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越南使臣的“潇湘”书写
——兼与日本和朝鲜半岛“卧游”比较*

□ 严 艳

一、引 言

“潇湘”文化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该词汇最早见于《山海经》，意指地理位置上的潇水与湘江。随后潇湘被赋予舜与帝女传说、屈贾愤国忧思等内容。潇湘地理景观与人文神话相交织，隐喻表达伤感离愁、朝廷罢黜、怀才不遇等情思，形成“潇湘”独有的多重内涵，成为后世文人诗文中共同构建的“潇湘”意象体系。因此，“潇湘”受到中国历代文人的青睐与书写，“最多吟兴是潇湘”（杜荀鹤）、“挥毫当得江山助，不到潇湘岂有诗”（陆游），还被画师运用到画作中，形成中国山水绘画的典范“潇湘八景图”。

“潇湘”不仅在中国文学与艺术史中占据重要地位，它同时也对汉文化圈中的日本、朝鲜半岛、越南影响深远。“潇湘”为越南使臣出使中国途经之地，越南众多使臣都有书写“潇湘”的诗文。越南使臣的潇湘书写促使潇湘文化在越南的传播，令潇湘进一步出现在越南本土文人笔记与小说中，甚至于“潇湘”这一地名也被移植到越南。近年来，学界对日本、朝鲜半岛文学中的“潇湘”研究取得丰硕成果①现关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笔下的潇湘研究主要集中于“潇湘八景”与潇湘意象，如衣若芬的《高丽文人李仁老、陈澕与中国“潇湘八景”诗画之东传》（《中国学术》总第16 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年，第158—176 页）及《朝鲜安平大君李瑢及“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析论》（《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第1 辑，北京：中华书局，2005 年，第113—139 页）、梁松娥的《从中国向韩国的潇湘八景图研究——论韩国潇湘八景的图式》（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画学院，2013 年）、崔雄权的《归帆更想潇湘趣 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4 期，第186—196 页）。另有对韩国文学作品中的潇湘意象进行梳理的学术成果，如魏雯的《朝鲜汉诗中的潇湘文学意象》（《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第109—112 页）、孙海龙的《古代朝鲜小说中的潇湘意象考》（《韩国研究论丛》，2015 年，第170—181 页）、堀川贵司的《潇湘八景：诗歌绘画中的日本化样貌》（临川书店，2002 年）、周裕锴的《典范与传统：惠洪与中日禅林的“潇湘八景”书写》（《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1 期，第71—80 页）、权宇的《试论八景诗日本化的形成模式与形态流变》（《东疆学刊》，2015 年第3 期，第45—51 页）。，但对同为汉文化圈中的越南文人潇湘书写却关注寥寥。张京华曾整理出越南使臣所作湖南诗提要②张京华：《从越南看湖南——〈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湖南诗提要》，载《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1 年第3 期，第54—62 页。，陈伯桥也在该文献基础上就越南使臣的潇湘印象展开研究①陈伯桥：《14—19 世纪中越使臣诗歌中的潇湘印象》，广西民族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文学院，2017 年。，但有关越南使臣关于潇湘书写的特征与成因仍有较大拓展空间，而与日本、朝鲜半岛文人笔下的潇湘书写比较也有待进一步阐发。

本文拟以跨文化、跨民族的视角，分析比较日本、朝鲜半岛、越南三国文人“潇湘”书写的同异，凸显越南使臣潇湘书写的典型特征，并从中透析中国文化传播至汉文化圈各国的承袭与差异。

二、从“潇湘八景”图到文人题咏

“潇湘”原指地理位置上的潇水与湘江，《山海经·中山经》中云：“帝之二女居之，是常游于江渊。澧、沅之风，交潇湘之渊”。潇水是湘江最大的支流，湘江向北流入洞庭。随后“潇湘”又逐渐被文人衍化为特指的地域名词。湘江水系风物、洞庭八百里烟波，潇湘形成以“八景”为代表的独特美学风范。“潇湘八景”确切出现年代无法考证，但至少在宋代就形成很深的影响。有关“八景”之称的文献首见于李成（919—967）所绘的“八景图”。沈括（1031—1095）在《梦溪笔谈·书画》中记述更为精确：“度支员外郎宋迪工画，尤善为平远山水，其得意者有‘平沙雁落’、‘远浦帆归’、‘山市晴岚’、‘江天暮雪’、‘洞庭秋月’、‘潇湘夜雨’、‘烟寺晚钟’、‘渔村落照’，谓之八景，好事者多传之”。从中可知，潇湘之景出自天然造化，而其典范“潇湘八景”却源自“潇湘八景图”传播后的地景化。

