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卡时代”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时代必然、困境概见与协同治理

梁 赛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辽宁沈阳 110000）

备豫不虞，为国常道。党的二十大报告历史性地阐扬了新时代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提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能力”成为增强维护国家安全能力的重要构成。自从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要打赢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精准脱贫、污染防治“三大攻坚战”以来，“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1］以及“污染防治攻坚战阶段性目标任务圆满完成”［2］等成就表明精准脱贫攻坚战和污染防治攻坚战已取得重大成效，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仍然需要“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3］，并被列为2023年经济工作的五个政策发力领域之一以及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的八个重点任务之一。

重大风险是人类社会的显著特征，“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是一个可怕而危险的世界”［4］。从字义分析来看，“风”本有“不确定”之所指，而“险”为“阻，难也”［5］，其词义为潜在以及可能发生的危险。“风险”的概念起源分为中外两种。前者强调“应为汉语自源”［6］，例如《风赋》当中提及的“夫风生于地，起于青蘋之末”［7］、《诗经》当中提到的“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8］等观点；后者“好像是通过西班牙语或葡萄牙语传入英语中的，原意是指航行到未知的水域”［9］。自20世纪80年代乌尔里希·贝克、安东尼·吉登斯等人提出风险社会理论以来，风险便成为学界所关注的重要议题。

重大风险与人类社会相伴相生，“人类历史上各个时期的各种社会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都是一种风险社会”［10］，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探讨实践的自悖性与自然人化等问题时，便明确指出这一特征。历代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先后围绕执政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11］，围绕改革开放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我们在确定做这件事的时候，就意识到会有这样的风险”［12］，围绕金融工作提出“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进行现代化建设，更需要注意经济风险的防范”［13］，围绕党建工作提出“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14］。

重大风险因时而变，“风险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和社会的特征”［15］。从重大风险的背景变化来看，“乌卡时代”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最新表征和时代底色。从重大风险的主题变迁来看，网络舆情成为风险社会的一个时代特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从学术界的研究现状来看，目前尚缺少对网络舆情风险的时代观照以及相应的学理阐释。可见，“乌卡时代”背景下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防范化解，已经成为一个迫切需要重视和回应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乌卡时代”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时代必然

随着“国际国内安全环境越来越呈现出‘乌卡时代’的易变性、不确定性、复杂性、模糊性特征”［16］，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成为新时代新征程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鲜明特征，这有其时代必然性和现实紧迫性。

（一） 统筹“两个大局”的时代必然

防范化解“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是对更好统筹“两个大局”的必然因应。“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是新时代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写照。“随着新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新传播语境的出现，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大到不可知’的网络化事实阶段”［17］，网络成为受众获取各类事实、接受各种观点的主要途径。在“乌卡时代”的渲染下，“两个大局”的交织、激荡、叠加、共振易导致新的网络舆情风险的涌现，如果任其迅速传播和蔓延开来，社会破坏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和网络环境。但这也是发展机遇，要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8］。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既能够规制“两个大局”带来的原生和次生网络社会风险隐患，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构建起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也能够在网络更清朗的基础上以从容应变、主动求变的姿态，在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中把握发展机遇。

（二） 协同“两个格局”的时代必然

防范化解“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是对更好协同“两个格局”的必然因应。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这是对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辩证思想的最新演绎。在“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不再被视为短期高弹性的安全问题，而是被当作更具有长期延展性的发展问题，网络舆情风险向现实社会、相关领域传导的现象愈加明显，呈现出安全风险与发展风险兼具的时代特征。“消极的舆情往往会严重威胁社会安全，还容易形成群体极化事件等不良后果”［19］。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既能够夯实新安全格局的网络社会根基，降低其诱发其他风险的可能性，也能够打造出与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新网络安全格局，使发展建立在更安全、更可持续、更稳定的基础之上，从而实现高水平网络安全与高质量发展的良性互动和优势互补。

（三） 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必然

防范化解“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是对更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因应。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仅靠发展，也依赖于安全的保障作用，网络舆情安全是其中一个重要构成部分。防范化解“乌卡时代”的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不仅能够搭建起人民群众参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有序、民主、和谐、清朗的网络协商空间，有助于抵制有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也能够通过主流舆论思想的巩固与壮大，激发起人民群众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支持与拥护热情，推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共同体。

二、“乌卡时代”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困境概见

“乌卡时代”（VUCA）一词为“舶来品”，最先由美国陆军战争学院于1987年提出，后来被用来描述冷战结束后不稳定的地缘政治状况，“如今公共治理也已进入‘棘手’问题丛生的‘乌卡’时代（VUCA）”［20］。其具备的易变性（volatility）、不确定性（uncertainty）、复杂性（complexity）、模糊性（ambiguity）等特性在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方面的表现尤为明显。

