南北朝是个寒冷期。(3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寒冷干旱的气候,使得北方各游牧民族长时间地向南迁徙。迁徙的人数之多,持续的时间之长,在中国历史上都不多见。东汉时期,蒙古高原发生旱灾,草原被毁,匈奴人畜死耗过半,一时间许多匈奴人南迁归附东汉,称南匈奴。西晋初期,北方匈奴和其他少数民族出现连续的南迁归附浪潮,人数超30万。除了归附南迁移民外,还有武力入侵的,如鲜卑族拓跋氏入主中原建立起与南朝对峙的北魏政权。由于大量的人口从北方向内地迁徙所引发巨大的社会和心理压力,也驱使大量边民南迁,导致农、牧交错带消失,这也为南迁的北方游牧民从事畜牧业创造了条件,许多南迁的北方少数民族仍然以他们熟悉的畜牧业为生。东汉时期由于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北方各少数民族大迁徙,不仅使得中国北方民族分布发生重新组合,也带来了新的生计方式——畜牧业的发展,尤其是大举移民南下,最终为黄河流域的民族大融合奠定了基础(37)楼嘉军:《气候演变与民族迁徙——东汉、魏晋时期北方少数民族内迁新探》,《历史教学问题》1992年第4期。,加速了中华民族一体化格局的进程。

3.两宋寒冷期及其影响

隋、唐朝时期中国的气候进入温暖期,并一直延续到10世纪后半叶,12世纪初期,天气加剧变冷,1111年太湖全部结冰,冰面坚实可通车。(38)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低温造成北方草原枯死,牲畜大量死亡,威胁到游牧民族的生存,于是向南迁徙便成为他们求生的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有两种方式:一是向南寻找适合于放牧的草场,以便继续从事畜牧业;另外一种方式是通过战争,不断侵蚀农耕民族的土地,甚至建立政权。例如,公元947年初在辽河西北流域以及辽河支流沙拉木伦河地区建立的辽国,随着气候逐渐寒冷干旱,不断向南扩张到了河北、中原北部地区。女真人取代辽国建立金国后开始进攻宋朝,取华北、中原、长江中下游地区等大片土地。蒙古高原持续的低温,尤其是在1230—1260年气候突然变冷的过程中,蒙古地区生态环境再度恶化,使得远征西欧的蒙古军队放弃原来的计划,挥师东进,在灭金国后,继续征战,不仅灭了大理国、南宋,还招降了吐蕃,最终建立大一统的蒙元帝国。(39)王嘉川:《气候变迁与中华文明》,《学术研究》2007年第12期。

在气候激烈变冷以及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迁移的双重压力下,北方广大地区的农耕民族也纷纷南下,迁往南方,躲避低温,寻找适合于农耕的土地,导致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40)赵红军、尹伯成:《公元11世纪后的气候变冷对宋以后经济发展的动态影响》,《社会科学》2011年第12期。宋朝以后中国南方的经济超过北方,说明在气候寒冷期的条件下,南方的自然生态环境远远优于北方,可以承载更多的人口,这在客观上加速了中华民族南北一体格局的形成。尤其是元朝的建立,结束了唐末以来国内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国家的重新统一,从而推动了中华民族从“多元”迈向“一体”的进程。

4.明清寒冷期及其影响

明清寒冷期又称“明清小冰期”。小冰期是指16—19世纪全球性的降温事件,也是距今最近的一次全球性气候寒冷期,是至今研究历史时期气候与人类互动关系的重点时期,它曾对世界和中国的社会经济产生重要影响。(41)王苏民、刘健、周静:《我国小冰期盛期的气候环境》,《湖泊科学》2003年第4期。小冰期在全国范围普遍出现低温期,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江河湖泊以及东海沿海结冰,这是距今2000多年以来历史文献中记载最多和程度最严重的低温现象。(42)满志敏:《中国历史时期气候变化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55页。

低温干旱对中国北方的影响远远大于南方,尤其是对位于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的影响最为明显。随着低温和干旱时间的持续,以游牧业为主的女真族面临寒冷和饥荒的灾难。为了生存,女真族对明朝多次发动战争。明朝后期,低温、干旱、洪灾等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农业歉收,饥荒四起,农民起义不断,加速了明朝的灭亡和清朝的建立。(43)肖杰、郑国璋、郭政昇,等:《明清小冰期鼎盛期气候变化及其社会响应》,《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18年第6期。随着清廷在北京定都,大批满人南迁,加上战乱与严寒气候导致华北平原人口又一次向南方迁移。小冰期使得南方人口首次多于北方人口,例如,1193年(南宋绍熙四年)北方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3.52%,到1578年(明万历六年)下降为41.10%,1812年(清嘉庆十四年)下降为33.40%。(44)徐蕊:《明清时期中国大陆的气候变化》,《首都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9年第6期。由此可见,清朝的建立与人口的大迁徙,实现了满族与汉族以及其他少数的大融合,搭建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大框架。

