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域：数字文化视野中的国际传播新秩序

姬德强 李喆

【内容提要】当前，数字文化日益成为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重要力量。首先，数字技术重塑传播主体观念，再造主体实践模式；其次，数字平台与民族国家的互动定义国际传播新边界；再次，数字文化在失序与重构之间衍生国际信息流动新秩序。面对控制和博弈的数字风险，国际社会产生对数字技术的人文性反思，并延伸出数字文化抵抗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数字公域传播秩序”概念，以此指向数字文化与国际传播的多维互构关系。

【关键词】国际传播 数字文化 数字平台 传播秩序 数字公域

继聊天机器人大模型ChatGPT引发全球热议后，OpenAI发布的文生视频大模型Sora再次刷新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建构数字现实能力的认知。与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革命相伴随的，既有技术逻辑下对国际传播秩序变革的新想象，也暗含政治、市场、意识形态的权力博弈。如何理解文化数字化乃至智能化所引发的国际传播秩序新变局，尤其是其中蕴含风险、危机以及文化对抗，成为国际传播研究的前沿话题。

一、面向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

数字文化发源于以二进制数字（0和1）为基础的数字化技术。以互联网、计算机、智能电子设备为核心的数字化生存方式渗透进当代社会文化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催生出一种新的数字文化。①杨国斌在梳理相关研究后发现，有关数字文化研究的内容覆盖了媒介与传播涉及的生产、流通、互动、消费、使用的各个环节。数字文化的概念实则建立于对新媒体传播活动的反思之上。一方面，数字文化弥补了新媒体将研究对象限定于终端媒体而忽略数据存储器、计算机软硬件及各种技术型物质的非媒体视角；另一方面，数字文化推动新兴媒体与传统媒体杂糅式发展，要求正视新媒体研究中所预设的媒介技术线性历史发展问题，打破其中“新=好；旧=有缺陷”的观念。②

国际传播正在经历由专业实践向日常实践转变的过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介入改变原有全球话语生态，其广泛参与性、视角多元性、语态日常化等特点无不扩展了传统国际传播的实践边界，开辟出虚拟与现实、专业与日常、数字与人文交融的新场域；国际传播面向数字文化的研究转向正是数字技术对媒介技术的去蔽，研究焦点延伸至数字技术所涉及的全部互动元素及其交错的行动网络，萌生出更为包容和全面的研究视野。在当今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中，数字文化更能够整合物质和非物质的一切日常活动，涵盖数字技术发展下传播活动所映射的文化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互渗共生的关系。

二、数字文化塑造国际传播新格局

1.数字技术创生主体新格局

传统视野下的国际传播核心主体归根结底仍是人这个单一主体。而数字技术创生出一种人机协同参与、共同影响传播进程的新局面，从信息获取和处理，到内容生产、分发、反馈和再生产，再到多元主体间的对话交往，国际传播的实践全链条正在被数字技术代理，其中尤以日益主体化的人工智能为甚。智能化正在引发国际传播主体的边界革命，数字技术将不再仅作为一种媒介或辅助主体传播的中介，或将成为与人类具备同等地位的交流主体。③

20世纪中叶，智能技术发展推动人类将“主体性”观念赋予机器，里维斯和纳斯（Reeves & Nass）率先尝试一系列人机互动实验，总结并阐释了“计算机等同于人，都是社会行动者”的观点。④然而，由于数字计算能力不足，早期人工智能也只是通过固定指令执行，并不具备真正的学习能力和拟人反应，更多充当信息聚合与流转的中介角色。直到“大数据”和“深度学习”被提出并应用于人工智能研究，具有思考与互动能力的人工智能机器才初见雏形。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催化下，拥有各类智能终端的数字用户可以通过数据交互参与到社会文化生活中，反之人工智能也可以通过学习人类的社会行为方式完成镜像化并创生出新的行为特征。数字技术迭代越快，其类人程度越高，意味着技术将获得更多“文化代理权”，代替人参与文化生活的主体性就越强，比如社交机器人、语音助手等，无一不扮演着曾经人类专属的主体角色。正如工业时代蒸汽机替代工人完成体力劳动一样，如今人工智能也接管了更多行为主体间基于传播实践产生的交流劳动。