日本、朝鲜半岛文人对潇湘景物的描绘主要集中于潇湘八景。在汉文化圈中最早接触到“潇湘八景”图的是高丽，在北宋时期潇湘八景图就流传到朝鲜半岛，《高丽史》列传中载：“李宁，全州人，少以画知名……子光弼，亦以画见宠于明宗，王命文臣，赋潇湘八景，仍写于图。”明宗时期（1170—1202）李任老（1152—1220）也作有《宋迪八景图》。其后朝鲜有众多知名画家都有“潇湘八景”图遗世，如李澄（1581—1674）的《潇湘八景图》、金明国（1600—1663）的《潇湘八景图册》、李德益的《潇湘八景图》等。“潇湘八景”图还带动朝鲜潇湘八景诗的吟诵，自“高丽后至朝鲜时代，传下来的‘潇湘八景’有关的诗有600多首”②梁松娥：《从中国向韩国的潇湘八景图研究——论韩国潇湘八景的图式》，中央美术学院硕士学位论文，中国画学院，2013 年，第27 页。，甚至包括一些著名诗人，如李齐贤（1288—1367）曾作有《巫山一段云·潇湘八景》。15 世纪安平大军李瑢（1418—1453）还主导制作了《潇湘八景诗册》。“潇湘八景”图也促进了潇湘文化在日本的传播。14 世纪的镰仓后期，日本就出现了《平沙落雁图》。在江户时期“潇湘八景”在民众中已有广泛流传，莲宗高僧深草元政（1623—1668）曾云：“世人言景必称‘潇湘八景’而孩提之儿亦能言之”③深草元政：《草山集》卷69，见《日本汉文学百家集》第68 册，京都：平乐寺书店，昭和五年（1930），第418—420 页。。周裕锴曾对《五山文学全集》《五山文学新集》进行统计，共有33 位日本文人题写“潇湘八景”，得诗168首④周裕锴的《典范与传统：惠洪与中日禅林的“潇湘八景”书写》与衣若芬关于潇湘的系列论文中均多次提到并收录多首“潇湘八景”的题画诗。。据现存文献看，日本、朝鲜半岛文人对“潇湘八景”书写集中于“题画诗”。诗是无声画，由于受“潇湘八景”图画作东传后的影响，日本、朝鲜半岛文人依图题诗，如朝鲜王朝李榖的《题江天暮雪图》、朴彭年《题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日本心田清播（1375—1447）的《潇湘八景图》、希世灵彥（1404—1489）的《题潇湘八景图诗》、横川景三（1429—1493）的《潇湘八幅图》等。虽然日本和朝鲜半岛留有众多“潇湘八景”诗，但现有文献均未见日本、朝鲜半岛有文人亲历潇湘之境的记载。可见，“潇湘八景”图在日本、朝鲜半岛的传播带动了当地文人对潇湘的文学书写。

“潇湘八景”图有没有传到越南，因囿于文献无从得知。限于学界同仁研究及笔者目力所及，在现有文献中并未发现有任何有关“潇湘八景”图及相关题图诗的记载。绘画在越南也有很长的历史，遗憾的是现今除越南封建时期《竹林大士出山图》①今藏辽宁博物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中玉对该图递藏轨迹与作者情况进行考察，认为该图绘制时间为1363 年。及宫廷画像寥寥数图外，很少有文人画作留存。但从题画诗中可知越南李、陈时期（1010—1400）就有画作流传。裴辉璧编撰的《皇越诗选》所收李陈诗歌121 首中有阮亿《题顾步鹤图》、朱唐英《题唐明皇浴马图》、陈廷琛《题秋江送别图》，黎贵惇《全越诗录》中收后黎朝时期的题画诗有《周公辅成王图》《乞人画昆山图》《题程处士云写图》等。越南与日本和朝鲜半岛虽同属汉文化圈，但越南地处东南亚，与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在民族习性上也存在显见的区别。在唐朝时期，日本和朝鲜半岛就积极学习汉文化并融入民族文化中，而彼时越南被纳入中国的郡县管辖，由于长期受到中国华夷观的影响，处于中国郡县时期的越南文人在艺术上得不到足够的重视。宋朝时期，日本和朝鲜半岛两国文人的山水画作已有长足发展，越南虽在丁部领于968 年独立自主，但又陷入李、前黎、陈频繁的王朝更迭中，艺术长期被忽略。鲁恩·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1887—1948）认为日本民族的特性是黩武又爱美的“菊与刀”的结合体②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北京：商务印书馆，2018 年，第4 页。，对美的追求促进了绘画艺术的发展。越南现存的诗文中数量有限的题画诗文也从侧面说明绘画艺术在越南发展不足，越南文人根本无法像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一样可以在山水画作中“卧游”。

