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为本：高职院校劳动教育的实践转向与经验嬗变
——以T市J高职院校为例

沈晓婷

2013年4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与全国劳模代表座谈时重点提出了“必须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2018年，在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注重弘扬劳动精神，发挥劳动育人的功能”。近年来，为推进和发展劳动教育，国家发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及2020年7月教育部印发的《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将劳动教育从传统意义上的教育形式升华为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内容。劳动教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成为促进学生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教育实践机制。由此，应把握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实质意涵和关键内涵，并围绕其本质展开一系列劳动教育实践以突破劳动教育异化的现实困境。

无论是以生存为核心的劳动教育，还是以服务社会建设与生产的劳动教育，在新时代背景下都受到了诸多挑战。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传统的被动式、灌输式甚至于惩罚式的劳动教育方式不再适用，从而导致劳动教育在学校中被弱化、在家庭中被软化、在社会中被淡化的现实困境，劳动教育进一步陷入方法的规训化、途径的去身体化以及目标的外在化等价值危机[1]。尽管国家和地方政府加大了对劳动教育的重视程度，学校也在不断创新劳动教育的方法和路径，但整体上看，劳动教育依然存在一定的现实异化，集中表现在异化为技艺学习和休闲娱乐两个方面。受传统教育观念和思维的影响，许多高职院校认为职业院校的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生产第一线的体力劳动，因此，将卫生清洁以及宿舍整理等劳动实践视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形式[2]，这从本质上讲并未跳脱传统的劳动教育范畴。而解决劳动教育在现实教育情境中的异化现象及其教育价值的偏离问题，根本之路在于“在新时代背景下找到劳动教育的内核”，即本文所提出的“让劳动教育成为回归生活的教育”。

基于此，本文以T市J高职院校为例，以“回归生活的劳动教育”为分析视角，具体考察以生活为本的劳动教育的实践样态和现实途径，以期回答以生活为本的劳动教育何以实现的深层机制。

一、分析视角：回归生活的劳动教育

长期以来，众多学者将劳动教育置于生存与生产的核心范畴，这在劳动教育的早期发展阶段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适应性。但是，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改善以及全面教育的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需要以发展的视角找寻劳动教育在社会发展和时代变迁中的新内核。

以陶行知为代表的生活教育理论派，在对杜威“教育即生活”思想的改造、对社会民生与福祉的探索以及对中国传统教育批判的基础上，提出了以劳动教育为核心的主要思想观点。其一，“教育以生活为中心”是陶行知对生活教育最为精辟的解释，他指出真正的教育是扎根于生活、来源于生活的，二者相互作用、相互融通[3]。其二，教育与家庭、学校以及社会实践相互融通。劳动教育并非仅仅让学生学习知识与技能，更是让学生在学习中习得某些正向的、积极的和有利于个体发展的能力，从而成为有利于服务社会的公民。因此，劳动教育观念的培养与技能增长和职业能力提升紧密相关[4]。其三，教育，尤其是劳动教育必须与真实的生活场景发生关联[5]。生活中的一切事物都可以作为学习的对象，劳动教育需从生活中的现实、需要和困惑出发，正如杜威所指出的那样，离开了具体的生活情境，就如同在岸上教孩子学游泳[6]。

将上述思想投射到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实践层面，便会发现，生活教育视野下的劳动教育具有独特的意涵。首先，丰富了劳动价值观的意涵。马克思认为劳动价值观是人们对劳动目的和劳动意义的思考和认知，其回答的是“为何劳动”“如何劳动”“劳动有何价值”的问题[7]。回归生活的劳动将劳动教育的价值与意义折射到生活层面，实现了教育与个体生活的结合。其次，生活不仅是劳动教育的依托，更是劳动教育的目的。最后，回归生活的劳动教育是回归学生主体性的教育方式，能够帮助学生在自主实践中发现自我，通过双手改变和创造自己的生活。由此，有利于突破当下劳动教育的现实困境，为新时代背景下的劳动教育赋予新的内涵和实践方向。

