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模仿的结局：《法国中尉的女人》中的非自然叙事

王骄

约翰·福尔斯是英国著名小说家及散文家，其最具开创性的作品之一当数1969年出版的《法国中尉的女人》。小说以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为背景，融合了历史小说及元小说特征，探讨了爱情、阶级、社会风俗等话题。与拥有固定结局的传统小说不同，福尔斯将拥有自我意识的作者作为角色融入故事世界，交替运用第一人称及第三人称叙述，并在作品的结尾呈现出三种不同结局，打破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单一结局的传统，显示出强烈的反模仿特征，不仅深化了小说主题，也使得小说的研究价值历久弥新。

自发表以来，不少研究借助传统叙事理论对该小说的叙事技巧进行了十分有意义的探索。然而随着后经典叙事学的发展，尤其是非自然叙事学的出现和蓬勃发展，学界开始呼吁对于非自然叙事的关注，有学者指出由于“现有叙事理论的建构忽略了文学史上广泛存在的‘反模仿叙事，因而它不能有效解释诸如后现代小说中频繁出现的实验性叙事策略，叙事理论本身也就不完整”（李亚飞《非自然叙事学：一个亟待澄清的叙事研究新范式》）。因此，对于反模仿叙事的研究不容忽视。本文将从布莱恩·理查森的反模仿叙事策略出发，分析《法国中尉的女人》多重结局中的非自然因素，进而探索其产生的艺术效果。

一、非自然叙事与反模仿

在对文本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厘清非自然叙事的基本概念。扬·阿尔贝认为，非自然叙事指的是物理上、逻辑上和人类无法做到的情况和事件；亨利克·斯科夫·尼尔森认为，非自然叙事是虚构叙事的一个分支；斯特凡·伊韦尔森认为，非自然叙事是自然化原则与故事世界中发生的事件之间的冲突；玛利亚·梅凯莱认为，非自然叙事是对人类生活的虚构性和艺术性再现；而布莱恩·理查森的非自然叙事理论主要关注反模仿策略，他在《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中将非自然叙事定义为“包含明显的反模仿事件、人物、环境和结构”，视其为违反模仿叙事规约和传统的全新实践。在理查森看来，反模仿叙事是非自然叙事的核心，这两个概念之间是对等的。通常来说，虚构的作品一般是现实主义的，它试图勾勒和塑造出与日常经验相似的人物、事件、场景，理查森将这类作品视为“模仿的”。与此相反，反模仿策略强调现实世界中不可能发生的元素，拒绝服从或公开戏弄传统的模仿规约。从以上归纳不难看出，非自然叙事学家之间尚未形成对于“非自然”一词的统一定义，有学者因此质疑非自然叙事学研究的必要性。事实上，非自然叙事学家之间的观点并非互相矛盾，而是相互补充、互通有无的关系，百家争鸣的局面正说明了非自然叙事的多维性及广泛适用性。

在传统叙事中，故事的结尾象征着矛盾的解决和谜团的揭晓。理查森指出“传统叙事或自然叙事的结尾通常被认为代表着情节圆满”（理查森《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这一观点在《诗学》中也能得到印证。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于悲剧结尾的定义是：“完美的布局应有单一的结局，而不是如某些人所主张的，应有双重的结局，其中的转变不应由逆境转入顺境，而应相反，由顺境转入逆境。”根据亚里士多德和理查森的归纳可以看出，单一、固定且明确的结局是传统叙事所拥抱和青睐的策略。根据上文的梳理可知，反模仿的核心就是对传统规约的戏弄或颠覆，据此不难得出，反模仿的结局应该是多元、开放且不稳定的。

二、反模仿的多重结局

与传统结局不同，现代派或非自然叙事的作者们往往拒绝为故事提供能解决主要矛盾的、明确的结局。在《叙事理论：核心概念与批评性辨析》中，理查森将这些反模仿的结局分为以下几类：第一，结局已经发生，但没有告诉读者；第二，结局回到了故事的开头；第三，结局否定了自己，提出了第二个修改后的结局；第四，多重结局，为读者提供了不同的选择；等等。

