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文化新秩序与国际传播新使命

【内容提要】全球文化秩序演进与国际传播格局演变深度互动、紧密相关，提高国际传播能力对于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至关重要。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凭借其强大的话语优势与传媒霸权，在全球文化秩序建构中占主导地位，强势输出自己的文化。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深刻演变和传播技术快速发展，全球文化秩序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向。中国国际传播在消解西方文化霸权、推动建构新的全球文化秩序中担负重要使命。把握历史与时代的辩证关系，深入分析全球传播秩序与文化秩序的互动互生关系，从参与制定国际规则、推动文化外交、构建多元协同传播、加强国际文化贸易等方面体系布局，系统谋划国际传播工作，对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全球文化新秩序 国际传播 使命 路径

文化，不仅是塑造国家形象和影响前途命运的主要因素之一，同样也是影响国际格局、全球走向的重要变量。进入新时代以来，全球化进程既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也有波谲云诡的复杂变化，对于全球文化新秩序也有着深度的影响。全球传播格局演变深度影响全球文化秩序，全球文化秩序越来越成为分配全球利益、重塑国际格局的一种隐性推动力量。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握全球文化交流融合与国际传播互生互动的基本规律和演进态势，对于中国如何回应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参与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历史观察：传播格局演变与全球文化秩序演进

资本主义的勃然兴起、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快，推动国家利益及国家间竞争的主题逐步从经济政治领域向文化领域过渡迁移，全球文化秩序在整个国际秩序中的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成为国际竞争的前沿领域。在此期间，国际传播格局不断发生嬗变、演变和流变，文化之间的交流、冲突与融合等，逐渐汇入全球政治博弈、经济竞争、认知较量的大潮之中，成为与国际经济政治秩序同频共振的重要变量。

（一）传播技术发展推动全球文化加速融合

传播与文化息息相关。传播技术的发展极大拓展了文化的触达率与影响力，传播技术的内在特征还直接塑造了一种文化的形态。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看，传播技术的革命必然会引起信息传播关系及结构的变化，由此而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文化等秩序的改变，这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关系。可以看到，传播技术从口头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逐步发展到今天的智能传播，极大拓展延伸了媒介，使人们从“口口相传”的囿限、“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禁锢中逐步解放出来，不仅实现了历时性的时空对话，而且还达成了共时性的交流碰撞。文化的傳承、融合与创新因此而变得有更多可能、更富有活力。

传播技术的发展加速了信息传播的泛在性、流通性、具身性，大众传播迅速推动文化超越了语言差异、部落民族、地域疆界而汇合碰撞、交融交锋。印刷时代让世界各地的人可以共同分享书籍、杂志等产品，影音时代让全球文化开启了审美意义上的深拓，数智时代更是让文化全面“出圈”，成为全球民众须臾不可离的切身体验和社会生活，不同文化形态所蕴含的思想意识、价值理念、治理规则、行为习惯等发生深层碰撞，加速交流融合。传播技术的发展为文明对话、文化交流创造了更加开放的场域空间和更加高效的传播势场。

（二）传播优势决定文化强势

无论是此前的帝国传播时代，还是当前的全球传播时代，谁掌握了传播优势，就掌握了文化强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国家凭借其在传播技术、传播机构、传播内容生产和流通等方面的绝对优势地位，以市场资本主义为运营逻辑，由大型传媒公司、文化产业体系为支撑，向其他国家大肆倾销西方意识形态，全方位、多角度传播西方文化产品，对世界历史、地区文化以及民族形象进行标准化、脸谱化、商业化的改写，为全球提供单一的、以西方为中心的文化图鉴，丑化和妖魔化非西方国家，炮制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概念，逐步垄断全球文化霸权。①

尽管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更新迭代，去中心化传播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样式，但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把持着技术、平台的压倒性优势和全球文化产业的垄断性资源，对其文化霸权的冲击还不足以构成挑战。无论是文化帝国主义，还是媒介帝国主义对全球文化秩序的反思批判，都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传媒优势决定文化强势的重要性。不可否认，文化传播已成为西方国家的重要政治工具和渗透手段，也是非西方国家提高国家软实力和国际影响力的努力方向与争夺领域。