二、J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实践样态

自建校以来，J高职院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将劳动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了完整的劳动教育课程内容体系和劳动教育特色。

（一）立足双元办学，形成以职业生活为核心的劳动教育品牌

众所周知，职业教育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重任，而劳动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基础教育，又承担着培养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的重要责任[8]。J高职院校围绕中央、省市有关劳动教育的政策文件与教育大会精神，立足双元办学，形成以职业生活为核心的劳动教育品牌。

首先，校企双元协同。学校构建了校企双元全覆盖的劳动教育协同育人机制，使劳动教育与专业人才培养同向而行。学校组建由教务、学团人员组成的“专班”，从制度和组织上有效改善教和学脱节、学和用脱节的现象。在教师队伍上，学校构建了由全国劳模、产业教授引领，校内外专兼职教师结合的专业育人团队，形成了劳动模范、产业教授、专任教师、行业企业兼职教师“四位一体”的团队格局。学校建立“劳动教育”评估考核机制，明确劳动教育的评价内容和考核项目，保障劳动教育的常态化、稳定化的实施与运作。其次，形成校—院两级、课程—实践联动的劳动教育体系。校级层面设置《劳动教育》课程（16课时）、社会实践劳动周，院级层面将劳动教育嵌入专业实训课程、融入实践育人过程，规定实训课不低于10%的劳动教育训练内容，打造系列精品课程和特色课程。最后，开发以职业生活为核心的课程开发。学校开展以《思政实践课》《强化企业现场5S管理模式》《职业素质养成》为核心模块的劳动教育课程改革，开发了《现代职业人》系列劳动素质教材和手册读本，将劳动教育与职场、能力素质、就业、创新相融合，促进学生职业能力的形成。

发展职业教育是世界各国制定人才战略和教育发展战略的重要部分。J高职院校所在地T市是“德企之乡”，需要相当数量的高素质、高技能蓝领技术工人。J高职院校立足双元办学，将劳动精神融入职业技能的培养中，打开了劳动教育蓬勃发展的新局面，学生的家国情怀和职业素养得到快速提升，也为T市培养了一支精英劳动工作队伍。

（二）联袂家庭生活，激活社会支持力

家庭生活的质量关系着个体的幸福，也关乎社会的福祉和国家、民族的繁荣昌盛。近年来，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社会问题的突显，发挥家庭的功能不断进入社会建设和社会政策的视野，成为不可或缺的支持力量。家庭作为劳动教育结构中的重要维度，激活家庭在劳动教育中的社会支持力对于新时代背景下劳动教育的实践具有型塑作用。即通过家庭生活建立劳动与个体可行能力的联结，建立劳动与社会的联结。

然而，目前就“如何在劳动教育中发挥家庭的作用”这一问题存在许多的错误认知和观念。一是学校与家庭在劳动教育方面的联系脱节，家庭在劳动教育层面应有的角色和功能被弱化，家长参与度普遍较低；二是任务式配合丧失了劳动教育应有的意涵，也使众多家长产生了埋怨，尤其是对于高等教育阶段的学生而言，任务式的家庭劳动教育实践更是受到了家长的反对；三是家庭与学校之间也未形成持续化的联动机制。

针对这一问题，J高职院校采取“菜单式”的劳动教育实践策略，不仅解决了上述问题，还极大地激活了家庭的社会支持力。一是在全校范围内展开调研，围绕“家庭生活所需要的技能”“我理想中的家庭生活”“我能为家庭生活做什么”以及“我想参加的家庭劳动教育项目”等主题展开调研。通过调查收集学生的想法和建议，形成了诸如“为父母准备晚餐”“组织家庭露营”“重支家庭树”“和父母一起实现爷爷奶奶的愿望”等106条家庭劳动教育项目清单，每名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其中3项，在大学期间完成。这种具有参与性、互动性和可选择性的“菜单式”劳动教育实践受到了学生们的广泛好评。二是组织故事收录活动。每学期开学征集“我的家庭劳动教育故事”，在全校范围内评选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并将这些故事整理成册，征得学生同意后借助“校园喜马拉雅之声”进行播放，在全校营造良好的劳动教育氛围。最后，邀请家庭劳动教育实践的获奖学生家长现场参加自己孩子的毕业典礼，让更多家长看到自己孩子的成长和学校的努力，增加了学校与家长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了学校与家庭的联系，共同致力于学生的成长与发展。由此，J高职院校的家庭劳动教育实践项目也成为教育治理的典型品牌项目，获得学生、教师以及家长的认可和支持。

