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主流电影的高校思政教育功能
——以《志愿军：雄兵出击》为例

夏一凡

（新疆艺术学院戏剧影视学院，新疆乌鲁木齐 830049）

作为佳作频出的新主流电影的代表，《智取威虎山》《战狼2》《湄公河行动》《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等影片打破了主旋律电影程式化的制作模式，为观众带来了耳目一新的观影体验。它们不断打破票房纪录，获取国内各种奖项。除了在社会层面产生了巨大影响以外，新主流电影在学校教育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相较于以往的主旋律电影，形式新颖的新主流电影还激发了学生的观影兴趣——娱乐性和商业性的加入吸引了学生的眼光，对学生们中学时代熟悉的故事进行新的讲述更是拉近了与学生的距离。新主流电影的这些特点贴合了高校教育中的思政要求，对培养新时代的大学生可以起到重要作用。它们不仅能够帮助大学生牢固意识形态、树立正确“三观”，还能提高大学生的审美能力。不同于以单场战役为叙事主体的《金刚川》《长津湖》《长津湖之水门桥》《狙击手》，以《志愿军：雄兵出击》为首的《志愿军》三部曲以全景式、多维度的方式展现了抗美援朝的全过程，这对新时代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来说，是一次直面历史的绝佳机会。因此，本文将以《志愿军：雄兵出击》为例，对新主流电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新主流电影的特点

新主流电影的概念最早由马宁提出，原指与好莱坞电影相对的、低成本的、有新意的国产电影［1］，后来被发展为既具有主旋律电影的价值表达，也具有商业电影、艺术电影特点的一类电影［2］。时至今日，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国产电影中最重要的类型作品之一，许多学界著名专家学者纷纷发文对其进行讨论：陈旭光认为新主流电影是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对其文化内容与思想内涵的一种承袭与演变［3］，是在“政治正确”的前提或底线下对当下中国多种文化资源最大限度的宽容和有效整合［4］；贾磊磊提出新主流电影应该以经典电影的叙事模式为原型，以文化的核心价值体系为主旨，以兼容主义的电影美学理念为取向［5］；尹鸿主张新主流电影，也就是未来中国的主流电影，应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载体，以及国家意志与民众需求的精神汇聚［6］；周星提出新主流电影应打破概念化理解主旋律电影的某种区划，变成更宽容的、对多样性优秀电影的召唤［7］。

从以上专家学者对新主流电影的讨论可以看出，新主流电影是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化改进，它们在具备政治宣传的功能上增加了商业性和艺术性，是国产电影打破主旋律电影、商业电影、艺术电影“三分法”的最新实践。由于新主流电影的发展基础是主旋律电影，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中的“新”。新主流电影主要“新”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了艺术性，二是补充了商业性。

（一） 增加艺术性

作为以主旋律电影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新主流电影，在继承前者题材选择的基础上，对事件讲述的人物重心进行了转移。重大革命历史题材、英雄模范人物题材、国家重大工程题材是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三大核心内容［8］，而在主旋律电影题材选择中，影片人物形象塑造是其艺术性表达的重中之重。在主旋律电影时期，对于影片中的主要人物无论是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伟人，还是焦裕禄、杨善洲这样的基层干部，影片都重点展现了他们的苦难、忍辱负重、鞠躬尽瘁，用“苦难之花”的模式来表现他们崇高的道德品质［9］。这样塑造出来的英雄模范人物，虽然到处散发着优秀的光荣品质，但难免有些不食人间烟火，“圣人”般形象的主人公无意间与观众拉开了距离，给人一种不真实感。这不仅是主旋律电影难以取得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原因之一，也是影片艺术性缺失的表现之一。新主流电影改变了这一现象，在人物的选择上有了革新，突破了传统主旋律电影中经典英雄形象的模式，塑造了一批在新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具有新特质和新魅力的英雄形象［10］。

