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与全球文化新秩序：文化共同体的构建与探究

何洋 麻争旗 何丹宁

【内容提要】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全球文化格局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世界文化呈现出更加复杂多样的新形态。东西方文化观的差异化重塑了新东方主义，为全球文化新秩序的形成奠定了思想基础。从共同文化到超文化空间共同体的实践转向，精准回应了文化具有跨越国界的普遍适应性。在不脱离本民族历史、文化和时代发展的语境下，谋求全球文明共识，构筑超文化空间的共同体理念，是人类社会共同的价值追求。中国应通过构建具有竞争力的文化价值体系，增强中华文化的世界传播力、影响力，开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新格局。

【关键词】全球秩序 文化共同体 超文化空间 国际传播

近日，网络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火爆“出圈”。该剧拟人化讲述了中华文物复苏后，逃离大英博物馆回国的故事。此剧一播，“请大英博物馆无偿归还中国文物”也成为广大网民共同的心声。短剧通过流落文物渴望返乡的故事，将中华文化精神注入其中，以真挚的情感链接受众內心，让他们对流失文物归家的诉求变成对共有精神家园的找寻。“寻路”“归根”等文化议题的讨论契合了千百年来人们对故土的眷恋，也符合现代社会中文化身份模糊的群体，通过追求精神家园，满足对超越民族和国家共同体的想象。文化是文明的载体，是国家社会成长的重要力量。作为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文明间相互通约的实践。在全球化时代，人类的文化活动实现了信息和网络层面的拓宽。当前，世界正处在从全球化到逆全球化再到有选择的全球化的进程中，①文化秩序也呈现出动态求变的发展新面向。

一、 形成背景：文明冲突、文明互鉴到文明共存

世界秩序是主导文明内部秩序的投射。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观主要有霸权秩序论、均势秩序论、世界体系论、文明冲突论、民主和平论，这些论断都是基于“人性本恶”的假设提出的冲突秩序观。②相比之下，中国传统的和谐秩序观则体现出多行为主体共存、人性向善的理念，为当前国际秩序或全球政治格局的演变提供了文化视角的新思考。

（一）文明的冲突：从文明优越到文明对抗，从西方中心到多元并存

事实上，人们反对的并非全球化的客观趋势和自然历史进程，而是全球化带来的悬殊和差异。不均衡的文化分布主要是西方构建的文化领导权对非西方国家文化意识形态渗透的结果。③尽管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提出，世界基本的组成单位是遍布全球的各大文明体系。但冲突的论调还是不自觉地加深了不同文化背景成员国间的敌意。“无序文明间的冲突总是发生在文明断层”，④其中最极端形式就是引发一系列战争，如几个世纪伊斯兰世界与基督教世界的冲突，东正教与天主教之间的冲突等。尽管该论述建立了以文明为基础的全球性多文明体系，但放置在当今语境下，尤其在阐述局部热战成因时，仍显得苍白无力。于是，代理人战争的概念便应运而生。它延展了“冲突的文明”，对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作出了更为充分的回应。然而，不论旧有的冲突形态还是新型的对抗关系，都会阻碍文化交融，不利于彼此的和谐共生。

（二）思维的重塑：从文化异质到文化共识，从文明互鉴到文明共存

在西方对东方文化研究中，学者爱德华·沃第尔·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最能反映帝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政治意图，其所塑造的东方文化更是突出了西方文明的优越性。东方主义将知识看作承载意识形态生产的工具，通过分析西方对东方文化偏见的描摹，强调了西方如何通过知识观的建构实现对东方“合法化”的控制。在迪士尼的《花木兰》和派拉蒙的《功夫熊猫》等好莱坞大片中，由中国元素和西方叙事结合而引发的争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东方文化存在被西方“异化”的事实。可以说，东方主义是西方把自己的想象乃至偏见中的东方文化强行加诸于现实之上的结果。近年来，随着后发现代化国家血脉觉醒和民族自觉的激活，创设出了“新东方主义”的文化逻辑，借助艺术创作满足西方期待的同时，重建了中国视野下的世界观与自我。正如学者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哲学观，是从全球化的视角关照了多元文化互动和文明共存的美好展望。这种大同世界的构想超越了冷战思维下意识形态的对抗，为全球性大社会的文化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 内涵解析：秩序重建、生态空间与认知格局

