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生态文化述论

马成俊 刘子平

早在先秦时期,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中华先祖就已经关注到人与生态环境和谐共生的问题,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生态文化体系。这些文化虽散见于各种典籍,但数量庞大、信息量充足,成为后世深入梳理和研究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珍贵材料。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先秦史》中旁征博引,从民族疆域、农工商业、衣食住行诸方面论述先秦时期中华先民的文化和思想,其中亦包含不少关于先秦生态文化的内容。竺可桢对我国五千年来的气候变化研究后发现,早期仰韶和殷墟文化时期是中国的温和气候时代,当时西安和安阳地区有十分丰富的亚热带植物种类和动物种类,并以大量的考古和历史资料就秦以前各时代的气候变化做了详细的论证。(1)《竺可桢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79年,第477-480页。这为我们理解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形成以及气候对生态和生态文化的影响提供了新视野。史念海以纯粹史学的方法对先秦时期的先祖如何克服自然困难而求得生存进而适应水土(河山)有深入的研究,他认为先秦时期“人们的活动虽由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不过他们在悠长的岁月中一直在设法冲破自然环境的束缚,克服自然环境的困难,进而利用自然环境的所有条件”(2)史念海:《河山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24页。。宋蜀华在1995年就说到:“在我国热火朝天地进行现代化建设中,保护生态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以适应生产和生活的急剧变化,显然是十分重要的。”(3)宋蜀华:《我国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中民族学与生态环境和传统文化关系的研究》,中国民族学会编:《民族学研究》第11辑,北京: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11页。杨庭硕也认为,“生态危机开始威胁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因而,将生态建设作为一项专门的社会行动去加以倡导和推行,不仅是时代的新需求,同时也是人类社会发展中必须做出的新决策”(4)杨庭硕、耿中耀:《杨庭硕教授谈当代生态建设的转型与创新问题》,《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2017年第3期。。王玉德、张全明等以生态文化学为视角,梳理了中华五千年的生态文化,认为“大自然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人类处于被动状态。我们要研究生态环境的变化规律,发展、倡导与生态相适宜的文化,尽量保持与环境的最佳和谐,使我们人类生存的更加美好,更加永久”(5)王玉德、张全明:《中华五千年生态文化》,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8页。。总之,我国的生态文化资源非常丰富。尽管后来学者挖掘了部分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然力量薄弱,不成体系,更是缺少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去深入探讨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价值,因此难以实现将先秦生态文化纳入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中。

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地球是人类的共同家园。生态兴则文明兴。人类应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荒漠化加剧和极端天气频发,给人类生存和发展带来严峻挑战。”(6)《习近平向巴基斯坦世界环境日主题活动致贺信》,2021年6月5日,https://www.chinanews.com/gn/2021/06-05/9493142,2023年5月2日。这更加说明万物靠环境而生,人类文明依环境而兴旺。但不可回避的是,当下人类的生态环境正在遭受着不同程度的破坏。如今,生态问题已引起全球各界的重视并将其定为21世纪以来关乎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而备受关注。我国先秦时期是先民们开疆拓土求得生存而与自然环境不懈斗争的主要阶段,也是人类探索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而创造生态文化的重要过程,其中蕴含着人类改造自然、适应自然的宝贵经验。通过梳理典籍文献得知,虽跨越两千多年的时空界限,先秦时期的人们业已形成鲜明的蕴含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人类生态文化,而这些宝贵的文化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仍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一、盘古开天、划定九州:先秦时期的生境考察

自然环境是万物存续的根基。生境是具体地段各种生态因素的综合。中华大地自古就为中华生态文化的形成提供了这种根本性的需求。然在上古神话传说时代,中华大地还是一片莽莽,野兽出没期间,先祖们过着刀耕火种、茹毛饮血的简单生活,直至火的发明才改变了这种窘迫的局面。

先秦时代的具体生态环境情况无详细记载,但根据文献典籍提供的线索,我们可以推测其大概的样貌。吕思勉根据神话传说所描写的“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7)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47页。推断,“在上古时期,巢、燧、羲、农,略见开化的迹象。自黄帝御宇,东征西讨,疆域大拓”(8)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4页。。这为我们展现了黄帝之前中华生态环境的基本情况。由此可知,上古时期的中华大地,生态环境良好,大部分土地为植被所覆,适宜的气候、降水等条件为食草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进而各种猛禽、野兽繁衍发展,而早期人类与各种动物共存,具体数量虽不得而知,仅就“西北山林,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人以田猎为业”(9)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24页。“黄帝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1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等较多类似的记载以及近年来发掘的考古资料可知,这种“居无定所”的生活方式,其实便是典型游牧部落“逐水草而居”的样态,也说明只有良好的水草丰盈的生态环境才能支撑起当时众多部落的游牧、狩猎生活。除却正史的记载,我们耳熟能详的《盘古开天》《女娲造人》等神话作为认识上古社会的另一种补充,也给了人们认识当时生态环境的视角。据说盘古将混沌的天地分开后,他的身体分化为自然中的日月星辰、草木江河等。盘古为人类生态环境形成贡献了自己的生命,为万物繁衍提供了必备的条件。天地成形之后,大地上草木茂盛,环境美好,珍禽异兽生于其中,但未有人类,随后女娲抟土造人,中华大地便有了人的繁衍发展。