（三）传播格局演变深刻改变全球文化秩序

随着互联网、智能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舆论生态、传播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互联网技术结构引发权力的转移，打破了传统媒体时代传播权力结构和政治权力结构之间的既有平衡，使社会、经济、政治进程中所有中介形式得以消解，“建制派媒体”②不再完全垄断传播的话语权，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产品分发正在远离传统媒体时代的矛盾调停者和政治把关人。

随着传播技术的革新，文化传播的时空界限被逐步突破，内容生产的主体性限制被全面打破，西方国家对于传播的垄断成本增加，其强势文化的结构性霸权正在受到冲击。国家间通过充分的互联互通加强文化交流、深化价值共识，不仅在相同的价值层面产生共鸣，在差异的价值层面也能做到相互理解和尊重。正如有学者提出，国际传播格局的改变包含了对文化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新阐释，普遍性强调文化“既不是先验给定的，也不是由某种强势文明单独界定的”，而是在各种文化相互碰撞中被建构出来的，而特殊性则肯定“保存民族精神与文化特性作为参与民办交往及国际传播的动力源泉”的合理性。③“一网、多元、泛在”国际传播格局的出现，必将导致全球文化秩序的震动。尽管围绕“谁的秩序”这个焦点问题的争夺仍然激烈，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的博弈较量依然复杂，但“西方文化优越论”被逐渐颠覆解构、文明冲突向文明交流互鉴转变的趋势已越来越明显。

二、时代视角：全球文化新秩序建构的动态趋向

秩序是一种稳定有序的权力关系结构，伴随着地缘政治经济结构调整以及国际传播格局演变的是全球秩序的转型。正如美国前国务卿、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所论及的：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使得西方世界秩序的普遍性不复存在，西方国家唯有尊重非西方的文化传统才能建立起和谐有序的世界新秩序。④随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国际力量对比发生了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西方发达国家的话语垄断被逐渐打破，不同文明元素、文化形態在传播格局的深刻演进中不断打破时空局限、带来深层碰撞，使全球文化秩序建构呈现出新的趋向。

（一）文化传播技术性资源逐步打破西方垄断

从本质上说，资本主义演进的历史不仅是一部帝国领土和资本的殖民/新殖民史，还是一部借由传播进行的思想文化变迁史，而这其中起关键性作用的就是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长期以来，西方挟其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流行文化、传播媒介、语言等诸多方面的超强优势，具有新闻、文化、舆论等方面的超强国际影响力和话语主导权，主导了全球文化秩序的建构。在信息资源日益成为国家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核心战略资源的今天，文化传播的技术性资源更是成为全球文化新秩序建构的决定性因素。与以往不同的是，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西方长期保持的压倒性优势，在高速移动通信技术和人工智能的驱动下，在社会媒介化和技术化的牵引下，正在被慢慢缩小。正如全球未来研究所创始人钱德兰·奈尔在美国《国家利益》杂志刊文中所称：“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等信息技术打破了曾经由西方的门卫机构（媒体公司、大学、图书出版商等）把持的对信息和历史的垄断。” ⑤当今时代，传播技术性资源正在经历剧烈的分化与组合，文化产业寡头经济正在消解，全球文化传播格局逐步打破西方垄断下的单向传播和信息不对称，非西方国家的国际能见度与文化影响力正与日俱增，大众参与议程设置的能力与空间正在逐步提升，文化传播将有力冲击“西方中心论”的“普世”谎言。

