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结认同与建立共鸣：《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的国际传播空间叙事研究

张岩 周书怡

【内容提要】《中国日报》作为中国国家英文日报，肩负着“传播中国，影响世界”的责任。其2 0 1 8年以来持续推出的系列纪录片，展现了新时代中国的丰富内涵。在文字与影像的交织中，空间的单位信息量增加、表现力增强，空间成为提升叙事效果的重要手段。《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通过引入外籍主持人、平衡细节与宏大场景、自然呈现摄制后台等方式，丰富了空间的叙事层次与内涵，不断加深海外观众对中国的认知与认同。这揭示了国际传播的空间建构是一个多方参与建构和阐释的动态过程，应鼓励多元文本、多重参与、多媒联动，从而进一步讲好新时代的中国故事。

【关键词】《中国日报》纪录片 空间叙事 国际传播

《中国日报》是中国国家英文日报，肩负着“传播中国，影响世界”的责任。2018年以来，《中国日报》围绕重大主题、融合新兴媒体、创新表达方式，推出了一系列优质纪录片，向世界呈现出丰富多彩的中国面貌，讲述精彩有趣的中国故事，而故事本身正是“一种精心编排的叙事”①。纪录片以中国空间为主题，围绕中国的自然风光、经济发展、文化特色等开展叙事。在文字与影像的交织中，空间成为国际传播中提升叙事效果的重要手段。

一、多重含义交织的空间

（一）广阔丰富的地理空间

安德烈·戈德罗（Andre Gaudreault）和弗朗索瓦·若斯特（Francois Jost）在《什么是电影叙事学》中提出：“书写叙事的叙述者所用的表现材料（言语）的单一性迫使他经常运用某种‘话分两头的形式，他不能同时既描写行动又描写行动发生的环境。”②而空间的同场、同步性、同时性使得视觉文化的展现突破了单一的预定叙事线条，呈现出丰富多样性。《中国日报》系列紀录片展现中国自然风光，深入中国特色文化，聚焦中国经济发展，不断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从《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英国小哥看中国：解码新时代》，到《中国湿地之旅》《行走中国》，“中国”都是纪录片的明确主题。这个词在主持人的解说中反复出现，又通过镜头画面的剪辑被不断描画，最终凝练为标题中的语言符号——“中国”。

在国际传播的话语范域中，“中国”具有与其他国家并列存在的地理空间意义。《英国小哥看中国：解码新时代》开篇语介绍：“中国，拥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土地，近14亿人生活在这里。”贵阳、成都、广元等地理空间单位渐次出现，传达“协调发展”“健康中国”“奔向小康”的多元主题，隐含着“中国”空间的内部格局：不同层次的行政区划空间并置存在，共同构成了“中国”的整体。纪录片单集以主题划分，通过主持人的叙述串联起不同空间，即空间之间以线性时序关联。《中国湿地之旅》每集聚焦某个区域，空间自身的独立性较强，但每集开篇对地理位置的介绍实则展现了空间秩序：“这里是武汉，人口数量超过千万，是中国中部的一座中心城市。”穿过城市的长江、湿地旁边的高楼，为这里锚定了位置坐标。在这种系列性的子空间聚合中，视觉文本空间在统一的议题下重新组接，作为地理空间的“中国”意蕴的丰富性和广博性得以呈现。

（二）呼应对照的再现空间

空间叙事理论根据叙述内容与现实的关系，把叙事方式分为纪实和虚构，前者主要以实录的形式记述事件来挽留和凝固时间。纪实叙事多注重对空间的呈现与描绘，这种方式可以延缓时间流，有效吸引人们的注意。卓拉·加百利（Gabriel Zoran）在《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中提出了一个相对狭义的空间概念，即模仿真实的空间存在于（文学）作品中重塑的空间维度。在此基础上，他把叙事空间的影响因素分为三点：语言的选择性、文本的线性时序和视角结构。③对应到纪录片这一视听形式，可认为画面中景物的选择、镜头的组合连接以及拍摄的视角会影响影像文本的空间建构。

