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

【内容提要】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時代的产物，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以及“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西方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质言之就是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中国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且要改变在这一秩序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具有促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和更新的动力。中国要以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秩序转型，可以从四个方面加强认识并采取举措：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

【关键词】全球文化新秩序 国际话语权 中国文化身份 秩序转型

国际秩序与国际社会相伴而生，它的形成与维护、转型与变迁，甚至有时候的失序，都是近现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中的常见现象。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秩序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秩序，或曰世界秩序。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是世界走向全球化时代的产物，而全球化进程中形成了西方主导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西强他弱”是这一全球秩序的基本结构。全球文化秩序具有许多突出的表现和特征，但它也一直处在变化之中。冷战后时代的国际秩序相对于冷战及其之前的时代而言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而如今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冷战后时代呈现出终结态势，全球文化秩序进入了新的转型之中。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掌握国际话语权是各主要大国和文明主体国家的政策诉求，因此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构建也是大国话语权竞争的重要领域。文化话语权则是全球文化新秩序中国际话语权的主要表现形式。中国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形态和独树一帜的文化大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影响举足轻重，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理应也必将占有重要地位。不过，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不仅受到过去所形成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秩序的制约，而且面临西方强势文化的结构性压制与价值观竞争、自身话语质量与传播影响力不足等问题，以及全球化给人类带来的诸多文化难题。对于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来说，既有艰巨的任务，又有广阔的空间。

一、全球文化秩序的形成与基本特征

如果说全球文化秩序是全球性世界秩序的一个方面，全球性世界秩序则是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再局限于世界之一隅的国际秩序，那么在理解全球文化秩序之前，要对国际秩序概念有基本认识。一般而言，国际秩序的构成有两个方面：一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即主要大国或力量中心之间的力量层次与力量对比；二是各国际行为体之间按一定协议、条约、规则、外交政策甚至惯例等形成的互动方式与权力运行关系。缺了任何一个方面，对国际秩序的理解都是片面的。人们也容易对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产生困惑。其实国际秩序是国际体系的核心部分，也是最本质的部分，它是使国际体系以何种方式延续和运转的关键。

回顾历史上那些典型的国际体系，如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冷战体系等，核心的部分都是主要国家之间基于权力结构之上由一系列条约、协议以及行为规则而确立的关系及其运行。简而言之，国际秩序包含了静态层次的权力结构和动态层次的互动方式与规则运行。不过，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形成有所不同，全球文化秩序虽然基于国家间的权力结构之上，但由于文化本身有关于价值认同、合法性判断、知识体系等要素，因此即使没有明确的条约、协议，同样也会形成某种或显现或隐含的秩序。文化价值的差异或认同会促进形成文化权力关系，它与类似“后殖民心态”这样的精神性因素一样，是形成国际文化秩序的重要方面。

考察全球性世界秩序的形成，先要考察全球性世界体系的形成，在这方面历史学家们有许多著作，最具代表性的有美国社会学家伊曼纽尔·沃勒斯坦（Imman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它论述了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源起与西方主导的以资本主义经济为基础的世界体系如何形成的历史。①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精辟地论述了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的形成：“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天地。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②特别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精神产品”和“世界文学”的形成逻辑，可视为关于“全球文化秩序”的重要论述。

一方面，西方因其在工业革命中的先发优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及以血与火的方式建立起的世界性的殖民体系，积累了大量财富，巩固了其建立于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观念之上的政治制度，大大提升了军事力量，加强了资本主义文化的生产与再生产，并重新挖掘出西方文明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价值，由此构建起强大的物质实力与文化实力，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以及文化秩序中处于结构性优势，少数国家则成为某一历史时期的霸权国家；另一方面，非西方因其落后的生产力水平、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其整体的国家实力远远比不上西方，在被卷入西方建立的殖民体系后只能处于结构性弱势之中。非西方与西方之间的实力差距根本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与身份。简而言之，在过去的全球性体系形成中西方是主导者，拥有强大的实力地位和强势的文化地位，而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则居于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地位和国际文化秩序中的屈从者或附庸地位。沃勒斯坦在《现代世界体系》中认为不同国家形成了核心、边缘和半边缘的关系，就是对国际秩序的一种描述。

这一实力结构在二战后发生了深刻变化，原来非西方的亚非拉国家在取得民族独立后又在经济上发展成为不可忽视的力量，如今尤其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体量上已经超过大多数西方国家，作为整体的非西方世界在与西方的实力对比上发生了于己有利的变化。然而，总体实力结构上的“西强他弱”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作为西方国家的美国拥有世界霸权，而且这一霸权是包括政治意识形态、经济和军事、价值与文化、科学与知识生产、国际制度等各方面的复合型霸权。

