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族别、文化、社会表征的叙事逻辑
——《误杀瞒天记》和《误杀》的对比研究

陈 龙

（闽南理工学院 福建石狮 362700）

电影翻拍是现下电影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电影翻拍能利用优质的IP资源，为观众提供先验的感情认同，在电影播出中获取一定的粉丝基础，帮助推动电影的推广。但在翻拍不同国家电影中，受民族、文化以及社会表征等因素的影响，其电影在表现中，其内涵也会有所不同。从印度电影《误杀瞒天记》和我国翻拍电影《误杀》叙事逻辑进行比较，对不同族别、文化以及社会表征的叙事逻辑差异进行综合性分析，为实现我国电影艺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定的路径支持。

一、民族证候表达是构建民族电影的必由之路

（一）民族内蕴在民族电影发展中的价值。

1.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传承。民族电影作为我国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之一，在对青年一代的教育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民族电影的发展和创新，能更好地增强青年一代的民族责任感和荣誉感，使青年一代能更好地承担自己的责任，为保护民族尊严而战[1]。民族精神是民族电影发展中最主要的价值内涵，是支撑民族电影稳健发展的关键因素，民族电影在创新发展的过程中亦是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传承。民族电影一般着力表现工人、农民、妇女、知识分子的生活斗争，努力揭示社会矛盾与阶级对立，激发民众的爱国热情。电影艺术的创新和发展不仅是实现我国文化艺术创新的主要路径，更是对我国民族精神的体现和传承，民族证候表达是构建民族电影发展的必由之路，是民族电影文化、精神体现的核心内涵。

2.实现屏幕内外民族文化的精神关联。民族电影是对民族精神文化内涵的传承，实现对民族精神的继承，实现屏幕内外民族文化精神的关联[2]。《误杀》翻拍的成功，与其将民族文化的本土化改造有关，电影的改编基于我国民族精神的现实基础，银幕内的电影艺术同银幕外的现实生活相结合，实现屏幕内外民族文化的精神关联。

（二）《误杀瞒天记》中族别叙事逻辑。

1.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误杀瞒天记》讲述了主人公维杰和妻女在平静的生活中，由于女儿同学萨姆对女儿的强暴行为打破了一家原本宁静的生活，女儿失手打死了萨姆，父亲维杰得知事情真相后，为了保护自己的妻女，利用自己从电影中学到的知识，逃脱杀人的罪责，与警察进行周旋的故事，通过维杰对尸体的处理以及不在场证明的伪造，增强了电影的悬疑色彩，推动了故事情节的进一步发展。《误杀瞒天记》打破了以往印度电影载歌载舞以及乐天风格的传统印象，将印度民族叙事逻辑进行了新的改变，开始关注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上。受历史发展以及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矛盾尖锐以及法治问题逐渐显露，《误杀瞒天记》通过对现实社会真实情况的反映表现了印度民族的叙事逻辑，通过社会现实的艺术化表现，为《误杀瞒天记》蒙上一层民族叙事艺术的面纱。

2.印度基层民众的社会想象。《误杀瞒天记》主人公维杰通过“自救”的方式保护了自己的家人，通过自己的方式惩罚了“恶人”，这种电影情节的表现，也是印度基层民众社会想象的一种表现。维杰通过隐藏尸体，制造“蒙太奇”方式自救的过程。作为社会底层阶级的维杰，一家人本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却被萨姆打破，由于社会阶级之间的差异，他们不能从法律的角度获取正义，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更好地生活，不得不进行自救，这种自救深刻地体现了印度基层民众内心的真实想法，是社会想象的具体化表现。

（三）《误杀》中民族证候的表现。《误杀》改编上将《误杀瞒天记》中的泰拳比赛转化为泰国风光，在不改变其故事情节的基本原则上对电影内容创新，将李维杰从移民转移过来，并做过较多基层工作，转变成电影的主要内容，具体的表现并没有突出李维杰的华侨身份，事实上将其身份差异承担厄运必然性进行联系。明显看出，《误杀》蕴含着丰富的民族证候，影片将原剧《误杀瞒天记》中的阶级矛盾转移为意外事故发生后的紧急处理，弱化原剧中底层民众的阶级压迫与社会矛盾，比如，改变了原剧中只手遮天警察局长的形象，将其同中国基层警察整合。此外，影片采用避重就轻的方式进行还原，使我国观众能更加感同身受，产生历史认同感。

