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文化秩序重构

韦路 金钱熠

【内容提要】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文化秩序应该如何重构？技术进步与全球文化秩序变迁息息相关。智能媒体技术的进步促使文化间的传播从征服与被征服的二元对立框架转变为以转文化传播为特征的交流融合框架。人工智能技术对国际文化传播的主体、形态与效果等都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也带来了智能鸿沟、虚假信息与政治偏见的风险。面向未来，“求同存异”是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重要策略，需要从技术、平台、规则、主体、价值等五个层面协力推进，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文化新秩序。

【关键词】全球文化秩序 国际传播 人工智能 A I G C

当下，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纷争连续不断，地缘政治频发的分裂与冲突呈现长期化、扩散化的趋势，对全球秩序的安全与稳定提出了挑战。文化秩序是全球秩序的重要层面。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以文明为基础的世界秩序正在逐渐浮现，文化类似的社会彼此合作，国家围绕着它们文明的核心国家划分自己的归属。①20世纪90年代，约瑟夫·奈曾在《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一书中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的概念。他认为，相对于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面的硬实力，作为国家综合国力的另一主要组成部分，软实力包括文化、价值观、意识形态等非强制性的手段，而通信技术的普及与进步将大大增强软实力的影响。②这一观点亦凸显出文化在全球权力格局中的重要性。全球文化秩序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技术进步如何改变全球文化秩序？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文化交流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应如何建构人工智能时代的全球文化新秩序？

一、从征服到融合：技术进步与全球文化秩序的演变

全球文化秩序的格局与国家实力的强弱息息相关。近现代以来，最令人瞩目的便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进程，而这一进程离不开技术的发展与勃兴。回溯过往，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主要经历了两波浪潮：第一波浪潮以英国工业革命为起点，随之带动欧洲其他国家及北美的现代化进程，主要方式为工业化、城市化与殖民帝国的扩张；第二波浪潮以二战后的全球重建为标志，美国通过宣扬其西方价值观，从科技、军事、金融、文化等多个维度进行隐秘的渗透，③更加强调全球化与信息技术的发展。

世界科技发展如何影响全球秩序变迁？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们纷纷将目光投向了这一领域，并提出不同的观点。福山（Fukuyama）将这一世界新秩序称为“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④亨廷顿（Huntington）则称其为“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⑤更多学者则从各自不同的视角对全球经济、政治与文化的新格局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形形色色的理论与观点。

第二波现代化之后，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介的普及与发展大大促进了国家间的交流与合作，不同文化间的差异与冲突促使学者们开始思考如何解决文化差异、沟通障碍及文化认同等问题，跨文化传播（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爱德华·霍尔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是指信息、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等在不同文化之间传递、交流和理解的过程。跨文化传播的概念曾遭到部分学者的批评与质疑：一些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常常基于对文化的简化和固化，假设文化是稳定且一致的，并没有认识到文化在时间层面的动态性与变化性，也忽视了文化内部的复杂性与差异性。此外，跨文化研究过于强调西方文化的价值观与重要性，这种文化优越性偏见反而加剧了文化间的不平等与冲突。

亨廷顿曾批判西方文化的“普世观念”是错误的、不道德的、危险的。他指出，西方社会假设文明的多样性是一个特殊的历史现象，但这种假设并不正确，西方“普世主义”的必然逻辑结果是帝国主义，可能会导致重大文明核心国家之间的战争，西方不应强迫非西方国家的人民接受他们的价值观、体制与文化。⑥虽然殖民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但西方国家在文化价值与知识生产上对发展中国家仍然实施霸权主义，存在诸多误解与歧视。这种“全球化”的现代化实则是“化全球”，是将西方的价值观体系强加于其他文化之上，而非二者间平等的交流，亦把“现代化”与“西方化”错误地画上了等号。与此同时，西方世界以外国家近年来的发展也正在悄然改变着文明的秩序：西方文明的传统主导地位正在衰落，道德滑坡、文化自绝和政治分裂等内部的棘手问题逐渐浮现；西方以外其他经济体的崛起重塑了全球文化的地域分布，在文化领域日益展现出更大的影响力。