三、越南使臣的“潇湘八景”诗文

虽然越南现存诗文中并没有任何“潇湘八景”画作的信息，但仍留有众多有关潇湘山水的书写。越南的“潇湘八景”诗文主要出于使臣之手。潇湘大地是越南使团必经之地。据邓昌友考证，自宋朝时期越南入贡路线即由静江府（今桂林）行至荆湖南路，途经湖南永州、衡州（今衡阳）等重要城市③邓昌友：《宋朝与越南关系研究》，暨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4 年，第73 页。。《大清会典》载，雍正二年（1724）规定：“嗣后安南贡使来京，令广西巡抚填给勘合，由湖广、江西、山东等处水路进京。回日，兵部照原勘合换给由水路归国。永为例。”④（清）崑冈等修，（清）刘启端等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502，“贡道”，见《续修四库全书》第80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第37 页。越南使团记载途经湖南时间长达月余，如黎峻使团记录出使行程：“自全州城至湖南省城津次共贰拾陆日，行贰拾日，泊陆日；自湖南省城至湖北省汉阳县城共叁拾日，行拾贰日，泊十八日。”⑤黎峻、阮思僩、黄竝：《如清日记》，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8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76 页。越南使臣出使中顺湘水一路向北，直入洞庭。这令越南使臣有充裕的时间直观体会“潇湘”盛况，吟诗留题，如黎贵惇《潇湘百咏》、潘辉注《洋湘八景咏（并序）》、武文俊《洋湘八景》、李文馥的《潇湖八景》等。越南现存北使诗集中，标题上题写“潇湘”的诗就有150 余首，题写“洋湘”的有近20 首，题写“洞庭”的诗文有160 余首，在上千首书写湖南的诗中大部分涉及潇湘风景。

越南使臣亲历潇湘之地，对潇湘有直观的体悟。相比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对潇湘的了解来源于画作，越南使臣在认知方式上与他们截然不同。这一差异导致他们在对潇湘具体的书写内容与艺术手法上也大相径庭。

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因未涉足潇湘，无法对景观进行细致描绘，因而对潇湘的书写停留于想象与虚构。他们或梦潇湘，如松尾芭蕉的“魂飞吴楚东南，身置潇湘洞庭”、朴浩的“湘瑟未休峰自翠，钱生新得梦中诗”；或想象画作之景成诗，如天隐龙泽《江天暮雪》中“江天欲暮雪霏霏，罢钓谁舟傍钓矶？沙鸟不飞人不见，远村只有一蓑归”；或模仿中国文人有关潇湘的诗句，如东沼周曮“暑来寄语平沙雁，座我江天暮雪边”便化用黄庭坚“惠崇烟雨归雁，坐我潇湘洞庭”。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借潇湘之景抒情也引来本土文人的微词，如三浦梅园（1723—1789）称：“今之士大夫作诗，远托异域人物地名，以为本朝事实，可笑。”⑥三浦梅园：《诗辙》卷6，见《日本诗话丛书》第7 卷，东京：文会堂书店，1920 年，第161 页。也因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未亲历潇湘，他们对潇湘之景的描写常出现错讹，如韩国文学大家李奎报（1168—1241）将苏轼描写江西赣州的《虔州八景》与“潇湘八景”混为一谈①崔雄权：《归帆更想潇湘趣 孰于东韩汉水湄——从〈匪懈堂潇湘八景诗卷〉看“潇湘八景”在韩国的流变》，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 年第4 期，第190 页。，金万重在小说《谢氏南征记》中描写沈清道经潇湘时，“吴山叠叠，楚水茫茫，潇湘八景骤现，默然环视，江川苍茫，潇潇落雨”，然现实中潇湘八景在地域上并不集中于一处，根本无法同时看到“八景骤现”景观。

