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咏荆轲》叙事论

摘要：荆轲刺秦事在史书中多有记载，陶渊明《咏荆轲》一诗通过燕丹、荆轲和陶渊明自己三个叙事视角，采用大篇幅叙述送别和赴秦场景的叙事结构，展现了事件主角荆轲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激昂悲壮的形象，也蕴含了陶渊明挣扎于仕隐之间的矛盾心态与情感纠结。

关键词：陶渊明;《咏荆轲》;叙事视角;叙事结构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1-0001-（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1

钟嵘《诗品》称陶渊明为“古今隐逸之宗”，后人论其诗者多以平淡静穆称之。然而，南宋著名理学家兼文学家朱熹却有不同认识，《朱子语类》云：“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1]明清以来朱熹的说法得到普遍认同，明人徐师曾《诗体明辨》云：“唯《咏荆轲》一篇始见本相，非平淡人能道。”[2]清代著名诗人龚自珍《己亥杂诗》也见类似评论：“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到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3]前诗想象陶潜写作《咏荆轲》时的神气和心情，“恩仇”“江湖侠骨”诸语栩栩如生地塑造了一个刚肠疾恶的陶潜形象；后诗以高卧隆中的诸葛亮比拟陶渊明，认为陶诗里带有两分如诸葛亮般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和一分如屈原般才能不得施展的济世幽愤。鲁迅《“题未定”草（之六）》更直接指出：“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着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4]

静穆与豪放，两种看似冲突的风格同时集中在陶渊明身上。可见陶诗呈现的平淡，不是淡而无味、平淡无奇，而是历经波折淬炼后复杂而丰富的人生境界；在看似平淡的表象下，透发了诗人生命的厚度。

《咏荆轲》是陶诗集中篇幅最长的一首叙事诗，诗云：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5]

诗歌叙述了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含蓄透露了诗人的感慨和心志。本文拟从叙事视角和叙事结构等角度，阐析隐藏于诗中的陶渊明画像。

一、《咏荆轲》的叙事视角

叙事讲究视角，因为叙述事件，作者总要站在特定位置和角度叙述，让故事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得以呈现；同一件事，通过视角的转换可以将对事件不同的观点呈现出来，引导读者进入叙述者的内心，用角色各自的立场重估同一件事或同一真实的价值，从多重并存的主观叙述声音，建构事件的本原面目。因此，视角的选择不仅是“一部作品或一个文本，看世界的特殊眼光”[6]，也代表了叙事者对事件的情感态度、价值立场和评价。

《咏荆轲》诗分三层：前两层分别自燕丹和荆轲两个限知视角发言，为所欲叙述之事件从旁补充或烘托；第三层也即末段才转回至叙事者陶渊明自身，从全知视角总结、评价事件。

（一）燕丹视角

诗歌开篇“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四句，是从燕丹视角来陈述事件。作为刺秦活动的发起者燕丹，《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他与秦始皇交往经过：“燕太子丹者，故尝质于赵，而秦王政生于赵，其少时与丹欢。及政立为秦王，而丹质于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归。归而求为报秦王者，国小，力不能。其后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燕君臣皆恐祸之至。”[7]可知两人交恶在前，加以秦兵不断东侵，先后灭了韩、赵等国，眼看祸将及燕，燕太子丹自知国小力微，难以抵抗，因此决计以行刺的方式，遏止秦师东进。《咏荆轲》首层，便先从燕丹视角发言，但一开口提的不是刺杀，欲将话题转向于“养士”。歌咏荆轲，先从“燕丹善养士”说起，下句再紧接上句文意，道出太子丹“志在报强嬴”的“善养”内涵。战国之士，终其一生致力于体现道，但乱世无道，秦王暴虐，六国哀鸿遍野，面对如此强暴之嬴秦，燕丹认为敢于与嬴秦暴政对抗者才配称为“士”，诚如孟子对齐宣王所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8]君臣关系，是由君臣双向的互动与独立意识决定的。全诗首层，叙事者借上位者燕丹之口，从上句“善养”与下句“立志”阐发，开篇便塑造了燕丹作为有志之士的形象。在人生大节大义面前，他站在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不畏生死地践履自己对生命的承诺，甚至因此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也在所不惜。短短的兩句诗，将燕丹与匹夫之勇区隔，除暴的主题笼盖全篇，刺秦之举一下子上升到了除暴的层面，高度与格局不言自喻。“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两句，写荆轲乃百里挑一的杰出人才，以时间之长久（“岁暮”）暗示了荆轲作为临暴不怯之志士与燕丹的理想相吻合。