（二）数字文明进一步拓宽文化交流场域空间

传播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国际传播格局，更是影响到了人类思想变化。近年来，数字技术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深度、广度改变人类社会生活，各种文化在数智化大潮的推动下，迎来了全新、全真、全域的数字文明时代，不同文明元素将依托庞杂数字资源和丰富平台渠道进行全面对话，文化传播的去殖民化、去西方化趋势将愈加明显，解构“全球不平等”西方中心叙事的呼声将愈加高涨，反对文化霸权主义、文化帝国主义将成为全球共识。数字技术使媒介具有典型的物化、“内爆”效应，数字媒介通过对社会时间、空间的融合，能够仿真环境，使得人类对环境的感知具有了超越真实、超越时空的一面，有了增强现实的表达空间。以非线性、去中心化、强关联为底层逻辑的数字生态，将逐渐打破西方媒体对新闻内容、报道方式、文化传播等方面的垄断，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实践发生了根本改变，社会文化领域中思想意识、价值理念、治理规则、行为习惯等的交流碰撞将更加充分，文明交互、文化交融将进一步被数字世界拓宽边界、拓深维度，为不同文化的交流对话创造更加开放的场域空间，政治领域的话语优势有可能被社会文化领域的流量优势对冲、延伸或取代。

（三）社交传播使文化交流不断多向度拓展

从关系建构的角度理解，当今时代，媒介与社会正在实现深层互构，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地缘政治文化逐步向网缘政治文化变迁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现实政治与文化活动的诸多环节越来越依赖平台逻辑进行“展陈式演练”，⑥社交传播使文化样态的呈现更加草根化、多样化，多边链接、算法推送不断冲击机构化媒体的单边化原则。近年来中国的武侠文化、玄幻小说、网络短剧、游戏等全方位的“破圈”出海，正是社交传播中微叙事表达、信息传受自由、用户自主生产内容等因素的有力促动。早期的文化传播是在大众媒体模式下的一种传者操纵（sender-steered）模式，代表的是特殊机构的特定利益，从事说服与煽动的工作，而今天的文化传播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成为一种用户操纵（user-steering）模式，即受众及用户的文化活动对媒介具有反向的牵引作用， ⑦文化传播由原来的“圈式”封闭结构日益发展成为一个“链式”的连接空间，⑧不断向多向度拓展。社交媒体不仅重构了国际传播格局，同时平台经济也涵养出了一种新的文化业态。世界各地不同类型、不同文化背景、不同身份的内容创作者，可以依托社交媒体平台迅速专业化和商业化，不断孵化品牌、创作爆款、吸引流量，形成跨国界、跨文化的粉丝社区，借助节点化传播网络助力不同类型民族文化触达国际受众心中，产生全域化渠道传播的“联觉效应”。这将有力提升世界各国文化表达的空间，更好促进全球文化的交流交融。

（四）媒介塑造竞争下的文化叙事更加活跃

随着国际传播从帝国传播走向世界性传播，国际传播秩序不断重构发展，⑨但媒介塑造的竞争却依然激烈。西方社会对于文化传播的理解仍然秉持功利主义的传统，将不同的文化以进化的逻辑排序，“西方中心主义”依然是全球文化秩序重构难以摆脱的锁缚，媒介竞争中的文化叙事之战将更加激烈。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的崛起，推升了国际话语权的竞争；以移动互联网、数智技术为代表的传播新技术的变革，改变了媒介竞争的基本格局，正在加速重构全球传播秩序。尽管美国等西方国家仍然把持着优势的传媒资源维护文化霸权，但随着西方政治领域的代表性断裂、经济领域的下行矛盾以及社会文化领域的撕裂分化等问题并峙，其长期把持以“西方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叙事体系和文明冲突预言正在受到质疑和冲击。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西方所谓“人类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以自由民主制度为方向的人类普遍史”的“线性历史观”⑩是为西方民主模式输出服务的一种虚假叙事，其越来越糟糕的现实表现和越来越直接的文化干涉让国际社会逐步认识到其伪圣的一面。全球南方的崛起使世界秩序处于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 11七十七国集团、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共建“一带一路”的话语权、影响力显著上升，对抗西方话语叙事、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觉解力与行动力显著上升，尊重各国文化、保护文化多样性和开展文明间对话的呼声越来越高，通过媒介竞争开展国际传播、进行己方文化叙事的较量将更加活跃，好莱坞、迪士尼霸屏天下的时代将宣告结束。