人类出现后也并非一帆风顺,首先遭受的就是天塌地陷后的野兽横行、洪水泛滥、干旱少雨。女娲及时炼石补天,这些问题终被解决。此后,人类才在这片土地上繁衍开来。然则神话传说毕竟不能从科学的角度去解释事物的本原,但其揭示了先民们探索自身和生态环境起源的事实,也在中华大地上烙下了明显的生态文化印记。及至大禹实施“左准绳,右规矩,载四时,以开九州,通九道,陂九泽,度九山”(11)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页。的一系列措施而治水成功后,将全国按地理区域分为九州,中华大地自此不再是单纯的自然地理区隔。对于“九州”(《禹贡》记载的是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之名,典籍中记载有差异,但禹开创的以地理区域分为不同行政区划的方法一直沿用至今。

先秦时期的植被覆盖率明显高于当前。如有学者研究发现,距今五千年前,黄河中上游地区的森林覆盖率中“甘肃为77%、陕西为45%、山西为63%”(12)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而“黄河中游的森林覆盖率在东周以前约为65%,春秋战国时期大致53%……”(13)史念海:《河山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3页。。黄河下游区域的森林覆盖率也很高。“河南是63%、河北是68%、山东是46%。”(14)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中国农史》1983年第2期。另有研究认为:“约在3000年前,我国森林和草原面积约占我国国土面积的70%～80%。仅就森林而言,大约占全国总面积的50%。”(15)《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25页。可见,成片的森林为先秦时期人们的生计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源,保证了人们生存的稳态延续。

另从气候方面看,“在距今5000至3000年的时段,我国气温总体上比现在高。当时黄河流域跟目前长江流域的温度相似,平均温度比当前约高2℃,其中一月比现在要高3～5℃。降水量相对也多。在新石器时代到夏商时期,黄河流域生长着大片的阔叶林和竹林,到处有獐子、大象、水牛、竹鼠等动物。但西周初年,气候极度变冷,不久又突然回升,便进入持续了700余年的新温暖期”(16)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国科学》1973年第2期。。可见,先秦时期尤其是夏商周时代,中华大地上气候宜人,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了独特的保障。先秦时期还有分布于全国各地的沼泽和湖泊。据载有长满水草的“九薮”(17)即荆州的云梦、扬州的具区、豫州的圃田、青州的望诸、兖州的大野、雍州的弦蒲、幽州的豯养、冀州的杨纤、并州的昭余祁。另外,古代“三”和“九”泛指多,此处的“九薮”从出自不同地名看,可能仅为各地选择的有名的且能代表地方特色的湖泊总数。,可见当时湖泊众多,生态良好。

近年来考古学界大量大象、犀牛等动物化石的发现,说明在洪荒时期中华大地为众多生命的存续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及至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以及齐家文化、马家窑文化等的不断发掘,石器、骨器、陶器、玉器以及猪、狗、马、羊、鹿、象等动物骨骼的大量出土,都证明先秦时期中华大地的生态环境十分适宜动植物的繁衍发展。

综上,先秦时期的中华大地森林广布、河湖交错、动植物多样,为先民的繁衍生息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也为中华民族孕育优秀的生态文化提供了沃土。

二、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形成及主要内容

生态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是人类与自然之间长期互动的结果,一方面人类施力于生态环境以求生存,另一方面生态环境反作用于人类社会并给人类生活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先秦时期是中华先祖逐步改造和适应生态环境的阶段,也是与生态环境激烈斗争而形成中华民族早期优秀生态文化的重要阶段,而此阶段是逐步向前发展、变化的。

1.钻木取火和刀耕火种是先民们根本性的生态文化创造。上古先民经历了一段漫长的采集、渔猎生计方式。据载:“上古之世,……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日燧人氏。”(18)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47页。后燧人氏创钻木取火之法,教民烤熟食,结束了远古民茹毛饮血的历史,将人类从动物生吞活剥的习性中脱离出来,完成了从生食到熟食的飞跃,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燧人氏开创了华夏生态文明。之后伏羲氏根据自然界天地万物之变化,创立了蕴含“天人谐和”思想的八卦,教人们驯养家畜、制作网罟。司马迁云:“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1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61页。伏羲时代的先民完全使用火烤食食物,并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人的智慧更好地适应生态环境。

