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成·价值·路径：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新时代传承

张成成 张 宥 周 欣

（安徽医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安徽合肥 230032）

在传统定居农业、血缘伦理、乡土社会基础上形成的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中华民族世世代代和谐共生的重要精神纽带，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源远流长的重要精神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必须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推进文化创新。”[1]在迈向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激发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现代活力，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要求我们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中寻求精神滋养，挖掘优秀传统诚信价值，不断优化以诚信为重要内容的社会生态，助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一、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生成机理

（一）历史起点：中国社会经济关系发展的必然产物。作为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约定和共同准则，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的交往之道是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重要元素，这主要源于中国社会自然经济下的生产生活方式。马克思将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基于这一概念的生产方式要求，将其表达为交往方式。他洞察到生产与交往以及生产方式与交往方式的相互关系决定着人们的伦理道德的状况，指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2]，由此得出不同生产方式下人与人之间交往方式的特殊性。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小生产是其主要特征，由于小规模的劳作、劳动力的缺失、生产工具的落后等现实因素，造成生产力低下，使得生活资料贫乏。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封闭性，人们为了更好地生存不得不被土地所束缚，以背靠自然为基础的劳动个人希望通过更多的劳作增加生活资料的获得，使得定居农业模式下社会交往缺乏流动。与此同时，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的社会生产与社会交往只能被局限在以血缘关系和地缘范围为主的熟人社会[3]，人与人之间需要更为牢固的情感予以维系。在定居农业模式下的中国社会，有限且相互熟悉的社会关系使得这种长期聚集的特殊情感促进了诚信交往关系的产生。另一方面，以血缘关系和地缘范围为基础的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小生产模式使得生活资料生产具有独立性和分割性的特点，在自然赋予的一定程度生活资料基础上，生产力的落后造成生活资料剩余的减少，加之天灾人祸、战争暴力等非主观因素，使得中国社会中的个人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的能力降低，在个人和血缘家族应对自然和社会风险能力不足的现状下，社会群体不得不“抱团取暖”，以更高水平的生产力应对生活资料剩余不足的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进一步说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的相互关系，指出生产方式决定交往方式，“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不仅改变了人的现实生活，也推动了人的思维方式的变革[4]。因此，在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生活资料剩余不足的现实情况下，社会群体要扩大生活资料剩余，就要提升生产力水平，与小生产模式相适应的交往方式就显得尤为重要，要求中国社会经济关系中人与人之间更为自觉而信任，农业社会结构下社会组织生活中形成的一系列规范就成为人们共同遵守的准则，人与人之间互相信任的交往要求也由此结成，身处血缘关系与地缘范围交织下的传统诚信应运而生。

（二）文化嬗变：形成于中华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传统诚信文化的形成以儒学为核心，在历史发展中博采众家学说之所长，它既规范着个体行为，又处理着社会群体的交往关系。“诚”最早出现在《尚书》中：“鬼神无常享，享于克诚”（《尚书·商书·太甲下》），表示在无法改变强大自然力量下，对自然、对鬼神的崇敬和虔诚，表达了传统中国最原始的诚信思想，再后来随着封建权力制度的确立、礼乐的出现，“诚”由向“鬼神”的虔诚转而对君主的忠诚；而“信”则最早出现在《尚书·商书·汤誓》中：“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凸显出“信”的基本内涵是信守承诺和真实待人。自春秋战国始，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诚信”内涵的阐述最为深刻并影响了后世，孔子认为“信”是立身之本、执政之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论语·子路》），表达出无信不立的处世态度；在孟子那里，他认为“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哀公问政》），他将“信”扩大为“五伦”之一，更强调人内心的“诚信”修养，进一步提升了“信”德的地位。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记载：“诚，信也。”“信，诚也。”可见诚和信意思相近且能互训。传统儒学追求知行合一，强调“言必行，行必果”，讲究伦理上的自我约束、道德规范和行为管控。其中“诚”是自我修养的中心参详，讲究言而有物，突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真相，要求人们秉以真诚恳切、真实无妄，反对虚伪和背离德操。“信”作为“五常”思想其一，讲求言由心生，强调行动上的坚守，基本涵义为真诚无欺、讲求信用、信守不渝。诚信内涵即：诚实无妄、真实不欺，言行一致、信守承诺。这包括对于主体和客体的双重要求，强调品性操守层面本体的内心真诚、不欺不诈与伦理层次的道德行为输出、不欺骗别人，具体说来，诚是内诚于心，信则是外信于人，表达了道德伦理体系内的价值追求，一定程度传达了传统品德修养的高度。法家管仲最早将二者合用，诚信在历史发展中逐步演化成一种规范化的传统美德。首先，诚信作为社会基本道德要求，是个体内在道德的涵养沉淀和外在修养境界高度的集中彰显；其次，儒学提倡的诚信讲究“言与物”“言与心”同“知与行”的统一，即重理论与实践的同步发展，讲究“诚信”的知行合一。传统诚信文化发展流变并最终形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规范。无论是孔子、孟子等先秦儒家，还是后来的诸多思想大家，在诚信建设上都留下了丰富的理论遗产，这对于我们挖掘诚信的内涵形成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二、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时代价值