二、叙事理念有别源自不同的文化认知

（一）《误杀瞒天记》和《误杀》的结局对比。不同的文化认知对电影叙事理念以及电影内容的表达具有一定的影响，不同文化认知影响使得电影结局也会受之影响。《误杀》以及《误杀瞒天记》，其不同结局的对比就体现出不同文化认知下电影叙事理念的差异性[3]。《误杀瞒天记》和《误杀》都以讲述男主人公为保护家庭，利用智慧企图逃脱杀人罪责的故事，但是两部电影的立足点截然不同。《误杀瞒天记》中，父亲因溺爱儿子而表示忏悔，警察局长对其儿子行为并没认识到错误，而《误杀》中，讲述父亲李维杰为保护家庭不受伤害逃避法律罪责故事，结局处，李维杰充分认识到自己杀人抛尸的错误行径，主动进行忏悔，向警局自首，警察局长夫妇也对其儿子的错误行为深表悔恨，怀着忏悔的心理向李维杰赔罪。

（二）不同内容构建反映不同文化认知。

1.《误杀瞒天记》对自我利益的坚守。《误杀瞒天记》讲述了一个没有多少文化，但是聪明、正义的父亲，在妻女误杀闯进家里的不速之客后，教妻子和两个女儿应对警察的盘问甚至拷打办法，为一家人制造不在场的证据，最终成功地误导了所有人，瞒天过海。影片中，少年用手机偷拍女生洗澡的视频，还以此为要挟做更出格的事情。少女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誉，面对闯进家门的坏人，失手杀死了他，让一家四口陷入无尽的恐慌和迷茫之中。偷拍的少年是一个家境富裕的孩子，父亲和母亲都是印度有头有脸的人物，母亲是一名警察，而且是一名督察。影片中她第一次出镜时，那态度和气势是凌驾所有人之上的，咄咄逼人的眼神足以杀人。两个完全不对等家庭之间的对比，为主人公逃避罪责提供了“合理”的外衣。父亲维杰利用所看的电影技法，制造家人不在场的证明，其出发点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这是印度现实社会的真实反应，它体现了对自我利益的坚守。男主人公维杰在面对误杀警察局长儿子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认为我们没有做错，是因为要抗争所以才误入歧途，进一步为自己的错误行径辩解，认为警察局长本人也会为了儿女做出这样的事情，正是出于这种以自我利益为坚守的理念，才使得维杰有了用所学电影知识成功偷梁换柱的勇气。

2.“对、错”分明的《误杀》。《误杀》的文化认知差异使电影同样呈现对错分明的价值选择。电影对李维杰女儿误杀警察局长儿子的行为进行了对错的客观性分析。李维杰得知女儿误杀警察局长儿子，第一时间并不是对其行为对错进行判断，而是出于保护家庭不受伤害而尽量想办法逃避责任，从主人公李维杰最初理念中，电影就将其误杀的行为定性为错[4]。电影对警察局长出场并不带有传统的单一批判色彩，而是充满智慧地客观陈述，对离奇杀人案件的破解，在于突显警察局长女强人形象，面对维杰妻子阿玉的威胁，其母性色彩也更加浓厚和真实。电影对错意识分明。后期警察局长对其儿子所作所为表示忏悔，希望获取主人公维杰的原谅，而主人公李维杰虽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但出于自身行为的错，同样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主动向警察自首。《误杀》主人公对其行为错误的自我认知与《误杀瞒天记》中父亲认为自己是正确的形成对比，使《误杀》在其改编中更具有本土化文化认知，是《误杀》成功的关键。

（三）文化认知是电影价值观表现的内在支撑。文化和认知之间的主要联系是：不同的文化为每个成员的思维过程、感知、信仰和对日常生活每个领域的重要性提供了一个框架[5]。认知研究的一个目标是描述不同的人如何看待他们周围的世界并做出反应。电影受经济基础的影响与社会的整个文化认同发展具有同构性。我国电影一直是对经济发展以及社会文化历史发展的真实反映，一方面，电影作为一种具有影响力的艺术传播媒介，是对经济文化发展的映射，另一方面，在电影艺术文化发展中，又对整个社会文化认同的塑造具有反作用[6]。电影之所以引导着观众和人物正确地看待事物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共鸣和共同的情感体验，是因为其价值观和文化立场的同向性。文化认知是促进电影蓬勃发展的关键，也是构建电影价值观的重要内涵。