不同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只能对“潇湘八景”作地域上的想象，历代越南使臣途经潇湘却能将所见之景进行直观性描述。潘辉注称：“盖十余年来按图卧游之兴，今得以亲履其境，目阔神怡，淋漓壮浪，自不觉发为诗歌赋咏，随所见而描写之，亦惟以寄托情怀，发挥景致。”使臣在返回再经潇湘时又感叹：“其岩峦洲渚之羊疏，风雨雪霜之寥落，在宿昔品题之所不及者。江蓬眺贤，得觉兴生。因思古人八景之题目，点缀曲尽。”②潘辉注：《华轺吟录》，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0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78、317 页。潘辉注所提“按图卧游”应当指越南历代使臣所绘的“便程图”。李文馥也谈到卧游与亲见之别：“夫江山烟景之胜，疆域沿革之殊，平日仅学而知之，亦或仅闻而知之焉耳。而今余乃得亲履其地，因得见其所未见，闻其所未闻，不亦余晚景桑蓬之一适也耶？”③李文馥：《周原杂咏草》，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4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54 页。武文俊《赋得远浦归帆》：“洋湘胜景一登山，放眼三吾夕照间。碧水遥连深树渺，绿浦忽带白云还。神从象得窊樽平，兴遣风来鹤观闲。对景偏怀元刺史，客槎浮斗度江边。”诗中描写诗人在潇湘登山时放眼四望见夕阳下有名的“三吾”“碧水深树”“绿浦白云”之景。诗人又由潇湘胜景感叹被贬谪于该地的元结，结末用典以“客槎”这一典故与诗旨“远浦归帆”相呼应。吴时位《泛湘水》中记：“顺流而下，江水澄徹见底，山低岓曲，沙浅石小，修篁长松隐约坡麓间。”④吴时位：《枚驿诹馀》，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9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300—301 页。如非亲历潇湘之地，越南文人诗文作中很难呈现出对潇湘景物如此细致的书写，也无法深切体悟寄居于潇湘之地迁客骚人的心境。而李仁老的《远浦归帆》“渡头烟树碧童童，十幅编蒲万里风。玉脍银药秋正美，故牵归兴向江东。”对这一景点只能采用虚写的方式。

总体而观，由于越南历代使臣途经潇湘之境，越南文人对“潇湘景”多实写，以形象描绘为长；而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对潇湘的认知来源于中国画作与诗文，他们对“潇湘景”则多虚写，以想象、赏鉴为主。“潇湘”还被越南文人在地化处理，不仅潇湘之景被移植至越南境内，还广泛渗透到越南各地的地域文化中。

四、越南使臣笔下的“潇湘神”

湘水一路向北汇入洞庭，“行尽潇湘到洞庭”（张孝祥）。洞庭烟波更增添了潇湘之水的意境，“洞庭潇湘意渺绵”（李白）。洞庭也成为“潇湘八景”中典型之景。湘江水系、八百里洞庭形成有关湘君、湘夫人、洞庭龙君等洞庭湘水神的文学想象。

日本文人对洞庭神话也很熟悉，如原田东岳（1709—1783）在《诗学新论》中多次引用《括地志》《拾遗记》《山海经》《水经注》等相关地理文献来介绍洞庭，如引用《拾遗记》载：“洞庭山浮于水上，其下有金堂百间，玉女居之，四时金石丝竹之音，彻于山顶。楚怀王举群臣赋诗于水湄，故曰潇湘洞庭之乐”，并慨叹：“洞庭湖诗甚多，不可胜识。”⑤原田东岳：《诗学新论》，见《日本诗话丛书》第3 卷，东京：文会堂书店，1920 年，第343—345 页。另如“夜来萧瑟教人错，肠断湘妃廿五弦”等。