三、体系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视角下国际传播的新使命

习近平文化思想明确提出要“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这为新时代加强国际传播能力体系建设、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从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视角思考国际传播问题，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具体体现，也是提高中华文化影响力、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的必然担当，须长远经略、精心筹划、体系推进、久久为功。

（一）在参与制定国际规则中增强构建文化新秩序话语权。秩序的核心内容是规则，没有规则，就不可能有秩序。正如國际政治秩序离不开《联合国宪章》、国际条约、国际组织的决议等，国际经济秩序离不开世贸组织协议、国际贸易法律法规等一样，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也离不开相应的国际规则。12由于文化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依附于政治、经济关系，制定规范国际文化秩序的规则必须立足于基本的国际法体系。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发展中大国，一个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的大国，明确提出要以“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国际交往准则，以不同文明的平等包容、相互借鉴为基础，逐步打破民族国家的限制，建立民主、公平、正义的国际新秩序，这其中就天然内含着建设公正合理的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因此，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要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等重要理念，积极参与制定、修改国际规则，参与国际制度建设，推动建构全球治理新体系，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加强维护和平、全球发展、气候变化、减贫治理、粮食和能源安全等全球性议题研究阐释，呼吁广大发展中国家共同呼吁改正国际秩序中不合理、不公正的地方，有力抢占话语和道义制高点，逐步将中国打造为一个全球文明建设性的合作者、示范性的引领者和实践性的推动者。

（二）在推动文化外交中加强全球文明倡议宣介。2023年3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向世界郑重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共同倡导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共同倡导重视文明传承和创新、共同倡导加强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这是推动整个人类实现共赢共存为政治担当的新文化秩序观，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世界观、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革命性转变，也是推动文明交流互鉴和共融共存的实践方案。中国国际传播工作要注重加强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研究阐释，为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建构全球文化新秩序提供理论和话语支持，通过双多边对话机制、国际合作机制、首脑会晤机制等，加强宣介阐释，进一步扩大国际共识，推动全球文明倡议写入双多边合作成果文件，深化同区域和重要支点国家文明交流。创设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基金会、研究院等机构组织，深化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明对话，通过加强双边和多边框架内文化、教育、旅游、青年、媒体、卫生、减贫等领域合作，深化中国文化年、院团赴外演出、媒体合作等文化交流活动，推动文明交流互鉴融入重大国际会议、国际展会、国际赛事，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

（三）在构建多元协同传播提升中华文化影响力。全媒体时代全员传播的特点更为突出。国际传播必须重视打造多元协同传播的体系架构及工作机制，以更宽的视野、更实的举措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影响世界，进而引发国际社会对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共写与共鸣。注重加强区域传播协同机制，充分发挥金砖国家、上合组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等的作用，坚持政府与市场、线下与线上、交流与贸易相结合，积极推动全球南方传媒协作机制建设，提升新兴国家国际事务话语权，构建中华文明国际传播新格局。注重加强境外媒体协作机制，建强海外中国文化传播基础，在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道主义救援等国际议题方面积极发声，打造兼具历史真实性、精神传承性、空间指向性的中华文明标识体系，高举反文化霸权、文化殖民大旗，引发世界各国对构建全球文化秩序的思考与共鸣。注重加强官民协同传播机制，把握移动化、智能化、社交化传播趋势，鼓励支持地方媒体、自媒体、融媒体、社会组织、海外企业、高校智库、友华“网红”等主动发声进行社会共写，13通过叙事话语下沉持续扩大中华文化传播主体，放大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民间话语，全面挖掘释放民间力量的传播优势，打造政府与民间协同的多元立体传播体系，加强与不同文明体的民间对话。