寒冷期过后气温回升,称为温暖期。一般来说,温暖期社会较为安定,王朝也较为强大,例如两汉温暖期和隋唐温暖期,其王朝的势力范围伸展到了中国的西域甚至中亚,这是因为如今干旱的西域在当时是温暖的,去西域的道路是较为通畅的,中原、西域的人员交流与文化接触较为频繁。另外,温暖的气候,改善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也会使得人口向西转移,例如汉朝,在年均气候上升约2℃的情况下,中国西部地区可以承载更多人口,这已成为历史的事实。(45)王铮:《历史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地理学报》1996年第4期。这说明,温暖期气候促进了中华民族东部与西部的一体化格局。

三、走廊: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地理纽带

中国幅员辽阔,生境和民族文化呈现多元的特征。以生态环境为依据,可以将中国划分为青藏高原区、北方草原区、西北荒漠区、黄土高原区、云贵高原区、平原区、丘陵和低山区、海岛区等区域,在这些区域分布着生计方式不同的众多民族。这种多样性的生态环境与民族,靠什么生态要素将他们连接为一个整体呢?这就是“走廊”。“(民族)走廊”是费孝通先生于1978年首次提出,并在以后的研究中不断加以完善而形成的概念,既是地理学意义上的,也是民族学意义上的学术概念。走廊的划分既参照了走廊的自然因素,也结合走廊内的历史、文化、社会和民族交流互动等因素,其最大的特点是将走廊视为一个流动的文化空间。“走廊”的连接或桥梁作用,从历史上来讲,它是不同生态环境区域民族迁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从地理景观上来讲,它是连接中华民族多元区域,使之形成一个整体,即一体格局的纽带。从宏观上来讲,连接不同生态区域的通道或纽带主要有三大走廊。

(一)高山峡谷中的藏彝走廊

藏彝走廊位于川、滇、藏三省区毗邻地区,是由一系列南北走向的山系、河流所构成的高山峡谷区域,其主体为横断山脉地区。从地形地貌来讲,藏彝走廊西起第一阶梯的青藏高原向第二阶梯的云南高原过渡,再向东倾斜到达低海拔的川西平原。从“纽带”上来讲,其西北连接西北走廊,东南连接南岭走廊,东边则与第二阶梯及第三阶梯相接触。在藏彝走廊地区,居住着藏缅语族中的藏、彝、羌、傈僳、白、纳西、普米、独龙、怒、哈尼、景颇、拉祜族等民族。

作为南北走向的藏彝走廊,在民族交流与融合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该区域人口的南北向流动。例如,自北向南流动的有,距今6000～5500年开始,一直到唐朝以前的南迁氐羌人群,他们奠定了走廊中藏缅语民族的分布格局,以及13世纪初蒙古军队的南下,最后入主中原建立元朝;自南向北流动的如明、清时期纳西族木氏土司向北扩张和彝族的向北迁徙,其结果是调整藏、彝的边界,形成了走廊中“北藏南彝”的民族格局,以及明清至民国时期汉人的大量迁入。(46)石硕:《藏彝走廊历史上的民族流动》,《民族研究》2014年第1期。总之,作为一个南北向的民族走廊,藏彝走廊起到了连接北方游牧民族和南方农耕民族之桥梁作用。