自人类进入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化格局完成了两次历史性大调整：从东方到欧洲，从欧洲到美国。⑤直到今天，围绕着意识形态、发展道路、民族精神、国家形象等文化话语权的争夺仍在持续。⑥回溯过去，不难发现文化格局的演变相对缓慢，且不由单一因素主导。面对新一轮世界文化秩序的重构，尤其在更为复杂的内外部因素影响下，由国际力量对比形成的政治格局无法撼动文化对世界格局和全球秩序的塑造。当然，新秩序不是重拾20世纪60年代不结盟运动精神，简单形成一套全球南方视域下文化传播的叙事理论体系，以此推进文化思想的全球自由流动；更不是仿照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麦克布莱德报告》，构建出新的世界信息与传播秩序，来解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文化领域传播失衡的问题。传统上，国际传播通常被视为东西方意识形态竞争的产物，而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则被认定是南北问题，即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不平等造成的不对称信息流通。⑦但是文化问题既不能直接从意识形态的差异划分，也无法仅凭国家的发达程度衡量。尽管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文明终究是文化实体，一个文明内部可能会存在多个不同的政治实体。这种杂糅的实体不是现代化全球扩张导致的，也不是第一世界国家利用媒介手段摧毁第三世界本土文化的文化帝国主义；不是汤姆林森提及的“全球化的后现代性”秩序，⑧也不是阿尔君·阿帕杜莱针对现代国家民族性的消散提出的“复杂秩序的叠加”。

“全球化是建立在想象之上，呈现出流离与散裂面貌的。同质化是幻觉，而差异化始终存在。”⑨也就是说，全球文化新秩序是在想象的全球化中形成一种无秩序的且具有将异质文化无限叠加进超大空间的文化自主性。尽管阿帕杜莱认为世界文化体系尚未确立，但或许体系的不明确性就是新秩序的表征。既然无秩序，就不存在“分体”，也不需要在文化领域打破思迈斯提出的依附关系，更不用陷入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对立，或以中心主义审视文化的二元对立。这种既承认个体差异，又在共识中找寻文化定位的自觉行为正是新秩序的生动体现。⑩ 当然，不能将文化新秩序简单地放进现代性框架中解读，否则就解构了传统意义上的文化观念，而传统的单一民族文化观也不能完全指导现实世界的发展。可以说，由文化秩序派生出的文化解释学既不是文化帝国主义的，也不是文化民族主义的，而是超越二者之上形成的文化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通过文化内在的流动弥合文化断层的行为，标志着全球文明新形态的形成。

三、 实践转向：从共同文化到文化共同体的建构

文化概念的演变经历了感知上的文化间性、多元文化性和跨文化性，11但这些都是建立在突破狭小空间或者单一观念上的。人们站在同一框架下是无法享受到并存、同步或亦彼亦此的超文化情态的。12尽管文化的灵魂是民族化、种族性的，但文化中所蕴含的价值追求一定是超越地域和民族，能够体现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

（一） 认同的文化精神体系

从类型看，认同包括种族认同、民族认同、社会（群体）认同、自我认同、文化认同等，但核心是文化认同。13文化认同作为人类社会属性的表现形式之一，14民族身份、政治身份、社会身份和文化身份都是影响其形成的因素。随着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各国交往日益密切，扩大的流动空间让人们清晰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和文化属性。认同的标签在交流中无限叠加，呈现出全球身份的认同。尽管在此过程中，现代性对传统文化的超越引发了人们对现代性文化危机的思考。但只要理性、批判地看待现代性与全球化的关系，兼顾民族“自性”与人类“共性”，就能保持文化认同谱系的与时俱进。需注意的是，不论身份、角色还是政治合法性，各层面的文化认同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意义的。也就是说，全球化丰富了人们的认同维度，也模糊了杂糅文化固定的身份。此外，认同表现为以自我为中心，需对身份反复确认加以巩固。如果人们在某刻失去某种文化身份，危机意识会被强化，进而“认同”与“冲突”、“我们”与“你们”的界限会被凸显。如此一来，文化内部的结构将趋于不稳定。