首先，在景物的选择上，《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注重对符号的选取。一方面，代表中国形象的传统符号贯穿其中，包括山川、梯田等地理环境，农耕、养殖等社会劳作，以及大熊猫、戏曲等文化符号；另一方面，纪录片选取了很多现代技术与都市画面，大型计算机、先进农业技术等内容在影像中一一呈现，塑造出真实可信的新时代的中国；其次，纪录片按照整体-局部的顺序来描绘中国空间，镜头景别呈现出由远及近的顺序，引导观众对中国的认识从整体轮廓到区域细节；此外，纪录片的拍摄也多以主持人的观察出发，通过镜头的推、拉、摇、移构筑起第一视角的叙事空间。《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在构筑再现空间时注重客观与还原，尽可能地展现多元、真实的画面，从而使得文本组构的再现空间与实际空间呼应对照。

（三）文化认同的仪式空间

空间是人类行动和意识的定位之所，人们之所以要叙事，是因为想把某些发生在特定空间中的事件在记忆中保存下来，以抗拒遗忘并赋予存在以意义。④《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凭借可视化的媒介文本，使观众在时空体验的媒介仪式中实现文化认同。

纪录片拍摄者从海量事实的时间巨块中剔除不需要的部分，遴选出有意义的部分予以呈现，这一过程即为“空间保存时间”。苏联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将其称作“雕刻时光”⑤。这便产生了意义的传播链条：纪录片的摄制者通过删除或保存时间构建意义，媒体把雕刻时间的叙事空间（有意味的空间）大规模向受众传播，使受众接收到“有意味的空间”并体验其中的意义。⑥从空间维度，这个过程需要选取鲜明地标，即施蒂格·夏瓦（Stig Hjarvard）笔下“保存历史记录或文化精神的地方”⑦。《寻找功夫》寻访了北京、天津、河南、香港等地，通过四合院、少林古刹等标志性地点与功夫名家的影像交叠，探究功夫何以成为一门享誉全球的世界语言，展现功夫背后的中国哲学和价值观。同时，纪录片将空间要素紧密嵌入时间链条中。《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摄制于2018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的重要节点。通过梳理事件中的时间轴线，使某些时间点的意义高于其他时间，激发观众对中国发展与建设成效的认可与赞同。《话说中国节》则围绕中国的传统节日和节气主题展开，在流动的时间和静止的空间中，中国传统节日成为颇具神圣意味的文化仪式，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中国日报》纪录片聚焦特殊历史节点下的中国发展面貌，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地标进行细致描摹，通过视听语言符号打造出媒介的仪式空间，使观众仿佛置身于中国发展的第一现场。其中搭建的媒介仪式不仅向外国观众传递中国的真实信息，更通过生动的镜头语言增强中国故事的感染力，加强海内外受众对中国文化、中国经验、中国主张的认同。

二、空间表达的技术设计

（一）本土空间与“外来者”的嵌合

作为面向国际观众的纪录片，承担介绍与讲解功能的主持人角色尤为重要。传统纪录片多采用画外音的形式进行解说，仅有声音出演的主持人的身份是模糊的。《中国日报》拍摄纪录片时多引入外籍主持人的参与式视角，通过他们的“在场”打造出更具开阔性的叙事空间。

《发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背后》从三位外籍记者的中国之旅展开，他们分别来自英国、美国、爱尔兰；《神奇的中国》引入三位留学生的视角，即来自约旦的米娜、匈牙利的璐璐和埃及的刘正曦；《出发吧！去中国》以丝绸之路为主线，通过外籍主持人凯文的亲身体验，将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娓娓道来。这里呈现出一种特殊的空间结构关系：这些来自各个国家的观察者与传达者进入中国空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面貌。对来自各个国家的“外来者”来说，在进入中国空间之前，都不同程度存在着一定的认知定势。纪录片通过将海外观众熟悉的中国符号与实景空间、人情风物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了更有实感的中国形象。