（一） “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复杂性

复杂性是指某种事物或者情况由诸多相互联系的要素构成，且依据现有的部分信息难以识别事物或者情况的全貌及其因果关系。“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复杂性困境体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在客观方面，“两个大局”“两个格局”之间的交织、激荡，使得“乌卡时代”事物之间的普遍联系性和相互转化性愈加明显，普通网络舆论、网络事件、网络舆情演化为一般网络舆情风险、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可能性加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向政治、经济、社会、意识形态等领域传导、共振的可能性加大，监测、预警、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难度加大。在主观方面，随着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复杂性日益突出，单一部门、组织难以对其进行整体治理，部门之间、政社之间所形成的正式和非正式协作网络被普遍认为是最有效的治理手段，“对许多人来说，这是网络和协作的时代”［21］。但这种协作网络由于涉及多个领域、多个层级的部门和组织，会衍生出不同主体间的利益掣肘、资源壁垒等问题，导致协作网络的结构、过程、管理愈加复杂，协作网络的有效性难以保证。

（二） “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易变性

易变性是指某种事物或者情况在一定时间内呈现出快速且明显的波动变化。“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易变性困境体现在发生、发展和结果三个维度上。在发生层面，“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既可能由已带有风险苗头或是已呈现出较小风险隐患的网络言论、事件生成，也可能从看似积极正面的网络言论、事件当中被诱发。例如2019年印发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所提到的“低级红”“高级黑”问题。这种易变性弱化了防范化解主体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预测性。在发展层面，“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在发展过程当中既呈现出逆向性发展的特征，如网络舆论纠偏、网络舆情反转等现象，使得负面网络舆情有可能带来好的网络舆论，也呈现出无方向性演变的调性，如网络舆论搭车、网络舆情失焦等情况，使得单一网络舆情风险有可能次生其他负面网络舆情。这种易变性降低了防范化解主体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可控性。在结果层面，“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防范化解结果是不稳定的，好的防范化解结果有可能随着时间、空间的变化，成为其他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诱因，坏的防范化解结果也可能经过“休眠”以后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易变性弱化了防范化解主体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预见性。

（三） “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指某种事物或者情况存在诸多未知因素或是因果关系，难以依据已有的经验对其进行解构和处理，也难以预测其发展趋势和结果走向。“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模糊性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信息的模糊性。在“乌卡时代”，随着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共振、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滞胀、新冠疫情以及产业链供应链危机的凸显，网络愈加成为各种言论、意见碰撞的空间和场域，大量矛盾性信息的不断涌现模糊了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本来面貌和真实样态；同时在“沉默的螺旋”“多元无知效应”的作用下，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信息也被裹挟和混杂在优势和主导舆论当中，难以对其进行辨析。二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界定的模糊性。“乌卡时代”的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呈现出传导性、叠加性、复合性等显著特征，任一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都可能兼具了政治、经济、社会等多重属性，难以对其进行类别、领域的清晰和准确界定。三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化解的模糊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信息自身的模糊性、界定的模糊性，决定了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化解也必然存在多元化选择，在化解措施是否有效、化解措施是否唯一有效、化解措施在何种情况下有效等方面都存在模糊性。

（四） “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指对某种事物或者情况的性质、状态、走势不能确知。风险与不确定性互为里表，“风险的本质并不在于它正在发生，而在于它可能会发生”［22］，从这个层面理解，风险社会不仅是“乌卡时代”，也是一个“不确定性的时代”［23］。“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不确定性困境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作用对象的不确定性。在“乌卡时代”的持续渲染下，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连锁、联动效果明显，其所影响和冲击的对象不再局限于涉事主体，而有可能波及其他公私部门和个人，导致防范化解主体难以依据已有信息和情况及时对影响对象进行明确确认。二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作用主题的不确定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在生成后，按其主题整体可划分为政治类、法治类、公共安全类等不同类型，但随着风险的发展、演化、传导，其作用主题也呈现出不确定的状态，如原先有关道德伦理的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有可能衍生出行政体制改革等主题，甚至后者有取代前者成为主要议题的趋势。三是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影响程度的不确定性。“重大”一词的内涵外延随着网络舆情风险的演化而拓宽，如县级、市级层面的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有可能上升为国家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而国家层面的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有可能上升为全球性重大网络舆情风险，这种特性导致难以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影响程度进行明确框定。

