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摘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是现存已知较早对陶集进行研究的注本，在陶集研究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注本在汤汉《陶靖节先生诗》的基础上朝广度和深度作了进一步开拓，亦有自己的特色。文章试从内容、思想、价值等方面对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进行研究，以期对此注本有更为深刻的认识。

关键词：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陶渊明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4580（2024）01-0010-（05）

DOI：10.19717/j.cnki.jjus.2024.01.003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是注陶史上第一部对陶渊明全部诗文进行笺注的注本，在前人注本的基础上朝广度和深度作了进一步拓展，不论在内容还是思想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并未获得学界的关注，仅有吴国富《略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刊刻时间》、钟书林《陶渊明诗<于王抚军座送客>—对李公焕笺注陶诗的反思》两篇专题论文问世，对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笺注内容、思想、价值等缺乏系统的研究，笔者试作一探讨。

一、《笺注陶渊明集》对汤汉的继承和发展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注释多引用前人的观点，引文释义多达500余条。其中引用最多的当属汤汉注《陶靖节先生集》。《笺注陶渊明集》对汤汉注解的借鉴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

（一）对汤汉注的继承

《笺注陶渊明集》中原封不动抄录的汤汉注解和评语数量非常多。比如《读山海经十三首》中，汤汉根据《山海经》的相关记载，对《读山海经十三首》的每一首都作了详细的注解，注解客观，不带主观色彩，李公焕在加注时，将汤汉的注原封不动地抄录。汤汉作的揭示陶诗主旨或对诗文的评语，李公焕则是有选择的借鉴，但都标注“汤汉曰”或“东涧曰”。对其借鉴的汤汉的注解和评语，李公焕并未作任何的解释和说明，也没有阐释自己的看法或观点，显然是对汤汉观点十分认同。

（二）对汤汉注的发展

1.在汤汉注本基础上增补注释

李公焕之前的陶集本子虽然不少，但大多停留在对陶渊明诗文的整理层面。汤汉虽关注到对陶集诗歌的注解，但重在阐发义理，揭示诗意较少，注释也比较简略，李公焕在汤汉注本的基础上增补了注释和评语。

其一，李公焕以汤汉注本为基础，对汤汉的注释进行了一番整理、取舍。汤汉揭示陶集本意的注释，李公焕根据自己的判断进行取舍的同时，将这部分文字以双行小字的形式附于诗句之下。而对于汤汉阐发其“忠愤”思想的注解，李公焕则将其附于篇末，如卷五《拟古九首·其八》的两条句下注，李公焕将二者整合、附于诗后，同时增补其他诗人评语，按照作者卒年的先后顺序排列，展现了广阔的学术风貌。

其二，李公焕沿着汤汉注释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拓展。汤汉对陶集中字词的注释比较粗略，仅仅提供一个方向。如《命子》篇，“天集有汉，眷予愍侯”［1］句中对于“愍侯”的解释，汤汉注：“陶舍。”而李公焕注：“《高帝·功臣表》：开封愍侯陶舍，以左司马从汉破代，封侯。”［2］再如“亹亹丞相”句中对于“丞相”的解释，汤汉注：“陶青。”李公焕注：“孝景二年，陶青为丞相。”［3］显然，李公焕是在汤汉提供的线索基础上继续挖掘，揭示了人物的生平、功绩，还顺带对陶渊明的家族史进行了梳理，为读者阅读文本提供了较为全面的历史背景，使读者更容易体会陶渊明在诗中表现出的家族自豪感。

2.增补诗句、典故之出处

受限于诗歌独特的文学样式和审美追求，陶渊明会凝练文字、巧妙地使用典故。李公焕注解在典故出处方面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注解，如卷四《咏贫士七首·其六》：“此士胡独然，实由罕所同。介焉安其业，所乐非穷通。”［4］李公焕注：“《庄子》：古之得道者，穷亦乐，通亦乐。所乐非穷通也。”［5］李公焕的注释揭示了陶诗渊源的同时又暗含了陶渊明之宗尚，为读者深入解读陶诗提供了便利。

此外，李公焕也注重揭示《笺注陶渊明集》中涉及到的方言、歇后语，如卷二《赠羊长史》“正赖古人书”句，李公焕注：“山谷云：‘正赖古人书，概当时语。或作‘上赖，甚失语意。”［6］卷三《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二首·其一》“再喜见友于”句，李公焕注：“洪驹父云：‘以兄弟为友于，歇后语也。”［7］由于距离陶渊明生活的年代已久，陶集中的晋人时语、歇后语等会给读者带来阅读障碍，李公焕的注解无疑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二、《笺注陶渊明集》与“甲子”之说