（四）在加强国际文化贸易中推动文明交流互鉴。文化的包容性和多元化特征是国际文化贸易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的文化服务出口贸易占全球规模的90%以上，贸易结构的不平衡十分明显，也反映出了西方文化主导国际文化市场的基本面目。伴随着中华文化“走出去”的体系化推进，我国文化产业、文化贸易不断取得新突破。中国文化产业在海外的成功运营，不仅向世界展现了一个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而且还在润物无声中构筑中国价值、彰显中国精神、传递中国力量，对于打破西方文化霸权、改写世界文化格局、推动世界各国文化交流对话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加强国际文化贸易既可以有效维护发展中国家的文化利益，推动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文明互通，还可以为推动文明之间相互通约、构建全球新文化秩序提供话语支持、道义支撑和实践证明。一方面，要积极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国际文化贸易秩序，为规范国际文化产业和文化市场、实现南北文化贸易平衡发声，以自己的努力和影响参与塑造国际文化贸易的现有规则，有效凝聚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国际共识，促进各国人民相知相亲，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另一方面，要坚持“传播中国、贡献世界”的理念14，运用新媒体形态、数智技术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企业、文化业态、文化消费方式，积极为当代世界提供思想文化产品，为人类破解时代难题、实现共同发展提供强大精神指引。

四、结语

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文化秩序，是美好愿景而非现实当下。当今世界，各国交往在文明层面出现了新的变化。国际传播是促进各国之间文化对话、文明之间相互通约的重要推动力量，隐含在传播内容中的内在价值体系与外在话语体系均反映出了意识形态背后的国际权力运行机制，从而为构建全球文化新秩序提供了理论依据和现实路径。从历史上看，由新兴大国推动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变，是全球传播秩序变迁、全球文化秩序重构的基础。传播作为影响全球文化秩序的核心要素，如何凝聚国际共识、尊重各国文化、开展对话交流、促进交流互鉴，推动全球文化秩序向着公平、公正、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是提高国际传播效能必须思考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在全球权力结构张力激烈变动之中，国际传播必须担负起传播中国、促进对话、重构秩序、贡献全球的新使命，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以落实全球文明倡议为目标，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应对全球共同挑战贡献中国智慧。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022-SKJJC-07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余远来系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

「注释」

①吴靖：《批判的国际传播研究：传播媒介在全球政治、经济与文化秩序中的角色》，《全球传媒学刊》2016年第2期，第54页。

②王维佳：《危机时代的问题单：谈国际传播秩序的改变》，《对外传播》2017年第1期，第10页。

③范玉吉、王英鸽：《论传播权在建构国际传播新秩序中的应用》，《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8年第5期，第105頁。

④[美]亨利·基辛格：《世界秩序》（胡利平等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年，第21页。

⑤钱德兰·奈尔：《西方必须为早该到来的清算作准备》，《参考消息》网易号，https：//www.163.com/dy/article/I74SEDM00514BQ68.html，2023年6月13日。

⑥史安斌、朱泓宇：《2024年全球新闻传播新趋势——基于五大议题的分析与展望》，《新闻记者》2024年第1期，第113页。

⑦[丹麦]施蒂格·夏瓦：《文化与社会的媒介化》（刘君、李鑫、漆俊邑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28页。

⑧彭兰：《新媒体用户研究：节点化、媒介化、赛博格化的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第49-51页。

⑨张恒军：《全球文明倡议与国际传播秩序重构》，《对外传播》2023年第8期，第5页。

⑩李彪、杨颖兮：《国际传播新秩序与新效能：基于元话语的解构与重构》，《对外传播》2022年第12期，第33页。

11李安山：《世界秩序变革中的“全球南方”——基于历史发展的视角》，《学术前沿》2023年第12期（上），第7页。

12韩源：《中国文化案例评论（第一卷）》，北京：金城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174页。

13语见汤景泰：《价值基点、协同机制与精准译介：论中国政治话语的国际传播效能提升》，《中央社会主义学报》2023年第2期，第192页。

14胡钰：《全球文明观的基本理念与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23年第8期，第9页。

责编：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