三、“乌卡时代”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协同治理

协同治理是有别于政府治理和市场治理的第三种治理手段，是一种解决复杂问题、共享稀缺资源、实现集体目标的跨部门、跨主体的管理安排。随着“乌卡时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愈加呈现出“混乱问题（messy problems）”“棘手问题（wicked issues）”的显著特征，传统的公共管理方式已经难以对其进行防范化解。而能够将政府这种“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种“看不见的手”进行“握手”［24］的协同治理，便成为“乌卡时代”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必要和必然选择。构建网络治理共同体、加强全要素综合治理、强化全周期政治传播是协同治理理念的充分体现。

（一） 构建网络治理共同体

网络治理共同体是共建共治共享理念在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领域中的运用，是一种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方”式全主体协同治理格局。“乌卡时代”的复杂性、易变性、模糊性、不确定性使得单纯依靠政府或者市场的力量难以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进行防范化解，需要通过强化府际协同、政社间协同、专群间协同实现有效治理。在府际协同方面：一是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防范化解，需要构建上级互联网信息主管部门及其他相关职能部门与下级部门及属地管理部门之间的条块协同关系，探索扁平化治理模式，提高实时监测预警、快速精准化解的协同能力。二是需要构建横向的部门间协同治理体系，推动实现网信、宣传、国安、公安等不同部门间的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数据互联、工作联动，建立健全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权责清单。在政社间协同方面：一是要巩固政府主导的地位，加强政府在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领域的规划制定与政策实施，引导、支持、监管市场组织和社会组织在参与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防范化解等方面的显著作用。二是要发挥社会协同的作用，通过创新党建带群建制度机制、健全政府购买服务机制等途径，发挥群团组织、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在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方面的积极作用和专业优势。在专群间协同方面：一是要丰富人民群众协商的制度化实践。服务是最好的治理，创新完善民主协商机制有助于及时回应和疏解负面网络舆论，实现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源头发现和早期控制。二是要拓宽人民群众参与的制度化渠道。创新互联网时代群众工作机制、搭建互动多样的参与平台，有助于强化人民群众在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防范化解方面的共建共治共享。

（二） 加强全要素综合治理

全要素综合治理是方法协同、手段协同观念在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领域的运用，是一种整合政治、法治、德治、智治四种方式的协同治理路径。在政治方面：政治引领在网络舆情治理当中具有先导性、决定性作用。要坚持党对网络舆情工作的全面领导，将政治引领落实到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各方面各环节，确保各级党委和政府将防范化解重大网络舆情作为重大政治任务，通过党建引领的方式促政风带民风，不断优化网络空间生态。在法治方面：法治在网络舆情治理当中具有固根本、利长远的作用。要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治网，完善网络舆情领域的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制度规定；加大对危害国家安全、侵犯他人权利、干扰司法活动等网络舆论的依法惩治力度；加大全民普法力度，培育全社会依法发表网络言论、从事网络活动的良好风气。在德治方面：要建立健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内核的德治体系，统筹推进网络公德建设与个人品德建设，深入开展网络文明创建活动，强化德治教化对网民言论与行为的内在约束力和外在引领力。在智治方面：要利用好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通过海量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场景运用，强化对重大网络舆情风险的感知、监测、预警、预判和治理能力，推动依靠经验决策与依靠大数据决策相结合，推动重大网络舆情风险防范化解的智能化流程再造，确保网络信息数据安全和网络舆情风险治理统筹推进。

（三） 强化全周期政治传播

从传播学角度看，治理的过程实质上是一个信息的流动和分享的过程。政治传播的机制健全、发达与否，决定着治理过程中的信息传递是否顺畅，从而直接影响治理的绩效。“乌卡时代”的网络舆情风险日益凸显，恰恰暴露了传统政治传播的力度欠缺、精度不强、效度不高的问题，“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极端民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等错误思潮仍然时常出现，深刻影响了国内的意识形态工作，消解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地位”［25］，需要构建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周期政治传播体系。第一，在常态的舆论环境中，要建立健全政治传播有效运行的机制与环境，提升政治传播在社会信息传播中的显性地位。要以政治传播来加强防范化解主体对主流舆论格局的引导力，进而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第二，在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发生时，要为政治传播的高速运行开辟特殊空间，从而确保政治信息的畅通交流。在这一时期，尤其要注重“以国家/政党/政府为主体”的宏观政治传播与“以个体为主体”的微观政治传播的有机结合，从而实现政治信息“上意下达”和“下意上传”的多维一体，进而准确认知社会舆情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心态，实现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传播使命。第三，在重大网络舆情风险发生后，要充分发挥政治传播的社会维系、社会建设和社会反思的作用，以政治传播来提高全社会的政治文明程度，实现政治传播与国家治理的“同频共振”。政治传播是协同治理的重要手段，协同治理是政治传播的内在逻辑。政治传播的全周期发展，能够助力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聚政治之效，展传播之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