李公焕之前，关于陶集中甲子纪年的问题，众说纷纭。主要有两种争论，一种是《文选》五臣注中认为陶诗的两种纪年方式是陶渊明有意为之，其曰：“潜诗晋所作者，皆题年号，入宋所作者，但题甲子而已。意者耻事二姓，故以异之。”［8］另一种是宋代思悦所提，认为陶渊明用甲子纪年的诗歌仅有九首，且皆为晋安帝时所作，并非作于刘宋时期，用甲子纪年只是陶渊明的一种记事方法，完全否定了前人“晋标年号，唯宋甲子”之说，影响深远。

北宋时期，两种观点各自的支持者众多、不相上下。南宋因特殊的社会环境，对“晋标年号，唯宋甲子”之说尤为推崇。汤汉以《述酒》诗为中心，极力阐发陶诗之旨微，始从陶集摒弃思悦甲子之辨，受到时人的广泛推崇。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对汤汉的“忠愤”评语也多有引用。然而，面对这一学术争论时，李公焕却舍弃了当时的主流观点，辑录思悦的观点，这足以见得李公焕对待此问题的倾向性。

另外，从李公焕对陶渊明诗作时间的考证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李公焕对“晋标年号，唯宋甲子”的反对。李公焕在卷三《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后有按语：“是时渊明年三十七，中间除癸已为州祭酒，乙未距庚子参镇军事，三十载家居矣。”［9］李公焕考证出此诗为陶渊明三十七岁时所作，时为晋安帝隆安五年辛丑（401），但題名中却用了甲子纪年，显然不符合“晋标年号，唯宋甲子”之说。同样的，卷二《游斜川》诗前序言曰：“辛丑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10］李公焕也标注出了诗歌非刘宋时所作。

《笺注陶渊明集》中李公焕本人考证陶渊明诗文创作时间者不多，却十分关注对甲子年的考证，说明李公焕并不认同“晋标年号，唯宋甲子”的观点。

三、《笺注陶渊明集》的理学倾向

古人云：“六经注我，我注六经”。虽然李公焕在注解中极力保持客观，但从其收录的评语中可以看出其思想倾向。李公焕对南宋理学家之语尤为推崇，从理学的角度解读陶诗，将陶渊明的人品和诗品都推向典范，其评价之高前所未有。如收录真西山评语：

渊明之所作，宜自为一编，以附于三百篇、楚调之后，为诗之根本准则。［11］

宋代理学家一致将《诗经》《离骚》奉为儒家典范，这里将陶诗的地位与二者并列，将陶诗视为“诗之根本准则”，是从理学的角度将陶渊明诗文经典化，拔高了陶渊明的地位。虽然有刻意夸大的成分，但足以看出南宋人对陶渊明的推崇。

郇义飞：论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

总论中还辑录葛立方之语：

东坡拈出渊明谈理之诗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实。皆以为知道之言。盖摛章绘句，嘲风弄月，虽工亦何补？若观道者，出语自然超诣，非常人能蹈其轨辙也。［12］

陶渊明领悟了“道”，所以能创作出优秀的诗文作品，同时将陶渊明自然平淡的诗风归因于“道”，这是为陶渊明诗风找到理学上的依据。

同样地，在对陶渊明的人格评价时，李公焕收录的评语多用理学的道德要求解释陶渊明的行为。如对于陶渊明的归隐行为，汤汉作过如下评价：

诗中言本志少，说固穷多矣，惟忍饥寒之苦，而后能存节义之闲。西山之所以有饿夫也。世士贪荣禄，事豪侈而高谈名义，自方于古之人，余未之信也。［13］

陶公不事异代之节，与子房五世相韩之义同。［14］

汤汉从儒家角度解读陶诗，认为陶渊明能够“固守穷节”“不事异代之节”，认为陶渊明的言行符合儒家正统思想，为其诗文贴上“忠义”的标签，在南宋时被广泛称颂。

此外，刘克庄称道陶渊明不在意荣辱得失、躬耕田园的高洁品格，所以其创作的诗歌为绝唱而和寡；罗大经高度赞扬陶渊明能归隐田园、不为外界名利所动的豪迈胸襟，称其为“知道之士”，将陶渊明视为理想道德的代表，李公焕对这些评语都十分赞同，并将其收录。

南宋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特殊的时期，它不同于之前的朝代更替。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南宋王朝被迫偏安一隅，退居临安，它充斥着屈辱和退让。民族屈辱和社会动荡无疑给当时的知识分子以沉重的打击。虽然李公焕在《笺注陶渊明集》中极力保持客观，多为引用而较少主观评价。但是，我们不难发现，从笺注对象到辑录评语的选择，李公焕都有自己的独特安排，《笺注陶渊明集》中评语多为南宋人评语，且大多数为理学家或者生活于东南地区的学者，无疑暗含了李公焕对南宋王朝的留恋和惋惜。引用理学家评语虽是当时社会理学思想盛行的反映，但也体现出了李公焕对这些评语的高度认同。

