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的女性话语建构

朱 娇 黄 晖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9）

阿西娅·吉巴尔的作品大都关注社会政治问题，以女性的眼光及他者的语言为穆斯林女性发声，反抗殖民主义，反抗性别压迫，以此重建本民族女性的身份认同。本文结合后殖民女性主义与女性主义叙事学，以短篇小说集中的女性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作者是如何利用叙事形式发出后殖民女性的声音，建立后殖民女性的话语权威。作者通过书写“沉默”的女性形象表现后殖民主义和父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同时又从反传统女性形象塑造和叙事声音着手，帮助被压抑的女性发声。从中可以看出作者为后殖民女性争取话语权，建构后殖民女性的主体身份，树立女性的叙事权威在形式层面所作出的努力。

一、沉默表象：困境与枷锁

“崇尚沉默是阿拉伯社会最强大的威力之一”[1](P223)，《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女性被困在房间里，只能被动地承受着别人的窥视，她们的话语权被剥夺，从而造成了其“沉默”的表象。小说集正文分为《今天》《昨天》两部分，后于2001 年加入《法蒂玛述说之夜》。吉巴尔在这些短篇小说中描绘了形形色色的妇女形象，她们最大的共同点就是沉默。她们是“城市的耳朵和低语”[1](P153)，终身的责任就是为回家的丈夫脱鞋。阿尔及利亚社会试图剥夺女性的话语权，无论是过去和今天，这种压迫都存在。

《法蒂玛述说之夜》主要讲述了法蒂玛的母亲、法蒂玛和法蒂玛的儿媳阿妮萨三代人的故事。从祖母到儿媳三代母子关系的割裂反映了阿尔及利亚家庭关系中母亲的“失语”现象，她们的生活寄托在孩子身上，然而面对亲子关系她们却没有话语权。法蒂玛的外婆玛格杜答年幼时与父亲和继母生活在一起，需要独自打理整个牛棚。不久后她结了婚，但10多年后守寡，玛格杜答始终沉默，从不敢大声说话。父亲、丈夫、儿子的权威贯穿她的一生，生育孩子、做家务成为她终身的任务与使命，法蒂玛娓娓道来，向读者展现了一位丧失自由与话语权的普通女性的一生。法蒂玛的母亲阿比亚与父亲图米一见钟情，在两个哥哥否决这门婚事的情况下，阿比亚与图米决定私奔，哥哥们在得知此事后多年不与妹妹往来，并且拒绝母亲与妹妹见面。父亲将法蒂玛送去法国人开设的学校读书，而在法蒂玛问道“为什么你只带我们去阿拉伯人的家里”[1](P32)后，父亲第二年就把她嫁给了自己器重的朋友。父亲此时发现女儿的思想不受自己的控制，多了质疑反问的勇气，因此在觉察到这种迹象后，索性斩断了女儿未来发展的可能。小说中的另一个人物，澡堂里的打水老妇人在13岁时被父亲为了两瓶啤酒卖到了一个遥远的驻军城市。在具有血缘关系的父亲眼里，女儿是被明码标价的物品，这深刻反映了阿尔及尔社会女性被物化的现状。在父权社会的统治之下，母亲和女儿面对男性时都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他们“通过强力和直接的压迫，将我们置于他的统辖之下”[2](P79)，因而形成了“沉默”的状态。当父权社会的成员在感觉到自己的权威受到威胁时，就会采取手段试图压抑女性。

《死人说话》中，阿伊莎结婚仅8 天，丈夫冷笑着朝她吐口水，她只能保持沉默，爬起来擦干净脸然后穿上衣服。她年轻时爱慕表弟阿桑，而直到她婚后又守寡，再与表弟重逢时，她依然和当年一样，对着表弟开口说出一个“你”字之后就再也没有下文。阿伊莎名字的意思是开放的花朵，然而在战后成了“破碎的花瓣，凋谢了”[1](P142)，阿伊莎将被丈夫离弃的创伤内化，也将战争烙上的苦涩印记封存。《过去》中的最后一个故事《思乡》中的祖母，12岁就被父亲嫁给了丈夫，清晨就起来做活，因为忘记收装饼的盘子差点被丈夫打瞎，婆婆劝她撒谎告诉父亲是他送给自己的小牛踢的，父亲得知后勃然大怒，提出要把牛送去屠宰场。而法蒂玛只能轻轻地哭泣，好让丈夫安静睡觉。社会的枷锁禁锢了面纱之下女性说话的权利，甚至连哭泣的权利也被剥夺。