《法国中尉的女人》的三种结局符合上述提到的部分分类。第一个结局出现在第四十四章，表现出了对现实主义的反模仿：在呈现了查尔斯回归家庭履行婚约的戏码后，作者指出这一切不过是查尔斯的想象；第二个结局出现在第六十章，显示出对浪漫主义的反模仿：作者公开声讨维多利亚时代小说惯常的封闭式结局，借隐含作者之手，用抛硬币的方式决定主人公的命运；第三种结局出现在第六十一章，呈现出反模仿的后现代主义特征：一个突然闯入故事世界的人物将时间往回拨了一刻钟，故事的走向再次发生变化，主人公们彻底与传统决裂，走向自由。凭借传统的自然叙事理论或许难以解读以上三种大相径庭结局之间的并置与衔接，非自然叙事或反模仿的视角却能提供帮助，弥补传统叙事研究的空缺。

（一）反模仿的現实主义结局

从非自然叙事理论来看，现实主义文学似乎是一种坚定的模仿诗学。通过丰富且真实的细节描写、复杂的人物形象刻画和全景式的社会背景描绘，现实主义展示了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福尔斯给出的第一个结局本质上是模仿的，它像一个完全真实的故事，只不过是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被叙述出来。在第四十四章中，福尔斯设置的结局真实而细节：萨拉消失了，再也没打扰过查尔斯，查尔斯和欧内斯蒂娜过上了并不美满的生活，生育了七个子女。这一陈述是对现实主义的模仿，通过展示小说中人物的不同命运来揭示社会问题和现实困境。萨拉从此从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无人知道她的下落，这仿佛是对一个不安于室的女子应有的惩罚。在传统社会，一个像萨拉这样与法国海员私通并被抛弃的女子，必定会遭受人们的鄙视和唾弃。正如萨拉所说：“我已经把自己置身于社会所不容的境地。我蝼蚁不如，几乎不再是人。”而查尔斯的妥协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绅士规则对于男性的约束。当时的英国社会要求地道的绅士必须具有庄重、道德纯正、诚实等特征，对于已有婚约在身且拥有一定社会地位的查尔斯来说，违背婚约意味着失去一切。出于道德感和责任感，他选择克制住对萨拉的情感，履行了与欧内斯蒂娜的婚约。然而福尔斯告诉读者，他们的生活并不美满，这也正是福尔斯对绅士规则和严苛婚姻法的揭露与讽刺。

这一本来墨守成规、彻底传统的结局，在福尔斯实验性的叙述中，却显现出了对现实主义的反叛。在第四十五章中，福尔斯使隐含作者进入小说，改变了叙事进程，公开指出上述结局并非真正发生：“你在前面读到的最后几页并非真实发生过的事情，而是查尔斯从伦敦前往埃克塞特途中几个小时里想象可能发生的情景。”这一描述与理查森提出的非自然结尾中的第三个类别相吻合，即否定自身并提出第二个修正的结局。福尔斯通过运用非自然叙事的策略，彻底否定和颠覆了上述的现实主义般的传统结尾。查尔斯还刻意声明自己与隐含作者之间的区别：“本书中的‘我，那个以巧妙的虚伪理由让萨拉湮没无闻的‘我，并不是我自己，它只是对事物极为冷淡的态度的拟人化。”这一表述更是表明了福尔斯反对上述传统结局的立场。通过介入与之公开对立的隐含作者，福尔斯使这一结局呈现出非自然的倾向，展现出了具有反模仿性的现实主义结局。

（二）反模仿的浪漫主义结局

浪漫主义对个人情感和个体自由的关注，及对传统规范和理性思维的怀疑态度，与反模仿叙事的主张不谋而合。小说第二种结局在呈现浪漫主义式的大团圆结尾的同时，也表现出强烈的反模仿叙事特征。查尔斯最终无视了社会对绅士的规约，选择遵从内心，去旅馆与萨拉赴约。从查尔斯的自白中，不难读出浪漫主义对理性思维的反叛：“我到这里来的时候就知道，我选择了轻率，把自己的责任都置之脑后。”福尔斯使查尔斯作出了一种浪漫主义式的抉择，抛弃理性和责任的约束，遵从内心的情感，大胆追求自由。这不仅是查尔斯对维多利亚时代清规戒律的反叛，更是福尔斯对传统故步自封的叙事手法的颠覆，他给予了主人公与传统社会决裂的勇气。同时，萨拉这一角色的反转也呈现出了反模仿的特征。在发生关系后，查尔斯惊讶地发现，与人们的传闻和萨拉的自述不同，萨拉并非那位法国中尉的情妇，而是洁身自好、清雅无瑕的贞洁女子。福尔斯对于这一形象的塑造迷惑了所有读者，当所有人都理所应当地认为萨拉就是一个生性放荡的女子时，事实却突然反转，呈现出一种逻辑上的不可能性。这种逻辑上的不可能同样体现在萨拉不辞而别的情节中。当查尔斯处理好解除婚姻的事情，回到旅馆准备向萨拉求婚时，却被告知萨拉已经离开，查尔斯费尽心思也没能找到她。按照传统故事的情节，萨拉应该答应查尔斯的求婚，两人从此过上幸福的日子，然而情节再次反转，萨拉选择出走，隐姓埋名，不留下丝毫线索，让读者捉摸不透。這再次说明了萨拉这一形象的反模仿性。最终查尔斯历经一系列波折与萨拉组建了幸福的小家庭，这一理想化的结局也与风靡19世纪的浪漫主义如出一辙。