相传神农氏发明了刀耕火种的农业耕作方式,教民饲养家畜、播种五谷、采药治病,使先民们从纯粹的游牧社会过渡到了农牧结合的社会,道教将其奉为五榖神农大帝。当时由于人口增多,为解决生计问题,神农于是“作耒耜,播百谷”(20)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50页。并“教民播种五谷”(21)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7页。。神农又遍尝百草,采药治病,创造了中华医学。据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22)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477页。。另外神农氏制定部落规约,首创男耕女织,要求全民参与生产劳动,进一步探索自然并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神农制法云:“‘丈夫丁壮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亲织,以为天下先。”(23)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76页。可见,神农时期人们能利用自然环境,发挥农业优势,解决衣食问题。

2.追求社会发展与破坏生态环境并存。先秦时期,人们除了改善基本生活条件而进行了小规模的生态环境破坏活动外,还有大规模的铸造青铜器、伐木修建、追求厚葬、兼并战争等,尽管在推动经济社会和生态文化发展上都有很大的贡献,但是这些进步是以破坏生态为代价的。

伐木为碳,铸造青铜。商时青铜器的出现为中华文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作为生产工具的青铜器在冶炼和铸造过程中增加了人们破坏生态环境的力度,加之当时生产技术落后,每一件青铜器的成型背后都对应着一片森林的消亡。如1939年在河南安阳武官村出土的司母戊大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达832.84千克。这是古代青铜文化的杰出代表,而也有大量的森林为此而遭砍伐。

砍伐森林,大兴土木。春秋战国时期邦国林立,大兴土木。据载吴国花9年时间修建了庞大的姑苏台,后来扩建,作为奴仆的越王勾践派遣3000木工入山伐木,但是找了一年却没找到合适的木材,可见当时对树木的砍伐破坏程度令人震惊。据载,“一年,师无所幸,作土思归,皆有怨望之心,而歌《木客之吟》。”(24)崔冶译注:《吴越春秋》,北京:中华书局,2019年,第227页。至于秦国修筑阿房宫所破坏的林木当无计其数,唯有“阿房出,蜀山兀”可以为证。

开山挖树,追求厚葬。先秦时期,兴厚葬之风,尤其是王公贵族修建陵墓时要开山挖树,制以巨石枋木,筑以糯米夯土及木炭,层层棺椁皆为上等木料,这对森林资源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如1996年在浙江绍兴县发掘的印山大墓,从封土顶到墓底深达24米,墓道全长54米,墓室外侧裹以140层干树皮,其中所用各种木材达500立方米,木炭超140立方米,青膏泥5700余立方米。(25)田正标、黎毓馨、彭云,等:《浙江绍兴印山大墓墓主考证》,《东南文化》2000年第3期。

伐树以备战。战争往往使树木遭大肆砍伐,进而森林被毁,必然又造成水土流失。春秋战国时的大规模兼并战争不仅毁坏了大片的林木也极大地破坏了当时的生态环境。如秦7次攻打魏国后,魏国内“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麋、鹿尽……”(26)缪文远、缪伟、罗永莲译注:《战国策》,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763页。除却毁林,战争中诸侯国随意改挖、封堵河道、堤坝,企图用大水淹没敌方,致使大量农田被毁,危及邻国。当然,还有一些偷挖金矿,毁山毁林,破坏生态的贪婪者。这种行为也极大地破坏了生态环境,让许多无辜者遭受自然的惩罚。

3.治水是先民们创造生态文化的伟大实践。先秦时期的治水能手有共工、禹、李冰等,在他们的带领下洪水得到有效治理,在不断实践中所创造的生态文化和形成的治水精神至今传承。共工是典籍中最早的治水专家,他居住的伊水和洛水流域当时洪水成灾,人民深受其害。共工所采取的是“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之法,即用土阻挡和攫高处土石来填埋低洼之地以增平地的治水办法,取得良好效果。共工之子土也善治水,而且充分汲取和发挥其父治水的经验,洪水得到有效治理。据载,“(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27)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71页。。经过共工父子的治理,人们既发展了水运也开辟了陆路交通。可见当时所使用的“平”的治水策略取得了成功,也在生态治理方面积累了经验。

大禹治水前,爆发了可怕的洪涝灾害,导致草木疯长,猛兽泛滥,土地被毁,人退兽进。据载,当尧之时“龙门未开,……四海溟涬,草木畅茂,禽兽繁殖;民无定所,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28)吕思勉:《中国通史》,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31页。。尧和部众商议治水之策,先是起用鲧,但其并无良策,结果是“九载,功用不成”(29)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页。。鲧使用的治水之策是用土挡,但洪水太大,土石不可挡,遂无功被杀。舜继承尧位后临危受命,决定起用鲧之子禹解决遗留的水患。禹总结其父失败的原因,改变以往用土石阻挡的治水之策,使用因势利导的方法,经13年奋战,终将洪水治伏。大禹治水期间,兢兢业业、三过家门而不入,深受百姓尊崇。据载:“禹……,乃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30)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7页。大禹治水一方面为先民们治理水患提供了宝贵的经验,让治水的方法从单纯的“堵”转向利用地形地势的“导”;另一方面也是先民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战胜自然、克服困难的重大胜利。遍布我国各地的禹王台、禹王庙等遗址,足以显示大禹之功。大禹治水和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精神至今仍是激励中华儿女的精神力量。