（二） 超文化的空间共同体

时至今日，固有的文化边界已被技术手段打通，文化认同逐渐被文化自足所裹挟。每个个体都有欣赏不同国族和地域文化的权利，异质文化也以多种样态，在充满可能性的空间里，从居处流向四方，相互渗透、自由融合。美国学者泰德·尼尔森曾言，世界就像超文本，万事万物紧密交缠又无序涣散。德国思想家韩炳哲基于超文本的世界观，提出文化的交织同样具有纠缠的复杂结构。他认为，超文化不是单色的统一文化，会激发出更多拼凑式的身份来丰富全球文化维度。尽管海德格尔认为超文化意味着媒介、家园和世界的消失以及文化实体的完全终结，但韩炳哲认为，超文化作为交往的中介，为陌生者提供了在场的空间，满足了归家的幸福。在华人占比高达75%的新加坡，其文化核心既有东方的秩序，又有西方的包容。当地政府重视中华传统节日，每逢春节唐人街会挂满生肖彩灯，家家户户囤积年货，颇有年味。由此看出，超文化空间并非人为建构，而是本就存在的，且被丰富的异质文化所充实。当文化经受激烈碰撞后，超文化空间共同体的轮廓便跃然眼前。其特征与美国作家约瑟夫·坎贝尔的《千面英雄》有几分相似。15坎贝尔通过整理全球各地的神话故事，提炼出英雄具有“千神一面”的共性。即便英雄样貌千差万别，精神内核都是围绕启程、启蒙、考验、归来等四个阶段讲述的。同理，超文化空间共同体也是基于异质文化对共性元素的反复提炼和多重整合形成的。

四、使命愿景：全人类社会共同价值的文化追求

任何国家的发展都无法脱离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时代背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追求和体现。在全球文化格局重塑的今天，应以自信昂扬的姿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以传播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价值理念赢得广泛的国际认同。

（一） 思维上超越跨文化理念，把握人性共通，促进文化共融

文明没有高低之分，文化没有优劣之别。自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的文明观主导着世界文化秩序，从费希特、黑格尔到滕尼斯、斯宾格勒，德国思想引领的文化思潮把西方文明抽象成固化的实体。即便这些观念代表着西方文化的历史成就，但固化文明的形态，制造文化的对立不符合当今世界多元开放的文化新格局。放置在中国语境下，相关领域的新闻报道可以在遵循新闻传播基本规律的同时，秉持超越跨文化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克服褊狭的主体性，从以主体为中心的报道宣传转变为以沟通、理解、包容和关怀并存的感情共同体形象。16面对关联的、可协商的、混杂的和交往的世界，尝试用去主体性思维摆脱“囚徒困境”和“对空言说”的现状。此外，还应认清文化的复杂形态，在超文化空间下，放平心态，通过寻求文明共识的发展理念，确定文化共通的发展道路。

（二） 空间上打破“文化圈”局限，降低文化暴力，提高文化接受

“文化圈”是由文化人类学家莱奥·弗罗贝纽斯根据文化分布提出的空间概念。将此概念放置在超文化中理解，便于引导思考不同文化圈层如何共生的问题。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可以从人际关系上解决。但当双方以文化圈层身份对话时，难免产生不同程度的文化误读。当然，积极的误读可以激发新的思想和制度创新，例如西方对与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误读，为英国建立文官制度提供了典范，也成为西方这一重要政治制度的滥觞。但是，消极的误读发展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引发文化暴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受制于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中国社会思潮出现民族情感激进化、文化意识向后看的趋势，一些不适用于现实的命题却能获得强烈响应。如外来语和网络语言对现代汉语的渗透，被许多网友当作“汉语危机”，并主张实施“净化母语”行动。这是由于嚴重的文化误读导致的，也提醒着我们，当面对无法适应的陌生文化圈时，在葆有文化自信的前提下有必要提高文化接受阈值。