在同名短篇小说《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萨拉曾因参加了战争而被法国人囚禁过一段时间，其他人称她为“哑巴囚犯”。她沉默地内化了自己的创伤，这种沉默一方面来自母亲，母亲非常安静，害怕被人拒绝，也许是因为她没有生育一个儿子。萨拉对母亲最深刻的记忆是，母亲每天都会用铜盆沉默地给丈夫洗脚，对接受新思想的萨拉来说，这是母亲“屈从的标志”。在明显的男权家庭环境的影响下，萨拉像母亲一样学会了屈从。萨拉沉默的表象还包括她对战后的酷刑经历避而不谈，掩藏自己的伤疤，将痛苦内化。阿尔及利亚的女性作为战斗者参与了战争，但是她们在战争中受到的伤害和折磨并不被阿尔及利亚社会所承认。另外，失去话语权使她们无法讲述自己的经历，只能选择将痛苦内化。父权制社会与殖民战争带来的伤害使萨拉在心理上感到恐惧，因此她选择了沉默。因而在小说中萨拉很少说话，作者只是将她的所想所感以意识流的方式呈现出来，没有帮助当时的母亲使得萨拉此后一直活在悔恨当中。正如后记里作者所言：“在这个巨大监狱里深陷双重牢笼，女人只能把自己缩小到一滴水那么不起眼。”[1](P225)一方面，殖民主义使阿尔及尔女性身受重伤，另一方面，父权制使得她们无法发声，从而只能内化这些伤痛进而强化了沉默的行为。

斯皮瓦克在《属下能说话吗？》中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是“属下的属下”[3](P101)。而阿尔及尔女性作为第三世界的女性陷入“双重掩盖”的困境，从而难于自我表达。如果发声说话出现问题，对作家而言有两种选择，“努力使自己的语言成为代表，表现普遍的危机，传递交流活动本身的不稳定和脆弱；或者选择自杀性的修辞——沉默。”[4](P60)阿西娅·吉巴尔身为阿尔及利亚裔的法语作家，从跨文化女性主义的视角，用法语书写阿尔及尔妇女的生活，在挤进中心话语圈分享话语权时，又努力寻找历史记忆中的沉默话语。以上女性的经历让我们看到了阿尔及尔女性所遭受的困境与社会枷锁，同时这也是后殖民女性群体的遭遇。作者并不仅仅停留于此，而是试图利用写作策略反抗这种双重压迫。

二、形象逆写：撕裂与解构

在传统的男权中心主义叙事中，女性是柔弱的、无能的。在西方中心主义叙事中，第三世界女性又是贫穷的、愚钝的。“在父权制和帝国主义、主体构建和客体形成之间，女性形象消失了，她并没有消失进入一个朴素的无，而是消失进入一个激烈的来回变换之中。”[5](P315)在阿西娅·吉巴尔的笔下，女性在双重困境中挣扎，但是她们并不只是被动接受，而是试图以各自的方式积极反抗。她通过塑造一些背离传统的女性形象对男权中心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叙事进行解构，从而作出了颠覆性的尝试。

《哭泣的女人》中，女人每晚和没有感情的丈夫躺在一起，仿佛一尊“死者卧象”。在一次被丈夫家暴之后，她选择了离家出走。“她站起来，将过去踩在脚下。”[1](P116)她穿着“两件套”泳衣，喊出“我走了”[1](P116)。后来在海滩边偶遇陌生男子的时候，她和男人之间发生了第一次爱抚。在男人抚摸到她的乳房时，她起身离开。这是一种反抗行为，在男权中心主义叙事中，女性的身体常常是被书写的对象，身体被凝视，成为男性欲望投射的客体，而女人的行为表现了她的主体性觉醒。后来突然出现了几个持枪的士兵，女人告诉男人，他们可以站起来像情侣一样的走开，但是男人朝士兵走去，向士兵说了些什么然后离开了。也许男人是向士兵澄清自己和这位素不相识的女人的关系。男人当时伸出双手，“像从前他的手腕上戴着镣铐时一样”[1](P121)，笔者认为这里的士兵象征阿尔及尔社会的规训。有夫之妇与陌生男子在室外交谈并不被允许，但是女人不仅与他交谈，还揭下了掩盖的面纱，从中可以看出吉巴尔对父权制的强烈反讽意味。

