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异？ 祥瑞？
——金代龙文化初探

张书昊

（吉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吉林 四平 136000）

龙作为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虚构的动物， 多是神圣和祥瑞的象征， 所以龙文化在中华文化中一直保持着长久的生命力。 何星亮的研究将中国龙文化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 即图腾崇拜、 神灵崇拜、龙神与帝王崇拜相结合和中印龙崇拜相结合。 其中秦汉时期， 皇帝借助龙树立权威， 实现帝王崇拜与龙崇拜的结合。 在汉以后到唐宋时期， 中国龙文化受印度佛教的影响， 龙王信仰得以广泛传播[1]57-64。 也有学者认为汉武帝之后龙及龙的神圣性被统治者赋予政治色彩而垄断， 而接近民众的民间故事中的龙或兴风作浪或作为民间祈雨的对象[2]56-58， 此外还具有邪恶性的特点。

陈侃理在《儒学、 数术与政治： 灾异的政治文化史》 一书中认为灾异文化的范式主要由董仲舒建立， 在此之前没有系统的灾异论述。 他将灾异与人事描述为因果关系， 统治者的失德失政都会招致灾异[3]43-46。 此后的灾异文化虽然有一定的变化， 但基本都是对这一范式的修正。 祥瑞文化同理， 也是按照天人感应的思想框架， 统治者的德行和良政会出现祥瑞。 但灾异祥瑞文化除了关涉统治者， 在地方上同样也有一套灾异祥瑞文化。 安居香山的《纬书与中国神秘思想》 一书认为， 儒家灾异文化更多是统治者和思想者对灾异从思想层面的理解， 但百姓作为灾异的直接受害者， 必须对灾异做出一定的反应[4]46， 也就是操作层面重于思想层面的灾异祥瑞文化。 由于史料匮乏等原因， 关于金代龙文化的研究很少， 多集中于考古领域。 如赵评春的《金代女真服饰研究》 一文， 借助文献资料和考古史料， 考证出女真贵族服饰中的龙纹年代位于熙宗皇统末年至世宗大定七年之间[5]92-93。 因此笔者将从灾异祥瑞文化的角度出发， 对金代部分官修史书、 石刻材料和笔记小说中记载的龙文化进行研究。

一、 作为祥瑞的龙文化

（一） 《金史》 中的记载

自秦汉以来， 龙文化和皇帝相结合[1]61-62， 作为祥瑞的龙文化经常与皇帝产生联系。 在官修史书《金史》 中， 记载了不少和龙有关的祥瑞现象， 且基本都与皇帝有关。 龙祥瑞的作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宣扬合法性和增强权威。

金代作为女真人所建立的朝代， 尤其是金代初期， 具有与汉人完全不同的文化系统， 早期女真人更加崇拜上天， 如世祖在战胜强敌桓赧、 散达之后， 将胜利原因归结为“非天不能及此”[6]9， 肃宗在战前祭祀时也是说着“若天助我当为众部长”[6]12。因此龙祥瑞并不如中原王朝那么尊贵， 只是作为宣扬太祖合法性众多祥瑞中的一部分。 史载， “（收国元年） 九月， 克黄龙府……至江， 径渡如前……己卯， 黄龙见于空中”[6]28， 这是《金史》 最早提及龙祥瑞的记录。 因为黄龙府是辽国的军事重镇， 且对辽有重大的象征意义。 《契丹国志》 载， “（辽太祖） 后因游猎， 弥旬不止， 有黄龙在其毡屋上，连发二矢， 歼之， 龙坠于前……是灭渤海之胜兆也”[7]6， 是辽太宗为了纪念辽太祖此战而命名的，所以金代祥瑞更多是模仿辽代祥瑞以宣扬太祖反辽的合法性， 从而否定天祚帝的合法性。 由于此时女真人汉化水平普遍较低， 对龙祥瑞不太重视， 对这场战争的纪念更多是集中于行军过程中 “径渡如前” 的祥瑞上， 《地理志》 载， “天眷三年， 改为济州， 以太祖来攻城时大军径涉， 不假舟楫之祥也”[6]552， 试图和辽代一样通过更改地名以唤起女真人的太祖记忆， 从而加强祖先认同。 并且， 女真人尚处在 “军民同川而浴， 肩相摩于道。 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8]324的时期。 “国有大事， 适野环坐”[9]17， 军事民主制色彩还十分浓厚， 皇帝权威有限， 与之关系密切的龙文化地位较低也在情理之中。