四、《笺注陶渊明集》的价值

《笺注陶渊明集》在体例、注解、评语等诸多方面为后世提供借鉴，影响深远。

（一）首开陶集注本集校、集注、集评之风

《笺注陶渊明集》采用集注、集评于一体，开后世集注、集评之风，备受后人推崇。郭绍虞在《陶集考辨》一文中说：“此本之长，在于荟萃众说，于汤汉注之外兼采蔡氏注等，开后世集注之风。宋人诗话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蔡正孙《诗林广记》，均以荟萃见长。此书颇受其影响，兼采诸家评语，又开后世集評之风。故体例分注、评两部分，注语加正文中，评语附正文后，即于汤汉之自抒己见者移录文后。此则李注较汤汉注明了之处，且亦补汤注所未及者。至其所集录总论，则又开后世辑《渊明诗话》之风，此本流行之广，当由于此。”［15］集注、集评于一体的李公焕注本，颇便观览和查阅，因而受到后世学者的广泛推崇和借鉴。如何孟春《陶靖节集注》、詹夔锡《陶诗集注》、吴瞻泰《陶诗汇注》、马璞辑注《陶诗本义》、陶澍《陶靖节先生集》等明清著名陶集刻本均有学习李公焕注本的痕迹。明天启五年毛氏缘君亭刻本《陶靖节集诗》还专门设有总评和章评，清代温汝能《陶诗汇评》在汇集前人诸家评论之后，增加自己对陶诗的评论以“愚按”出之，显然是在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体例上的进一步创新。

（二）注解为后世注陶提供参考

《笺注陶渊明集》的注释详细，为陶集注本所借鉴。元初陈仁子的《文选补遗》不仅以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为底本，而且大量借鉴其注解，甚至连《笺注陶渊明集》的遗漏、错误都一并沿用，由此可见《笺注陶渊明集》的影响力。明清两代所刊陶集注本，对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注释也多有借鉴，明代何孟春《陶靖节集注》就在借鉴了李公焕大量注释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增补。何孟春在跋《陶靖节集》说“传而刻者，则元李公焕本，而不见其能为述作家也，是故余重为整比之。”虽然何孟春对李公焕注本颇有微词，但他还是对《笺注陶渊明集》进行了取舍、整合。最明显的是，他对李公焕在诗后的注解行了重新整理和分类，如果注解是针对某句诗的，则将这部分注解以双行小字的形式附于诗句的下面。再如吴瞻泰的《陶诗汇注》、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等均以李公焕注本为底本，兼采其他注本编纂而成。陶澍集注的《靖节先生集》更是在李公焕注本的基础上作了规范和补充。陶澍认为世传陶集注本，以汤汉、李公焕以及何孟春三家最善，而李公焕学习借鉴了汤汉注本，又为何孟春本所借鉴，由此看见陶澍对李公焕注本的推崇。

此外，清代马璞《陶诗本义》、詹夔锡的《陶诗集注》、民国时期顾皓撰《陶靖节诗笺定本》、近代古直的《陶靖节诗笺定本》、王叔岷的《陶渊明诗笺证稿》等陶集注本也参考了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的注解。今人对陶集进行校注者，也对李公焕注本有所借鉴，如逯钦立校注的《陶渊明集》就是以李公焕注本为底本而删去伪作，袁行霈的《陶渊明集笺注》也用李公焕注本作校本。

总之，后世直接借鉴李公焕注本、二次借鉴乃至多次借鉴的注本非常多，贯穿了整个陶集研究史，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成为后世进行陶集研究必不可少的参考注本，由此可以看出它的影响和价值。

