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古文课程传统医德的内涵与实践 *

李美辰 李永宸

（广州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医古文课程是高等院校中医药相关专业的必修课程，撷取历代中医古籍中的精华文本，涉及医家传记、医籍序跋、医论药论、医案医话等篇目，蕴含丰富的医德教育内容，凸出医德教育的重要性。医德思想植根于儒家思想，故有“大医必大儒”之说。儒家思想的核心为“仁爱”思想，而仁爱思想亦是中国古代医生职业道德伦理的核心内容。该思想对当今的医学生仍具有教育与借鉴意义。

稽考医古文文选与古代涉医资料，从“仁心”观、“仁术”观等方面回顾与阐发中医古籍中蕴含的医生职业道德伦理。

1 中医古籍中的仁心观与仁术观

“仁心”一词最早见于《孟子·离娄上》［1］：“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及《孟子·离娄下》［1］：“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孟子以为，君子异于一般人的地方在于两点，一是心存爱心，二是从爱心出发处理社会关系。能做到这两点的人就是君子，能受到人们的爱戴和敬重。因此，“仁”的核心内涵是爱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仁者爱人”。孔子曰：“博施于民而能济众”［2］。在孔子眼里，能广泛施恩于民众、救济民众的人，是最高境界的人。清代学者袁枚认为：“圣学莫如仁”［3］，意即“仁”是儒学的最高境界。

《大医精诚》中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即是“仁心”的集中诠释；能“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勿避崄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4］的“苍生大医”，就是“仁人”，这是孙思邈对后世行医者的期许。朱丹溪弃儒学医，是基于“士苟精一艺，以推及物之仁，虽不仕于时，犹仕也”［5］，这是他以己度人的大爱。《赠贾思诚序》中“张君”因贾思诚医生对其“视余如手足之亲，无所不致其意”，而致信宋濂，望其为贾思诚“大书特书”，亦是对“医者仁心”的大力褒扬［6］。医者仁心，仁者方显大爱。华佗治病，上至宰相、郡守，下至小吏、平民，无所不包。“一贫妇寡居病癞，（丹溪）翁见之恻然”而为其诊治，这都是医者仁心的集中体现。

“仁术”一词最早见于《孟子·梁惠王上》：“无伤也，是乃仁术也”。梁惠王看见用于祭祀的牛在发抖于心不忍，建议以羊易牛。齐国百姓认为梁惠王吝啬，而孟子认为他有恻隐之心，其施行仁政的策略“是乃仁术”，后该词专指医术。孟子据此认为梁惠王具有行王道的思想基础，“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为爱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1］。

古代医家主要从两方面论述“仁术”，一方面历代医者深知习医之难，“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孙思邈认为，“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兹矣”［4］。张仲景亦感叹：“自非才高识妙，岂能探其理致哉”［7］。所以医家认为，作为医者应有“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学习态度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实践精神，提醒后世医者学习医书时应做到“学而知之、多闻博识”。这也成为后人习医的重要方法。王焘在《外台秘要》序中说：“若不能精究病源，深探方论，虽百医守疾，众药聚门，适足多疑，而不能一愈之也”［8］。故医者须有刻苦钻研、孜孜不倦的治学态度，这是行“仁术”的一个重要方面。另一方面，医者应有“审谛覃思、一丝不苟”的诊疗态度。孙思邈认为，能做到“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且不会“恃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4］，只是用来救治苦难的技术，就是仁术。精于所学且谦虚谨慎，方能成就医者仁术。

2 传统医德是仁心与仁术的结合

首先，传统医德体现在责任心与使命感上。东汉末年，瘟疫横行，张仲景对家族死亡伤感不已，于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写成《伤寒杂病论》。他认识到前代医家对《黄帝内经》的注释不完备且错误甚多，甚至以讹传讹，影响了世人理解与运用。因此耗费30 余年，分12 类注释《黄帝内经》，撰著《类经》。“是役也，余诚以前代诸贤注有未备，间多舛错，掩质埋光，俾至道不尽明于世者，迨四千余祀”“第以人心积习既久，讹以传讹，即决长波犹虞难涤，使辨之不力，将终无救正日矣”［9］，张仲景认为，如果自己不纠正前人的错误，最终将没有人能纠正，体现了他完成《黄帝内经》注释的责任心与使命感。吴鞠通目睹世人以伤寒法治疗温病，以致轻者以重，重者以死，而撰著《温病条辨》，其动机与目的是“为济病者之苦，医医士之病，非为获利而然”［10］。