随着熙宗、 海陵两朝推行诸如猛安谋克大规模南迁、 政治体制一元化改革等政策， 女真人的汉化程度大大加深[10]237-246， 君主专制得到强化， 龙文化的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提升， 史载， “（大定七年）六月癸酉， 命地衣用龙文者罢之”[6]139， 说明金世宗已经开始有意识地限制龙纹的使用， 只限于皇帝使用。 这一时期， 皇帝已经十分熟练地利用龙祥瑞来宣扬其行为合法性， 如 《五行志》 载： “（正隆五年） 是岁， 世宗居贞懿皇后忧， 在辽阳， 一日方寝， 有红光照其室， 及黄龙见于室上……八月， 复有云气， 自西来， 黄龙见其中， 人皆见之。”[6]537虽然海陵王的某些政治行为争议较大， 比如弑母、 执意南伐等， 造成其后世风评较差， 但金世宗在其南伐期间称帝， 本质上仍属于叛乱。 好在海陵王在世宗称帝不久便被部下杀害， 在金世宗稳定政局之后， “禁近能暴海陵蛰恶者得美仕， 史臣因诬其淫毒骜狠”[11]1280， 借助改变舆论和历史书写的方式，败坏海陵王的形象， 美化自身形象。 因为龙是皇帝正统的象征， 代表着 “真龙天子”， 且文本中的龙是世宗居母忧期间而起， 与海陵王不符合儒家伦理的弑母形象相对， 更加凸显了世宗即位的合法性。

部分龙祥瑞用于增强权威， 如史载： “（大定十四年） 日中， 白龙见御帐东小港中， 须臾， 乘云雷去。”[6]161此祥瑞发生于世宗秋猎巡幸期间， 女真人巡幸习惯与汉人的认知有冲突， 很多汉人官员都进行过劝诫， 如史载： “（大定二年正月） 献享山陵， 礼毕， 欲猎而还， 左丞相晏等谏曰： ‘边事未宁， 不宜游幸。’”[6]125世宗此时已经度过了即位初期的政治危机， 为了消除汉人官员对于巡幸的质疑，加强自身权威， 在陪同人员都是近臣的场合下， 世宗选择制造这一祥瑞。 并且从文本可知， 云雷这类天气状况与龙密切相关， 日中的光芒又和白龙的颜色相契合， 女真人有“完颜部色尚白”[6]26的偏好，因此将这些天气情况解释为白龙祥瑞也算是有理有据。 又如 “（贞祐二年） 壬戌， 上次宜村， 有黄龙见于西北”[6]542， 这是发生在贞祐南渡时候的祥瑞。由于宣宗作出南迁决策的争议非常大， 无论是关于是否南迁， 还是关于南迁的地点。 赵秉文的《南迁论》 载， “上京中都， 国家之根本也。 议者或迁河南， 或迁陕西……愚以为莫若权幸山东”[12]312-313。 可知朝廷内部起码有四种迁都的意见。 因为宣宗是个权力欲望很重的人， 如刘祁《归潜志》 记载， “宣宗喜刑法， 政尚威严”[3]69， “南渡之后， 近侍之权尤重， 盖宣宗喜用其人为耳目以伺察百官”[13]71，所以在接连遭遇蒙古人入侵与贞祐南渡的政治危机后， 金宣宗急需借助龙祥瑞以提振朝野， 增强自己的权威。

（二） 民间文献中的记载

以笔记小说和石刻材料为代表的地方文献中具有丰富的龙祥瑞资料。 何星亮认为龙文化的第二个发展阶段是将龙看作主宰雨水的象征， 第四阶段则是与印度佛教的龙王信仰相结合， 认为龙变成了具有一定地域性的信仰， 且几种阶段相互关联[1]62-64。这个判断基本正确， 但忽视了地方上如道教和其他民间信仰的作用， 以及自晚唐以来三教合一的趋势。