（二）细节场景与宏大叙事的平衡

《中国日报》纪录片注重对场景的刻画，即通过一连串的关于人、物、景的镜头，使空间可被具体化地感知。加斯东·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在《空间的诗学》中描绘了各种原型意象，它们具有跨主体性的品质。⑧在纪录片的空间叙事中，细致的场景刻画与观众心中的原型意象相呼应，自然而然地引发情感共鸣。与细节刻画形成对照的，是纪录片中全景式的镜头语言。俯瞰视野下的大片梯田、层峦叠嶂的绵延远山、高楼林立的都市全景，这些画面使观众对中国空间产生整体观照，传达出恢宏澎湃的新时代中国气派。

《中国日报》纪录片一方面以全景式的镜头为开篇，交代事件背景并奠定全片基调，又或是作为两个并置空间的连接，实现叙事的转换；另一方面，拍摄距离更近、视觉范围更小的近景镜头占据多数，刻画了空间的局部状态与人物的动作神态，更为充分地展现中国这一广阔空间中的真实细节。这样详略有致的呈现方式在短时间内帮助观众搭建了对中国的整体印象与细节感知，从而更容易生发情感、建立认同。

（三）影片呈现与摄制后台的联通

纪录片作为创作者人为创造出的一种话语结构，其观察模式、参与模式和展演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影片创作者和被拍摄对象之间的关系。观众可以感觉到影像不仅是对这个历史世界某些部分的索引性表现，而且是拍摄者与被拍摄者之间这场实际遭遇的索引性记录。⑨常规的纪录片其媒介文本主要涉及到“前台”和“中区”的行为，观众无法明显感知到“后台”的存在。而《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却刻意设置了一些细节暴露摄像机的存在，使观众窥见媒介呈现背后的隐性空间。

纪录片中的某些场景并不避讳拍摄镜头的存在。如《神奇的中国》中，主持人在品尝中华美食时直接和镜头外的摄影师、餐厅服务员对话。这些本该在纪录片中隐去的“后台”行为被保留下来，使纪录片褪去了理想化的光环，变得更为真实可信。这些看似无意义的对话向观众开放了一部分后台空间，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这种更具广角性的镜头语言能够带给海内外观众强烈的代入感、参与感和现场感。

三、寻求多方参与的国际传播空间建构

（一）构造多元一体的纪录片文本

空间叙事作为一种注重空间、延缓时间的叙事方式，将事件与存在物紧密编织，为纪录片提供厚重的底色，为叙事增添丰富的细节，从而让观众感知到一个真实、鲜活的中国形象。

整体来看，《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的模式还相对单一，需进一步探索更为多元的展现形式。首先，纪录片多以外籍记者、留学生为主持人，这确实呈现出一个客观、真实的视角，但反复使用同种模式、同个主持人也会使观众感到疲劳。在明确海外观众特点的基础上，可以尝试寻求更为丰富的拍摄形式，挖掘更具时代特色的空间符号；其次，目前《中国日报》推出的纪录片普遍时长较短，单集在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左右。虽符合新媒体时代轻量化传播的特点，却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内容的深度与力度。《中国日报》可以策划更多纪录长片，构建更加丰富的空间符号体系。

此外，应注重對纪录片中文化符号的阐释。对外国观众来说，某些具有民族独特性的文化符号难以被认知和接受，会不可避免地依据自身文化传统视域去审视并理解他者文化，由此产生文化误读及认同壁垒。⑩《中国日报》可以通过延缓叙事节奏、添加注释字幕、配发图文报道等方式明确符号意涵，实现话语的勾连与空间意义的共享，切实增强纪录片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中华文明的吸引力和感召力。

（二）鼓励个体经验与文本内容的共鸣

空间是一种读者积极参与的建构过程，在视听文本的空间叙事过程中，也同样需要调动观众来参与建构。《中国日报》作为英文媒体，主要面向在华外国读者、有英文阅读能力的中国读者以及广大海外读者，因此《中国日报》系列纪录片观众群体的生活空间遍布海内外。