与主旋律电影时期的主人公有着明显差异，除了关键时刻的英雄光辉闪耀之外，新主流电影中主人公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的表现与其同伴一样，甚至他们身上还有明显的缺点。如《战狼》中的退伍军人冷锋不遵守军纪动手打人，《湄公河行动》中的卧底方新武不顾劝阻手刃仇人，《流浪地球》中的航天员刘培强违反纪律私自起飞等；但是，这些缺点非但没有掩盖人物的光芒，反而将人物塑造得更加鲜活，更容易被观众接受。《我和我的祖国》《长津湖》《志愿军：雄兵出击》等影片更是以小人物、群像为主，塑造了一大批各式各样的“非典型英雄模范人物”：的哥张北京，战士伍千里、伍万里，高级参谋李默尹，战士杨三弟等人物为观众带来了亲切感。可以说，与主旋律电影相比，新主流电影中的人物形象更加立体丰满，更接近真实生活，完善了电影的艺术化表达，使观众更为认同。

（二） 补充商业性

受时代政策的影响，相关政府部门是主旋律电影的主导机构，从“国家电影事业发展专项基金”的创立到“九五五零工程”的提出，国产主旋律电影迎来了创作高潮，但与同期的《甲方乙方》《宝莲灯》等作品相比，主旋律电影的商业性一直被忽视。在20世纪90年代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中，类型化一直都不是一种自觉的方法，而是一种为了掩饰其过于明显的教化目的而采取的半自觉的、颇具中国特色的电影生存策略［11］。随着电影工业化进程的脚步不断加快，规范化、专业化、市场化的电影制作宣发模式被引入国内，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开始了电影工业化探寻，影片制作模式由“导演中心制”转向“制片人中心制”，新主流电影开始尝试在讲述主旋律故事的同时融入商业元素。

《建国大业》堪称与以往主旋律影片区别开来的分水岭式作品，它成功地将主旋律影片、艺术片与商业片之间的界限抹平［12］。自《建国大业》之后的新主流电影，尊重市场运行规律，积极寻找传统与现代、艺术与商业的契合点，打通历史与现实壁垒，以精神沟通和心灵对话引发观众情感共鸣与现实反思［13］。随后，新主流电影作为主旋律电影商业化的形态，通过“大片化”的制作模式，将意识形态与视听奇观妥洽融合，满足了观众的审美期待，实现了政治抒情与商业化手法的统一［14］，在保证主旋律表达、艺术水准的基础上，增添了一些商业元素。同时，制片人中心制的实施使得影片跟随市场导向进行制作，为影片的市场投放保驾护航。此种做法使得该类影片在市场上获得了良好收益，截至2023年12月，中国电影票房前十名中有六部新主流电影，其中，《长津湖》与《长津湖之水门桥》更是合集累计将近一百亿票房。票房可以直观地反映出影片是否获得观众喜爱，是否符合市场要求，是否具有商业价值。注重商业性之后的新主流电影在不断发展之中，寻找到了一条平衡主旋律、艺术性、商业性的道路。

新主流电影已然成为中国电影整体格局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主流文化中新形态的蓬勃代表［15］。主旋律和艺术性商业性构成新主流电影的一体两翼，以主旋律为本体，有艺术性和商业性的加持，新主流电影才可以飞得更高更远，才能“讲好中国故事，传递好中国声音”。此外，升级换代的新主流电影在某些方面具备了高校教育中的思政功能，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价值观念造就、审美能力提升有着极大帮助。

二、新主流电影的思政功能

关于电影的教育意义，蔡元培曾说过：“电影虽为一种娱乐，但对于教育，实有莫大的影响。”［16］周恩来总理曾谈道：“电影的教育作用很大，男女老少都需要它，它是大有作为的。”［17］习近平总书记也提到：“要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18］可见，影视作品的思政教育意义重大。而新主流电影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遵循，以表达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和高尚的思想道德精神为核心内涵，具有丰富的理论价值和思想内涵，是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有效的隐形载体［19］。

具有筑牢意识形态、树立价值观念、培养审美能力等思政功能的新主流电影是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载体。特别是近年来的抗美援朝题材电影，在为观众展示革命先辈英勇事迹的同时，指引观众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作为新主流电影中抗美援朝题材的最新作品，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的许多情节和人物设置均对加强高校思政教育有着重要作用。

（一） 筑牢意识形态

作为伴随互联网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当代大学生在成长过程中能够通过发达的互联网接触到各种信息，但是，缺少社会经验的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真假优劣的辨别能力还很稚嫩。境外势力利用这一特点，将抹黑中国共产党、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的信息进行包装，以各种形式向年轻学生传播，企图动摇我国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根基。针对这一现象，除了锻炼大学生辨别信息的能力以外，帮助大学生筑牢意识形态成为高校思政教育的重要方向，在这一点上，新主流电影作用巨大。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的两个故事便极具代表性：其一，志愿军出兵之前关于是否要打抗美援朝之战的讨论；其二，新中国在联合国大会的亮相。