人工智能的传播主体性不同于人类建立在理性基础上的交往主体性，更多是基于效率和通约原则，强力吸纳全球信息资源并完成跨域流动聚合，建构弱化国家、民族、种族等显性界限的开源暗箱数据库，为国际传播提供基于数字技术的融合化、多元化解决方案。但同时，人工智能也剥夺以人为核心的国际传播主体间性经验和认知理性。当人工智能以“记者”“博学家”等角色直接参与到国际传播实践中，又或以“朋友”“助手”等身份在与人类互动过程中完成潜移默化的传播或说服行为时，人是否还能在这一过程中维持专属于人类主体互动的共情能力、人文素养、道德标准和价值判断意识，能否透过看似包罗万象、中立客观的传播表象，辩证地挖掘数字技术背后的主体交互过程，又能否在习惯了“文化混融”展现的“和谐”后接纳国际传播现实中暴露的诸多差异？借用法国哲学家埃里克·萨丁（éric Sadin）⑤的观点，国际传播格局被数字技术介入并重新建构，但作为国际传播核心主体的人却在被数字技术逐步放逐。

2.数字平台重构传播新边界

数字平台将几乎所有社会文化生活牢牢与数据系统和技术生态相绑定，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直接联结构建起一张无远弗届的关系网络。⑥在这个空间中，公共和私人领域、时间和空间、虚拟和真实的界限开始模糊，新的政治疆域、集体身份、文化行动在数字平台构建的虚拟空间内生成。例如跨国、跨种族展开的政治文化议题的讨论，围绕新旧身份争论和引发的网络行动主义，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跨国互联网公司的主体话语权带来新矛盾，这些都无疑解构又重构着国际传播的边界。⑦

国際传播领域对数字平台的研究兴趣源自对跨国互联网公司构建的平台话语的批判。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指出，自跨国互联网公司的数字产品逐渐成为信息流动的空间载体时起，它们便发现自己可能会被要求负起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责任，也会因此面对更多问责和监督。于是，公司发现了平台话语的妙用，以此将自身装扮成“多元、开放和价值无涉”的中立服务商角色，以回避平台背后的商业本质、技术逻辑以及与政治权力的微妙关系。⑧因此，成功的互联网公司往往热衷于为用户“仅提供平台”。比如，脸书创始人扎克伯格在面对公众质疑时表示，脸书只是一家科技平台，而非媒体公司。

较之传统媒体，流量扩张、传播跨界、服务增能是数字平台最浮于表面的优势技术特征。受技术可供性影响，各类平台通常以“傻瓜操作”“零基础入门”等低门槛入场标准吸引各国各圈层用户；受商业利益驱动，企业会依托这些平台提供的连接可供性，尽可能跨越传统边界最大程度建立起个体间的数字连接。在数字平台构建的国际传播新场景下，以往的许多界限逐渐消弭，比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这种地方性社会运动，借助跨国数字平台流量，在政治力量介入前完成全球爆炸式扩散。基于数字平台的大规模流量型传播便成为国际传播实践中自发的、难以受传统边界限制和预测的结构要素。⑨在此层面上，数字平台确实弱化了国际传播的传统“国族”边界，以平台逻辑重塑起全新的技术与流量边界。

然而，平台既非中立，也并非无价值的建构，其自身架构中便携带着特定的规范和价值观。⑩数字平台试图利用技术优势主导国际传播资源配置体系、通过世界主义话语建构自身独立性和进步性，却难以摆脱商业利益为核心驱动力的本质，也不能掩盖资本逻辑与政治逻辑在前台与后台时而平行时而交织的微妙关系。11从传播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视角出发，纵然数字平台正在虚拟空间内拉扯国际传播中以国家权力及其配套制度形成的边界观，国际关系发展尚未进入“后威斯特伐利亚”阶段，民族国家间的差异也仍会直接决定所辖区域平台运行机制的不同，在生而全球的数字平台网络上形成一道道边界，12更何况数字平台从诞生到发展的根基也并非源于真正意义的全球，其崛起本就夹带着先进入数字空间的民族国家所预设的边界，又何谈后期是否形成新边界呢？

简言之，当涉及意识形态、政治主权、核心利益等方面的场景下，无论处于现实文化场域还是数字文化空间，民族国家都仍是国际传播最牢不可破的边界，13而其他看似影响边界的运行逻辑，如技术、市场等，于民族国家而言也无外乎坚定捆绑或因利而聚的关系。国际传播边界并不会从民族国家走向数字平台勾连起的网络社会，而更像是被民族国家夹带着进入网络社会中，穿上以数字技术织就的“马甲”摇身一变成为新的边界话语。