尤其有两个问题带有悖论性质：其一，非西方要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并改变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性体系下的结构性弱势地位，必须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与生产方式，必须进入历史上形成的由西方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或者说全球产业链和价值链之中，“与国际接轨”。其二，非西方国家不可能只恰好学习到西方科学技术并可将之转化为国家实力的那一部分而不接受西方文化上的影响，这是因为西方科学技术发展根本上是一套制度的产物，也是西方自古希腊时代以来形成的理性思维方式的产物。思维方式是文化的内在网络，奠定科学研究制度的基础还是文化。而且，西方利用其实力优势地位不断输出其制度，传播其意识形态、价值观念以及宗教信仰，而实力优势地位大大增强了西方文化价值被认同的广泛性。许多非西方国家的统治精英也来自于西方教育体制，西方的“自由民主”甚至被西方学者自傲为是“历史的终结”，是“人类意识形态演变的终点”和“人类最后一种统治形式”。③此外，还有一种西方文化，通过规范的扩散使其文化内涵中的制度与规则“普世化”，最典型的就是源于西方的主权国家原则以及关于人权保护思想被写入《联合国宪章》中，后来还形成了“宪章人权体系”。概括来说，非西方存在一种普遍的困境：要么接受在西方主导的全球体系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与文化弱势地位，要么在学习西方科学技术和发展手段以改变结构性弱势地位的同时，接受这个全球体系中主导性的西方文化。而一旦这样做，就相当于非西方国家自己助力于西方文化传播与扩散，反过来加固了自己在全球体系中相对于西方的弱势地位。

综上可知，在全球性世界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中，一个全球性文化秩序也随之形成。这个全球文化秩序具有三个基本特征：其一，西方文化的主导性，造成“西强他弱”的不平等性，非西方处于文化弱势地位，其文化价值和影响力甚至被边缘化；其二，西方文化通过价值观念的传播和制度的输出与扩散，以及实力优势与文化传播机制的相互锁定而自我强化，非西方国家很难改变在其中的弱势地位，也难以摆脱西方成体系的文化价值与传播机制的包围；其三，西方文化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相结合之后，有一种“一统天下”的愿望，由此形成看待和解释世界的单向思维，有抹平世界文化多样性的趋向，而且由于在实力结构中的霸权和文化优势地位，引来并塑造了许多追随者，由此形成“西方中心主义”。具有以上特征的全球文化秩序，质言之，就是西方掌握了全球体性世界体系中的文化国际话语权。那么，要改变既有的全球文化秩序，或争取在全球文化秩序中拥有更加平等与合理的地位，就需要在国际话语权建设上下功夫。

二、全球文化新秩序与中国的文化身份

任何一个不平等不合理的国际秩序都是不道德的，近现代以来形成的全球文化秩序无疑需要改变。增强国家实力能获得在国际权力结构中地位的提升，有利于改变不合理的权力结构，这一点毋庸多言。但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是否存在一个逻辑，即经济、军事等国家实力的增强是否会提升国家的文化影响力？只有说清楚这一点，国家实力的发展和崛起才有文化结构地位提升的意义。但经济、军事等硬实力强大与文化被认同和文化影响力是否强大并不存在简单的对应关系，这是无数案例可以证明的。可以说，国家实力发展强大与其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地位提升关系是明确的，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中的优势地位更有利于国家的文化推广与传播，这恰恰是从近现代西方在赢得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的同时也形成了在全球文化秩序中主导权的历史经验所在。因此，不愿意与西方文化合谋的非西方国家发展国家实力是改变既有的全球文化秩序的积极因素。中国就是这样一个国家，既在实力上发展崛起，又不愿意与西方文化合谋。

在国际文化秩序中，文化本身是秩序运行的动力和规则的来源，因此并非一定需要条约形式的规定和明文的协议才能使秩序运行，它更强调文化内涵中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生产、思想传播、文化传统、规则制定与合法性评判以及文化制度的生成等方面，非西方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发展提升或进取，会产生对全球文化秩序的影响，有利于推动全球文化新秩序的诞生。然而，冷战终结后，原来代表非西方的亚非拉“第三世界”在团结进取与联合对抗西方强权这一点上衰弱甚至分化瓦解了，近年新出现的“全球南方”尚未达到原来“第三世界”的世界影响力和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凝聚力。显然，它们尚承担不起改變既有全球文化秩序、引领全球文化新秩序构建的角色。