在《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开篇部分，国内对于是否要出兵朝鲜进行抗美援朝有着分歧。归国军工武器专家吴本正以直观的数据向周恩来总理汇报中美之间的差距，并将中美之间的战争形容为“一个小孩去挑战拳击冠军”；会议室里“我们的实力远远不如美国，他们有强大的空军，我们有吗？”等声音不绝于耳。但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彭德怀则看到了此战不得不打的原因——“我们的东北工业基地怎么办？台湾怎么办？”当美军在中朝边境肆无忌惮地轰炸我国军民后，林巧稚大夫以及群众代表表示会用生命保护新中国的孩子，这给了毛主席决心出兵的力量。经过激烈讨论后，周总理“因为只有打赢，中国人才能生存下去”掷地有声的话语打消了吴本正的顾虑。“为什么打”确立起了这场战争情理上的道德性和法理上的正当性，它让那些惨烈残酷的战争场景有了内在的意义，使战士们的前赴后继有了正义的道德内核，只有在这个前提下那些死亡才成为牺牲，那种血性才成为阳刚［20］。 《志愿军：雄兵出击》合理阐释了中国出兵抗美援朝的原因，描绘了中国爱好和平但不惧侵略的民族形象，表达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祖国人民生命安全的担忧和谋划，展示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优越性。可以说，关于是否要出兵抗美援朝的故事，为大学生理解我国的军事战略、民生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使大学生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更为坚定。

新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亮相的故事，是帮助大学生筑牢意识形态的另一事件。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以伍修权为代表的中国代表团前往联合国，旨在在全世界面前揭露美国的假和平真霸权的面目。从伍修权请求同声翻译员唐笙帮忙仔细检查会议桌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英文拼写是否正确，到伍修权起身对美帝国主义的肮脏行径严厉批判，再到唐笙翻译完“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这句话之后的激动落泪，最后到乔冠华在对美军失利战报的同声翻译之后与伍修权的兴奋击掌，这些材料无一不在体现着新中国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不卑不亢、有理有利有节。与另一部讲述中国外交故事的电影——《我的1919》相比， 《志愿军：雄兵出击》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外交场面。如果说《我的1919》展示了旧中国在国际社会上的尴尬处境，那么《志愿军：雄兵出击》则呈现出了新中国的崭新风貌。顾维钧在巴黎和会上的拒绝签字和中美签订停战协议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再次证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与腐朽落后的旧中国彻底说了再见，“弱国无外交”这句话再也不会用于形容新中国了。

影片开篇对中国为何要打抗美援朝这一仗的大篇幅展示为大学生树立了中国共产党为了人民的平安幸福不得不出击抵御外敌的形象，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表现展示了新中国与帝国主义抗衡的场面。志愿军在正面战场的惨烈战斗与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正义凛然交织出党和政府为新中国人民的和平生活不懈奋斗的最美华章。这两场戏为大学生展现了即使实力有差距，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也要为了和平发展同侵略势力作斗争的信心。这不仅使当代大学生看到革命先辈为当今和平社会做出的贡献，也对大学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筑牢意识形态有着重要作用。新主流电影的高校思政教育功能由此可见一斑。

（二） 树立正确“三观”