3.数字文化衍生传播新秩序

从数字文化发展的视角来看，国际传播各种实践行动将不再是媒体从业者或权力所有者的特权，而是越来越日常化地“飞入寻常百姓家”。因此，对数字技术催生的新主体和数字平台塑造的新边界的接纳，可被视为一种具备特定价值和规则的日常文化渗透过程。14一方面，技术赋权使数字文化发展趋向大众化和日常化；另一方面，商业化性质也极大程度决定数字文化生产速率以及文化传播行为导向何处。15原本处于传播伦理与素养规范要求下相对稳定和静态的国际传播秩序衍变为一种被数字技术、商业资本裹挟着传播的公共价值所建构的流动化新秩序，而这种所谓的“流动化”也可被称为某种“失序”。16在这种失序的新秩序下，原本以人为本的传播核心逻辑17被动摇了，在“数据至上”思潮中，人类被彻底异化为数字节点的风险日益加剧，逐渐被边缘化为“保证数据流量最大化的工具”。18换言之，使用者无论是否具有参与传播的主观意识，其在数字空间的互动行为都具备了传播的潜在性。

当一名用户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在数字前台隐去其身份中包含的国别、种族、民族等信息，如ChatGPT生成式人工智能、维基百科开放式平台便理所当然成为其价值观和思想的传播者分身，而处于世界某个角落某一台数字设备前的另一位用户在获得信息时，却并不知道信息传播者是谁，来自哪个国家，持何种政治态度，属于何种文化背景，其所拥有的媒介素养又能否保证辩证看待这条信息的价值取向、维持自身理性判断和所在社会的实践规范。反之亦然，用户在数字文化生活中看似日常随意的一些人机互动内容，可能被杂糅包装后摇身一变成为数据库资源被地球另一端的某位用户获取。

在这种正在形成的新秩序下，日常国际传播实践的全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因素都可能被选择性地置于暗箱中，传播呈现出独属于平台经济逻辑的网络效应，任何处于数字网络节点上的人及其行为，都可能在无知觉的状态下引发国际舆论场的蝴蝶效应。因此，这种传播新秩序显露出超越国族、空间、时间边界的广泛连接性，超越主体、中介、客体的无限交往性，信息呈现形态的随意性和扁平化，传播要素多样化和杂乱化，所有这些又在数字技术的半遮半掩下隐现出意识形态、利益与权力层面的种种博弈，却最终在前台显化为“机器vs人类”的恐慌与争论。如此看来，数字伦理规范和以人为本的人文观对于国际传播格局的现时稳定和未来的秩序重构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三、隐患与危机：技术反思与文化对抗

如前所述，国际传播主体由人类扩展至智能机器，传统国际传播边界中的“国族线”随着数字平台盛行而被模糊或后台化，传播场域由公共场景进入私人范畴，而原本遵循媒体专业实践要求而形成的传播秩序也在数据化、分散化、无序化的日常实践中显得越发无力。数字文化已经全方位渗透到国际传播各个环节，推动国际传播的媒介文化研究转向更为宽泛的数字文化领域。然而，数字文化带来的国际传播新生态中，既渗透了技术逻辑的效能和机器理性，也包含了市场逻辑追逐利益的天性，更内嵌了权力逻辑对文化生活的各种控制和博弈。

1.人文视角下的数字技术反思

当一种数字技术的使用带来传播生态失衡时，引入新技术对抗原技术只能暂时从表层解决问题，长远来看反而会加深文化公共性与技术背后权力要素之间难以分割的关联，19需要从人文主义视角对这些技术问题进行反思。

当今数字传播生态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带来的文化危机主要体现为三种互相嵌套的形式展：信息安全危机、真实性危机和共识危机。个人层面的信息安全问题主要涉及隐私和行为监控，尤其是用户迷恋于社交平台上的自我展示，以及在使用数字产品时被迫让渡个人隐私信息获取的选择权，使得隐私信息实则暴露于公共领域中，模糊了公共和私人的界限，技术也为资本和政治等权力提供了渗透到社会各个角落的可能性。当代数字文化生活场景宛如一个权力俯瞰的全景监狱，一面是个人隐私的单向度透明化，另一面则是隐私问题的隐形。20这种技术逻辑形成的信息流动黑箱化降低了个人對信息公私边界判断的敏感度，信息泄露加之人工智能深度伪造技术的滥用，真假参半的传播现状造成真实性危机，也消磨了受众对外来信息的辨别能力与共情能力，加剧群体无意识的麻木。21去中心化和扁平化的传播结构使世界各个角落的信息都浮光掠影地呈现于数字空间。形成广泛共识需要的专业引导和理性规则的缺失，个性化定制筑起一座座充满偏见和隔阂的信息茧房，以及信息负荷和流量欲望催生的极端信息“搏出圈”行为，无一不使数字文化包含的多元化特征愈强势而共识性渐微。如此看来，大卫·理斯曼将国际传播中“empathy”一词从“移情”转译为繁花过眼般的“逛橱窗”22更恰得其分地对当下数字技术引发的人文问题现象进行了精准描述。