（一）修身之本：有利于培育公民诚信观，推动优良风气塑造。优秀传统诚信文化作为民族赓续发展的精神传递，是中华儿女永存的价值认同，加强诚信建设有利于培育公民诚信观念和塑造时代新人的精神风貌，是个体修身的前提条件。一方面，诚信是新时代公民个体认识世界的道德基础。“车无轩而不行，人无信而不立”传达出诚信是个体立身之本，只有在日常生活中秉持诚信待人的内心品质，才能具备与世相处的基本情感共鸣。“诚信表现的是人的主体意识不断主动修缮的过程”[5]，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以诚信作为看待世界的价值准则，有利于打造真诚交往的情感基础，自觉抵制不良干扰，进而契合现代化国家高度文明的道德基础和精神文明要求。另一方面，传统诚信文化是古代社会交往的价值基础，诚信同样在新时代为个体改造世界提供内在道德标尺。诚信作为公民基本道德素养，是中国传统责任理念与文化本质的彰显，传统诚信文化与推进公民道德建设的新时代目标、现代化国家要求指向一致。中国传统群体本位的文化基因依赖诚信维系群体和谐，这种价值旨归在新时代表现为对公民个体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在要求，为树立个人诚信观，增强个体诚信意识，塑造个体良好的精神状态奠定基础，为解决当下社会公众诚信危机锻造个体力量。

（二）规范之道：有利于践行核心价值观，促进和谐社会构建。传统诚信文化作为评价社会关系的重要道德标尺，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着维系传统社会稳定发展的积极作用，也是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是现代社会和谐运转的基本规范之道。首先，和谐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社会建设方面的展开，与诚信建设紧密相连。一定程度上诚信与和谐有逻辑上的顺承，只有所有人都秉持诚信原则办事，对自己和他人真诚，秩序井然、邻里和睦的和谐社会才能实现。换言之，只有社会和谐，诚信才能在优质土壤中生长，在良好的环境中流转传承。将诚信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以正面引导，将营造人文情怀，净化社会风气，增强人际黏合，形塑人际和谐美好社会。其次，要想社会诚信，政府必须守信。作为一种依附在传统道德政治化倾向的“权威诚信”，优秀传统诚信文化展示出对自上而下的“权力信任”，这对锤炼行政人员品德心性，提高政府公信力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作用。中国自古提倡为政要讲诚信，《吕氏春秋·贵信》有言：“凡人主必信，信而又信，谁人不亲？”突出为政守诚是治理的基础，是获取群众信任的根本，彰显诚信文化的人民立场，强调了诚信于政府建设的价值塑造作用。最后，守信有为是行政清廉实干的基础。加强政府诚信建设利于贯彻诚信理念，形成良性示范，让人民敢讲真话，遵守法纪，并纯化社会风气，让权力真正在阳光下运行，做到权责明晰，政令一致，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提供精神维稳，实现内外一致的和谐统一，这是保障政府公信力和建设廉洁政府的目标引领，同时也是促进政府高效行政的关键所在。

（三）强国之基：有利于夯实文化自信心，推进文化强国建设。“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6]传统诚信文化是民族文化集体的基因传递，是文化自信的底气所在，作为立足于本民族生产、交往方式上的民族优秀品质，传统诚信传递出与人善、信守诺的话语表达，成为我们面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7]这为我们夯实文化自信，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奠定基础。一方面，诚信扎根中华民族传统，形成了难以泯灭的时代印记和高度的精神契合，成为培养社会群体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重要精神纽带，为坚定民族文化自信，夯实文化建设根基，把握文化主旋律，实现文化自信自强提供强大底气支撑。诚信文化原则帮助我们在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精神养分。另一方面，文明是现代化国家的显著标志，诚信一定程度上是文明的内在表达，诚信建设高度无疑与文明程度挂钩。推动诚信建设有助于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攀升新境界、达到新高度，有利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有力打造诚信国家名片，推动文化强国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三、新时代传承中华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有效路径

（一）激发诚信内生动力，夯实诚信文化引领力。面对新时代道德难题，需要我们激发诚信内生动力，解放传统意义上的“文化枷锁”，不断夯实优秀传统诚信文化的时代引领。盘踞于封建社会下的传统文化是在“人性本善”的立论基础上谈论诚信，主要依靠个体觉悟，但这种自觉更多依附于传统生产生活方式，没有内生基础。同时，由于封建社会等级森严，观念化诚信充满不平等色彩，普遍意义上的诚信观念未能普及，往往存在少数人中。首先，要促进文化代谢刺激诚信内生动力。加强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价值观引领，将传统诚信伦理资源结合当代价值需求进行取舍、创造、聚合使其焕发新活力。同时为诚信设置伦理底线，以政策支持和体系保障为诚信发展筑造围墙，使其爆发出新动力。其次，要摆脱传统价值理念培育的程式化和定型化，推动文化传承与科技引领两轮驱动，实现诚信文化创造性转化。一方面，要创新传统诚信文化传播方式，把诚信哲理从书本上的文字变成身边的故事，让教条通过践行变成直观感受，实现诚信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通俗化、普及化和平民化，促进诚信文化入心入脑。另一方面，要实现诚信文化发展方式的转变，在主流媒体的引导下强化诚信理念的输出与诚信价值观的认同，重申主流价值理念，引领大众道德趋向。最后，通过升级文化基础设施提升公民的文化体验，熏陶公民德性操守，涵养人文精神，使诚信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提升社会的人文活力和精神面貌，打造新时代诚信文化名片。

