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村庄

2024-04-18 08:47彭东明
湖南文学 2024年4期
关键词:老祖母二哥红薯

彭东明

我出生的这个村庄叫高坪村,是位于湘东的一座小山村。村庄被四围的矮山环抱着,形成一块盆地,矮山脚下是一千多亩上好的良田,田野上流淌着一条七拐八弯的小溪。小溪从远处的大山里流来,不急不缓,四季清亮。小溪上用石头砌着一道又一道堰坝,拦着溪水去灌溉两岸的农田。小溪在我们村庄被拦过三四道之后,剩下来的水便流进芦溪河去了。芦溪河是从福寿山下的芦洞流来的,所以叫芦溪河。芦溪河在接纳我们村庄的这一溪清流之后,便投奔到七八里远的汨罗江去了。

汨羅江千古以来便是这片山地通往外面世界的唯一航道,我的老祖父在年轻力壮的时节走江湖时,便是通过这一条水道,从武汉或长沙,将洋布、洋纱、洋油、洋火等一船一船从汨罗江上运进来,又一船一船将山里的茶油、桐油、棉布、棉纱、草纸运出去。到我出生时,汨罗江已不再通航,江上拦起了一道又一道大坝,修起了一个又一个水电站。江边修起了一条公路,连接起外面的世界,但这条公路离我们的村庄还很遥远。

我长到十二岁时,才有一条毛坯子公路延伸到我们公社来,每个月有一辆解放牌汽车带着满身尘土,从这条毛坯子公路上开过来拖猪。供销社的食品站每个月要收一回猪,收了猪便由这辆汽车拖走。有一天,我和村里的三个小伙伴相约走出了村庄三里地,到供销社去看汽车,因为那一天收猪,喂了大猪的人家都用土推车推着猪往供销社送,那么收了猪便肯定会有汽车来拖。

我们从上午守候到傍晚,终于有一台汽车带着浓浓的尘土远远地开过来了,它在收购站装上生猪,又带着一路尘土开走了。我们似乎是舍不得它走,便追着汽车的屁股跑,深深地吸闻着汽车的尾气,似乎这是世界上最好闻的气息。

因为远离外边的世界,村庄是安静的,每一个日子,人们在天一亮便起床,追赶着四时节气,在稻田里插早稻、晚稻、油菜或是草籽,在山坡上栽种红薯、小麦、豌豆、黄豆……天黑后,男人们聚集在各生产队的禾场上评工记分,喝茶聊天抽旱烟(那时“搞集体”,每一天晚上都要评工记分)。女人们提着如豆的油灯到溪边去捶洗衣服,她们用一块茶枯饼在脏衣服上磨来磨去,然后便将衣服放在石板上用洗衣槌捶打,那捶衣声将一条小溪填满,飘散到广袤的夜空。洗完了一家人的衣服,她们便在那盏如豆的油灯下纺纱,不紧不慢悠悠地摇着纺纱车,发出“咪呀咪——咪呀咪——”的声音,这声音如同从远古飘来,慢慢地将一座村庄摇入梦乡……

高坪村的人到外边去,总不免要这样说,“我们高坪只有一包盐、一包针要到铺子里去买,别的,地里都能生长。”这话听上去有点像吹牛皮,但事实上就是如此。各家在地里种棉花,自家纺成纱、织成布,请裁缝每人每年做一身棉布衣。五谷杂粮也是地里生长,少半是稻米,多半是红薯,不够再用瓜菜和野菜一凑合,也就将肚子填满了。

农闲时节,人们在山里采一些黄株子、五味子、金银花、黄精、半夏等中草药,送到供销社的收购站,换成钱,便将盐和针线买回来了。有钱的人家还会打洋油,买洋碱,买洋火。洋油即煤油,洋碱即肥皂,洋火即火柴。旧社会,这些东西都是从洋人那里进来的,所以老人们总是习惯叫洋油、洋碱、洋火,他们似乎再也没有办法改口,于是村庄上无论老人和小孩,也就洋油、洋碱、洋火一路叫下来,一直叫到如今还是这样叫。

洋油、洋碱和洋火,那时在村庄上并非家家必备之物,洋油三毛七分钱一斤,洋碱两毛钱一块,洋火两分钱一盒,这对很多人家来讲都是奢侈品。将松明子点燃,插在墙缝里烧着,一样能照亮女人纺纱、照亮小孩读书写作业;用榨过茶油的枯饼磨搓衣服,照样能将衣服洗干净;早晨举一把茅草,到邻居家去借火种,照样能让炊烟升起。