2.数字文化抵抗

技术突进带来的数字传播生态波动在当下的文化生活中表现出强烈的入侵性和扰动性，各种技术产品介入甚至体现出对人的支配趋势。在此背景下，一些新的文化抵抗行为出现并参与到对数字文化生活的媒介实践重塑中，主要表现为信息回避、数字戒断和慢传媒三种行动模式。23

信息回避文化是随着传播失序、舆论极化、信息流动不透明等造成的媒介疲乏问题产生的，24究其本质，要深入到回避现象所折射出的人文社会问题，即数字传播生态对数字文化资本的重新分配造成的新的阶层不平等。25《华盛顿邮报》调查发现，选择以回避的方式抵抗数字媒介入侵的人通常符合世俗权力体系中“非精英”或“少权者”的特征，26在无法从社会层面消除数字权力倾轧时，便只能通过回避获得些许的数字文化自主权，或者说是在避免被数字文化资本体系的殖民。

数字戒断是对数字全覆盖、传播内容失真问题的抵抗，自觉与数字环境进行物理隔绝，以减少与数字技术、网络信息等接触；或从心理上戒除对数字媒介化产品的依赖，以反思性的眼光看待数字技术发展带来的“福利”。例如，近年被欧美中产阶级推崇的数字戒断旅游，主张沉浸于发达国家数字文化中的人到数字基础设施不发达的国家地区旅游，以此强制性方式实现个人与数字物理的隔绝。细思其中逻辑，所谓数字文化抵抗者如何能够将世界地图默认按照数字化发展的进程做划分？他们前往某些国家是为了避开数字技术带来的“福利”和“先进性”，回归“原始”生存状态以求真，这显然是带着居高临下的数字殖民式优越感展开并融入进了商品化进程。

慢传媒旨在破除传播的技术神话对人文专业主义的挤压，回归以人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其对数字文化中信息流动的快节奏与技术中心具有拉回作用，对于文化进步和稳定发展具有长远效应。27例如，慢传媒行动的标志机构英国数字媒体《延迟满足》（Delayed Gratification）的口号是“争做报道爆炸新闻的最后一人”（Last to Breaking News），每季发行一期且只刊登具有深度阐释性和全面调查的长篇报道，摒弃数字时代“速度即胜利”的“媒介惯式”。28

由上可见，数字文化抵抗虽为带有人文性质和批判性质的修正行动，却并未深入文化演变进程的核心矛盾，也并未从个体或小群体的主体视角扩展至宏观的国际传播主体层次，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抵抗观；而这些行动仍然建立在固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本权力体系之上，似乎并无意于、且无力冲击这一权力体系。

四、结论：关于国际传播话语与秩序变局的重思

全球化的宏观场景中，世界话语格局和传播秩序的动态博弈已出现愈加明显和强烈的文化转向，数字化进程加速更催生了向数字文化转向的演变。数字文化转向不止出现于国际传播场域中，早已在全球治理中出现并催生出“与太空、海洋并列的第三大全球公域”——网络空间，成为西方国家权力争夺的目标，例如美国国防部曾发布评估报告要将军事力量引入网络空间这一公域。29

借此概念重思数字文化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影响，可以发现，显然数字文化与传播实践和各种权力要素交融下已然衍生出新“数字公域傳播秩序”。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国际传播秩序，数字公域传播秩序并非涵盖世界范围内所有地区，而是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所覆盖的“信息富裕国家”；民族国家仍是公域传播秩序中最核心的权力主体，但掌握先进数字技术的跨国公司如中流砥柱般成为新权力方；人工智能与人类共存于传播链中，甚至出现主体化发展趋势。

虽然数字公域拥有更多的主体、技术、文化和信息，却更难以达成文化层面的共识。并非数字公域比传统国际传播场域包含的文化意蕴更单薄，而是技术的扩散性和主体性越强、数字文化与技术绑定的特征越突出，而掌握技术的权力力量便能够以文化为名、操持技术工具在公域中不同文化背景的受众之间生产情感共鸣。虽然近年来抵抗意识崛起，但权力结构已更深地隐于数字技术编织的想象网络背后，将许多数字文化发展引发的问题抛至数字公域以外的角落中。比如数字化的传播话语格局如何考虑互联网和数字技术未覆盖的国家地区的传播角色和权利？伴随技术演进形成的数字文化如何在以民族国家为边界的国际传播场域中界定其边界？诸如此类，都将是面向数字文化的国际传播研究需要细细考量的问题。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标准和实现路径研究”（22ZD01）和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姬德强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博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副院长；李喆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博士研究生，数字伦理研究所研究员