《无所谓放逐》中，女主人公“我”25岁，经历了孩子夭亡、离婚、逃亡、战争，而“我”仍坐在镜子前自我欣赏，冲自己微笑，像一个年轻姑娘。在阿尔及尔社会中，离异的女性会被社会所不齿，“我”却仍保有自我欣赏的心态。而“我”的妹妹阿伊莎在丈夫坐牢后自学法语，认为除了家务之外还能干很多事情，像个男人，“坚强又勤奋”[1](P135)。《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诵经人的三个女儿都与传统中的女儿形象相差较大。大女儿从幼时起就开始练习柔道，在着装上只穿长裤。二女儿在大学主修自然科学，而父亲一直对她的兴趣持怀疑态度，认为学习自然科学应该是男人的事。三女儿热爱田径运动，并立志要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女性在吉巴尔的笔下具有了男性气质，形成了一种“双性同体”的形象，将男性气质与女性气质平衡无疑是对男权中心主义叙事的一种反抗。

女性形象常常是私人叙事的描写对象，在宏大叙事中往往出现的是男性。而在《死人说话》中，吉巴尔塑造了一个民族历史中的大写女性——阿达。阿达出身于贵族家庭，在经历第一任丈夫被枪杀，第二任丈夫出轨与其离婚后选择独居。她乐善好施，将自己种植的农产品分给周围的村民，在她死后很多人怀念祭奠她。小说中反复出现献给阿达的歌词：

“阿达，你教我心痛，你是全体母亲的榜样！”[1](P155)

“阿达，凯旋者身上流着你的血，就像从前你的亲属带领着骑兵！”[1](P156)

阿达在面对法国殖民者的入侵时依然傲慢，把所有的羊群围在中间。吉巴尔用萨伊德这一男性形象代表了村子里的全体男性，在他眼中，阿达是勇敢、坚强的女性形象，她的力量并没有因为衰老而减弱。她是母亲，也是“城市的高贵象征”[1](P174)。老阿达被埋葬，但是萨伊德认为，在泥土之下保存着她的忧伤、高贵以及一丝不苟的严厉。女性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了阿尔及尔民族的历史，被世人铭记。作者以阿达这一人物形象试图颠覆男性主导的历史，女性不再是油画《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缄默的穆斯林女性，而是像毕加索画笔下的女性一样挣脱传统的束缚，正在成为具有主体性的独立女性。

波伏娃认为女性这一“他者”形象是被建构出来的，本质是为了凸显男性的主体地位。女性若要建构自己的主体性，就需要跨越这种性别二元对立的刻板印象。吉巴尔试图塑造与以往不同的性别角色想象，以此来推翻这种他性规约。在《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萨拉与莱拉是小时候的玩伴，又是成年时的挚友。她们共同参与了战争，战争结束之后，身体和精神上的创伤并没有消失。莱拉是一个失去生育能力的女性，实质上这是作者吉巴尔对女性沦为生育机器的一种反讽。莱拉从监狱释放之后，萨拉与她交流倾诉。莱拉认为萨拉不应该保持沉默，周围的人并不了解她们所遭受的痛苦。萨拉想要表达却无法使用语言，于是揭开衣服，露出乳房上一直延伸到腹部的青色疤痕。她抱住莱拉，抚摸她的身体，突然萨拉感到一股莫名的冲动，“她像聋哑人那样寻找爱情的词汇”[1](P106)，此刻两个女人的紧紧相拥让她掉入了温柔的漩涡。当她穿上衣服时，作者用“一切都在她身上喷发”[1](P106)形容萨拉此刻感到的爱情。二人的相拥构成了小说的性张力，这是吉巴尔采用的同性情欲书写策略。莱拉身上具有“双性同体”的气质，作为女性，她瘦弱。但是她说话时咄咄逼人，逼迫萨拉看清自己内心的痛苦。面对父权社会与殖民者的压迫时，她提出要拿起手榴弹，炸飞帝国主义，炸飞男权社会，这是一种强有力的“男性气质”。虽然作者只用了几段文字赋予了莱拉和萨拉“恋人”的角色，但这是解构传统异性恋性取向框架的尝试。社会使得女性必须压抑痛苦沉默寡言，但她们能够在女性专属的空间内互相给予慰藉和支持。当萨拉给莱拉看她的伤疤时，社会所不承认的、掩盖她们的苦痛，在这里互相得到了肯定。萨拉和莱拉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这种肢体语言肯定了女性作为主体的能动性，在这里萨拉不再是沉默的，从父权制的压迫中重新使用了她的身体语言，并用它来肯定阿尔及利亚妇女的共同经历。在这次与莱拉的交谈之后，萨拉开始思考母亲往日沉默的表现，社会对妇女的禁锢……她的转变也从深层次上表现了女性同盟对女性确立主体意识的重要性。