（三）贯通学习生活，赋能主体价值

学习生活是与每个学生紧密相关的重要内容。好的学习生活状态能够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利于学业进步。学习生活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部分，不仅能够映射社会对个体成长的要求，还能决定个体的品性和未来的发展走向[9]。因此，必须要建立良好的、可循环的、有参与的学习生活生态。J高职院校格外重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在劳动教育的各项实践设计中坚持以学生为主体的原则，让学生充分参与到劳动教育实践中。

首先，在思政实践教学中依托“能工巧匠”技能大比武等载体形式开展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并定期组织约1000名学生深入工厂农场、企业公司，开展职业技能体验类活动和工农业生产劳动，让学生能够在实践中运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职业认同度。其次，打造校园“口袋公园”。结合口袋公园建设实景，充分发挥学生创造性。在对学校环境进行考察后，分区域划分各二级学院的主题“口袋公园”，由学生自主设计“口袋公园”的主题、特色以及种植物，由校园学生组织即劳动教育实践部负责整个实践项目的运作。由此，让学生亲历劳动过程，强化了实践体验和劳动意识，提升了劳动育人的成效。最后，紧跟时代发展，开拓新的劳动教育实践形式。近年来，随着零工经济的发展，对青年的就业观念和职业选择产生了极大影响。为让职校青年具有正确的职业认知和劳动价值观念，J高职院校根据不同专业打造了“互联网+”的劳动教育实践项目，融合了时代新元素，唤醒了学生的行动自觉。

从J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实践可以看出，围绕学生的学习生活组织开展了系列以学生为主体的多样化实践活动，从而促使劳动教育从“被动接受”走向“积极体验”。通过让学生自主设计劳动实践项目，参与劳动实践过程，感受、理解和体会劳动带来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情趣，从而获得了积极的劳动体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主体的价值赋能”。

三、生活为本：劳动教育有效实现的深层机制

J高职院校根据自身的办学特色、发展路径和现实条件，积极探索符合自身发展的实践模式，并紧跟时代步伐，形成了以生活为核心的劳动教育实践路径。本文尝试从意识唤醒与行动自觉的自主机制、情感引发与责任联动的认同机制以及劳动升级与个体成长的发展机制三个层面阐述其以生活为本位的劳动教育何以实现的深层机制。

（一）意识唤醒与行动自觉：自主机制

劳动能够激发蕴藏在个体内心深处对世界的求知欲和探索欲，从而成为促使个体主动学习和自主探索的内在动力[10]。从J校近年来的劳动教育实践可以看出，其所坚持的职业生活、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的融通式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唤醒了学生“尊重劳动、热爱劳动、崇尚劳动、享受劳动”的意识，并在自主意识不断觉醒的情境中做到行动自觉。

具体来讲，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理解：其一，坚持让个体深度参与到劳动教育的过程中，从设计劳动教育的实践项目到成为实践者，再到在劳动实践中践行自己的专业技能，这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生活层面的耦合，加深了个体劳动对于个体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意义；其二，这种劳动教育并不是被动式的输入，也不是项目营造下的景观，而是一种基于个体发展的积极的主体实践和劳动自觉。J高职院校在探索劳动教育的实践过程中，其将“生活”定位为劳动教育的目标，并坚持以学生为主体，使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动力；其三，增强了学生的发展能力与劳动世界的调适性，将劳动教育融入到双元制的培养模式中以及家庭生活的关系处理中，为个体的全面发展创造了必要条件。