（三） 实践上关注日常化风格，适应文化格局，适当化整为零

国际上认可的好故事标准主要基于叙事范式来评价的。英国历史学家迈克尔·伍德认为，中国故事的主角应是街头巷尾普通人讲述的鲜活的百姓故事。对于国际受众，具体、生动、日常的内容更具趣味性。当前中国部分国际传播作品偏向聚焦宏大主题，较难吸引海外受众。如果做到大主题小切口以小见大深刻解读，故事的传播效果应该会得到强化。对比1972年意大利导演安东尼奥尼的《中国》和中国拍摄的《从〈中国〉到中国》不难发现，后者通过外国友人的讲述展现了中国百姓日常，反而巩固了中国文化的主体性。当然，国际传播话语也需要摒弃碎片式、拼贴式表达，可以借用西方人对事物完整的分析逻辑，深入挖掘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体系，将故事碎片镶嵌在完整的意义框架里，17从而让外国人更好地认识和理解中国。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中华的故事》中呈现的中国形象就是建立在无霸权话语的背景下，用相对客观的镜头塑造的。中国纪录片《园林》则通过挖掘中国山水画和传统的宇宙观、天下观及社会观的联系，溯源中华文明的根脉。此外还可适度宽松创作环境，拓展更多知华友华“朋友圈”，实现“他者”讲、“他者”听。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就是中国外宣的成功范例。

文化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共同体中的高级形式，属于精神共同体的一种表现。18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文明的魅力所在。当文化共同体与文化多样性同处于超文化空间时，加强文化交流互鉴，不仅能让本国文化充满勃勃生机，还可以为他国文化的发展营造环境，最终实现世界文明百花园的群芳竞艳。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中国电影翻译通史”（项目编号：20&ZD313）、中国传媒大学亚洲传媒研究中心资助“国别区域传媒与文化研究”项目“听电影，一种跨文化传播的镜像表达——基于《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的亚太地区国际方案探究”（项目编号：AMRC202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何洋系中国传媒大学媒体融合与传播国家重点实验室2022级国际传播白杨班博士生，天津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麻争旗系中国传媒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何丹宁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国际视频通讯社法务主管

「注释」

①黄仁伟：《从全球化、逆全球化到有选择的全球化》，《探索与争鸣》2017年第3期，第40-42页。

②高奇琦：《全球共治：中西方世界秩序观的差异及其调和》，《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4期，第67-87页、第156-157页。

③张欢：《英国文化研究的葛兰西转向溯源：新左派史学家的“霸权”理论》，《外国文学评论》2023年第4期，第155-176页。

④[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8年，第8页。

⑤颜旭：《百年大变局：世界文化格局的解构与重塑》，《前线》2019年第12期，第29-32页。

⑥同⑤。

⑦英]达雅·基山·屠苏：《国际传播：沿袭与流变（第三版）》（胡春阳、姚朵仪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22年，第70页。

⑧金惠敏：《从“文化帝国主义”到“全球化”——评汤姆林森的后现代性全球化理论》，《解放军艺术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第5-8页。

⑨[美]阿尔君·阿帕杜莱：《消散的现代性：全球化的文化维度》（刘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2年，第100页。

⑩殷之光：《“全球南方”与新型全球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3年第23期，第35-49页。

11[德]韩炳哲：《超文化：文化与全球化》（吴玉红译），北京：中信出版集团，2023年，第12页。

12同11，第69页。

13崔新建：《文化认同及其根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4期，第102-104页、第107页。

14韩震：《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及文化认同——一种基于历史哲学的分析与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第106-113页。

15[美]约瑟夫·坎贝尔：《千面英雄》（黄珏苹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0页。

16袁光锋：《“感受的共同体”：数字媒介中的情感流通与认同建构》，《新闻与写作》2024年第1期，第5-13页。

17马诗远、陈珂：《西方人讲中国故事的话语实践规律及启示》，《对外传播》2019年第9期，第69-71页。

18傅才武、严星柔：《論建设21世纪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5（5）期，第63-74页。

责编：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