至今我仍记得,我家的邻居就是我老祖父的弟弟家,我管他叫“细老祖父”,管他老婆叫“细老祖母”。有一天早晨,细老祖母依旧举着草把到我家来讨火种,而我家放在灶台上的那盒洋火却因屋顶漏雨而被打湿了,再也划不燃了。这时,来借火的细老祖母却从她自己的贴身衬衣口袋里掏出了一盒洋火,将我家的火点燃,然后她自己也将草把子点燃,举着回去了。两分钱一盒的洋火,每盒洋火一百根,细老祖母轻易不舍得用,她情愿在每一个清晨里风雨无阻到我家来借火种。

贫瘠的土地上,只有一份微薄的收成,人们不得不精打细算过日子。精打细算里,人们一样能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至今我仍记得村庄上那时流传的红薯歌:薯丝、薯拌饭,薯粉煎鸭蛋,薯藤作柴烧,薯叶子炒辣椒。

红薯生得贱,随便插在山坡里、河滩上就能生长,稻米永远不够填饱人们的肚子,家家户户在煮饭涝米汤的时候,拌进一多半红薯丝,在米汤里打几个转,涝干米汤,锅底铺上一层切成块的生红薯,再将红薯丝拌饭倒在红薯块上面,然后放水加柴火蒸煮,直煮到锅底的红薯块烧起了一层黄色的红薯锅巴,这一锅薯丝、薯拌饭便散发出一屋子的饭香气。

红薯还可以拌麦芽熬糖。红薯糖拌爆米花,切成片,便成了过年时上好的糕点。红薯还可以切成片晒干,用油炸或是用沙子炒熟,这都是逢年过节家家户户必备的果子。年年的大年三十夜,我们打着纸糊的灯笼挨家挨户去拜年时,无论走到哪一家,那一家都会端出一小碟红薯片,倒进我们吊在胸前的布袋里。半夜过后,背着这一袋红薯片回家,要有多么开心就有多么开心。

红薯还可以入席,办酒席的十大碗中,头一碗便是炸肉,炸肉其实不是肉,是将肥肉切成小丁子拌进面粉中,用油炸成金黄色,其实就是一碗油炸的灰面,美其名曰“炸肉”。但有的人家确实拿不出这一碗炸肉时,便用蒸熟的红薯拌红薯粉做成丸子,用油炸成金黄色,这一碗红薯丸子代替炸肉,也一样体面,一样好吃。

由于生活的窘迫,酒席十大碗中,有很多碗菜是需要以改头换面的方式来替代的。

第二碗菜是千张皮。千张皮又名百叶丝,百叶丝其实就是豆腐丝,这一碗豆腐丝中要掺入一半白萝卜丝、红萝卜丝,这样既好看,吃起来又清爽,还不失体面。

第三碗菜是榨笋。春天里,笋子满山遍野地生长,家家户户都会用木榨压榨一堆笋干,这是贱物,用不着掺别的东西,吃起来清爽、耐嚼,有回味,它还是一碗下酒的好菜。

第四碗是鸡肉。吃鸡肉很讲究,要将鸡煮到不硬不烂刚好能将肉从骨头上剥离下来的程度,将鸡肉扯成一条条肉丝,纯上鸡肉是不可能的,这里边要加很多从猪骨头上扯下来的瘦肉,切成细条拌和到一块,放到原汁鸡汤里一块炖,然后加葱花、姜丝、胡椒粉,就这样炖出一锅鲜汤。一只鸡往往要分成十来碗,吃起来分量不少,也分不清哪是鸡肉,哪是猪骨头上的肉,反正都好吃。

第五碗是丸子。可上红烧丸,也可上清汤丸。上红烧丸的成本无疑要高得多,瘦肉剁碎后,拌红薯芡粉,做成一个个丸子,蒸熟,再上一层面粉包住,用油炸,炸熟后再上蒸锅蒸透,上席时再浇上红糖拌桂花蜜。上不起红烧丸的人家,便上清汤丸,将瘦肉剁碎后,拌大量的用浏阳烧壳子饼碾成的饼粉,肉少粉多,做成一个个丸子,用清汤煮熟,放葱花、胡椒粉,吃起来清爽甜润,也一样不失体面。