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新时代青年树立正确“三观”的重要性时，曾指出“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掌握了这把总钥匙，再来看看社会万象、人生历程，一切是非、正误、主次，一切真假、善恶、美丑，自然就洞若观火、清澈明了，自然就能做出正确判断、做出正确选择”［21］。可见，习近平总书记对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问题十分关心，而新主流电影在内容表达以及价值观呈现方面，正符合培养青年大学生正确“三观”的要求。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编导用了大量篇幅，以毛岸英和杨三弟的例子向观众表达了拥有正确“三观”，对国家、社会乃至个人价值实现的重要性。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的毛岸英，或许是多年来艺术作品中最动人的毛岸英形象——他在战争开始时毅然报名入朝，在凝视中与父亲告别，无微不至地照顾年轻战士杨三弟……这个挺拔而温润的年轻人期待像父亲当年那样去完成大事，最终他将生命献给了保家卫国的事业［22］。在决定出兵朝鲜后，毛岸英毫不犹豫报名参军、要做彭老总第一个兵的决心体现了青年人在面对国家民族受到威胁时毅然决然挺身而出的勇气。参军后，毛岸英坚持使用刘秘书的化名，不在战友中暴露身份，不希望靠父辈的光芒获得庇护。他在抗美援朝中的表现与一般的战士别无二致。甚至直到志愿军司令部被轰炸，所有人几乎都进入防空洞躲避时，彭德怀才恍然意识到“刘秘书”还没有逃出来。不躺在父亲功劳簿上睡大觉，以身作则奋勇争先的毛岸英，用生命的代价为当代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为生长在和平年代的大学生展现了在国家危急关头青少年应该做出的正确选择。如果说毛岸英的事迹向大学生展示了英勇牺牲的意义，那么杨三弟的成长轨迹则为大学生呈现了从初入战场的新兵到意志坚定的志愿军战士的蜕变过程，为大学生踏入社会面对各种挑战提供了参考。身为志愿军中的新兵，刚刚踏入战场的杨三弟因缺乏经验错失杀敌时机，一场战斗过后整个通信排只有他一人存活，陷入深深自责之中的他在受到毛岸英的开导与帮助后，战胜心魔重拾斗志。亲眼目睹毛岸英牺牲之后，杨三弟在祭奠毛岸英时露出了坚毅的眼神和表情，这表示他已完成由新兵向战士的心理转变。杨三弟的成长历程为大学生进入社会面对困难做了很好的说明：遇到挫折不可怕，只有经过精神意志的磨炼才能完成升级，为国家、社会和人民做出应有贡献。

毛岸英和杨三弟的故事以不同的视角，向当代大学生展示了同龄人面对困难和挫折的选择，这为大学生树立正确“三观”提供了直观参照。在革命战争年代，年轻人的正确选择能在血与火的淬炼中展示为国家、社会和人民的贡献，更能从深层次激励当代大学生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年代，通过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三） 培养审美能力

前文提到，新主流电影在主旋律电影的基础上增加了商业性和艺术性，在确保政治宣传功能的前提下提高了影片的商业价值和艺术水平。以抗美援朝为代表的革命战争类新主流电影具备红色审美教育的功能。红色审美教育以红色文艺和其中所蕴含的革命理想为教育内容，强调通过学习和欣赏红色文艺作品，提升人们的审美素养和文化品位，旨在加强人们的理想信念，强化其责任担当、吃苦耐劳、不懈奋斗的精神品质［23］。《志愿军：雄兵出击》凭借求真务实的制作风格，利用实景与特效相结合的创作方式，为观众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的战争场面，影片的真实性和艺术性有助于帮助大学生提升审美水平，培养审美能力。

为了使影片达到精良的制作水平，创作团队对片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进行了精心雕琢——不仅画了上万张的美术概念图，搭建了一万多平方米的道具库，收集制作了25000余套道具服，还对每个角色的人物造型进行了深度思考，按照真实的人物原型对演员的颧骨、额头等部位进行化妆改造。正是这种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让影片的精神内涵和艺术品质得到了有效保证［24］。在《志愿军：雄兵出击》的造型设计方面，陈凯歌称：“我想让观众看到真实的战争场景，感受到真实的战争气氛。”摄制组按原比例实景搭建、拍摄1950年样貌的鸭绿江大桥，搭建起联合国议事厅场景，导演陈凯歌甚至要求拍摄场地的土质、地势均要符合史实及战争逻辑［25］。影片真实再现了抗美援朝第一阶段的三场战役，摄制组翻阅史料对多个场景进行了实景还原——40军118师的通信排在两水洞遭遇战中除杨三弟外全部牺牲；38军113师脱裤过江攻占德川后，急行军72.5公里到达三所里和龙源里对美骑一师进行阻击；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在松骨峰以百人之躯抵挡美军一次又一次的猛烈进攻。在上述三场战斗中，影片不仅从宏观层面展示了飞机大炮、坦克装甲车等壮观的战斗场面，也从肉搏战等微观战斗场面入手揭露了战争的残酷真相。除正面战场外，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场景搭建也力求真实，在对联合国议事厅进行一比一搭建后，饰演伍修权的张颂文一进入联合国场景便不禁感叹“基本上和场景图一模一样”，高还原度也让饰演唐笙的章子怡“感受到73年前那一个庄严的时刻”［26］。真实震撼的场景可将观众拉回当时的年代，切身感受革命先辈的艰苦条件。此外，影片的数字特效应用是表现其艺术水准不容忽视的部分。影片伊始，在毛主席结束苏联访问回到中南海时，游戏式的鸟瞰镜头和特效制作出的北京城，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之后生机勃勃的景象；美国海军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镜头，由电脑特效制作而成，潜水艇、航空母舰、驱逐舰、战斗机等依次排开，营造出大军压境的紧迫感。