春秋战国时期,先民们在生态文化方面最为突出的成就是秦国修建的都江堰。公元前256年,李冰受秦昭襄王命任蜀郡太守,其间李冰父子组织民力修筑了著名的水利工程都江堰。当时,蜀地多受水灾,万亩平原上时常洪水奔腾严重阻碍了农业的发展,人民为此叫苦不迭。李冰到任后,下定决心要根治水患,造福蜀地百姓。他首先查清水患原因是岷江在川北受落差影响,水流湍急进而冲刷、携带大量泥沙到下游的平原后泥沙堆积、河面上升导致淤塞河道而引起。所以,李冰将都江堰的整体修筑规划为岷江之内江和外江两部分,将内江水引入成都平原进行灌溉,让外江水沿岷江自然流走,这样既可以分洪减灾又可以变害为利。只要每年枯水期间,将内江的泥沙清理干净便可百年受益。之后,李冰父子带领百姓利用烧火取石、竹笼装石筑堤等方法修筑了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宝瓶口进水口三大主体工程。公元前251年都江堰正式竣工,造福川蜀百姓2000余年,让昔日的灾害之地成为天府之国。据载:“李冰作大堰于此,壅江作堋,堋在左右口,谓之湔堋,江人郸江,捡江以行舟。又西于玉女房下白沙邮作三石人,立水中,刻要江神:水竭不至足,盛不没肩。是以蜀人藉以为溉,不知饥僮,沃野千里,世称陆海,谓之天府也。”(31)陈桥驿译注:《水经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3页。2000年,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都江堰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4.先秦时期设立了专门进行生态保护的专人和官职,并出现了相关著述。这极大地推动了生态文化的发展,奠定了中华传统生态思想发展的基础,也让传统生态理念得以传承,伯益是与禹并肩抗洪的战友,也是一位在生态方面有深入探索的人物,他驯养家畜,用火赶走野兽争取人畜生存空间。据载:“佐舜调驯鸟兽,鸟兽多驯服,是为柏翳。”(3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29页。另外,伯益还是水井的发明者,为百姓用水带来便利,促进了农牧业的发展。百姓为纪念伯益在驯养家畜上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利益,将其称为百虫将军。史载:“伯益,字陵敬,为唐泽虞,是为百虫将军。”(33)董斯张:《广博物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980-296页。

苌弘是典籍记载的先秦时期最早专门研究生态的学人,他对天地成形、日月运转、风雨变化、生态规律等都相当精通,是一位有卓识的生态文化学者。据载,“昔者苌弘,周室之执数者也,天地之气,日月之行,风雨之变,律历之数,无所不通”(34)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25页。。不幸的是他遭小人陷害,受车裂之刑而死。

白圭首次提出了“千里之堤毁于蚁穴”的重要理念,是战国时期有名的河堤修筑官员,也是我国最早致力于河堤筑造和修缮的专家。据说,当时各诸侯国为了应对黄河泛滥而纷纷修筑堤坝,但效果不彰。白圭认为千里堤坝经常是因为蚁穴而遭受破坏,所以他在修筑和修缮堤坝的时候特别注意清除堤中及周边的蚁穴,结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据载:“白圭之行堤也塞其穴,丈人之慎火也涂其隙。是以白圭无水难,丈人无火患。此皆慎易以避难,敬细以远大者也。”(35)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74页。。

周代设置了我国古代最早的保护生态环境的官员,其职责分明、分工明细,对保护生态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对历代王朝的生态保护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如专管土地、人口、教化的“大司徒”,负责在山野养牲畜的“牧人”,掌管饲养官府之牛的“牛人”,主管祭祀用牲畜的“充人”,掌管土地法令并划分土地等级的“土均”,选择适宜土地播种不同的种子并除草、施肥的“草人”,专管稻田种植的“稻人”,规划城区与郊野的“王者”,冬供狼、夏供麋的“兽人”,按照季节捕鱼的“渔人”,负责龟鳖蛤蚌事务的“鳖人”,负责推土和植树的“封人”,区别土地用途的“载师”,负责改良土壤的“草人”,调查、治理山林、河流的“林衡”或“川衡”,管理湖泊的“泽虞”,负责饲养禁中的“囿人”,管理人民殡葬、墓地的“墓大夫”,掌理灰炭收集的“掌炭”,管理道路通畅的“合方氏”,等等(36)刘波、王川、邓启铜注释:《周礼》,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59-69页。,不一而足。这些官职都有详细的职责划分,要求恪尽职守,目的是实现生态平衡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