（二）荆轲视角

全诗从“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到“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一连二十二句，叙事视角由燕丹转移到荆轲身上。这一段陶渊明以易水送别之情景歌咏荆轲，是荆轲刺秦事件中描述最详尽的部分，但陶渊明省略了司马迁《史记》中花费许多篇幅描写田光死谏、樊於期献头颅等故事细节，也没有描述荆轲进退两难、犹豫抉择以及为严峻情势逼迫的无奈心情。这段从荆轲视角叙述的文字，“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便先表达了君子甘心为知己赴死的决心。“提剑”之“提”字，轻盈洒脱，愈显荆轲“报强嬴”之决心。“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写临行时太子丹、宾客及知其事者皆着白衣素冠前来饯行，白衣、白马暗示此行凶多吉少，荆轲自有与秦王同归于尽的决心。“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写荆轲以身成仁之悲壮。“饮饯易水上”至“羽奏壮士惊”一节，乃转而描述当时送别场景：“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此处诗歌又分两层渲染荆轲悲壮情愫。“饮饯”四句叙述易水边群英饯别一事；描写宴席间，有荆轲好友高渐离击筑助兴，燕丹门客宋意放声高歌。宋意送行一事，《史记》未载，出于《淮南子·泰族》：“荆轲西刺秦王，高渐离、宋意为击筑而歌于易水之上。闻者莫不瞋目裂眦，发植穿冠。”[9]“击悲筑”着一“悲”字，送别场面的悲哀激昂可以想见。“萧萧”四句则含情会景，从眼前淡淡寒波，耳边又闻萧萧哀风，渲染送别的悲凉气氛。古代乐调宫、商、角、徵、羽，五音分别表达不同情感：商音低沉悲凉，多抒发生离死别的哀情，闻之容易使人堕泪；羽音则高昂激扬，壮士闻之流涕心惊，抒发的则是甘心为国捐躯的壮志豪情。此处由乐曲情感的变化，暗示荆轲此行将一去不返。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两句，明知此行将一去无返，荆轲仍从容赴义，原因除了“死知己”之自白外，“且有后世名”道出了士人不因畏死而偷生苟且、坚守以身殉道的价值追求。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两句写荆轲就车而去，义无反顾、入刺秦王的坚决心意。“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可见荆轲急义忘身，入刺秦王之猛气未曾有一丝消减。“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写地图展尽，匕首现出，乃刺秦之关键，豪霸天下的秦始皇，至此也惊恐万分。

李光生：陶渊明《咏荆轲》叙事论

（三）陶渊明视角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四句，一直隐藏于故事背后的叙事者陶渊明终于现身。此段叹惜荆轲的剑术武功尚欠精湛，以致于刺杀秦王的奇功未能达成，同时颂扬荆轲人虽已殁，但在面对强敌时的那种反抗精神却与世长存。

全诗先后变换三个视角叙述荆轲刺秦事：首层先由“燕丹求士”这样的主、仆关系与视角，寄寓诗人对传统君臣关系及儒士品格的思索。陶渊明身处乱世，政局轮替的背后是各种权势的竞逐与角力，被卷入斗争漩涡的士人“忠不足以卫己，祸不可以豫度”，连个人命运都无法掌握。燕丹视角显示的正是一个亟欲拨乱反正的明君形象，而这一视角的选取，同时也代表了叙事者陶渊明对处上位者的理想期待。

诗歌第二部分由荆轲视角陈述易水饮饯，此段几乎全部通过场景叙述，带领读者感受环境气氛，理解场域里人物的诸多活动，并顺着事件人物的内在需求驱使、推动情节发展，等待着即将发生的事情。因此虽是场景叙述，却句句透露出荆轲的内心状态，烘托他以身成道的悲壮。