三、话语建构：突围与挣脱

（一）个人型叙事声音。个人型叙事声音是指“有意讲述自己故事的叙述者”[6](P20)，叙述者面对读者直接袒露自己的经历和所思所想。在《法蒂玛述说之夜》中，法蒂玛在对儿媳阿伊莎讲述母亲的故事之后开始鼓起勇气言说自己的故事。讲述意味着还要去回忆当初所遭受的伤痛苦难，但是法蒂玛讲述的行为实际上是以自己的主体性为基础的。“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表明其拥有自己的世界和自我的历史意识。”[7](P59)法蒂玛的儿媳阿伊莎在倾听婆婆讲述完自己的故事后将要对读者讲述自己的故事，但她发出了疑问：“故事的线条会不会将我箍紧，将我缠绕，将我囚禁？”[1](P42)作为年轻一代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女性，阿伊莎深知上一代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因此她不想重蹈上一辈的覆辙，受到父权观念的束缚。阿伊莎在婚后一年发现丈夫频繁晚归，与他爆发了争吵。她指出丈夫就像一个家里过客，自己一天几乎见不上他一面。而反观上一辈的女性，她们从不敢言说自己的需求，她们所要做的是等待丈夫回家后沉默地为他们脱鞋、洗脚。阿伊莎这一代的女性拥有了敢于言说的勇气，这无疑是对以往的压迫所进行的反叛。阿伊莎在生下孩子之后为了继续完成大学学业，将女儿梅里姆交给了远在异地的婆婆法蒂玛抚养。丈夫的冷漠和对女儿的思念使她做出了大胆的决定：独自带着女儿去法国寻找自己的母亲桃丝。自己的婆婆法蒂玛年轻时为了满足母亲未完成的愿望——拥有一个儿子，而把自己的儿子送给母亲抚养。将自己的孩子交给上一代女性抚养，即作为母亲的权力被剥夺这件事似乎又要在自己身上重演的时候，阿伊莎做出了不一样的举动，她拒绝将自己的母亲身份转移给婆婆，“祖母逐渐取代生母，自己当起了母亲。而我反倒应该感谢她？”[1](P48)。于是阿伊莎带着女儿逃离了丈夫和婆婆，意味着逃离了以往束缚女性的传统。《哭泣的女人》中，经历丈夫家暴的女人在被痛打之后突然觉醒，“我重新有了嘴、嘴唇”[1](P120)，“嘴”象征着言说，以往女人恪守着阿拉伯女人沉默的传统，但在经历痛苦之后她明白了创伤的治愈需要讲述，于是她的嘴仿佛经历了一次新生。她离家出走，离开了这个无形的监狱，向陌生男子、向被囚禁的家之外的世界大声倾诉自己的经历、自己的痛苦。《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诵经人学习自然科学的二女儿体会到了男性在社会上所拥有的特权，她抱怨自己的最后一个染色体是X而不是Y，并高声告诉妈妈和姐妹们“只需要改一个字母，那么一切，真的，我们的一切都会不同。”[1](P80)曾参加战争的萨拉受到朋友莱拉的影响开始思考女人该如何推动变革，推翻父权制：“找流淌着的、在歌唱的、消逝的水”[1](P89)，要找到这些大声言说的女人，正在消逝的声音，并慢慢地集结起来。而萨拉向安娜吐露出内心对于母亲的愧疚后终于惊醒：“说话，不停地说昨天和今天的一切……用女人的目光和女人的声音。”[1](P112)小说最后，在机场看到其他摘下面纱的女性后，安娜取消了离开家乡的计划，选择留下与萨拉一起参与变革，“有一天，我们要一起坐船！”[1](P114)。她们曾在阴暗中叹息，但是她们最终从以往经历的痛苦中重新站起，试图去打开一个全新的世界。