战国末成书的《吕氏春秋》按照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自然变化逻辑编写,对每个节气的物候情况做了详细的记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记载物候现象的著作。全书体现了大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保护思想。如将一年分为四季,一季又按孟、仲、季分为三月并对一年每个月的各项事务作了具体的安排。如“正月:祭祀山川,爱护耕牛。禁止砍伐狩猎,不伤鸟卵,不置城郭;二月:无损幼苗,蓄养幼畜。无竭川泽,无漉陂池,无焚山林;三月:无伐桑柘。放牧牛马,使其交配;四月:不起功,不动众,不伐树。驱兽远离五谷,但无田猎;五月:保护蓝草以为染料,无烧炭;六月:虞人入山无砍伐,不土功。以热汤粪田畴,美土疆;七月:完堤防,谨壅塞,备水涝;八月:行事不逆天数,须时,乃因其类;九月:伐薪为炭;十月:守边境,备要塞,谨关梁,堵蹊径;十一月:无作土事,无发盖藏,无起大众;十二月:祭天地。”(37)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654页。《吕氏春秋·义赏》又载:“竭泽而渔,明年无复得鱼之利。焚薮而田,明年无复得兽之利。”(38)陈奇猷:《吕氏春秋新校释(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792页。这是典型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实现生态平衡的生态思想。《黄帝内经》总结出疾病和健康的调理也要遵循自然之道、顺应天时,蕴含很多的生态文化思想。《礼记》亦有“孟春之月,乃修祭典,命祀山林川泽,牺牲毋用牝。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39)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297页。的记载。这些都告诫人们要爱护自然、保护自然,努力做到人与自然友好相处。《孟子》也载:“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树木不可胜用也。”(40)方勇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页。除此,《管子》《夏小正》《周易》《庄子》等著作都包含有大量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知识和文化。

5.历法和节气是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精髓。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农业在先秦时期已经成为先民们的支柱产业。为了更好地指导农事、提高农业生产以及提高先民们适应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从颛顼时代开始探索时令和节气一直是先祖们未曾停止过的创举。通过考察时令和节气,认为人要遵循自然规律而行事才能和自然和谐共生。所以,探索自然规律以促进人事的进行是先秦时期生态文化的精髓。

颛顼是黄帝之孙,他制定了四季和二十四节气,创制的19年7闰的《颛顼历》一直沿用至西汉,被尊称为历宗。夏时出现了根据物候和天象的变化制定的历法——夏历,教人们按照月份来安排事务。《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41)陈桐生译注:《国语》,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5页。说明夏时人们就已经追求与自然的和谐,使人类活动在时间和空间上相互协调。正是因为二十四节气数千年来对农业生产、人们的日常生活所具有的重大意义,201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占卜是先秦时期的先民们对中国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当时人们先用火焚烧龟甲、牛肩胛骨等物,后根据其上的裂痕来判断事情的吉凶,并将所得卜辞刻于甲骨上。这些卜辞包含了许多生态文化的内容。经郭沫若等学者考证,卜辞中有记载蝗害及火烧、网捕等灭蝗的方法。

6.生态保护律法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制度保障。先秦时期生态保护律法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由部落规定到明文成法的过程,且已经形成了处罚力度很大的生态保护法令。据说黄帝首次提出了生态保护,他要求人民对自然资源用之有度。《史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42)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页。黄帝的倾心说教被人们接受,并作为一种生态保护理念传承下来。

大禹时期出现了明确保护生态的禁令。据记载,“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夏三月川泽不网罟,以成鱼鳖之长”(43)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彙校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06页。。禹之禁令使人与环境间和谐共生的思想得到传播并得到认可。及至后来,有“先时者杀无赦,不逮时者杀无赦”(44)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99页。的规定,明确规定对破坏生态者要处以死刑。

我国最早的生态保护法令要属周王室所颁布的《伐崇令》,该令规定,不能破坏房屋,不能填埋水井,不能砍伐树木,不能宰杀六畜,有不如令者,死不赦。反映了当时周王朝对生态保护的重视。

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地方政权也都出台了相关的生态保护法规。齐桓公身先士卒下令禁止厚葬以保护林木。据载,当时齐国厚葬之风盛行,布匹因葬衣用尽,林木因棺材砍伐殆尽,齐桓公甚为着急,便求教于管仲,管仲对曰:“‘凡人之有为也,非名之则利之也。’于是乃下令曰:‘棺椁过度者戮其尸,罪夫当丧者。’”(45)高华平、王齐洲、张三夕译注:《韩非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104页。对违背厚葬规定的处罚在保护森林生态上确实能起到重要作用。