然而，西方文明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并非一时可以撼动，作为两次现代化的发源地，西方发达国家积累了深厚的经济基础与技术实力。20世纪70年代，第三世界国家曾发起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The New World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Order）运动，但最终未能取得成功，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新兴民族国家虽然认识到了信息传播技术对于构建新秩序的重要性，却缺乏研发技术的能力。⑦

传播技术其及引发的传播模式变革为跨文化传播理论的更新提供了契机。跨文化传播理论诞生于专业生产内容（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时代。随着移动社交媒体的普及与用户生产内容（UGC，User Generated Content）模式的兴起，“新全球化时代”下，以西方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 需要转变为“转文化传播”（transcultural communication）。前者来源于西方学科体系，实则是优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单向征服；后者强调不同文化间双向的交流与融合，⑧包括主体的转化和新文化形式的產生。⑨如果说跨文化传播是一种物理反应，那么转文化传播就是一场本土与外来文化进行杂糅与碰撞的化学反应，能够促成新物质的诞生。转文化传播将全球化与地方化相结合，也即“球土化”（glocalization），破除了原先文化征服与被征服二元对立的叙事框架。

二、机遇与挑战：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文化传播的影响

技术的更迭是全球文化秩序变迁的关键要素。近年来，社交媒体平台的日常使用已经多方位融入了AI技术，但AI在其中担任的是辅助角色，用户依然是内容生产的主角，UGC的模式并未得到颠覆。作为全新的内容生产模式，AIGC的涌现对于国际文化传播的主体、形态与效果等都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

（一）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文化传播的机遇

首先，全球文化传播的主体日益朝着人机协同的方向发展。作为内容生产的主体，依托海量的数据库与强大的算力，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GC能够突破人类生产者的脑力与体力限制，跨越语言的阻隔，大幅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在AIGC的初级阶段，人类需要同时高度参与技术开发与应用端的互动；当进入中高级阶段，人类就可以退居幕后，AI将完成半自动化内容生产，最终实现自我迭代、自我开发，从“人机互动”的生产方式演化为“人机协同”的生产方式，⑩并基于用户画像完成内容与用户需求的精准匹配。

其次，全球文化传播的形态越来越丰富。通过融合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和混合现实（MR）等技术，AIGC能够实现更加生动真实的媒介体验，拓展了国际传播的场景。通过将虚拟内容与现实世界相结合，用户能够身临其境地体验不同文化的习俗与传统，更丰富沉浸的交互方式能够加深用户对其他文化的认知。不少应用为用户提供了丰富且具有趣味性的人机交互拍摄模板，进一步降低了用户生产视频内容的门槛，对人脸、人体、手势等的精准AI图像识别技术提升了用户的视频创作体验，激发了用户的创作热情，形成平台内容自产自销的良好循环。

第三，全球文化传播的效果显著提升。以聊天机器人为代表的AIGC也被视作社会行动者，用户不仅将其作为获取信息的工具，还会与其产生情感联结。情感是连接人与人的纽带。AI技术的发展使得机器能够更好地理解人类的情感与文化背景，使得国际传播能够更加注重情感共鸣与文化敏感性，有助于建立更加细微深入的连接。此外，使用情感识别模型对社交媒体内容进行抓取和分析，能够更精准地洞察用户的情感态度，从而适时调整国际传播策略，提升传播效果。

（二）人工智能技术对全球文化传播的挑战

一是智能鸿沟的产生。AIGC技术降低了内容创作的门槛与成本，但同时也造成了新的鸿沟。根据皮尤研究中心2023年5月发布的ChatGPT用户调研报告，虽然近六成的美国成年人听说过ChatGPT，但实际使用的人数并不多，其用户群体主要为年轻、受教育程度高的高收入群体。11从信息生产的角度看，占据了AI技术先发优势的发达国家能够先人一步，充分利用这一工具产出更多的文本及视频内容，向外输出意识形态，增大其国际声量。而发展中国家对于AIGC技术的利用较为落后，使用群体较小，因而可能导致使用AIGC传播其文化价值的能力较弱。此外，发展中国家的网民也更难具备快速准确甄别AI生成内容的素养，形成强者恒强、弱者终弱的恶性循环。