（二）立足诚信教育特点，汇聚诚信教育凝聚力。从传统“五常”教育，到如今倡导的素质教育，诚信一直都未脱离教育的本体。面对社会转型升级，错误价值理念丛生，要立足诚信教育特点，从家庭、学校和社会三方面协同入手形成教育合力，优化教育空间环境。其一，要重视家庭教育，通过家风家教涵养诚信品质。改正部分家庭的功利取向，注重提升孩子的道德判断能力，加强品德建设；同时要避免教育理念的两极分裂，引导孩子从小养成讲诚信的好习惯。其二，要重视学校教育，通过发挥教育显性功能培育诚信价值观，实现德育与智育并举。一方面，要重视教师队伍建设，提升教师品德，使他们在思想、品德、诚信和学风上率先垂范，躬体力行。另一方面，要创新德育方法，走德育民主路线，由传统的“训导式教育”转向“互动式教育”，以引导学生的诚信认知，端正学生诚信态度，激发学生诚信行为，培育学生健全人格。最后，要重视社会教育，通过净化社会风气为诚信提供良好生态环境。加强社会秩序的管理，打击不良风气，规范民众行为，弘扬核心价值理念以共建社会诚信环境。只有统筹管理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打好组合拳，才能从根本上净化诚信教育空间环境。

（三）强化法律硬性约束，增强诚信制度塑造力。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现代性转化时，应赋予传统诚信文化以现代的制度形式，积极进行制度推动，从而使其真正渗入到人们的生活实践活动中。中国传统诚信是“德性诚信”，强调道德层面构建，在宽松的社会背景下诚信只是一种约定成俗的相处准则，并没有独立入法。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议提出：“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健全覆盖全社会的征信体系，加强失信惩戒。”这为诚信制度建设明确方向，现代市场经济作为以法治为保障的契约经济，市场经济主体的行动是否合理同样需要依据预先制定的规则来加以度量。首先，要加强诚信立法，建立失信惩戒和守信奖励制度。一方面，加大监管查处力度，严惩失信行为，降低失信行为发生率；另一方面，奖励守信者，引导诚信走向。其次，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方面，设立个人信用代码，建设完善的征信系统。利用统一征信平台收集公众信息，并将其与个人金融、工商登记、税收缴纳、社保缴费和交通违章等衔接对挂，形成社会主体、资讯内容全面覆盖的信用信息网络，进行诚信评估；另一方面，建立信息共享机制，打破信息孤岛与信息壁垒，实现信用信息共享互通，规避诚信风险。最后，建立健全诚信制度。一方面，出台诚信制度的顶层设计，参照“统一领导、统一筹划、统一代码、统一标准”的整体建设方案，形成由中央统一部署，部门和省市政府配合的长效机制，依据各地诚信建设现状，加强区域战略布局与宏观调控，对诚信建设成合围之势；另一方面，利用制度的法定性，填补诚信的法律空白，形成针对诚信活动的全方位约束监控机制、防患纠错机制、评估奖惩机制和导向模塑机制。

（四）推动诚信底线建设，提升诚信层次辐射力。经济关系和生产方式是社会意识的根源，改革与转型会使社会经济关系发生重大调整，给社会诚信带来道德观念上的变化。我们必须加强诚信底线设计，以适应社会转型带来的诚信道德观念上的改变。诚信并不是单一的形态，按照不同的标准可以对诚信进行不同层面的理解，诚信的实现有底线到高尚之差别。如果低层次的诚信没有实现，高层次的诚信就难以实现，而反过来，若高层次诚信已实现，低层次诚信必定也已实现。由于层次数级的高低，使得诚信建设需要分层对接，从底线建设到高层次的道德培育，需要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参与。第一，诚信底线建设需要政府权力机关界定内容、出台政策来保障其正常运行。一方面，政府需要面向现实重新界定诚信底线的基本内容，建立起系统完善、权责明晰、运行顺畅的行为规范体系，以填补诚信底线的法律边缘；另一方面，政府需规范自身行为，合理运用手中权力，守牢诚信建设的准入红线。第二，无论是底线诚信还是高尚诚信都需要个人与社会认同，自觉遵守并付诸实践。一方面，只有加强公民个人品德修养，使他们敬畏规则、尊重底线，养成自我向善的自觉，才能奠定诚信底线基础；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复杂，只有坚定核心价值观思想引领，使公民在爱国、敬业、友善主流价值中坚守家国情怀，传递奉献精神，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在社会实践中彰显美德和公德才能拔高整体诚信水平。社会道德建设的重任需要政府、社会和个人各司其职，在加强底线建设基础上循序渐进逐步向高尚美德过渡，才能整体推动诚信建设四个层次纵向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