越南使臣亲历湘水、洞庭，对沿途湘君、湘夫人、洞庭君等神话人物有所听闻。笔者曾梳理过越南使臣笔下所记录的“黄帝张乐事” “汉武帝斩蛟”“君山觅仙酒”“湘君湘夫人”“龙女灵姻”等一系列神话传说⑥严艳：《越南如清使臣燕行诗中的洞庭文化探析》，见《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2 期，第74—81 页。，越南使臣舟过潇湘时也将沿途所知闻的神灵形诸笔端，如潘辉注记录：“湾河石岸有黄陵庙，礼娥皇、女英。在乌龙嘴泽，山旁竹木阴森……惟今使路过湖，只祭洞庭君庙，专主湖神为柳侯而不及湘君。”①潘辉注：《 轩丛笔》，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11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95 页。他们还将沿途所观所感的“潇湘神”与以往所读中国书籍中的相关记载相互印证，如潘辉注在《 轩丛笔》中载：“《山海经》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尝游潇湘之渊，出入必以飘风暴雨，是多怪神。’《拾遗记》云：‘洞庭山浮水上下，有金堂数百间，帝女居之。四时闻金石管弦之声，彻于山岗。’今望湘山一簇缥缈云水间，仙踪之有无，固不可问。但其灵秀之气，渊泉溥博，出入固宜有神。”②潘辉注：《 轩丛笔》，第87—89 页。在诸多的潇湘神话传说中，越南文人尤其集中于对“洞庭神”的描绘。

越南文人对“洞庭神”的想象最早见录于《岭南摭怪列传》③据武琼（1452—1516）校订整理《岭南列传》时提到其撰写时间：“斯传之作，其传中之史，欤不知始于何时，成于何人，姓氏而不见录，盖其草创于李、陈之鸿生硕儒，而润色于今日好古博雅之君子者矣。”一书。该书《鸿厖氏传》一文中记述了越南民族的起源传说：“炎帝神农氏三世孙帝明，生帝宜，南巡狩至五岭，得婺仙之女，纳而归，生禄续，容貌端正，聪明夙成。帝明奇之，使嗣位。禄续固辞，让其兄。乃立宜为嗣，以治北地；封禄续为泾阳王，以治南方，号为赤鬼国。泾阳王能行水府，娶洞庭君龙王女……百卵产百男”④陈世法等撰：《岭南摭怪（甲本）》，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16 页。。在此则神话传说中，泾阳王与洞庭女被奉为越南初祖。朝鲜文人对洞庭龙君也加以书写，如金万重的《九云梦》第十八回“白龙潭杨郎破阴兵，洞庭湖龙君宴娇客”直接以《柳毅传》故事入于篇中，写杨少游与“洞庭龙王末女凌波”相遇，凌氏自称长姐“初为泾水龙君之妇，夫妻仄目，两家失和，再适于柳真君”。

由于开国统序源于“洞庭灵姻”的想象，在越南文人书写中众多洞庭神与越南便结下了不解之缘。越南文人笔记小说中录有多则越南人或为洞庭神转世，或死后成为洞庭神的传说，“我国前辈，多为内地（中国）之神，亦多在洞庭者”⑤范廷琥：《雨中随笔》，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279 页。，如《雨中随笔》载黄平政谢恩使为洞庭湖君山上夙缘祠正气神；《桑沧偶录》载阮仲常尝梦美人与之约“洞庭芙蓉驿相见”，又梦一少年授《太乙数》约洞庭相还，当阮公奉北使舟泛洞庭时，滚然没水中，翌日没于舟。《雨中随笔》又补录，其后阮公同年奉北使将泛洞庭时，夜间阮公上前来劝阻云“为神于此，来日湖中有小劫数，劝勿开船。”黎朝时期，阮廌因修屋与白蛇精结怨，后误纳蛇精所化女子阮氏路为妾，遭阮氏报复受诛三族。其后，光顺间朝廷洗阮廌冤屈，阮公遗子英武“奉使过洞庭湖，水中出一蛇，风涛大作。公请卒国事，风涛顿息。觐还，至洞庭，舟覆没而殁。”⑥范廷琥、阮案：《沧桑偶录》，见《越南汉文小说集成》第1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74 页。等。这些有关洞庭的传说流传广泛，同一则故事在多本笔记小说甚至家谱方志中出现，从中可见“洞庭”在越南有着独特的蕴意。

越南文学中关于“洞庭神”的想象不仅出现在小说志怪里，还逐渐进入野史与正史。吴士连于1479 年奉命编修的《大越史记全书》中收录《鸿厖氏传》作为越南民族的起源。他还在注中提到“泾阳王娶洞庭女”之事：“按唐纪，泾阳时有牧羊妇自谓洞庭君少女，嫁泾川次子，被黜。寄书与柳毅，奏洞庭君。则泾川、洞庭世为婚姻，有自来矣”⑦吴士连著，陈荆和校：《校和本大越史记全书》，东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85 年，第97 页。，认为柳毅传书及与龙女结成“洞庭灵姻”源远流长，直接承继于泾阳王娶洞庭龙女。潘清简于嗣德八年（1856）编撰《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亦称“旧史国统起自泾阳”，也将传说故事《鸿厖氏传》中泾阳王列为越南最早的君王。