第六碗、第七碗是甜菜。甜菜的成本最低,一碗“滚尖”是要上的,将面粉糊在锅里烫成一张薄皮,撒上糖,甚至还可以撒点芝麻,再卷拢来,切成一股一股,堆起一碗,要立起尖,所以就叫“滚尖”。这么扎实的一碗,吃起来又香又甜,还饱肚子。另还有一碗带汤甜菜,最好的,是用糖水煮莲米,用不起莲米的人家便用花生米代替,也可以用白木耳代替,糖水中还加一点桂花和红枸杞。

第八碗是肚片。一般收親或嫁女要办四五十桌酒席,却只杀一头猪。只有一个猪肚子是远远不够吃的,怎么办呢?将猪的大肠和小肠与猪肚子和到一块做。猪肚和猪肠先要用谷壳在铁锅里炒,直炒到谷壳烧成了灰,这时的肚肠便被熏黄了,没了臭气,有了腊肉的香味。洗净后切成丝,炖烂,再拌上晒干了的白瓜皮,这样便能像模像样地打出四五十碗,掺了多半白瓜干拌肠肚,汤更甜润,味更清爽,一点也感觉不到油腻。

第九碗菜是鱼。山区不比湖区,鱼是稀罕之物,各家都请木匠雕了木鱼,木鱼装进盘子里,依然上辣椒和浏阳豆豉覆盖,上油上盐,上甑蒸,蒸得热气腾腾。端上桌子,客人们心照不宣,吃的无疑只是盖菜,这上足了油盐的豆豉辣椒,一样是下饭的好菜。

第十碗是大肉。肉要切得又厚又大,如果切得薄、切得小,会被人笑话,说你肉片切得风都吹得起,是会被人瞧不起的。客人一般不会主动去夹肉,要装斯文样子,主人家便将大块肉夹着送进客人的饭碗里,一筷子要夹两块,这是礼数。但客人也不能将这两块肉全吃掉,只能吃一块,还剩一块送回肉碗里,这也是礼数。

这十大碗的情席,不是十碗菜一块儿上,而是吃完一碗再上第二碗,每碗菜端上来还要用铜碗盖或是锡碗盖盖着,为的就是吃个热乎。有道是:一热当三鲜。

小村里人,就是这样,在精打细算中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家里有客来,大人早早便要再三叮嘱孩子:菜上桌之后,要等客人夹过了才能去夹,这是礼数;客人夹菜时,不能同时去夹菜,这也是礼数;夹菜要夹面前,屙尿要屙桶边,这也是礼数。夹菜要夹面前,意思就是夹菜只能夹菜碗里自己面前的那一块地方,不能将筷子伸进菜碗的中间去撬。而屙尿要屙桶边,说的是那时各家各户的尿桶是放在床后面墙角里的,便于起夜。家中如果来了客人,坐在房中聊天时,就不能在帐子后面的角落里将尿桶屙响,要将尿射在尿桶边沿上,无声地流下去,免得发出声响。这也是礼数。

地方上人家收亲、嫁女、砌房、上梁、杀过年猪,小孩子去看热闹,大人都要再三叮嘱,要说好听的话,例如“发财”“高升”“红火”“旺”,不能说“败”“坏”“倒”“完蛋”“断气”这样的丧气话。

我二哥曾经就因不会说话而吃过一回亏。那年我8岁,二哥10岁,我俩到山那一边的外婆家去了。那天晚上,睡到半夜,外公起床披衣抽水烟筒,便把我们都吵醒了。漫漫长夜,面对窗外那浩瀚星空,外婆似乎对人生有了感慨,便对我二哥说:“浩伢子呀,等到你结婚时,外婆只怕早就死了。”二哥随口就应:“那肯定是早就死了。”外婆便不再吭声。外公也不吭声,他默默地抽完一斗水烟,便又上床睡觉,夜又重归于恒常的寂静。

过了一些日子,外婆见到我妈,便笑着对我妈说:“你看这个浩伢子,我跟他说,‘浩伢子呀,等到你结婚,外婆只怕是早就死了。他说,‘那肯定是早就死了。”

我妈听了这话后,一回家便狠狠地揍了二哥一顿(其实二哥这一顿揍是挨得冤枉,后来外婆硬朗地活到九十五岁,她不但喝到了二哥的结婚酒,二哥的儿子结婚时她也来喝了喜酒)。

二哥挨了打,老祖母便心疼,因为我和二哥天天晚上都是老祖母带着睡,我和二哥便是她的心头肉。夜里睡在床上,老祖母便苦口婆心教二哥:“以后你到外边去了,不会说话你就不要说话。你不说话,人家又不会说你是一个哑巴。”不知道二哥记住了老祖母这话没有,反正我是一直记在心里。在往后的几十年里,无论走到哪里,能够不说话的时候,我就不说话,反正人家不会说我是个哑巴。

在我的记忆中,小村里人说话大都是很友善、很温和、很含蓄的,从不恶语伤人。例如大清早出门碰见人了,打招呼时总是说:“这天气,好哇!”无论阴晴雨雪,都是这一声“这天气好哇”。细想也是,阴晴雨雪,气候轮回,都是万物所需,有什么不好的呢?

