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始见贫小”——论《金楼子·立言》对谢月兆之批评

摘要：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以“始见贫小”评谢朓。“始见贫小”的语意内涵极为深厚，但历代学者皆疏于关注，当代学者对此语的阐释虽有一定的价值，但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然将此语置于《金楼子·立言》的具体语境中，联系上下文来分析，即可得知此语之意涵乃是指谢朓的学术素养不足。换言之，即是謝朓在经史子三部，儒释玄道诸家方面的学养不够。萧绎在文学批评中将学问与文才分开论述，彰显了六朝时期文学从学术中独立出来的发展态势，也体现了南朝学术四部分类法的基本定型，同时也反映了《金楼子·立言》中文学批评的本质是对学术文化的整体评论，而非纯粹的文学批评。

关键词：《金楼子·立言》;始见贫小;学术素养;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1-0077-（06）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14

梁元帝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批评谢朓云：“至于谢玄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1］这则评语中的“始见贫小”一语之意涵虽然极为深刻，但自古以来，多为学者所忽略。许逸民的《金楼子校笺》和陈志平、熊清元的《金楼子疏证校注》虽然是《金楼子》的权威注本，但是对“始见贫小”的注释却付之阙如。当前学界仅有的一些关于“始见贫小”的阐释成果，虽有合理之处，但也未能揭示问题的本质。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尝试对“始见贫小”一语之意涵进行考释，以求证于方家。

一、“始见贫小”：艺术形式之伤？

当代学者对“始见贫小”的解释大抵从艺术形式层面着眼，这方面尤以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为代表。钟嵘《诗品》评谢朓诗云：“其源出于谢混，微伤细密，颇在不伦。”［2］王叔岷笺证云：“所谓细密，盖由重声律，重排偶之故。《金楼子·立言》篇：‘谢玄晖始见贫小。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贫小与‘细密义近。……严沧浪云：‘谢朓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其咏物诗如咏席、咏蔷薇、咏蒲、咏兔丝、咏灯、咏烛、咏琴等，其细密酷似唐人律体。吴骞《拜经楼诗话》四引刘后村云：‘诗至三谢，如玉人之攻玉，锦工之织锦，极天下之工巧组丽，而去建安、黄初远矣！‘工巧组丽，亦就“细密”而言。玄晖之‘工巧组丽，尤甚于灵运、惠连。岂仅去建安、黄初已远哉！”［3］王叔岷认为《金楼子·立言》中的“贫小”与《诗品》中的“细密”义近，并指出“‘细密，盖由重声律，重排偶之故”，与“工巧组丽”内涵一致。可见，钟嵘所说的“细密”指的就是在诗歌创作中排比声律、堆砌典故、刻意对仗，片面地追求艺术形式之美，这也是齐梁之际永明体诗歌的主要特征。《梁书·庾肩吾传》称南朝萧齐永明年间的诗歌因为严格运用四声，以追求新变，从而“转拘声韵，弥尚丽靡，复踰于往时”［4］。永明体作为一种新诗体因为转拘声韵而弥尚丽靡，即借助声律、用事、辞采、对仗以追求形式上的丽靡。永明体的代表诗人即是沈约、谢朓、王融等人。钟嵘向来反对永明声律说，他认为过分地追寻声律之美，将导致诗歌“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5］，是故，其以“微伤细密”评价谢朓诗，这种略带贬义的评骘与“始见贫小”的性质有一致之处，即二者均含贬义，皆指陈谢朓诗歌之缺陷。

谢朓是永明体诗人中的翘楚，其成就远逾沈约、王融等人。声韵谐和、文辞优美、结构圆润是谢朓诗歌的过人之处，也是永明体“新变”的主要特质，其诗对仗工整，平仄适当，业已接近或者符合律诗的要求，所以永明声律说的发起者沈约在《伤谢朓》中评云：“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谐，思逐风云上。”［6］谢朓诗鲜明地展示了古体诗向近体诗的转变趋势，实开唐音之先河。明人胡应麟云：“世目玄晖为唐调之始，以精工流丽故。”［7］沈约曾列举谢朓的名言“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8］以赞王筠等人诗歌的声色之美。所谓“圆美流转”，指的是诗歌艺术手法圆润浑融，具体表现就是声律谐和流美，造语精熟畅达，结构紧凑圆合，“圆美”即是永明体诗人在艺术形式上的至高追求。作为一种新诗体的永明体诗歌之“新变”主要体现在艺术形式方面，用刘勰“质文代变”的观念来说，即是“文”之新变。既然谢朓是永明体诗歌艺术成就的集大成者，那么，分析萧绎对于谢朓诗歌之批评，从艺术形式层面切入，的确是有合理之处的。