放眼冷战终结以来的世界，大多发展中国家更加“西方化”了，而日本、韩国这样在地理上的东方国家，在政治制度上早就加入了西方。俄罗斯挑战欧美的本质是地缘政治利益，而不是文化冲突。世界的多样性最鲜明地体现在全球文化秩序中主导者与追随者、文化霸权与依附者的关系上。而中国是一个特殊的文化存在，是推动全球文化秩序转型的最重要的角色之一。中国的文化特殊性，在于其与西方文化之间有足够的差异性，拥有以儒道易法释为代表的自成一体的中华文明和光辉灿烂的优秀文化传统，是农耕文明和世俗文明的最高级别，在艺术审美与精神文化上、在价值观念上、在思维方式上也都与西方文明具有异质性。费正清在《中国：传统与变迁》一书中写道：“对于艺术、文学、哲学和宗教领域的人文学者来说，中国的传统社会是西方文化的一面镜子，它展现出另外一套价值和信仰体系、不同的审美传统及不同的文学表现形式。”④美国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甚至将中国的国家性质与文明和文化特殊性关系表述为：“中国是一个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⑤当今英国学者马丁· 雅克（Martin Jacques）也论述说，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而是“伪装”成国家的文明”。⑥中国的文明特性孕育了传承至今并发扬光大的优秀文化传统，如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其中蕴含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为政以德、革故鼎新、任人唯贤、天人合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讲信修睦、亲仁善邻等，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生产生活中积累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⑦我们也可以补充对于中国文化的更多认知，如它突出的社会包容性与和平主义精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进步主义，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体系，“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文化自信与“吾日三省吾身”的内省性等等。如此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内涵与品质赋予了中国以特殊的文化身份，是非西方文化的代表性国家。但在西方主导的全球文化秩序中中国文化却在价值和结构上受压制，没有获得应有的文明平等地位。不过，在力量发展崛起的进程中，权力结构地位的提升与独特而优秀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将赋予中国在全球文化新秩序构建中以更新动力，成为推动全球文化秩序更加平等化与合理化的重要角色。

三、以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推进全球文化新秩序

无论是要改变在全球文化体系中的结构性弱势地位，还是要使中华文明和中国的优秀文化传统更好地向世界传播；无论是为了中国自己的国际文化地位和长久的民族复兴事业，还是作为非西方诸多优秀文化的一个代表，赢得国际话语权对于中国都非常重要。国际话语权是处于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以及其他国际行为体权力构成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它不像经济和军事等物质性力量那样直观，但可以说它是一切非物质性权力的基础。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对外政策是否合理，对涉及民主、自由、人权等意识形态和价值问题的解释是否有说服力，国家的历史传统和民族文化能否获得认同，在有重大争议的国际问题上能否掌握相关知识与合法性评判，在国际规则制定上能否有效掌握议程设置，如此等等，都需要国际话语权。如果说政治话语权是国际话语权的核心，那么文化话语权就是国际话语权的根本。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意义可以用一句话来表达，那就是“不费一兵一卒，胜却千军万马”。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将“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作为建成文化强国的重要目标。⑧

那么何以推进中国国际话语权建设尤其是文化国际话语权建设，并使之有利于推进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形成呢？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强对国际话语权建设的认识并采取举措。

一是加强话语质量建设与传播影响力建设并举。不仅在国际舆论场而且在学术话语的表达上，首先要善于提出新概念，以简单明了、表达精准而具有一定“杀伤力”的新词语、新概念来“定义”对手往往是西方话语谋求影响力的手段，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其次是要有叙事方式上的类型区分与分寸感，比如面对大众的叙事要把握人性化和道德高度，面对学术界的论证要着力新范式与中立性等；最后是在某一领域的新话语要基于基础性的学术研究之上，要有思想的深度而不是只有肤浅的认知。对于文化话语权而言，话语质量建设更要体现自己文明和文化的精神价值，比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五大理念支柱都有中国文化的深厚根基。但文化资源的存在并不会自动转化为话语背后的思想，需要去挖掘并加以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当然，再好的话语也需要经过传播而被人们接触到，然后才能由于获得认同而赢得话语权，不能被认同的传播或“传开没人信”就是无效传播。

二是寻求非西方“文化话语权联盟”以获得“共同话语权”。在既有的全球文化秩序中，除了西方处于主导地位和结构性优势外，中国和世界上广大的亚非拉国家及其所代表的文明形态，比如伊斯兰文明的中东国家、东正教文明的俄罗斯、非洲文明概念下的众多国家，以及印度和拉美等，都处于弱势地位，也就是不平等不合理地位，缺乏应有的国际话语权。中国与这些非西方文明的主体国家之间存在大量的共同文化利益，又都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文化秩序中遭遇文化边缘化，但许多国家却做了压制自己的西方文化体制和话语权的追随者并失去文化自觉意识，它们的文明平等意识和文化自觉意识是需要有人去唤醒的。中国也不能设想与处于结构性优势和文化价值观有强大影响力的西方，尤其是美国这样的文化霸权单打独斗。因此，寻求“文化话语权联盟”政策，是非西方获得“共同话语权”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途径。