(二)高山荒漠绿洲中的西北走廊

西北走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西北走廊仅指“河西走廊”,广义的除了河西走廊外还包括“陇西走廊”。河西走廊位于甘肃西北部,东起乌鞘岭,西至敦煌,南接祁连山,北依马鬃山等山脉,形成南北宽数十至百余公里,东西长约10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陇西走廊与河西走廊呈丁字形,它是一个南、北向的线性通道,从祁连山南麓往南直达横断山区,地处甘肃、青海两省的接壤地区。西北走廊位于大陆腹地,区域内干旱少雨,多为荒漠,其中不乏高山谷地,河流绿洲,表现出多样性的生态景观。西北走廊是中国多民族迁徙往来的重要通道,具有东来西往、南通北达的枢纽特点,其中东西走向的通道更为显著,历史上著名的“丝绸之路”就位于走廊内并向西边延伸。因而西北走廊也是历史上内地各民族与西北乃至中亚、西亚各民族之间进行沟通往来的通道。(47)秦永章:《试议“西北民族走廊”的范围和地理特点》,《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西北走廊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位于黄土、青藏、内蒙古三大高原接触带上),具有明显的生态过渡带的特点,又由于地域广阔,生态环境多样,使得西北走廊不仅成为历史上农、牧民族迁徙往来的通道,也为众多民族的生存发展提供了适宜的生态环境。今天,区域内居住的汉、藏、蒙、回、土、东乡、撒拉、裕固、保安、哈萨克、满族等民族就是历史上民族交流融合及适应环境的结果。

(三)山水间的南岭走廊

南岭是指位于中原与华南之间呈东西走向的五座主要的山峰(越城岭、都庞岭、萌渚岭、骑田岭和大庾岭)组成的天然屏障,其主要位于江西、湖南、广西、广东、贵州一带。在这些山岭之间存在着一些通道,这就是南岭走廊。南岭走廊是沟通中原与华南的桥梁,历史上是华夏民族向南迁徙的重要通道。今天生活在南岭走廊区域内的壮、布依、侗、水、仫佬、毛南、苗、瑶、畲族等民族就是南岭走廊民族迁徙和融合的结果。另外,南岭还是珠江水系和长江水系的分水岭,珠江的大部分支流及长江的赣江和湘江两大支流均发源于南岭,故在该区域水系发达,为南北交通要道,并与环南中国海区域有机联系成为一个整体。(48)麻国庆:《南岭民族走廊的人类学定位及意义》,《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南岭走廊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的纽带具有水、陆两栖“通道”之功能。

四、结语

探讨生态环境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关系,不是宣扬环境决定论,而是强调生态环境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演进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更新世早期全球气候普遍变暖期的大背景下,中国北方和南方分别孕育了旱作农业和稻作农业,到了更新世中期的“气候适宜期”,中华大地的史前文明达到了鼎盛,如仰韶文化中期的庙底沟文化和良渚文化等,形成了“满天星斗”似的多元性格局。距今4000年左右的全球降温事件,造成了中国北旱南涝的生态景观,使得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人口大量涌向中原一带,而南方的洪涝阻止了人口的进一步南迁,使得中原地区的人口超过了土地的承载能力,造成饥荒,社会动荡,引发不同部落之间的资源之争,并最终促使夏朝的建立,这也开启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化的历史进程。随后的四次低温时期,不仅引发农牧交错带的人口南迁,也使得北方的许多农耕民族纷纷南下,寻找适合于农耕的土地,并导致中国人口和经济重心的南移。尤其特别的是,有的低温期还迫使北方游牧民族挥师东进南下(如蒙古族人和女真族人),建立新的王朝,这在客观上搭建了中华民族一体化的格局。寒冷期过后的温暖期,改善了中国西北地区的生态环境,使得人口向西转移,促进了中华民族东部与西部的一体化格局。由此可见,气候这一生态因素在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辽阔的大地、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则为中华民族遭遇极端气候提供了“避难所”。例如,当遇到极端的低温气候,北方人口可以南下到亚热带甚至热带地区寻找到适合于耕种的土地,这或许是中华文明可以延绵不断的生态学原因,也是人类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典范。作为自然生态环境的“走廊”,历史上是不同生态环境区域之间民族迁移和文化交流的通道,地理景观上则是连接中华民族广袤区域的纽带,使之形成一个整体,呈现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诚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发展并绵延不断,除了生态环境作为基础性的因素外,文化因素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大一统”思想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得以延续的文化支柱。从与尧舜禹时代的“族邦联盟”机制相适应的带有“联盟一体”色彩的“天下一统”观念,到与夏商西周“复合制王朝国家”相适应的“大一统”观念,再到后来与秦汉之后的郡县制机制下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形态相适应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不仅构成了中华多元一体连续的阶段性特征,而且在与国家形态结构的演进过程中,“大一统”思想一直发挥着国家统一的内在动力之作用。尽管从秦汉开始中国历史经历了从统一到分裂再到统一的历史循环,但统一始终是中国历史演进的总趋势。(49)王震中:《“大一统”思想的由来与演进》,《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3期。所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生态环境因素与文化因素的综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