但值得注意的是，“贫小”与“细密”二者之意涵是不尽相同的，或者说是大相径庭的。排比声律、堆砌典故、属意对仗会使得诗歌意象密集、声韵繁密、文辞繁缛，这明显是声律与文辞过于“繁富”，而不是“贫小”，这种诗歌美学特质与“贫小”的内在意涵相去甚远。按照字面意思，“贫小”即是贫穷弱小，引申到文学中，尤其用在注重形式美的南朝永明体诗歌上，只可能针对诗歌的内容，而不是针对诗歌的艺术形式。换言之，“贫小”指向的是“质”，而不是“文”。是故“贫小”一词不可能是针对具有繁富靡丽特色的声律与辞采而发的。所以，用“微伤细密”来解释“始见贫小”是不太妥当的。这样的解释仅仅将视野知见局限于艺术形式的层面，而忽略了学术文化等方面的背景，也就是仅限于文的层面，而遗漏了质的层面，因此不能从本质上揭示“贫小”这一概念和范畴的内在意蕴。

要而言之，从艺术形式层面是不能窥探出“贫小”的真实意涵的，要了解“始见贫小”之意涵，还是要将其还原于具体的语境之中，将语境文献的本身作为探赜的切入点，深入探讨“贫小”一词所承载和折射出的学术文化内蕴，而不是孤立片面地，偏于一隅地，脱离语境地进行推阐臆测。

二、学养不足：“始见贫小”之意涵

萧绎《金楼子·立言》虽然涉及到了文学批评理论，但是文学批评理论仅仅是其全部内容中的一小部分，这是一篇泛论古今学术，纵论四部之学的论文，所以萧绎是在论述古今学术的特质及分类的时候，才提出了自己的文学批评理论，作为谢朓的评语的“始见贫小”方得以出现。而只有联系上下文与具体语境，才能窥探出“始见贫小”的真实意涵。萧绎在文中指出古之学者可以分为儒、文二类，而今之学者可以分为儒、学、笔、文四类，并分别对这四类学者下了定义：秉承师法，博通儒家圣人经典者即是“儒”，所谓“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9］；博穷诸子及史籍，但不明其中义理者即是“学”，所谓“但能识其事，不能通其理者，谓之学”［10］；不善作诗，但善于撰写公文奏章的即为笔；善于吟风弄月，作诗抒情以寄寓哀思的则是“文”，所谓“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11］。

在萧绎看来，研习儒家经学的即是儒生，精通子学与史学但不明其理的即为学者，只擅长撰写实用性文章的即为笔吏，善于创作抒情诗赋的即为“文人”。萧绎对学者的分类，是与六朝时期学术的发展形态密切相关的。首先，刘宋元嘉十六年，宋文帝立儒、玄、史、文四学，嗣后，宋明帝刘彧设置总明观，分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之学。当时的学术格局及其分类由此可见一斑。一方面，文学从传统学术中独立出来，另一方面，经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学术格局在南朝刘宋时期业已呈现雏形。其次，

程景牧：“始见贫小”——论《金楼子·立言》对谢朓之批评

从目录学的发展来看，由三国学者郑默的《中经》、西晋名士荀勖的《晋中经簿》、东晋名士李充的《晋元帝四部书目》到刘宋谢灵运的《四部目录》、王俭的《七志》，再到梁代阮孝绪的《七录》，经史子集四部并立的学术分类方法初步定型。嗣后，《隋书经籍志》的四部分类法即是秉承于六朝的目录分类。值得注意的是，萧绎在《金楼子·著书》中将自己的著作亦按照甲乙丙丁四部进行分类，甲乙丙丁对应的即是经史子集。颜之推在《观我生赋》的自注中也记载了自己在梁元帝统治时期参与了秘阁校书，所校书籍即按照甲乙丙丁四部进行分类［12］。可见，传统学术格局与学术分类在南朝业已基本定型，结合《金楼子·立言》的语境来看，萧绎对文学批评理论的建构是在学术特质与形态的分析辨别的基础上进行的。换言之，萧绎《金楼子·立言》中的文学批评是从学者分类、学术辨析、文笔辨析等角度出发，从集部之学相对于经、子、史三部之学的特性特质层面来总结文学的美学特质，评骘文人的学术与文学。萧绎将学者分为儒、学、笔、文四类，儒即对应四部分类法中的经部；学即对应四部分类法中的史部与子部；笔与文属于集部，二者皆属于文的范畴。