二是虚假信息的泛滥。目前AI生成的内容在真实性方面存在很大缺陷，若被用于信息操纵，会带来严重负面影响。地缘政治间的冲突不仅是军事方面的竞赛，更是信息技术的较量。在俄乌冲突中，深度伪造（Deepfake）技术首次被全面用于信息战。2022年3月，针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深度伪造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先后发布，引发俄乌双方网民大量的转发及讨论。虽然视频的粗糙质量引起了部分网民对其真实性的怀疑，但他们出于情感认同仍然选择进一步传播该视频。影响更为深远的是认知的“罗生门效应”，网民后续对辟谣视频本身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并产生失望、愤怒、憎恶等负面情绪。12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间的冲突逐渐从传统军事冲突向信息战、舆论战转变，若冲突双方利用AI视频操纵舆论，当眼见不再为实，以假乱真的AI视频将给全球文化秩序带来新的变数。

三是政治偏見的加剧。AIGC模型的诞生与进步离不开海量的数据库，数据的收集、控制、发布、解读是当今世界更为隐蔽的施加影响方式，也是意识形态角力的焦点。13中国科技公司字节跳动旗下的海外短视频应用TikTok的坎坷“出海”之路就是典型例证。2020年8月，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行政令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在90天内剥离TikTok在美国的所有权益，之后被美国法院推翻。2023年5月，蒙大拿州发布禁令禁止用户在该州范围内下载TikTok软件，随后因可能违宪而被联邦法官阻止。截至2023年，美国至少有50所大学禁止使用校园无线网络和校园电脑登录TikTok。142024年3月的最新数据显示，已有39个州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152024年3月13日，美国众议院以352比65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剥离对TikTok的控制权，否则TikTok将被禁止进入美国手机应用商店。不同国家对数据收集与隐私保护的条款迥异，隐私政治化与“数据民族主义”是跨国平台在国际文化传播方面正在面临的严峻挑战。16

三、和而不同：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未来图景

技术背后是文明的价值观。任何一项技术的发展都不能忽视时代和文化环境的影响。198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了《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的报告，倡导建立国际信息新秩序，提出了包括减少信息技术的壁垒与垄断、指导发展中国家加强自主传播能力等的诸多建议。40多年后的今天，全球文化与国际传播秩序仍然未能实现平等，地区间的冲突与争端仍未平息。对于新兴的AIGC技术，西方国家依旧采取阻挠的方式，遏制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封锁国家之间平等的沟通渠道。对于未来可能面临的文明间的战争，亨廷顿曾提出三个原则：一是避免原则，即核心国家避免干涉其他文明的冲突；二是共同调解原则，即核心国家相互谈判遏制或制止这些文明的国家间或集团间的断层线战争；三是共同性原则，即各文明的人民应寻求和扩大与其他文明共有的价值观、制度和实践。17虽然亨廷顿正确地认识到了多样化文明的必然性与西方“普世主义”的错误性，他对避免文明间冲突的建议也不无借鉴意义，但他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自然而然地把世界主要文明体放在了矛盾的两级，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关系也被误读为世界性的对抗。18当下，地区之间的冲突已经不仅仅是军事方面硬碰硬的冲突，也体现在通信技术、文化价值、舆论形态等软实力方面的多维竞争。对此，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需要我们跳出“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体系，破除文化霸权主义思维，重构国际传播的元话语，即摒弃国别视角，拥抱全人类视角，用地球村式的共同体取代“中心—边缘”的世界系统等级格局。19

面向未来，求同存异是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重要策略。他者是认识自己的一面镜子，人的主体性与自我意义需要通过他者的对话与互惠性的理解才能得以构建。20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世界各国应当欣赏与尊重各种文化的独特之美，促进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对话，构建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全球文化新秩序。人工智能时代，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需要从技术、平台、规则、主体、价值等五个层面协力推进。

一是技术赋能，用AI赋能内容生产、文化传播与跨国互动。AI所依靠的大数据以及强大的算力能够大幅提升内容生产的效率，在海量信息抓取与个性化内容生成方面，具备人类生产者所不具备的优势。仅需提供几个关键词，在数秒内便能生成丰富内容，甚至同时提供多个版本供内容生产者选择。利用AI技术，发展中国家有望突破信息生产力瓶颈，扭转国际信息流动的不平等格局。在信息分发环节，AI算法具有强大的个性化、精准化推送能力，可以实现从“人找信息”到“信息找人”的跃迁。通过形成海外用户的个人画像，传播主体能够根据用户兴趣和需求推送相关的内容，更好地推动发展中国家文化走向世界。跨国互动方面，随着大语言模型的不断完善，聊天机器人等AI工具能够实现多语种的多轮对话，能够通过类似人类交流的方式与用户进行深度互动，极大提升了人机互动的体验，增强了用户的使用黏性，对于助力发展中国家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具有重要意义。