各个文化之间的龙祥瑞， 虽然主干部分都是围绕着龙祈雨的特点展开， 但在龙的表现形式与龙的地位上稍有不同， 存在一些功能的延伸。 首先以佛教的龙文化为例， 因为佛教强调龙具有地域性， 且这一观念影响深远， 所以即便是在非佛教的石刻材料中也能看到时人受此观念的影响， 如《重修嘉应侯殿记》 中载， “有泉浸于深池， 云龙藏乎其中”[14]8， 又如 《重修范县妙应侯庙》 中载， “范之西南十里有古潭， 谓之黑龙潭。 中有神龙”[14]168， 这两处庙宇都不属于佛寺， 但很明显都受此观念影响。 龙的地位在佛教中相对较低， 如《白龙潭圣水感应记》 中， 虽然祈雨成功之后， 百姓和地方官都认为 “此龙神之德， 令尹之功也”， 能为雨水是龙祥瑞的结果， 但碑记中还有“其龙即守护超化寺舍利宝塔之龙神也”[15]315-316的记载， 很明显在佛教话语中， 龙只是作为佛塔的守护者， 从属于佛教。 道教同样如此， 龙是从属于道教神仙的， 如《续修太清宫碑》 载： “太极殿东有九井， 或谓老子初生，九龙吐水以浴圣体， 又谓老子生而作禹步， 步成一井， 井各有龙。”[15]341从中可见， 道教也吸收了佛教对龙的地域性观念， 借助老子的诞生传说， 将龙纳入道教神仙之下。 道教也有一定的龙文化特色， 主要体现在仪式方面。 《投龙碑》 中“载敕高功捧玉简金龙环璧之恳， 遍诣名山大川岳渎水府投送”[15]1174和《大茂山总真洞修殿记》 中“复以金龙负符简而投于洞中”[14]454， 对投龙仪式的过程进行了大致叙述， 主要内容是将金龙符投入水中。 有学者认为这种仪式是把龙看作兴云起雨的灵物， 以达到沟通神灵、 实现祈雨的作用[16]31。 龙在此仪式中是作为道士差遣的灵物， 可见其地位相对较低的。

中国本土的龙文化则更多植根于民间信仰中，地位更高， 功能更加强大。 《重建显圣王灵应碑》载， “欲行天令而福生灵也……变化无方， 隐现不测。 或现真形， 或托白兔， 或化素蛇”， 可以看出由于没有依托佛道二教， 龙单独作为信仰， 直接承接上天的意志， 地位明显更高， 而且并不拘泥于某处， 而是变化莫测， 各种幻化。 因此在祈雨仪式中， 出现“忽有大蛇丈余” 的情况， 会被当作“尊神化现”[14]438。 把蛇看作龙的化身也被佛教所吸收，如《续夷坚志》 中的《抱阳二龙》 篇目中， 在“大小二青龙在寺潭中” 的显济庙区域内， 流传着“二青居山阳， 各有种类， 至数十百个， 都不毒蛰……凡在山阴者， 皆杂蛇”[17]60的传闻， 表明龙与蛇关系密切， 当地百姓认为蛇可以受龙的影响没有毒性，山阴面的蛇则仍保留毒性， 侧面说明当地龙代表着祥瑞还意味着庇护百姓免受毒蛇的影响。

在地方社会上， 这些文化之间不是泾渭分明的， 相反， 各种文化之间互相交融。 这些文化共同塑造和丰富了龙祥瑞的内涵。

二、 作为灾异的龙文化

由于《金史》 中关于龙的灾异记载很少， 且与民间文献中所反映的文化内涵相似， 只是在灾异解释方面有所不同， 所以将两部分合起来论述。 两者都认为龙是主宰天气的象征， 把龙看作是导致水灾、 风灾等自然灾害的直接元凶， 只是不同的文本载体， 出于不同的目的会对灾异解释稍有区别。

官修史书中的龙灾异解释理论依据是天人感应的儒家灾异论， 灾异是龙造成的， 根源则是政治败坏。 《金史》 中的龙灾异仅有一条， 《五行志》载： “（皇统九年四月） 丁丑， 有龙斗于利州榆林河上。 大风坏民居官舍十六七， 木瓦人畜皆飘扬十余里， 死伤者数百， 同知州事石抹里压死。”[6]536这个事件正好发生于熙宗末年， 熙宗晚年精神状态异常， 政局相对混乱， 史载： “熙宗自太子济安薨后， 继嗣未定， 深以为念。 裴满后多专制， 不得肆意后宫， 颇郁郁， 因纵酒， 往往迷惑妄怒， 手刃杀人。”[6]1860大臣因此人心惶惶， 海陵王不久就弑君上位。 虽然弑君行为不道德， 海陵王日后也因此饱受诟病， 但在其上位后大臣撒离喝的话很说明问题，“唐建成不道， 太宗以义除之， 即位之后， 力行善政， 后世称贤。 陛下以前主失德， 大义废绝， 力行善政， 则如唐太宗矣”[6]1878-1879， 排除其中阿谀奉承的因素， 时人总体上来说是认可这种弑君行为的。因此这条灾异的记录虽然认定灾异直接原因是龙造成的， 但在天人感应思想的框架下， 则是认为源于熙宗晚年的失德失政。 此后不久， 在国都附近又发生了一起灾异事件， 因此熙宗不得不对这一近一远的两个灾异事件进行了反应， “以四月壬申、 丁丑天变， 肆赦。 命翰林学士张钧草诏……曲赦上京囚”[6]86， 试图采取大赦和罪己诏的方式应对灾异。