（三）文献保存之功

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在前人的基础上，另又采集、辑录大量前人对陶集的注解和评语，有四十四家一百一十三条。这些前人的注释、评语有的已经汇编成书，尚有迹可循。但是有很多已经散佚，只能通过后人著作的引用窥探其原貌。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对于这些文献资料的保存、流传起到了积极作用。《笺注陶渊明集》收录前人未录入的赵泉山评陶之语十七条、高元之评陶之语一条、定斋评陶之语一条、敬斋之语一条、艮斋之语一条。这些评语的保存为后人进行宋代的陶渊明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我们可以根据其在《笺注陶渊明集》评语中的相互关系推断出生平不可考作家的生活年代。例如：《笺注陶渊明集》中记载的生平资料失传的赵泉山评语，根据卷三《还旧居》“六载去还归”的句下双行小注“韩子苍云：‘渊明自庚子始作建威参军，由参军为彭泽，遂丢官归。是岁乙巳，故云六载。赵泉山曰：‘自乙未佐镇军幕，迄今六载，韩说盖误。”［16］赵泉山此处的评论否定了韩子苍的观点，说明赵泉山生活年代晚于韩子苍。又据《述酒》诗中赵泉山在注中提及蔡绦，可断定赵泉山可能與韩子苍、蔡绦生活于同一时期或者晚于二者。由此可以断定赵泉山的生卒一定晚于蔡绦和韩驹，因此可以确定赵泉山为南宋人物。从这一点上来说，李公焕的《笺注陶渊明集》为这些作家的生平考察提供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还有很多评语是李公焕注本首次录入的，随着《笺注陶渊明集》地位的逐渐提升而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了学术思考。如评语中录入的陶渊明与白莲社的故事，为后世所推崇，引发了诸多思考，包括故事发生的时间、故事是否真实、陶渊明与慧远和尚到底为何种关系等等。

李公焕之前的唐宋社会，随着佛教的不断兴盛，莲社的故事、传说越来越多，《宋史》中专门设有《莲社十八贤行状》一卷，北宋陈舜俞《庐山记》记载了白莲社的由来，提到了陶渊明与慧远的交往，其曰：“时陶元亮居栗里山南，陆修静亦有道之士，远师尝送此二人，与语合道，不觉过之，因相与大笑。今世传《三笑图》，盖起于此。”［17］南宋《佛祖统记》搜集大量佛教典籍进一步扩充，专门设有“不入社诸贤”，录入了陶渊明、谢灵运、范宁三人。可见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交往在宋代已得到了佛教典籍的确认。但是，陶集注本以及关于陶渊明的序等各种资料中却没有提及白莲社的故事。汤汉注本只是在《拟古九首》中“稷下多谈士，指彼决吾疑”［18］的句下小注中说：“前四句比而兴，以言吾有定见，而不为谈者所眩，似谓白莲社中人也。”［19］仅仅提到了白莲社的名字，并没有详细的论述。第一次完整、详细地描述白莲社故事的当属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杂诗十二首·其六》诗后按语重点讲述了白莲社与谢灵运、陶渊明交往的故事。谢灵运才学为江左之冠，为求入社，凿二池、植白莲，最终因心杂未能如愿。与之截然不同的是，远公十分渴望陶渊明入白莲社，多次相邀，甚至不惜打破寺律，作诗博酒相待，但陶渊明宁为方外交也不愿进社。白莲社的故事流露出陶渊明安于隐遁、不慕名利的生活志向。李公焕的注释为陶渊明与白莲社的交往找到了证据，增加了故事的真实性，后代学者对陶渊明与白莲社的故事大多深信不疑。此注解也被注陶家广泛引用，甚至被写入诗文、画成图画，影响深远。康熙三十三年墨宝堂刻的《陶诗集注》将李公焕的按语进一步提炼、概括成一个简短的故事。清代陶澍在《靖节先生集》中还作有《莲社高贤传·陶潜传》，他删除了传奇性的故事情节，大大摆脱了佛教色彩而重点谈论陶渊明的隐逸思想。民国时期顾皓的《陶诗发微》明知陶渊明与白莲社的故事是“小说”，仍然选择将其录入。

李公焕的注解讨论陶渊明诗作的时间，将陶渊明的年岁与白莲社联系起来，常常被年谱引用当作考证资料。如清代丁宴的《晋陶靖节年谱》用此注考证了陶渊明与慧远和尚的关系，同时，丁宴还认为《杂诗·其五》中“昔闻长老言”中的“长老”指的是和尚慧远。他还考证出了慧远和尚创立白莲社，刘遗民撰《同誓文》，有多人参加白莲社的活动，陶渊明和远公为方外交。此外，清代杨希闵的《晋陶征士年谱》、清代陶澍的《陶靖节年谱考异》、梁启超的《陶渊明年谱》等等，都在“义熙十年”提到李公焕的上述论断。

总之，不管后世对陶渊明与白莲社的故事持怎样的态度，不可否认的是，白莲社的故事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之后，成为陶渊明集中经常涉及的话题。这一话题直接影响了后世陶渊明集以及年谱的编纂，为读者深入了解陶渊明的生平、思想提供了背景知识。

综上，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作于汤汉注本的基础之上，但无论是在文献搜集还是笺注的水准上都能后出转精，亦有自己的思想倾向，是宋元之际陶诗研究的集大成者，其体例、注释和评语为后世研究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在陶集笺注史上功不可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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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绍虞.陶集考辨［C］.照隅室古典文献论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269.

［17］陈舜俞.庐山记［M］.民国殷礼在斯堂丛书影元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