从越南文人对洞庭神的描写可见，他们将“洞庭神”传说中的故事时间前移很远，而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仅仅继承中国文学中的书写方式，引用或融入中国文献如《柳毅传》《拾遗记》等文。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越南民族发端于“百越”，在民族文化上与“潇湘”有同源关系。“百越”是古代中原人对长江中下游及以南地区各种民族的泛称，古文献中也常泛指南方地区，如《过秦论》中有“南取百越之地”之语。在此广大区域内，实际上存在众多的部、族，《汉书·地理志》卷28 云：“今之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南海、日南，皆粤分也。”颜注引臣瓒曰：“自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百粤（越）杂处，各有种姓”①（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 年，第1669 页。，从“各有种姓”中可知，百越民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尤其是东南沿海一带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其中“扬越”居住区域主要集中于江西与湖南，“骆越”居住区域主要集中于越南北部和广西南部等。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1971 年所编撰的《越南历史》中认为在越南北属（郡县）时期之前的历史中，瓯雒国即是雒越和瓯越两个部落的合并。②越南社会科学委员会编著，北京大学东语系越南语教研室译：《越南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 年，第39—65 页。《岭南摭怪列传》中“百卵生百男”正是关于“百越”起源的传说，相关记述亦可见于中国《史记》《汉书》等历代史书中关于越人的记载。很多流传于中国岭南地区的故事在越南地区也见传播，如越南小说《岭南摭怪·越井传》与唐传奇中《崔炜》人物、情节如出一辙。

二是越南发端于百越之地，在地域上与“潇湘”密切相关。洞庭成为越南文人对古代越南疆土的想象。越南地处百越，一直是各地骆（雒）侯管辖政权，在秦朝一统中国后成为中国郡县，直至宋代丁部领建立独立政权，脱离中国自治。越南独立后民族意识觉醒，但无视历史渊源，将“百越”之地视为本国的领土起源，将处于中国千年的郡县时期错误地认为是中国的侵略。因而越南文人认为古代越南疆土为中国洞庭以南，西与巴蜀相连，如黎文休修《大越史记》中载：“东际海，西抵巴蜀，北至洞庭湖，南接胡孙国”；吴时仕在《大越国统歌》称“越南自古杨州地，封疆一万有余里。东跨大海西蚕丛，北抵洞庭南地哩。”③吴时仕：《鹦言诗集》，《吴家文派》，越南汉喃院图书馆藏抄本，藏书编号A.117。“蚕丛”即古蜀国，“地哩”即今胡志明市新平郡；潘清简在《钦定越史通鉴纲目》中亦称越南国土边界“北达洞庭”。然越南疆土“北达洞庭”之说在历代史籍中均未见录，越南文人认为其原因在于：“宋齐梁陈隋唐九百四十三年。盖其间北人都护收拾我国书籍或焚或将回北国，使我国后世之人，幽幽冥冥，无从稽考。”④佚名：《雄王疆域备考》，越南国家图书馆藏抄本，藏书编号R.989。

由于历史上民族、地域与“潇湘”千丝万缕的联系，越南文人对“潇湘”“洞庭”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有完全不同的心理。他们不同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仅承继于中国文学既定样式，而是对“洞庭神”有更多的想象，从而在具体的书写中呈现差异化。

五、越南使臣笔下的“潇湘客”

湘江之景缥缈灵秀，不仅孕育了各种神话传说，还赋予历史人物新的内涵。屈原“信而见疑，忠而被谤”遭流放潇湘，“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道出无尽的幽怨与悲愤之情。贾谊文名当时，却遭众人所妒贬官长沙，感叹“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屈原和贾谊的怨愤形成后世文人书写中的“楚客”意象，如“渔父何知楚客才”（贺铸）、“三年谪宦此栖迟，万古惟留楚客悲”（刘长卿）、“楚客多奇服，湘娥善暮愁”（屈大均）等。唐宋时期，湖湘又成为文人贬谪之地，“潇湘客”也成为历代诗文中反复出现之语，形容行旅迁谪中文人的离愁哀伤之情，如“感此潇湘客，凄其流浪情”（李白）、“客行忽到湘东驿。明朝真是潇湘客”（范成大）、“江水碧，江上何人吹玉笛，扁舟远送潇湘客”（冯延巳）、“守符倘可乞，来作潇湘客”（陆游）、“孤舟万里潇湘客，一夜归心满洞庭”（严羽）、“狂夫尚作潇湘客”（胡应麟）、“自古潇湘客，鳞鳞爱媵予”（屈大均）、“三年制泪潇湘客”（章士钊）等。“楚客”也渐与“潇湘客”相混指，“楚客欲听瑶瑟怨，潇湘深夜月明时”（刘禹锡）、“谁怜楚客向隅时，一片愁心与弦绝”（杨巨源）等。