詹姆斯·罗尔（James Lull）认为在全球性传播中应关注两个基本过程，一是媒介会通过技术来克服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二是受众会以个人的真实经历来解释和利用媒介时空，二者体现了媒介与受众双向互动建构意义的事实，即生活在不断强化的媒介社会中，（媒介）产业和受众联合起来“产出”时空的新的意义。11当观众接收到纪录片的画面与声音，便开始结合个人的经历与理解建构心中的中国空间。叙事成为一个包含文字与视觉因素的系统，建构于人们的思想模式中，形成特定的空间结构。这样的过程应鼓励公开表达，即充分调动观众弹幕、评论、转发的分享欲和表达欲。

纪录片不能停留在其本身，媒体的工作也不能仅仅是“记录式的还原”，而是要帮助和引导受众参与建构，形成具有互动对话感的开放文本。当观众作为主体进入空间建构的过程，便能在交流对话中促进认知更加深入、立体，建立起引发情感共鸣的审美空间。

（三）形成多媒联动的国际传播合力

空间叙事是一种事实的建构方式，同时也形成话语的某种特定组织和管理方式。通过视听符号构建与传播中国形象，本质上是一种话语实践。围绕重大传播议题，运用多种媒介形式构建叙事空间，呈现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蓬勃发展的现代科技、鲜活有趣的日常生活，从而掌握话语权，引领传播导向，传递中国主流价值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形成多媒联动的国际传播合力，构建起多主体、立体式的“大外宣”格局。在纪录片的国际传播方面，已有许多成功的探索。例如由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出品的中英双语系列微纪录片《京味》，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首都，怎样建设首都”主题，展现北京古老与现代共融的新风情；上海广播电视台携手探索频道（Discovery）打造的《行进中的中国》，以上海实践、中国视角、国际视野，深耕纪录片内容与中国话语的创新表达，在海内外收获强烈反响。这些纪录片立足城市视角，围绕中国空间进行更有温度、更精细的传播实践，用城市品牌承载国家品牌的构建。海外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全景式的概览，而是立足具体空间的更加深入、鲜活的细致刻画，深刻感受到一个立体、流动的中国。

结语

纪录片是纪录真实的视听艺术形式，通过打造优质的传播内容，向时代和社会深处寻找中国故事的内在价值，依托创新表达形态呈现中华民族深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底蕴。在国际传播过程中，纪录片以其真实、鲜活、感染力强等特点，成为塑造立体国家形象、拓展国际话语空间的有力手段。面向国际受众的中国主题纪录片应加快提升空间叙事能力，充分释放多元空间的话语生产力，生动讲述兼具历史纵深感与时代精神的中国故事，向世界展示具有公信力、温润感和责任感的大国形象。

本文系辽宁省教育厅项目“百年大变局下中国主题出版物国际传播效果评价及提升策略研究”（LJKMR20220423）、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基于读者数据挖掘的中国图书海外影响力评测指标及优化策略研究”（L19BBXW001）的阶段性成果。

张岩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副院长；周书怡系辽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①邵鹏、邵培仁：《全球传播愿景——新世界主义媒介理论研究》，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125页。

②[加]安德烈·戈德罗、[法]佛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电影叙事学》（刘云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05-106页。

③[以色列]卓拉·加百利：《朝向空间的叙事理论》（李森译），《江西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第37页。

④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28页。

⑤Batson，C.D.，Batson，J.G.，Todd，R.M.，Brummett，B.H.，Shaw，L.L.&Aldeguer，C. M.R.， “Empathy and the collective good： caring for one of the others in a social dilemma，”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68（4），1995，pp.619.

⑥张立伟：《中国现代化的媒体空间叙事研究》，《当代传播》2022年第4期，第23页。

⑦[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9页。

⑧[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张逸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第4-6页。

⑨[美]比尔·尼科尔斯：《纪录片导论》（王迟译），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20年，第143页。

⑩陈伟、卢德平：《共同体意识与现代性转化：中华文化符号传播的时空价值与规约》，《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1年第11期，第15页。

11[美]詹姆斯·羅尔：《媒介、传播、文化——一个全球性的途径》（董洪川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3页。

责编：吴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