（二）情感引发与责任联动：认同机制

在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的历史发展浪潮中，市场的力量不断向非经济领域侵蚀，也带来了人们对劳动价值的认知观念变迁。同时，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和新兴职业的增加，导致人们对劳动的认同度不断下降。“认同”是个体愿意参与某项事务或者成为其中成员的重要基础，对劳动的认同度的降低大大影响着劳动教育的功能发挥和价值空间。

在上述案例中可以看出，J高职院校采取的生活本位式的劳动教育实践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情感引发和责任联动的效果，在多维度的层次上激活了内隐于主体的认同机制。首先，对职业教育和职业的认同。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薄弱环节，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职业教育作为一种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类型，在文凭社会的裹挟下遭遇到现实教育情境中的层级异化，从而导致学生情感认同的降低。J高职院校开展的一系列劳动教育实践，让学生在实践中发挥自己的专业所学，并和未来的职业相联系，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职业教育和职业的情感认同度。其次，提高了学生对“劳动创造人”“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幸福”等观念的理解和认同，从而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念和劳动品质。最后，学会承担责任，铸造个体的公共理性。劳动不仅是道德素养的源泉，也是精神素养的源泉[11]。在参与劳动实践的过程中，学生学会与人相处、关心他人、承担责任，自身公共精神得到有效塑，能够在未来积极参与到社会的公共生活中去。

（三）技能提升与个体成长：发展机制

“生活为本”是一种与个体成长和发展紧密相关的实践性视角，该视角下以“生活”为核心的劳动教育实践的基础有两个：一是生活作为个体成长和发展的指向性目标，始终贯穿于整个教育过程，并不仅仅是劳动教育；二是劳动教育具有的独特的实践性和发展性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与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实现契合，使得教育实践与个体实践紧密融合，而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则在于蕴藏在技能提升与个体成长之间的发展机制。

具体到J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实践中，这种发展机制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构建技能型社会和“技能中国行动计划”的社会背景下，培养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技能精湛、素质优良，基本满足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需要的技能人才队伍已成为国家重要的发展战略。J高职院校紧跟时代发展潮流的劳动教育实践有助于个体技能水平的提升，提升个体追求美好生活的能力。其二，教育情境中的劳动不仅展示了个体存在的理由和意义，而且能够通过某种客体化的自我力量实现对自我的承认[12]，从而促进人的发展。其三，校企联动、校家联动以及校政联动能够在劳动教育的课堂内外帮助学生养成持续性的发展意识，并延伸至未来的职业生活和家庭生活。

四、结论

通过对J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的梳理和总结发现，劳动教育已成为该校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J高职院校紧随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念变迁，探索出一条适合自身办学特色的劳动教育实践之路，最终突破了劳动教育在当下教育情境中边缘化、表面化和应付化的困境，形成了以“生活为本”的劳动教育实践模式。具体而言，J高职院校劳动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实践转向和经验嬗变带来以下启示。

第一，坚持生活为本。在国家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进程中，劳动教育往往具有一定的社会依附性，受到国家生存和发展目标的型塑，这在某种程度上呈现出个体目标指向的弱化，但这并不意味着国家与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二元对立的。在J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实践中，“生活”成为国家与个体之间重要的联结点，起到中间性的调和作用。第二，重视个体发展，体现出一种发展的教育观。从功能性的角度来讲，一方面，J高职院校的劳动教育实践让学生以主体性参与的方式获得了情感认同和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在实践中提升了学生的技能水平、改善了劳动价值观念以及培养了正确的劳动价值观。第三，教育治理中的多元主体联动。在J高职院校开展的劳动教育实践中，积极拓展劳动教育的实践边界，让以企业、家庭为代表的社会力量参与其中，重构了劳动教育的社会支持网络和参与格局，能够有效整合劳动教育资源，从而实现对个体的劳动赋能。

总体而言，本研究所提出的以“生活为本”的劳动教育实践转向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提供了新的视角，也为后续的研究提供了相关理论借鉴。同时，这也是对“何以突破劳动教育的治理困境、新时代背景下需要何种样态的劳动教育以及劳动教育为何”等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对劳动教育的实践转向和经验嬗变做出尝试性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