虽然一家三口团聚的情节本质上也是对浪漫主义大团圆式结局的模仿，福尔斯却通过非自然的叙事策略给读者带来了全新的体验。在查尔斯前往帕丁顿的火车上，福尔斯再一次使隐含作者介入，甚至公开邀请读者讨论应该给查尔斯怎样的结局。“我到底该怎么处置你？我曾考虑过此时此地就结束查尔斯的生涯……但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惯常写法，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允许开放式的、不确定的结尾”，“我从礼服大衣口袋里取出钱包，掏出一枚硬币，放在拇指指甲上，把它弹起两英尺高，让它在空中旋转，然后用左手接住。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这一描述与理查森提出的非自然结尾中的第四个类别相吻合，即为读者提供不同的选择。福尔斯抛弃了传统的作家权威，公开邀请读者选择主人公的结局，并公然戏弄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创作惯例，讽刺了传统结局的单一性和封闭性。

（三）反模仿的后现代主义结局

福尔斯采用时间倒流的策略引出了充满后现代主义色彩的第三种结局。后现代主义挑战传统和权威，追求多元化和自我意识，理查森指出：“后现代和非自然叙事非常相似……几乎所有的后现代小说都是反模仿叙事……它们是被反模仿的事实所证实的。”（理查森《非自然叙事：理论、历史与实践》）这一言论正好可以用来解释第三种结局。在小说第六十一章，福尔斯声称一个不甘寂寞的角色自己闯进了小说：“我本并不想把他扯进来，但他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物……他掏出怀表……把时间做了一点小调整。”这个突然闯入的人物将小说中的时间往回拨了一刻钟，故事进程又发生了变化：萨拉拒绝嫁给查尔斯，指责查尔斯的求婚是自私的，她希望保持她目前所拥有的生活，而不是拥有一个期待她会表现得像妻子一般的丈夫；查尔斯也终于意识到萨拉一直在操纵他，他愤然离去，走向了河堤。“他马上就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吗？我认为不是，因为他终于在自己身上找到了一丝信心，他可以以此为基础重新构筑自己的生活”，福尔斯明确表示查尔斯没有被萨拉的戏弄打倒，而是终于认识到了自我的价值，彻底斩断了自己与过去的瓜葛，走向了重生。萨拉也拒绝成为传统的贤惠妻子，选择了个体的自由，享受自己的生活。这一结局与理查森提出的非自然结尾中的第二个类别相似，又不完全吻合，故事没有回到开头，但回到了第二个结局的前十五分钟，由此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局。两位主角都意识到了实现精神自由的重要性，成为传统习俗的反叛者。在这一结局中，读者不难挖掘出后现代主义的主题，即寻找个人的自我价值。

《法国中尉的女人》因其蕴含丰富主题的多重结局，一直备受叙事学家们的关注。在小说中，约翰·福尔斯打破了传统的叙事规则，使用多重视角，频繁与读者互动，呈现出了创新性的反模仿的结局，深化了小说主题。这种写作策略给读者的阅读带来挑战的同时也带来了全新的体验。虽然福尔斯两次否认并修改已经给出的结局，但他宣称自己提到的所有结局都真实发生了。这就给读者造成了困惑，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结局。这也正达成了福尔斯的目的，即邀请读者自己进行选择。三个版本的结局给了读者想象的空间，激发了读者的阅读兴趣。总之，小说中的反模仿因素不仅在形式层面上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效果，同时也显示出对多重主题的关注，使得小说的研究价值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