秦国制定的《田律》是诸侯国中一部较为杰出的生态保护律法,要求基层官员及时汇报旱、涝、虫害,不作为者要严惩。如《田律》载:“春二月,无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堤水。不夏月,无敢夜草为灰,无取生荔、麛卵彀,……毒鱼鳖,置阱网。到七月而纵之。唯不幸死而伐棺椁者,是不用时。邑紤之皂及它禁苑者,麛时无敢将犬以之田。百姓犬入禁苑中而不追兽及捕兽者,勿敢杀;其追兽及捕兽者,杀之。河禁所杀犬,皆完入公;其它禁苑杀者,食其肉而入皮。”(46)《睡虎地秦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0页。

7.抗旱求雨体现了人类在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助。先秦时期,先民们与旱灾的斗争最为艰苦。干旱是极端的自然灾害之一,而长期的干旱又是引发土地沙漠化、火灾、蝗灾等的主要原因。先民们面对干旱及相关联的灾害时只能求助于神人和苍天,不论效果如何,但在不断摸索中创造了相应的生态文化。

尧时严重的干旱导致天气酷热、庄稼无收,猛禽野兽威胁百姓安全,一时间民不聊生。据载,“尧之时,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猰貐、凿齿、九婴、大风、封豨、修蛇皆为民害”(47)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面对严重旱情,无能为力的人们只能祈求神人相助。后羿不负众望,成功射掉九个太阳并射杀猛兽,最终解除了灾害。据载:“(羿)上射十日而下杀猰貐。”(48)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82页。后羿射日虽为上古神话,但折射出先秦时期人们与干旱作斗争的经验与愿望。

商朝时,天大旱7年不雨。经占卜,要祀天方可有雨。汤为拯救万民愿以自己为人祭以求降雨。汤于是“使人积薪,剪发及爪,自洁,居柴上,将自焚以祭天。火将燃,即降大雨”(49)林素英:《从祭祀立尸与燕尸之礼以观周代人文教化精神与意义——以〈丝衣〉〈楚茨〉〈既醉〉〈凫鹥〉为讨论中心》,《诗经研究丛刊》2011年第1期,第12-42页。。

西周末年出现连年大旱,尤其是“厉、宣、幽、平诸王时的旱灾尤为严重,历时150多年。其中宣王时干旱历时7载”(50)史念海:《河山集》,上海:三联书店,1978年,第34页。。西周王朝发动人马连连求雨但屡试不应。然祸不单行,公元前780年镐京发生强烈地震,致使河水断流、山体塌陷,西周国力下降。周幽王十一年,申候趁机联合西夷、犬戎等攻打西周,幽王在骊山被杀。周平王继位后迁都洛邑,在天灾和人祸双重打击下西周彻底灭亡。

干旱还是引起蝗灾的一大原因。西周时的蝗灾严重危害经济生产。对于蝗灾形成的原因,百姓认为是气候反常、时令颠倒所致。主要原因是“仲春行夏令,则国乃大旱,煖气早来,虫螟为害”(51)胡平生、张萌译注:《礼记(上册)》,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第304页。。治理蝗灾,成为当时统治者治理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来贯彻落实。管仲认为:“故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虫,一害也。……五害已除,人乃可治。”(52)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325页。蝗虫贪食田禾所经之处寸草不生,春秋时宋国国君贪婪敛财,百姓就将这两种贪婪联系到一起,又认为是君王无德而招致蝗灾。当时,“雨蠡于宋,是时宋公暴虐刑重,赋敛无已,故应是而雨蠡”(53)孙正军:《中古良吏书写的两种模式》,《历史研究》2014年第3期,第4-21页。。对蝗灾的应对,人们除了祈求八蜡神外也主动用火烧的办法灭蝗。可见,先秦时期人们在治理干旱过程中付出很大的代价,尽管如此,干旱依旧是先民们无法克服的自然灾害。

三、先秦时期的生态理念及其特质

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理念是在先民们与大自然不断斗争过程中创造出优秀生态文化的基础上凝练而成的,这是先民与自然长期斗争和适应的结果,也是古代生态文化的智慧结晶,对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1.多元崇拜构成敬畏自然的源泉。先秦时期的先民们受当时所处生态环境的限制,自身力量渺小,对于许多自然灾害无力控制,也无法去解释其原因,于是就求助于超自然力量,这就催生了先秦时期的多元自然崇拜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祖先崇拜。祖先崇拜是先秦社会极其流行的,凡是在生态环境改造和治理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人都被尊奉为神祇进行供奉和祭祀。如神农氏在道教中奉为五榖神农大帝。共工怒触不周山后又给人们带来了新的灾难,为防止其再发怒故建共工神台进行祭祀。后羿去世后,人们为了感恩他的功德,将其供奉为宗布(祓除灾害之神)进行祭祀。据载,“羿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54)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339页。。