结尾处摆脱燕丹、荆轲等限知视角，转向客观而超然的全知视角评论事件，而荆轲的慷慨赴秦，似乎暗含着陶渊明归田赴义之心志。诗人有意识地调整、变化叙事视角，让一个故事同时并存着几种观察的角度，这除了可以使事件中的人物各自发声，丰富故事内容，视角的选择也暗示了诗人关注的焦点。

二、《咏荆轲》的叙事结构

历代歌咏荆轲者不乏其人，荆轲在中国文人心中自有其特殊的象征意涵。歌咏荆轲的诗人出于各自的创作心境和人生际遇，对荆轲故事的剪裁可能会有所差异，各现特色。比如西晋左思咏荆轲，一般人全力描摹的刺秦细节，左思只字未提，他撷取荆轲痛饮酒市，与高渐离酒酣和歌、旁若无人的日常生活片段来写，由此推崇荆轲蔑视权贵、睥睨万夫的英雄形象。诗云：“荆轲饮燕市，酒酣气益震。哀歌和渐离，谓若傍无人。虽无壮士节，与世亦殊伦。髙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10]

唐代诗人王昌龄写荆轲，聚焦于刺秦事件，其《杂兴》诗云：“握中铜匕首，粉剉楚山铁。义士频报仇，杀人不曾缺。可悲燕丹事，终被狼虎灭。一举无两全，荆轲遂为血。诚知匹夫勇，何取万人杰。无道吞诸侯，坐见九州岛裂。”[11]遗憾的是，王诗并没有采取陈述事件的叙述策略，而以议论成篇。并认为荆轲刺秦是“匹夫勇”，这种观点与陶渊明视荆轲为志士的角度迥然有别。柳宗元对荆轲故事叙事最完整，其《咏荆轲》诗云：

燕秦不兩立，太子已为虞。千金奉短计，匕首荆卿趋。穷年徇所欲，兵势且见屠。微言激幽愤，怒目辞燕都。朔风动易水，挥爵前长驱。函首致宿怨，献田开版图。炯然耀电光，掌握罔正夫。造端何其锐，临事竟趦趄。长虹吐白日，苍卒反受诛。按剑赫凭怒，风雷助号呼。慈父断子首，狂走无容躯。夷灭芟七族，台观皆焚污。始期忧患弭，卒动灾祸枢。秦皇本诈力，事与桓公殊。奈何效曹子，实谓勇且愚。世传固多谬，太史征无且。[12]

柳诗叙述事件虽不出《史记》范围，但却突破了传统咏史诗“因史咏怀”的创作模式。柳宗元批评荆轲刺秦虽勇实愚，旨在从历史鉴往知来。

阮瑀剪裁荆轲故事，同样围绕于燕丹养士、荆轲刺秦上，组织结构最类似于陶渊明。其《咏史（其二）》云：“燕丹养勇士，荆轲为上宾。图尽擢匕首，长驱西入秦。素车驾白马，相送易水津。渐离击筑歌，悲声感路人。举坐同咨嗟，叹气若青云。”[13]诗歌以第三人称冷静观察，客观叙述，描写荆轲狭义精神，义薄云天，其悲壮淋漓一如陶诗。两诗故事素材虽同源，然随作者人生际遇及追求不同，叙事的结构和趣味相去甚远，而阮瑀此诗的叙事结构明显较陶诗简省得多。

陶渊明《咏荆轲》一诗，三度转换视角，并随时序进展依次描述燕丹求士、荆轲赴秦、刺秦失败等场景，以时间为经、空间为纬，交错形成刺秦事件的结构漩涡。首层“燕丹养士”开篇，为全诗定调；将荆轲一生推翻暴秦的大事，溯源并提升到士人立志的层面讨论，略去樊於期等牺牲小我、复仇大计箭在弦上等等细节，简明扼要地赞美燕丹善于养士，志在推翻暴秦，凝练全诗旨意。

诗歌第二层从荆轲视角直陈心意，除“君子死知己”“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其余诗句皆是对时空环境的铺陈，其中又以易水饯别与赴秦一节，最有分量。叙事者透过描述时空场景，引导读者身临其境，亲身体验刺秦主角荆轲内心的波澜；场景转换是荆轲内在力量推动情节发展的结果，因此每个场景传达一个重要意义，最后构成事件的主题思想，而长于工整描述人事情态的四组对句，也全部集中在这一段落。形塑送别的场景愈哀戚、悲壮，疾行赴秦的节奏愈轻快，则强秦之欺和君子以死明志及报答知己的雄豪气概就愈真实。