郭绍虞在《文笔与诗笔》中说：“盖六朝文笔之分，实源于两汉文学文章之分。我尝谓‘文学一名，在周秦时本兼文学，博学二意，汉时则分指博学为文学，以与文章歧而为二，于是以文学称学，以文章称文。此正是《金楼子·立言篇》所谓‘古之学者有二。《金楼子》云：‘夫子门徒，转相师受，通圣人之经者，谓之儒。屈原、宋玉、枚乘、长卿之徒，止于辞赋，则谓之文，可知彼所谓‘古之学者云者，正是指汉时而言。至后来，有通经而明其理者，有博穷子史而但识其事者，则于‘学或‘文学一名中间复析而为二了，有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有不便为诗善为章奏者，则复于‘文或‘文章一名中间也析而为二了。此又《金楼子》所谓‘今之学者有四。”［13］此段论述，甚为精彩，理清了中古时期，文、学、文学及文章的概念之分化与整合之脉络。他又在《文笔说考辩》中说：“《立言》篇说：‘古人之学者有二，今人之学者有四。所谓二，就是指汉人‘文学‘文章之分；所谓有四，就是指当时从‘文学中分出‘儒与‘学，而从‘文章中再分出‘文与‘笔。并合称之为文学。”［14］

郭绍虞点明了由古人之学者有二到今人之学者有四的转变过程，指出汉人有文学与文章之分；文学，即指博学；学术，亦称学，文章亦称文。六朝学者则将汉人观念中的文学分为儒与学，将汉人所谓的文章分为文与笔，文与笔又合称文学。他还指出六朝人“不仅于文章一语，分出文与笔而为二，而且更能离文学于学术之外，使之不复兼‘博学一义”［15］。可见，六朝时期，文学与学术分开，博学与文学分属两类，儒与学即属于“博学”的范畴。文与笔属于“文学”的范畴。萧绎在《金楼子·立言》中评论文人及其作品时，既评其文与笔，亦评其儒与学，换言之，既评其文学作品，也评其包含经史子三部的博学。所以他依次论述了儒、学、笔、文的概念与内涵，也就是先论述博学，然后论述文学。所以，萧绎在评论谢朓和任昉时，也是按照这个顺序进行的。比如，他评价任昉时说：“任彦升甲部阙如，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斯亦一时之盛。”［16］所谓“甲部阙如”，就是说缺乏经学著作，也就是说任昉文学成就很高，但是缺少经学方面的成就。他说谢朓“始见贫小”，即是指初步考察即发现他不够博学，学术素养很欠缺，具体地说即是在儒与学方面的素养不够，在经史子三部之学方面的成就与素养有缺陷。“然而天才命世，过足以补尤”则是指他在文学方面有天赋，成就也很高，因此先天的文学禀赋弥补了后天的学术素养之不足，所以“始见贫小”指的是谢朓的学术素养较差，不够博学。阮元之子阮福在读到《金楼子·立言》论古今之学的这一段文字之后写道：“福读此篇，与梁昭明文选序相证无异，呈家大人，家大人甚喜，曰：‘此足以明六朝文笔之分，足以证昭明序经子史与文之分，而余平日着笔不敢名曰文之情益合矣。”［17］此亦可证“贫小”所指即为经子史三部之学。

从萧绎对任昉的评价亦可看出“贫小”的意涵。他先是说任昉“甲部闕如”，甲部即经部，甲部阙如即指经学方面的修养和成就不足，然后说其“才长笔翰，善缉流略，遂有龙门之名”，即是说任昉擅长载笔，因此有龙门之美誉。值得注意的是，为什么在评任昉时具体点到甲部，而不涉及其他几部呢？因为任昉在乙丙，或者说在史子两部均有著作传世，如其所撰《杂传》《地记》《地理书钞》即为史部著作，而《述异记》《秘阁四部目录》则为子部典籍，所以他在学术方面，只是欠缺经部著作，因而，萧绎称其“甲部阙如”。根据六朝人的行文风范以及骈文的属对规律，“谢玄晖”与“任彦升”相对，“始见贫小”与“甲部阙如”意涵大抵一致。谢朓仅仅有文学作品传世，而于甲乙丙三部之学均无成就可言，所以只能以“始见贫小”评之，“始见”二字亦是为后文赞美其文学天赋张本。