三、逻辑自洽是“推理”电影的现实基础

（一）《误杀》故事背景的选择。逻辑自洽是推理类电影的现实基础，是电影艺术发展的现实依据，也是构建电影文化艺术内涵的关键内容。逻辑自洽是语言学的范畴，当我们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它自己的语句本身的叙述没有问题，我们通过对它的符号进行检查发现没有问题、没有矛盾，就称这个理论是逻辑自洽的，即该理论达到了自我完备[7]。推理电影满足逻辑自洽是增强电影内涵，提升电影现实依据的关键，也是电影艺术发展中重点关注的对象。《误杀》内容情节就体现了逻辑自洽的特点，导演没有将故事安置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环境内，而是将其聪明地安放于泰国，为了更好迎合中国内地观众，将故事主人公设置为生存于泰国的华侨，为故事发展提供合理现实依据。从内地观众的电影艺术赏析角度分析，《误杀》的逻辑安排一方面更好地表现本土对公平正义的诉求，另一方面将其置于其他国家的想象中，使专业的影评人才以及观众不会质疑编剧的现实批判能力，更好地从电影艺术的角度对其原有的故事情节进行专业的分析。

（二）缜密的逻辑结构增加电影的现实性。

1.《误杀瞒天记》和《误杀》逻辑性对比。《误杀瞒天记》和《误杀》作为推理类电影，电影情节的表现均体现了电影缜密的逻辑性，增强电影的艺术感和现实感。《误杀瞒天记》讲到，事发后，母女用家里的座机给主人公维杰的办公室打过电话，由于维杰正在看电影，漏接了这通电话，成了电影发展的主要漏洞之一。《误杀》中，是父亲李维杰用公用电话和酒店电话给家里打电话，正是因为没有人接通，才更好地说明家里没有人的情况，为其不在场证明提供了支持，《误杀》较好地修正了原版《误杀瞒天记》中小小的漏洞，使整部影片的情节更具有合理性，使观众更能相信剧中所讲述的故事，此外，《误杀》对尸体的处理，维杰选择将尸体移出，选择放一只死去的山羊在墓中，这是为了能更好地隐瞒坟墓被挖掘的痕迹，进一步增强电影的逻辑感。

2.“山羊”与“死狗”的选择。《误杀》中，李维杰将桑昆开枪杀死的山羊放置在棺材内，用山羊的尸体更换原来放在棺材中警察局长儿子的尸体，这种用山羊尸体进行更换的处理，是经得起推敲的。一方面维杰已将尸体转移，其坟墓会有挖掘过的痕迹，如果坟墓内不放入相应的尸体，则非常容易被警察局长识破，而尸体的选择既能够映射电影结局，同时又能增强电影逻辑性。选择山羊的尸体，一是因为山羊有被桑昆开枪打死的前设，其尸体来源有据可查，另一方面，山羊在西方宗教中代表原罪，是为维杰逃避法律制裁进行的映射。而在《误杀瞒天记》中，维杰妻女将警察局长儿子的尸体埋于树下，即便换成狗尸，也可为其制造肥料的原因进行敷衍，两部电影的处理均具有了逻辑性，但从其内涵上看，《误杀》内在逻辑性明显优于《误杀瞒天记》。

结语

《误杀瞒天记》和《误杀》尽管讲述的都是父亲为了保护家庭不受伤害而与警察斗智的故事，但后者自觉承担起了电影的社会教化功能，显示出了不同的电影叙事理念；从叙事的逻辑自洽性上看，《误杀》缜密得体，更符合推理电影要求，电影翻拍须慎之又慎，只有深刻把握民族证候才能建构起真正的民族电影。受不同民族证候、社会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不同电影在其内在逻辑以及叙事表现中，具有不同的电影艺术内涵，为我国电影艺术的创新发展提供了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