其次是鬼神崇拜。颛顼在制定历法后,劝导民众禁绝占卜问神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人们对鬼神精灵崇拜的热情并没有降低。因为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恐惧是与生俱来的,先秦时期人们对各种自然灾害的成因不了解,所以不论君王还是百姓面对一些灾害时只能祈求鬼神的帮助,这可能与早期神话传说对人们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如周灵王时逢大旱,便请江湖术士求雨。同时,还存在许多以人为祭品或暴晒或火焚的方式求雨的现象。如将巫师暴晒于烈日下或者用火焚烧以求天降甘霖。董仲舒《春秋繁露》载:“春旱求雨,……暴巫聚尪八日。”(55)张世亮、钟肇鹏,等译注:《春秋繁露》,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584页。更有甚者,巫师以河伯娶妻为名每年将一名貌美女子投入河中来换取河伯降雨,直到被西门豹揭穿后才停止。

最后是动物崇拜。商人自认为是玄鸟的后裔。据说商人的始祖契的母亲简狄在河边洗澡时,捡食了一枚玄卵后受孕而生了契。《诗经·商颂·玄鸟》载:“天命玄鸟,降而生商。”所以商人崇拜玄鸟,视其为图腾。周人始祖后稷的母亲姜原未成婚但因踩了巨人脚印而怀孕后生后稷。据载,“居期生子,认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等过者皆避不践;徙置于林,适逢林中多人,迁之;而弃于冰上,飞鸟以其翼覆之。姜原以为神,遂收养长大”(56)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7页。。故而,周人对牛马、飞鸟心存尊崇。

先秦时期人们认识世界和探索自然的能力深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对自然灾害的恐惧使人们认识到自身的渺小与神灵的伟大,自然崇拜因此产生并成为先民们生态文化中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人们敬畏自然的主要源泉。时至今日,“头顶三尺有神明”仍旧被奉为对待自然的一种朴素态度,许多地方性知识中也保存着不少的多元崇拜元素。因此,先秦时期形成的敬畏自然的思想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中,仍旧有着重要的启发,因为“科学并不是在愚昧的草原上发芽成长的,而是在一片有巫术和迷信的丛林中发芽成长的。早期的宗教及自然科学就是于妖术和巫术所形成的观念中脱胎而出的”(57)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李珩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年,第27页。。所以,需要充分发掘地方性知识,让敬畏自然的生态思想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朝着健康的道路发展。

2.治水精神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主要内容。先秦时期形成的生态文化除了上述共工治水、大禹(鲧禹)治水、李冰修筑都江堰及“平”“导”“分”的治理水患的方法,还有精卫填海、八仙过海等关于与水斗争的神话传说。其中治水所体现的不怕困难的精神一直是激励中华民族面对困难时要奋勇前进的动力,“三过家门而不入”更是上升为一种敬业精神,几千年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推崇。

3.遵德循礼是先秦时期生态思想的主线。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将生态与君王的德行密切联系起来,既表现了生态文化的多样性,也表现了先民对生态环境的探索。将德和礼巧妙地融入生态文化是先秦时期生态文化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不仅在当时有着很大影响甚至在历朝历代的统治中都占有很大的分量。其认为君王德行贤明高尚、爱民如子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反之则灾患频频,最终导致亡国。据《淮南子》载:“黄帝治天下……于是日月精明,星辰不失其行;风雨时节,五谷登熟,虎豹不妄噬,鹫鸟不妄搏。凤凰翔于庭,麒麟游于郊,青龙进驾,飞煌伏皂,诸北儋耳之国,莫不献其贡职。”(58)刘安:《淮南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144页。黄帝德行高尚,善于用人,遵循自然规律且提倡节约用物,所以风调雨顺、百姓安居乐业、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四周部族如百鸟朝凤前来通好。然而商朝末年的纣沉迷于建造苑囿而享受娱乐,过着奢靡生活。据载:“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雨。”(59)庄适选注:《新序说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第37页。纣王所造的皇家动物园内奇珍异兽充仞其中,而这些皆由增加赋税所得,加速了商朝的灭亡。最终,周武王指出纣罔顾天地,不遵礼守德,耗费资源的罪行,故受上天旨意而征讨,在牧野之战中大败商军并取而代之。

有德之君还要遵守国与国之间救灾恤邻的生态关系,逐渐形成一种不能落井下石的处世之道,这也成为我国人民几千年来调和国际关系、邻里关系和个人关系的原则。如秦国在晋国发生饥荒时念邻里之情运粟帮助救灾,但后来晋国却趁秦国受灾来袭,结果秦国转败为胜,晋国被灭。据载,“晋饥,秦输之粟;秦饥,晋闭之籴”(60)郭丹译注:《左传》,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54页。。先民认为,国与国间不乘其之危而给予救助,是一种行道和积德行为,也是人调和、适应环境的准则。