三、学术素养与文学创作之辨

学问与文学、学术素养与文学创作的辩证关系，历来是文学批评界所关注的对象，也是颇具争议而无定论的议题。萧绎在评论谢朓与任昉时，先评论他们的学术素养，即学力学问，然后评价他们的文才与文学成就，也就是将学术与文学分开，将学问与文才二元化，这种批评思路即折射出六朝时期学术文化的发展态势，即文学从学术中独立出来，人们对学术与文学的特质与区别有了清晰的体认。颜之推对学术与文学之特质的看法具有代表性，他在《颜氏家训·文章篇》中指出：“学问有利钝，文章有巧拙。钝学累功，不妨精熟；拙文研思，终归蚩鄙。但成学士，自足为人；必乏天才，勿强操笔。”［18］颜之推认为，做学问有敏利与迟钝之分，写文章亦有灵巧与拙劣之别。做学问虽然迟钝，但经过后天努力，仍可以达到精熟的境界；而文章拙劣，即使研精覃思，也难免粗野鄙陋。成为饱学之士，就足以安身立命。倘若缺乏天才，就不要勉强去撰写文章。颜之推将学术素养的获取与文学创作的成功截然分开，认为二者没有任何关系。这与萧绎在指陈谢朓与任昉的学术素养存在缺陷之后，又赞扬他们的文学才华的思维理念具有内在的相通性。此外，萧纲在《与湘东王书》中说：“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无篇什之美。”［19］萧纲对裴子野的评价，也点明了学问与文才没有关系。

但是，学术素养与文学创作真的没有关系吗？至少在六朝时期不是这样的。六朝时期，诗文创作追求形式美，形式美即包括声律、用典、对仗、辞采几个要素。六朝骈文最能彰显形式美，骈文讲究属对精工、用事贴切，而这正是要以博学多识为基础的，学术素养的大小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骈文艺术成就的高低。因此，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即阐述了学与才，学问与文学创作的辩证关系：“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夫经典沉深，载籍浩瀚，实群言之奥区，而才思之神皋也。扬班以下，莫不取资，任力耕耨，纵意渔猎，操刀能割，必列膏腴，是以将赡才力，务在博见，……是以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众美辐辏，表里发挥。”［20］刘勰在文中集中论述了“学”与“才”在文章创作中的重要性。文中所说的“学”指的是学问、学力，即学术素养，文中所说的“才”即指文才、才力，即文学才华，刘勰认为“才自内发，学以外成”，也就是说学问要靠后天的学习方能获得。他指出“学贫者迍邅于事义”，即是说学问贫乏的人运用事典以证明文义即会发生困难。这里的“学贫”与《金楼子·立言》之“贫小”意涵一致，均指的是学术素养不足。因此，刘勰强调“才为盟主，学为辅佐”，才与学必须配合得当，表里相资，才能文采出众。他用具体事例表明文章拙劣是因为“学问肤浅，所见不博”所致。接下来刘勰又指出经典载籍内容深沉、数量众多，是文学创作取资的渊薮，所以他强调“将赡才力，务在博见”“综学在博，取事贵约，校练务精，捃理须核”，也就是说要丰富自己的才力就必须博览群书，积聚学问贵在广博，使事用典贵在简约，考核选择必须精确，采用义理必须切当。这也就是强调博学在文学创作中的重要性，厘清了博学与文学创作的辩证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刘勰指出“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这两类人，在《金楼子·立言》的语境中，谢朓与任昉即是“才富而学贫”之人，而在《与湘东王书》中，裴子野即是“学饱而才馁”之人。由是观之，刘勰对学术与文学的辩证关系的论述是较为深刻的，远胜过萧绎、萧纲、颜之推等人将学术与文学割裂的思想理念。