二是平台主导，挑战西方垄断，建构具有全球影响的多语种多文化社交媒体平台。2024年1月，维奥思社（We Are Social）与融文（Meltwater）联合发布的《2024全球数字化概览报告》显示，全球社交媒体活跃用户已达50.4亿，约占全球总人口的62.3%。这意味着社交媒体平台也成为全球信息传播和文化交流的主渠道。然而，这一渠道目前主要被优兔、脸书、推特、瓦次普（WhatsApp）、照片墙等西方主导社交媒体所控制，严重危及全球多元文化生态。值得关注的是，源自中国企业的TikTok发展迅猛。目前，TikTok已经成为拥有月活用户最多的社交媒体平台，也是全球范围内使用时长最高的社交媒体平台，安卓用户的平均每日使用时间超一小时，高于其他所有同类应用。21全球共有158个国家使用TikTok，22预估用户数量高达8.34亿，23美国用户多达1.7亿，有近700万美国小企业依赖该平台谋生和发展。这些数据表明，更加开放多元的社交媒体平台完全可能挑战美西方的文化霸权，成为遏制数字帝国主义扩张的一大重要力量。虽然TikTok履遭美国政府打压，近日甚至被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通过“剥离或封禁”法案，但这正说明平台之争切中了美国的要害。得平台者得天下。中国应继续在平台领域发力，通过更多更先进的技术平台赢得全球用户，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坚实保障。

三是规则重建，制定有利于全球多元文化交流互鉴的算法机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算法的力量日益成为资本主义施展权力的工具。24我们需要认识到，算法并非完全中立的“技术乌托邦”，算法偏见的背后是社会偏见和意识形态偏见。研究发现，谷歌的在线广告系统向男性展示高薪职位的频率远高于女性。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深藏西方价值观，对争议性议题的回答采取明显的“双标”立场，从其2023年对中国与美国“流浪气球”处理方案的偏颇回答便可见一斑。因此，全球社会亟需采取措施避免算法放大人类偏见。虽然中国、欧盟、美国、英国等国家和地区近年已通过多项AI相关法案，但对于AI的监管规则目前仍然缺乏全球共识。由于AI技术及其应用具有较强的跨区域和跨文化特征，其所产生的风险也是全球性的。我国一方面需要致力于开发具有全球公正性的算法规则，另一方面需要进一步深化AI监管的国际合作，制定AI相关国际技术标准，25与各国携手落实《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

四是内容共创，推动多元主体共创多元内容。除了技术、平台和规则之外，主体多元化也是重构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路径之一。当前全球文化秩序面临的一大问题就是中心-边缘的世界等级体系。依赖理论和世界系统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的渗透使发展中国家在物质和文化上都变得贫穷，从而使多数发展中国家处于依附地位。26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逐渐将世界的边缘国家与地区纳入一个垄断和剥削的世界系统。27这一世界系统导致的文化后果便是，中心国家和地区的文化成为统治世界的主导文化，而边缘国家和地区的声音则很难被听见。新媒体技术具有破除垄断并使更多声音被听见的潜力。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新奇的思想和有趣的内容不仅来自传统的中心，也来自传统的边缘，而且来自边缘的并不比来自中心的少。同时，一些原来的中心已经边缘化（如纽约和洛杉矶的平民窟），而一些原来的边缘却逐渐拥有工业、财经和信息中心的地位（如中国的一线城市）。在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更多原来处于边缘的主体将会发声，他们将和其他主体一道，共同奏响和而不同的交响曲。

五是价值共生，建构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核心是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使国际关系从零和游戏转向合作共赢。“共同体”的概念由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共同体与社会》一书中提出，指依靠自然情感而密切交往的有机团结，是真正的共同生活。28 “共同体”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生存和发展状态，强调共同的价值追求与行为规范，是基于价值、情感和信念认同的组织形态。“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指在网络空间存在的，基于世界各国相互依存、相互联系、共同掌握网络空间的前途与命运的团体或组织。29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通常追求族群等局部团体的利益最大化，而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则是追求全人类利益的“最大公约数”。面对各种复杂的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和民族都不能独享数字文明成果，同样也无法独自应对数字全球化的风险与挑战。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就是要营造普惠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互联网环境，让智能技术发展的成果更好造福全人类。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媒介体制与社会信任研究”（19ZDA325）阶段性成果。