村上的人死了,人们从不说死,只是说他走了。走了的意思是他还活着,他只是到天堂里享清福去了。

村庄上时有一些不正当的男女之事发生,人们也不会说某某偷人、养汉,某某是某某的野老公,某某是某某的野老婆这等粗俗的话,人们只是说某某喜欢“坐人家”、某某“坐”在某某那里。这话既含蓄又形象,反正没事就“坐”到他(她)家去了。

我躺在草地上听着这歌,不知不觉热泪盈眶。我想起了在地球那一边,我出生的那片小山村,我是那么急迫地想要回到她的怀抱。

踏着秋天的阳光,我是那么急迫地带着妻儿,回到了这座阔别已久的小山村。

离开村庄时,我的老祖父、老祖母,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他们一直将我送到坳口上,现在他们都陆续地走了,葬在了坪上老屋的后山上。

矮山依旧,小溪和田野依旧,飘荡在田野上空的炊烟也依然如故,而矮山脚下那一栋栋形状各异的青瓦土砖房舍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栋栋墙上贴着瓷片的小洋楼。田野上再也看不见牛耕田,听不见黄牛和水牛悠长的“哞——”声,取而代之的是耕田机和收割机发出的“轰隆轰隆”的响声……

那栋始建于清乾隆三十九年的彭家祖屋——坪上大屋,只剩了正厅还在,其他的房舍都只剩下了残墙断壁在风雨中飘摇,原来住着一百多号人的大屋,现在已没有一户人家。一挂南瓜藤爬上了残存的青石门头,一朵鲜艳无比的金色的南瓜花在秋阳下寂寞地开着……伫立在这破败的青石门头前,我的内心感觉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苍凉,我害怕一座村庄的风情,就这样流失在岁月的长河里。

坪上大屋曾有许多的辉煌灿烂。乾隆年间造这屋时,我的老祖宗彭经邦还只是县衙里一个抄抄写写的小职员,他省吃俭用,将这屋造了五进。后来他的四世孙彭信斋投奔湘军,久经沙场之后终成一代名将,打下南京之后,信斋公便将这屋无限地扩展到了几十个天井。从这大屋里走出去的彭止戈,官至“中华民国国防部”部务成员,1949年,他在西南率部起义。在这大屋里启蒙读私塾的彭远佑,后来一直读到清华大学,并在读书期间加入了地下党……岁月更迭,断墙边,那两棵苍老的樟树见证了大屋的兴衰。

这一回,我在村庄上住了很久。

离开村庄后,我四处奔走呼号,筹集资金。我决计要修复这栋老屋。因为老屋是一座村庄的灵魂。

后来,村庄上的工匠们花了三年的时间,终将这栋大屋修缮好了。

在初秋的一个夜晚,我住进了这栋老屋,墙根下的纺纱婆在星月下无休无止地吟唱,老樟树在夜风中散发着亘古的气息……倾听着村庄的声音,嗅闻着村庄的气息,我安然入睡。

后来,我将村里那些早已被人们遗弃了的生活、生产用品收集到这栋老屋里来,例如石磨、碓臼、水车、推子、箩筐、晒垫、扁担、尿桶、尿端、犁耙、蓑衣、斗笠、猪潲桶、纺纱车、织布机……

后来,我便在这老屋的大厅里,一遍又一遍,给城里来的孩子们讲述我在这村庄上度过的童年,讲述我的《天边的火烧云》——这是我在1999年时出版的,关于我在这片村庄上的童年生活的长篇小说。

再后来,我便在这栋老屋里,靜下心来写这座村庄的风情。三年时光,我写成了长篇小说《坪上村传》。其实,坪上是这栋老屋的名字,村庄的名字叫高坪村。

坪上是我的人文地标,我从这里出发,如今又回到了这个原点。

我站立在坪上,坪上便是地球的中心。

责任编辑:刘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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