三是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特别是文化话语权的增长。话语权概念的本义虽然是通过话语而获得权力，话语是权力的载体，但在实际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话语权除了本义还有引申义，而且许多非话语本身的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话语的权力价值，包括言论环境和思想潮流、国际政治经济实力结构、受众的特殊经历、偏好与既有认知等，因此改变这些非话语因素具有获得国际话语权的意义。国家实力的发展甚或崛起，也在根本上有利于改变其在全球秩序中的结构性地位。但由于实力地位与话语权之间并不简单对应，需要将国家实力增长有效转化为国际话语权的增长。对国家实力增长的文化性解释，比如20世纪80年代关于“亚洲四小龙”崛起背后的儒家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解释，是一种普遍性认知。这种解释和认知方式对于如今中国希望通过赢得国际话语权而改变在全球文化秩序中的地位，以及增强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具有新的意义。

四是对西方文化话语权进行适当解构。这不是要去简单化批判西方文化是一种“坏的文化”，虽然在近现代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全球文化秩序中西方國家及其文化确实有不光彩的一面，但不可否认今天的西方文化有无数领先性价值和可取之处，中国要促进与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原因亦在此。不过我们应该认识到，西方的文化话语权是建立在压制其他文明国家和世界上丰富多彩的文化价值观之上的。西方文化话语权的取得也是借助了西方历史上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强制性文化输出和文化殖民，以及建立在与资本主义制度的结合之上，因此其文化话语也扮演了为资本站台的角色。世界性的文化单一化和功利化，与居于主导地位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化有关。西方文化在后现代到来的问题上，呼风唤雨，消解人生活的意义，而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上是一种线性思维，就像当今世界的人工智能飞速发展带给人类生活太多的不确定性，等等这些方面，都是我们可以解构西方文化拥有超量话语权的主题。而中国文化具有中和西方文化特性的价值，可借此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的构建。

结语

从文化角度来说，我们所生活的全球化世界是一个被西方文化重新定义过的世界。在浅层次上，有如本是地方性的西方纪年成为世界纪年的标准，事实上是对人们所生活在何年何月的规定；而在深层次上，西方文化在近现代的历史进程中对其他地区的民族的文化获得了支配性权力，即葛兰西（Antonio Gramsci）所称的“文化霸权”。在有关“西方文化对整个世界文化的领导权”问题上，葛兰西论述道：“即使我们承认其他各种文化在世界‘分等级地统一的进程中有其重要意义（这是毫无疑问应予肯定的），也只有在它们成为唯一历史的和具体的普遍文化——欧洲文化的组成部分时，也就是只有在它们对欧洲思想的进程作出了贡献并为后者所同化时，它们才具有一种普遍的价值。”⑨萨义德（Edward W. Said）则指出，东方概念本身是西方人东方主义思维的产物，“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⑩这种揭示西方在全球文化秩序中主导地位的事例比比皆是。我们既要看到全球文化秩序不平等不合理特征在本质上是西方掌握了文化国际话语权，也要看到推动秩序转型的各种力量，包括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所呈现出的一种自然趋势。文化的权力结构和依据一定规则的运行关系，既是全球文化秩序的两大基本要素，也是我们在其转型中争取国际话语权的目标所向。21世纪的中国，拥有强大的文化国际话语权，在全球文化新秩序中占有更平等的地位，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应有之义。

本文系北京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重点项目“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研究”（项目号：23LLMLB013）的阶段性成果。

张志洲系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注释」

①Immanuel Wallerstein， The Modern World-System I ：Capitalist Agriculture and the Origins of the European World-Economy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11.

②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99-435页。

③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Summer 1989. no. 16.

④[美] 费正清：《中国：传统与变迁》（张沛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第2页。

⑤Lucian W. Pye， “China： Erratic State， Frustrated Society，” Foreign Affairs， Vol.69 （Fall 1990）， p.58.

⑥Martin. Jacques： “To understand Chinas success， first understand civilization”，http：//www.ecns.cn/m/news/politics/2021-10-03/detailiharrrye2791327.shtml.

⑦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22-10/25/content_5721685. htm，2022年10月25日。

⑧同上。

⑨[意大利] 安东尼奥？葛兰西：《葛兰西文选》（李鹏程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43-244页。

⑩[美] 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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