在保证艺术水准的前提下进行思想政治传达，是大学生通过《志愿军：雄兵出击》等新主流电影提高审美素养和文化品位的前提条件。在《志愿军：雄兵出击》顺利完成的过程中，各工种分工协作保障了影片的精神表达和艺术追求，使该片足以代表近年来新主流电影的制作水平。

三、新主流电影与大学生的适配性

与高校思政教育内容的高度贴合，证明新主流电影是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供选择的重要素材。而做到顺应时代潮流、呼应中学回忆，在多方面均与大学生喜爱追逐的热点高度统一，则是新主流电影本身主动吸引大学生的原因。 《志愿军：雄兵出击》从演员选择到故事呈现，无一不在吸引年轻人特别是当代大学生这样的受众群体。

在标准化工业化的制作流程中，新主流电影很大一部分的商业价值由明星演员带来，对于好作品的主创团队本身以及逐渐成为电影市场消费主体的年轻人来说，有演技、肯努力、口碑好的演员是他们关注的对象，《金刚川》中的张译、吴京、邓超、魏晨， 《长津湖》中的段奕宏、朱亚文、韩东君、欧豪、易烊千玺，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的张颂文、魏大勋、张子枫、王骁、尹昉、张宥浩等演员，是近年来电影市场上票房表现优异的代表，其中，张颂文更是凭借其在2023年爆款影视剧《狂飙》中的精彩演绎收获无数粉丝。凭借影视作品中的良好演技走红、翻红的明星演员，对大学生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这些被大学生认可的演员参演的抗美援朝作品，一方面对大学生拥有强大票房号召力，另一方面能够拉近大学生与遥远战争年代的距离，使当代的大学生进一步感受战争的残酷、和平生活的来之不易。除了对明星演员的起用， 《志愿军：雄兵出击》还以另一种方式拉近与大学生的距离。魏巍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和历史照片《乔冠华的笑》是中学教材的经典篇目。 《谁是最可爱的人》用文字展示了志愿军战士的艰苦生活，是大多数当代大学生第一次通过书本了解抗美援朝战争残酷的源头； 《志愿军：雄兵出击》中最为惨烈的松骨峰战役结束之后，屏幕中出现了“他们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被作家魏巍写成了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字幕，此时书本上的黑白文字化为了色彩丰富的电影画面，使大学生直面战场。历史照片《乔冠华的笑》原本是中学历史教材中的插图，展示的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之后，作为中国代表的乔冠华开心大笑。在《志愿军：雄兵出击》中，乔冠华在向伍修权翻译美国战场失利的消息后开怀大笑，并与伍修权激动击掌。虽然历史课本上与影片中乔冠华的笑不在同一时间，但这两次大笑完全可以说明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以前任人宰割的旧中国一去不返，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不仅站了起来，而且越来越强大。乔冠华两次穿越时空的大笑，也会使大学生对两个历史场面进行联想，使模糊的中学回忆再度出现。

从《志愿军：雄兵出击》的创作和接受情况可以看出，经过数年的发展，在主旋律电影基础上增强商业性和艺术性的新主流电影，无论从题材选择、故事讲述、制作工艺来说，均符合高校思政教育的要求。在帮助大学生筑牢意识形态、树立正确“三观”、培养审美能力等方面的突出表现，证明了新主流电影思想教育、政治引导、文化熏陶的重要作用。事实证明，新主流电影不但能够充分调动大学生的观影热情，而且能够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对大学生进行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新主流电影在高校思政教育中可以而且能够担任重要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