韦路系浙江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副院长，浙江大学融媒体研究中心主任；金钱熠系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硕士生

「注释」

①[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5页。

②张国祚：《中国文化软实力理论创新——兼析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思想》，《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5期，第188-203页，第208页。

③虞鑫、崔乃文：《从“走出去”到“走进去”：全球史叙事视野下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路径》，《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19期，第90-94页。

④Fukuyama F.“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1989（16）： 3-18.

⑤Huntington S.“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Foreign Affairs. 1993（72.3）： 22-49.

⑥[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58-359页。

⑦任孟山、李呈野：《从电报到 ChatGPT： 技术演进脉络下的国际传播格局史论》，《新闻与写作》2023年第5期，第38-50页。

⑧史安斌：《从“跨文化传播”到“转文化传播”》《，国际传播》2018年第5期，第1-5页。

⑨赵月枝：《跨文化传播政治经济研究中的“跨文化”涵义》，《全球传媒学刊》2019年第1期，第115-134页。

⑩汤景泰、徐铭亮：《论智能国际传播： 实践模式与驱动逻辑》，《社会科学战线》2023年第12期，第152-160页，第282页。

11Emily A. V.，“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have heard of ChatGPT， but few have tried it themselves，” https：//www.pewresearch.org/short-reads/2023/05/24/ a-majority-of-americans-have-heard-of-chatgpt-but-few-have-tried-itthemselves/， 2023-05-24.

12何康、张洪忠、刘绍强等：《认知的罗生门效应制造：深度伪造在俄乌冲突中的案例分析》，《新闻界》2023年第1期，第88-96页。

13陆小华：《数据话语权： 国际传播的战略性竞争焦点》，《现代传播（中国傳媒大学学报）》2020 年第10期，第1-6页。

14杨逸夫：《美众议院通过“TikTok剥离法案”“ 不卖就禁”凸显美霸凌行径》，《光明日报》2024年3月15日，第12版。

15Cailey Gleeson，“ These 39 States Already Ban TikTok From Government Devices”， https：//www.forbes.com/sites/caileygleeson/2024/03/12/these-39-statesalready-ban-tiktok-from-government-devices/？sh=44cd24d06705， 2024-03-12.

16曹小杰、戴梦雅：《短视频平台隐私政策的全球在地化——对抖音和TikTok的比较分析》，《传媒观察》2023年第10期，第86-94页。

17[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刘绯、张立平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366-370页。

18王立胜：《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逻辑、现实表达及其内在问题》，《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2期，第14-20页。

19李彪、杨颖兮：《国际传播新秩序与新效能：基于元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对外传播》2022年第12期，第32-35页。

20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第103-113页。

21we are social，“ DIGITAL 2024： 5 BILLION SOCIAL MEDIA USERS”， https：//wearesocial.com/hk/blog/2024/01/digital-2024-5-billion-social-mediausers/， 2024-01-31.

22Brian Dean，“ TikTok Statistics You Need to Know，” https：//backlinko.com/ tiktok-users， 2024-02-15.

23Josh Howarth，“ TikTok User Age， Gender， & Demographics （2024），” https：// explodingtopics.com/blog/tiktok-demographics， 2024-01-12.

24Lash， S.“ Power after hegemony： Cultural studies in mutation？”.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007（24，3）： 55-78.

25刘轩、陈海彬：《人工智能监管：理论、模式与趋势》，《情报理论与实践》2023年第46卷第6期，第17-23页、第37页。

26Mody B.， Deigning message for development communication： An audience participation-based approach.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s， 1991： pp.15-36.

27Wallerstein I.，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Vol 1. New York： Academic Books， 1974； Schiller H.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s， NY：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1976； Schiller H. Culture， Inc.： The corporate takeover of public express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8[德]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52-54页。

29林伯海、刘波：《习近平“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思想及其当代价值》，《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7年第8期，第35-39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