其次，传统医德体现在救世济民上。其初始内涵停留在救治疾病、保养身体等朴素认知上，且救治对象比较具体。“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7］。既而推广到国民、百姓的层面，并担负起繁衍后代、提高国民预期寿命与医生医疗技能等重任。如孙思邈“誓愿普救含灵之苦”［4］，苏敏“拯生灵之性命。传万祀而无昧，悬百王而不朽”［11］，王焘“以救性命之昏札，俾厥土宇用能康宁”“拯黎元于仁寿，济羸劣以获安”［8］，王冰“君臣无夭枉之期，夷夏有延龄之望。俾工徒勿误，学者惟明”［12］。人民健康长寿是医者的共同愿望。

最后，传统医德的最高境界，体现在医学是仁学、医术是仁术的认知上。朱丹溪认识到读书人精通医术，以医术服务民众，这是践行孔子的“仁学”，与为官行仁道殊途同归。袁枚则全面阐述这一传统医德，其理论逻辑是掌握一技之长且服务于民众，即可以不朽；学问贵在亲身实践，而医学是实践之学，不是空谈之学；最高尚的学问是仁学，医生运用医术救治百姓，使百姓健康长寿，就是实践仁学；医生没有领薪俸，却实践“仁学”，世上没有比这更伟大的，“而何必舍之以他求”［3］。

这种不求名位而行仁爱之学的做法，与宋濂所抨击的“其视吾民之颠连，漠然若秦越肥瘠之不相维系”的为官者对民众的冷漠之情，形成何其鲜明的对比！北宋参知政事范仲淹认为“利泽生民”是读书人的崇高志向，读书学道而居相位是实现这一志向的途径，“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为然”“不然，愿为良医”“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医”［13］。即如果做不成宰相，愿意做良医，因为做良医能实现“救人利物”的心愿。

中医传统医德的形成是由医界精英与士人儒者共同推进的，前者侧重于救治民众、纠正医界弊端、留下传世之作，体现了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后者则以其宽阔的视野与超前的认知，从根本上淡化传统士、农、工、商的等级观念，为医术、医生正名，为提高医生的社会地位而疾呼。由仁爱之心到医者“仁心”，由“施行仁政的策略”而至“仁术”，“仁心”“仁术”二者渐至混融如一，共同组成了中国传统医德的核心理念。仁爱思想是中国古代儒家的最高思想境界，“医乃仁术”则赋予医术以道德内涵，中国古代“医乃仁术”的认识蕴含着现代医学道德伦理所言的人道主义的萌芽，而人道主义是现代医学恪守的基本伦理道德。

3 发挥医古文课程传承传统医德的作用

医古文课程是“传授古汉语古文化知识的课堂、展示中医古文献风貌和学术价值及其文化底蕴的窗口、提示中医治学门径的阶梯、拓宽学业视野的瞭望台”［14］，尤其是承担着价值引导、人格培育的任务。具体作用有三：第一，医古文教师在授课时，要懂得发挥课堂教学在价值引导、人格培育中的渗透作用。如袁枚反对清谈，注重实干，提出“学在躬行，不在讲也”“医之效立见，故名医百无一人，学之讲无稽，故村儒举目皆是”，揭示中医是一门操作与检验性强的学科，容不得滥竽充数。授课时，教师可借此向学生强调脚踏实地、理论联系实际的良好学风及其对人生与职业的重要性。又如讲到朱丹溪“盖其遇病施治，不胶于古方，而所疗则中；然于诸家方论，则靡所不通。他人靳靳守古，翁则操纵取舍，而卒与古合”，可提示学生作为医者在诊治患者时需要结合具体病情，对症用药，不得胶柱鼓瑟、拘泥古方。第二，藉由医古文课程的学习，使学生认识到中医经典之于中医学术发展与医家成长的重要性，以及阅读经典的重要性。如张仲景自叙《伤寒杂病论》的成书是“撰用《素问》《九卷》《八十一难》”。汪廷珍在《温病条辨叙》指出，清代名医辈出，离不开“咸知溯源《灵》《素》，问道长沙”。教师借此向学生强调《黄帝内经》对中医理论的发展与学术传承的重要性。第三，通过医古文课程的学习，加强学生对中医古籍乃至中国古籍的保护与传承意识。《汉书·艺文志》“方技略”共介绍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类书籍八百多卷，惜多已亡佚。古时因兵燹祸乱、水火灾害等，损毁古籍不计其数。王冰在《黄帝内经素问注序》中阐述了《素问》因年代久远、篇目重杂，内容前后不伦，以及艰辛整理的过程。引导学生认识到古籍的珍贵，培养中医古籍整理后备队伍，也是课程的意义所在。

4 结语

医古文课程看似仅是对中医古籍阅读方面的学习，实则以小见大，是在古籍内容的学习中跨越千年与历代医者进行对话，探寻古代医家的“仁心”观、“仁术”观，学习其刻苦钻研的治学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为日后传承中医文化打下坚实基础。作为医古文课程的教师，不仅要教授学生阅读古籍之道，更要引导学生探求古医家之医道，领会医家著书之义，方能使中医药文化得到更好的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