（二）集体型叙事声音。集体型叙事声音表达“群体的共同声音，或者表达了各种声音的集合”[6](P23)，兰瑟将其分为“单言”“共言”“轮言”三种形式。在短篇小说集《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作者主要运用第一人称单言形式的“我”和共言形式的“我们”来建构起女性的集体型叙事声音，回顾了阿拉伯女性在殖民主义与男权主义双重压迫下的血泪史。《无所谓放逐》中，一家人因为战争而被迫离开故乡阿尔及尔，3年来，每次母亲出门采购生活用品之前都会重复同一句话：“要不是我们被赶出自己的国家，我也不会被迫要像男人那样上街买东西去。”[1](P125)母亲在客人来到自己家里时总是会像从前在故乡的家里一样准备丰盛的甜点，这表明母亲对过往岁月的怀念，但是一方面，战争带来的伤痛也时时在她的脑海浮现，无法抹去。母亲与朋友日常谈论的话题总是围绕着各自的逃亡经历，由于战火纷飞，她们不得不离开家园，而流亡的悲苦因为思乡愈加浓重。对于殖民地的人民来说，有的可以选择忘却战争带来的创伤，有的选择将痛苦埋藏心底，而有的选择不断回忆，强化自己内心的创伤。吉巴尔通过流亡者的口吻向我们展示了战争给第三世界边缘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而创伤还可以经由一代传递给下一代，失去孩子被丈夫离弃的“我”在不久之后被家里人安排相亲，“我”思考着流亡之后灰暗的日子，回忆着第一次订婚的美好时光。而“我”认为现在的自己灵魂是灰色的、黯淡无光的。在母亲将要同意婚事的时候，“我”大喊着不要结婚。“我看见未来在我眼前一片黑暗。”[1](P140)在远离故乡的地方还要假装一切从未发生，对于“我”来说是无意义的。作者并没有提到小说中“我”这个人的姓名，意在隐喻“我”代表了所有阿尔及尔被战争“放逐”的女人，她们都是“流亡者”。《斋戒日》中，女人们在斋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伤痛，自己的女儿被殖民者掠夺走，她们不得不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但是她们还会反问：“我们还有心思喝咖啡！”[1](P197)，一位老妇人甚至说道：“要是能够消灭记忆就好了”[1](P197)，只有如此，她们才能找回从前的安宁，内心的平静。吉巴尔在对这些妇女日常生活细节的细腻描写中展现她们的创伤，表现了对殖民者的强烈控诉，而她们从沉默到言说的举动，也表现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三）作者型叙事声音。兰瑟认为作者型叙事声音表示一种“异故事的”、集体的并具潜在自我指称意义的叙事状态[6](P17),即第三人称叙事,作者在叙述中处于故事之外,受述者也往往是处于故事之外的读者大众。吉巴尔将自己的声音直接表述为女性声音，对殖民主义和男权主义进行批判，将女性的声音文本化的同时也进行了放大，表达了其对阿尔及利亚妇女的深切关怀。《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中，吉巴尔通过对公共浴室的书写，构建了一个传统与现代交织的女性话语空间。在阿尔及利亚文化中，公共浴室是父权制下允许妇女交际的唯一公开场所。而伊斯兰习俗规定妇女每周只允许在晚上洗一次澡，同一个地区的妇女会在公共浴室里聚集，形成一个孤立的群体。她们避开男性的目光，妇女们最终可以在没有面纱的情况下彼此交谈。那些隐秘的女性特征在这里彼此袒露，在没有男性窥视着的空间内，女性获得了身体的支配权。在浴室里女人们互相交流、按摩、浇水，通过在这个女性专属空间中实现女性化的交流，吉巴尔让这些阿尔及利亚妇女重新适应了自己的身体。身体的解放是妇女获得主体性的重要举措，通过展示自己的女性身体、和其他人进行交流和接触，她们获得了表达的自由。萨拉在公共浴室中露出了她的伤疤，这是她在殖民者监狱遭受酷刑的印证，在浴室里女人们可以阅读萨拉身上的伤痕，而这是一种她作为“哑巴囚犯”证实自己参与战争的手段。吉巴尔通过这种身体语言的书写重新赋予萨拉主体性，进而从沉默中解放萨拉，发出了女性的声音。解放后的阿尔及尔仍然阻断女性发声的渠道，吉巴尔通过在作品中融合音乐回忆起过去阿尔及利亚女性的声音。如萨拉聆听“时光流逝的女性之歌”、特莱姆森的阿姆菲、拉古瓦特的葬礼之歌、犹太女歌手的歌曲、安达卢西亚歌曲等等，过去女性的声音在音乐中被记录下来，这是少数的能够平等地被不同人倾听的女性的声音。

结语

作为阿尔及利亚的重要作家，阿西娅·吉巴尔从女性的独特经验与视角出发，描写在性别压迫与殖民主义的双重压迫之下女性的经历。《房间里的阿尔及尔女人》将过去的和现代的故事交织在一起，既相互映照又相互关联，构成了一部阿尔及尔女性的成长史。她通过书写身体、欲望、声音塑造不同于以往新的女性形象，同时又通过女性发出的声音构建女性的话语权威。对于在双重困境中挣扎的女性来说，叙述本身就是对男权统治的社会的反抗。然而这并不再是以往的“无声反抗”，而是要让所有人听到的女性话语。吉巴尔通过形形色色的女性形象表达了她对于过去阿尔及利亚女性历史的评价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只希望在明媚的阳光下敞开的门里……女人能在日常生活中获得真正的解放。”[1](P231)揭去面纱就是揭去父权制与殖民主义的压迫，要在无遮蔽无镇压的室外，自由地言说与交流，真正建构后殖民女性主体的话语，使她们重获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