六朝这种重视学问学力的文艺思想观念，在后代亦有传承。杜甫就强调“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21］；黄庭坚《答洪驹父书》强调：“自作语最难，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故谓韩、杜自作此语耳。”［22］杜甫与黄山谷都是十分重视学问之人。即如宋代诗论家严羽虽然反对江西诗派的以才学义理为诗，认为文学创作的成功与否与才学的多寡无关，从而提出“别材”“别趣”之说，但是他也同时指出：“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可见，诗文创作固然不能等同于读书，不能用做学问的方法来作诗文，但是不读书，没有学问，则创作不出上乘的文学作品。这也就是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篇中强调“积学以储宝”的原因所在。清代崇尚实学，学者们饱读诗书，学术素养精深，在谈诗论文时，更是强调学问的重要性。明代学者杨慎既作诗词文章，又作《诗话》《词话》《丹铅总录》，将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和学术考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胡震亨所作的《唐音统签》，对唐五代诗歌搜罗殆尽，成为清人编辑《全唐诗》的蓝本，鲜明地体现了对学问的重视。叶燮在《原诗》中提出的“才胆识力”说，即强调了学识学力之于诗文创作的重要性；王士禛虽然提倡“神韵”诗学，但是也很重视诗人的眼界见识；翁方纲论诗所提倡的“肌理说”更是重视学问义理；沈德潜论诗所提出的“格调说”提倡学习盛唐诗歌的体格声调，也显示出对学力的重视；即如袁枚论诗虽然提倡“性灵”，但是也时时强调学力的重要性。桐城派学者姚鼐更是提倡文学创作要将“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合一，义理、考据即是学术素养的直接体现。可见，中国古代学者大抵将学术素养与文学创作统一起来，只是反对片面地以才学义理为诗罢了，而是主张将学问义理内化到诗文作品的抒情言志之中，也就是严羽所提倡的“尚意兴而理在其中”［23］。

四、结语

“贫小”本义为贫穷弱小，语出《汉书·西域传》中的“国或贫小不能食” ［24］。 及至南朝，“贫小”被萧绎用来形容谢朓的学术素养之不足，使得“贫小”由史部进入了子部，由史学术语成为文论术语。南朝时期，学术的分类基本定型，经史子集四部之学泾渭分明，文学从学术中分离出来，因而学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既评文士的文才，亦评文士的学术。文学虽然独立，但毕竟居于四部之末，其地位相对经史子三部来说，还是略低一筹。所以，学者在评论文人时，往往先论其学术素养，次论其文才及文学成就。从目录分类上来说，学术素养即包含经史子三部之学；从传统形态来看，学术素养即包含儒释玄道诸家之学。从本质上来看，《金楼子》中的文学批评其实是泛论文人在经史子集四部以及儒释玄道诸家之学的才能素养与成就，只是分成学术素养和文学成就两类进行评价而已。这也反映了南朝文学批评往往具有深厚的学術文化蕴涵，并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当然，萧绎对谢朓等人的评价并未论及学术素养与文学创作的关系，倒是刘勰在《文心雕龙·事类》中阐明了学问与文学的密切关系，这显然比萧绎的文学批评理念深刻得多。可见，纯粹的文学批评专著比思想复杂、内容繁复的子部著作对文学的体认要深刻得多。

参考文献：

［1］［9］［10］［11］［16］萧绎.金楼子校笺［M］.许逸民，校笺.北京：中华书局，2011：965-966.

［2］［3］［5］王叔岷.钟嵘诗品笺证稿［M］.北京：中华书局，2007：111-290.

［4］［19］姚思廉.梁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690-692.

［6］沈德潜.古诗源［M］.北京：中华书局，1963：297.

［7］胡应麟.诗薮［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152.

［8］李延寿.南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5：609-610.

［12］李百药.北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2：622.

［13］［15］郭绍虞.郭绍虞说文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57-58.

［14］郭绍虞.文笔说考辨［J］.文艺论丛，1978（5）：303-357.

［17］阮元.揅经室集·三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3：711-712.

［18］颜之推.颜氏家训集解［M］.王利器，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93：254.

［20］刘勰.增订文心雕龙校注［M］.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北京：中华书局，2012：469-470.

［21］浦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61：4.

［22］程毅中.宋人诗话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2017：1850.

［23］严羽.沧浪诗话校释［M］.郭绍虞，校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148.

［24］班固.汉书［M］.颜师古，注.北京：中华书局，1962：3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