「注释」

①杨国斌：《转向数字文化研究》，《国际新闻界》2018年第2期，第99-102页。

②马丽丁娜、朱丽丽：《数字文化10年研究：技术、日常生活与在地实践》，《传媒观察》2023年第3期，第80-81页。

③常江、罗雅琴：《人工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应用、趋势与反思》，《对外传播》2023年第4期，第27-30页。

④Reeves， B. and Nass， C.， The media equation： How people treat computers， television， and new media like real people， 1996，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⑤Sadin， é.， World Siliconization， CCCBLAB， https：//lab.cccb.org/en/worldsiliconization/， published on 2018-5-30， Accessed on 2014-3-2.

⑥姬德强：《跨文化传播的平台化转向：一种技术的政治经济学视角》，《跨文化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第51-65页。

⑦常江、张毓强：《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22年第1期，第54-58页。

⑧Gillespie， T.，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 Society， 2010： 12 （3）， pp.347-364.

⑨史安斌、童桐：《平台世界主义视域下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实践的升维》，《跨文化传播研究》2021年第1期，第31-50页。

⑩Van Dijck， J.， Poell， T.， and De Waal， M.， The platform society： Public values in a connective world， 2018，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1姬德强：《数字平台的地缘政治：中国网络媒体全球传播的新语境与新路径》，《对外传播》2020年第11期，第14-16页。

12姬德强、闫伯维：《人工智能的地缘政治：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南昌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86-91页。

13常江、张毓强：《从边界重构到理念重建：数字文化视野下的国际传播》，《对外传播》2022年第1期，第54-58页。

14Bollmer， G.， Theorizing digital cultures， 2018， London： SAGE. P.20.

15Jian，L. and Jeroen， K.， Platformization of the Unlikely Creative Class： Kuaishou and Chinese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19： 04.

16张文祥、沈天健、孙熙遥：《从失序到再序：生成式人工智能下的信息秩序变局与治理》，《新闻界》2023年第10期，第41-46页。

17喻国明：《传播学的未来学科建设：核心逻辑与范式再造》，《新闻与写作》2021年第9期，第5-11页。

18李伦、黄关：《数据主义与人本主义数据伦理》，《伦理学研究》2019年第2期，第102-107页。

19Plantin， J. and Punathambekar， A.， Digital Media Infrastructures： Pipes， Platforms， and Politic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019： 41（2） ， pp. 163-174.

20常江、罗雅琴：《人工智能如何“生成”信息失序：原理、危机与反思》，《信息技术与管理应用》2023年第3期，第69页。

21吴帮乐：《人工智能终结了个人隐私吗？——从<咖啡机中的间谍：个人隐私的终结>谈起》，《科学与社会》2021年第2期，第79-93页。

22[美]伊莱休·卡茨：《逛橱窗：论“国际传播”的国际化》（李金铨主编、李红涛等译），《“国际传播”国际化》，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3-33页。

23常江：《作为媒介抵抗文化的数字极简主义》，《南京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83-90页。

24田浩： 《从情感卷入到信任调适： 新闻回避的日常文化解析》，《中国出版》2023年第14期，第18-24页。

25Lindell， J. and Bage， E.， Disconnecting from Digital News： News Avoidance and the Ignored Role of Social Class，Journalism， 2023， 24（9）， pp. 1980-1997.

26Farhi， P. Do You Avoid the News？ Youre in Growing Company， The Washington Post，Published on 2023-08-02. https：//www.editorandpublisher. com/stories/do-you-avoid-the-news-youre-in-growing-company，245027. Accessed on 2024-02-28.

27Barranquero， A. and Barbas， A.， The Slow Media Activism of the Spanish Pensioners Movement： Imaginaries， Ecologies， and Practic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2：16， pp. 1990-2014.

28Official Website of Delayed Gratification， https：//www.slow-journalism.com/ slow-journalism. Accessed on 2024-02-29.

29鄭英琴：《全球公域的内涵、伦理困境与行为逻辑》，《国际展望》2017年第3期，第100页。

责编：谭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