再者，第一段“岁暮得荆卿”是流转的时间，易水送别一段则是凝止的时间形态。叙事时间速度，在本质上是人对世界和历史感觉的折射，是一种主观时间的展示，随着叙事者的主观视野、情感的投入，将左右叙事的时间速度；在凝止的时间里，叙述者能详细叙述送别场景里的所有人事，为故事主体浸染上浓浓的情感色调。“疾行赴秦”一节即“登车何时顾，……豪主正怔营”六句，叙事节奏、时间流速明显加快，是“君子死知己”“心知去不归”坚定信念的写照，也使读者与诗中人物一道坠入紧张气氛中。秦王被刺时惊慌失措的神态，也凝结于一瞬。这一节一动一静构成时间整体的两极对立，由时间的慢速运行，增加叙事的情节密度及刻画的深度，同时使故事细致精妙、质感饱满，读者也能从中体验冲突、人事变换和生命的短促。

末段追怀、惋惜有志之人，其志未逞，奇功未成，以评述、抒情结束全篇。陶渊明在从战国时期到自身所处的东晋时期这样大跨度的时间流转中反省历史、思索生命的价值。

三、结语

《战国策·燕策》《史记·刺客列传》都记载了荆轲刺秦事，情节大略相似，但多次在诗中歌咏荆轲的陶渊明显然不是简单重述历史而已。有意识地变换视角，荆轲刺秦事件并存着几种观察角度，让事件中的关键人物各自发声，陶渊明歌咏荆轲无关刺秦之是与非，而是升华到生命价值之实现层面来探求。凭一己之力欲抗强秦，虽庸人亦知不可为也；明知此行一去无回，陶渊明笔下的荆轲却依然决绝向前。陶渊明不以成败论英雄，所歌咏的是荆轲坚守心志、只殉道义的人格精神。

在叙事结构方面，全诗以一半以上篇幅叙述送别和赴秦的氛围场景，展现事件主角荆轲勇于牺牲、不畏强暴的激昂悲壮形象，而陶渊明一生猛志不改，疾恶除暴、舍身济世之心一如诗中荆轲折射出来的精神和理想。因此，诗中易水送别、疾行赴秦和剑术立功等事件之取舍剪裁，也蕴含着陶渊明入仕或归隐的情感纠结。这种情感纠结，即便是在其晚年依然清晰可见，如《感士不遇赋》《杂诗十二首》等。《杂诗十二首》这一组诗写于陶渊明五十岁之时，也是其回归田园的第九个年头。此时诗人的思想已经沉淀，也有过相当一段时间的农耕生活，所以更能够冷静地判断自己，把这几十年来的官场、平民、耕作等人生经历，做一个综合的评价。组诗（其二）云：“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14]正是因为“有志不获骋”，才“终晓不能静”。组诗（其十）云：“岁月有常御，我来淹已弥。慷慨忆绸缪，此情久已离。”[15]感慨岁月常往，自己归园田居已然很久，曾经慷慨激昂地欲建一番功业之心已然泯灭。不甘之情隐然可见。组诗（其九）说得更为明白：“遙遥从羁役，一心处两端。”[16]羁役遥遥是指入仕、官场，而这距离他所热爱的田园何其遥远，心系入仕与归隐两端犹豫不决，内心挣扎与纠结可想而知。也因此，清代诗论家沈德潜云：“陶公以名臣之后，际易代之时，欲言难言，时时寄托，不独咏荆轲一章也。”[17]此言得之。

参考文献：

［1］黎靖德.朱子语类［M］.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6：3325.

［2］徐师曾.诗体明辨［M］.台北：广文书局，1972：629.

［3］龚自珍.龚自珍全集［M］.王佩诤，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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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15］［16］陶潜.陶渊明集校笺［M］.杨勇，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201-230.

［6］杨义.中国叙事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191.

［7］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3068.

［8］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290.

［9］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279.

［10］［13］丁福保.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59：188-386.

［11］［12］彭定求.全唐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7：1430-3959.

［17］沈德潜.说诗晬语［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