民间文献中的龙灾异数量相对丰富， 灾异解释可分为两个方向： 单纯解释和吸引信众。

首先是单纯解释， 这个方向通常是百姓自发寻找灾异原因以寻求有针对性的解决办法。 《续夷坚志》 中的《广宁山龙斗》 篇目中， 广宁先是“大阴晦， 雷雨环作， 声不断”， 接着 “白气直与海接，须臾雨下， 终夜不息”， 最终 “水没村落， 死者无限”。 面对这样的极端恶劣天气， 古代百姓通过现实抗灾手段根本无法招架， 只能通过祭祀这种精神文化层面的方式进行应对。 百姓将这次灾异解释成龙打斗所致， “意群龙斗于此”， 为了论证这一观点， 找寻到了所谓的 “证据”： “山巅龙斗处， 留迹数十， 所印泥， 麟甲爪痕”[17]71。 进行了合理的灾异解释后便可进行针对性的祭祀， 这部分内容虽未在本篇目记录， 但在其他篇目中有所体现。 在《山石飞堕》 中， 遇到了地震这种威力巨大的自然灾害， 百姓将其解释为 “神物所移”， 并找到了应对措施， “立移山祠”[17]84。 这些举措虽然不能在现实层面解决灾异问题， 但能极大地缓解百姓面对自然灾害的紧张情绪。

其次是吸引信众， 这个方向通常是地方上的智识群体（主要是儒僧道人士） 所主导的， 将灾异归结为龙， 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 起到吸引信众的目的。 在《改修董神池记碑》 中载， “夫龙， 神物也， 实难制畜……或触山抉石， 发大水以荡城邑；或迅雷奔电， 降大雹以伤禾稼； 时而出为大害者，盖尝有之”， 将地方上出现的对百姓能造成生命财产损失的自然灾害全部归结为龙的原因。 紧接着提出了解决办法， “能豢养以致驯扰， 亦董父之力也”， 并且举出了董父具有神力的论据， “城邑屡改， 而董父之庙岿然独立， 盖神物所护也”[14]22-23。通过一系列的论述， 将百姓吸引至董父庙之下。 道教的论述方式稍有不同， 《大茂山总真洞修殿记》载， “窃以为深山大泽， 实神龙之所居焉……稍亵渎， 则洞中号怒， 池水汹涌， 迅雷烈风， 应时而作”， 将灾异的原因归结为对金龙洞有亵渎行为，相应的解决办法是“人急焚香谢过乃止”[14]454。 通过宣传这样的故事， 从而营造洞的神圣性， 以达到吸引信众的目的。

三、 结语

还有一部分有关龙文化的篇目难以用灾异祥瑞文化来定性， 比如 《续夷坚志》 中的 《三姑庙龙见》 篇目： “大明蚕神三姑庙旁近龙见……见龙鳞甲中出黄毛， 其形如驼峰， 头与一大树齐， 腥臭不可近……良久云雾复合， 乃去。”[17]53又如在洪皓的《松漠纪闻》 中有非常相似的记载： “乙卯岁， 有二龙……相去数步而死。 冷气腥焰袭人……悟室欲遣人截其角， 或以为不详， 乃止。”[8]324两篇故事中的龙都为死龙， 且都因为腥臭而无法靠近， 但即便如此， 仍然可以看到龙文化的重要特征， 即对天气的影响。

无论灾异祥瑞文化下的龙怎么书写， 都基本沿着龙的两个特点展开： 皇帝象征与主宰天气。 在《金史》 这类官修史书中， 将龙与皇帝紧密联系；在地方文献中， 龙虽然会受释道等文化的束缚， 但总体上还是作为主宰天气的神物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