4.居安思危成为应对灾难的准则。居安思危思想的精华在于即使在太平年间仍要做好粮食、武器等重要物资的储备,一旦发生突如其来的灾害也能轻松应对,不至于手忙脚乱而造成更大的损失和混乱。这种思想在先秦时期就彰显其生态智慧。如“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61)方勇译注:《孟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5页。。若没有充分的粮食储备,当有灾患发生就会自乱阵脚,甚至会引起其他事故的发生。“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62)李山译注:《管子》,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页。这一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生计和生活,乃至成为人们应对自然灾害的准则。居安思危思想还体现在不论是士绅官宦还是黎民百姓,平常的开销用度要根据收入的多寡进行,盛年适当消费,灾年则减少不必要的用度,杜绝超前消费,厉行节约。史载:“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本荒而用侈……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63)方勇、李波译注:《荀子》,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65页。这也是当下提倡适度消费理念的体现。

5.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思想为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智慧。如在商朝律法中,对随意向空中抛洒灰尘者要砍去手臂。据载,子贡对在空中撒灰者削手之法不解,问之孔子。孔子回答:“知治之道也。夫弃灰于街必掩人。掩人,人必怒。怒则斗,斗必三族相残也。此残三族之道也,虽刑之可也。”(64)黔容:《秦刑弃灰原因》,《社会科学辑刊》1982年第5期。孔子认为,空中洒灰是人人都会的事,但灰尘落到别人身上必引起斗殴乃至家族间相互残杀,只有严刑方能制止并促成友善、和谐的社会。这对继续完善《高空抛物罪》以有效保障人民财产和生命安全提供了思路。再者,管仲提出农民缴纳税额要依据其土壤肥力,认为“相地而衰征,则民不移”。这说明,当前我国实施的差额上税法其实在先秦时期就已经有了雏形。

至于当前普遍使用的农田轮换耕种、套种等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方法,在先秦时期的典籍中就有明确而又详细的记载。荀子说:“今是土之生五谷也,人善治之,则亩数盆,一岁再获之。然后枣李瓜桃以盆鼓,百蔬荤菜以泽量,六畜禽兽刦车,鼋鼍龟鳖蝵鳣以时成群,凫雁飞鸟如烟海,昆虫万物生其间,可以相食养者不可胜数也。”(65)章诗同:《荀子简注》,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第98页。所以,能充分利用土壤和动物的差异性来耕种和蓄养,有利于动植物资源的有效利用,减少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具体的做法是:“上田一年一垦,中田二年一垦,下田三年一垦。种谷不得种一谷,已备灾害。田中不得栽树,以伤五谷。环屋舍种桑、荻、杂菜。畜五母鸡,两母豕,瓜果种疆畔,女尚蚕织。”(66)吕思勉:《先秦史》,北京:北京日报出版社,2018年,第68页。最终老有所养,死有所葬。这种有效、合理的半农半牧的生计方式在我国广大农村普遍存在,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四、讨论与结论

经对先秦时期的生态和生态文化的梳理,可见探索生态环境和人类的关系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主要的议题。人类利用、改造和适应生态环境的过程也是创造文明和文化的过程,生态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反作用力又增强了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但是人类在这个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一方面,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先秦时期不断增多的自然灾害表明生态环境自身具有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所以要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永恒的追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明确,中华先民在先秦时期积淀、创造的生态文化和思想虽是我们无尽的财富,但由于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的变革,我们当前所处的工业化时代生态环境与先秦时期的生态环境相比明显不同。先民们构筑的中华民族生态智慧宝库在解决当前的生态难题中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生搬硬套;同时,先秦时期中华大地的生态状况以及中华先民对生态问题的理解与同时代其他诸如欧美等地方的生态问题及生态思想截然不同。因此,不假思索地借鉴、照抄国外“先进”的思想和经验来解决我国的生态问题也未必合适。

当前,当今世界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之以俄乌冲突、以巴冲突为代表的国际政治局势的不稳定性,对于有着14亿人口的中国来说,既要面对国际局势的不稳定带来的压力,也要面对生态环境自身带来的影响,更要注重如何有效地推进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美国学者唐纳德·沃斯特在20世纪90年代曾指出:“对于下个世纪的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与自然的关系更为重要的事了,没有什么事比能改善这种关系更能影响人类福祉了”(67)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系——生态思想史》,侯文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2页。;英国学者霍布斯鲍姆也提到,“21世纪最重要的任务是克服人对周围环境和生态造成的重大影响所造成的后果”(68)霍布斯鲍姆:《马克思至今仍然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人物——霍布斯鲍姆访谈录》,李兴耕译,《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5年第1期。。那么,如何调和国际、国内矛盾进而更好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就成为亟须解决和深入思考的问题。因此,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中包含的生态智慧至今对我们都有积极的意义。

总而言之,先秦时期开创的生态文明、创造的生态文化、积淀的生态思想是中华5000年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生态文化的根基。继续发掘、研究先秦时期的生态文化,不断探究人与自然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的关系,进一步参考和借鉴先秦时期先民们处理人与生态环境关系的方法与智慧,这对推动当下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