越南、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都承继于中国文学中楚客（潇湘客）意象以表达愁苦情怀。在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诗歌中常出现湘妃、楚客意象，如“斑竹枝斑竹枝，万行泪千竿血。苍梧云尽古木愁，一曲瑶瑟潇湘月。竹枝血何时移，千载空余楚客悲。”（尹元举《斑竹枝》）“借此表达自己的失意、孤独、病痛、思乡等愁苦情怀”①魏雯：《朝鲜汉诗中的潇湘文学意象》，载《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 年第4 期，第110 页。，“短蓬一夜孤松下，滴尽骚人滴滴愁”（木下顺庵《辛崎夜雨》）。在小说中也不乏这一意象的借用，如朝鲜半岛小说中常设置官员的贬谪地为湖湘，《玉麟梦》中柳氏遭妒被赶出家门流落到零陵；《谢氏南征记》中谢氏遭谗言离家也飘零到潇湘地区，在小说第七回“怀沙亭写柱记死，黄陵庙拜谒二妃”专门设计了谢氏“不惜千金之躯，欲追三闾之迹”的情节。越南文人笔下也借用楚客伤感、离愁的意象，如“竹斑如带湘娥泪，兰畹犹留楚客悲”（潘辉注《上湘偶兴》）、“濯锦坊头悲楚客”（阮宗窐《题贾谊庙》）、“楚客愁生月下心”（丁儒完《过湘阴县题青草湖》）、“竹洒湘妃泪，江流楚客魂”（黎光定《潇湘舟行杂兴四首（其一）》）、“极目伤心何处是，秋风落木过沅湘”（阮攸《湘潭吊三闾大夫》）、“楚客忠魂招不醒，贾君辞赋死犹伤”（李文馥《长沙怀古》）、“自古骚吟多楚客，清樽何处共登楼”（范芝香《长沙端午次韵三首（其二）》）。在越南文人笔下，“悲”与“愁”成为楚客的主要意象。

然而越南文人在接受中国文学中有关楚客的悲愁意象时，还重在强调其“忠”。他们对屈原、贾谊忠君爱国的崇尚之情见诸笔端，如“清风表表留湘派，忠悃拳拳溢楚辞”（武希苏《过湘阴怀三闾大夫》）、“惟余忠爱标千古，衡岳湘波自峙流”（武辉珽《题贾谊庙》）、“忠愤不惟今可吊，过湘还有贾生悲”（张好合《题三闾大夫庙》）、“忠诚寸念付苍苍，放逐孤臣只自伤。一代骚词悬日月，千秋名迹播衡湘。”（黎光院《过屈原庙》）、“忠愤此心关社稷，治安一策见文章”（阮收《观屈原贾谊传偶得》）、“亦将忠孝渡迷津”（黎光定《题湘山寺》）等。因而，他们对中国文人批评屈原、贾谊常持异议，如吴时位《吊贾谊》中称：“先生论贾谊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志不足。诚以始也，不能量其君之资终也，不能安乎己之遇。深苦躁发以戾于时，愤郁悲伤以损其志。此足固以足深探谊之病痛矣。然士之怀才不遇，往往有穷途之哭。人非圣贤，能乐天而安命十无一二。君子异谊之才，悲谊之志。恐不当以苛责也。”②吴时位：《枚驿诹余》，第307 页。吴时位认为苏轼的《贾谊论》批评贾谊实在有点“苛责”。越南文士在文章中对“忠”的表述常贯于全篇，如阮仲常在评丁儒完的《默翁使集》时称：“国音、唐律互相发明，五言、七言不一而足，要其情词感慨，不外乎忠君、孝亲两端而已。”③阮仲常：《默翁使集引》，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默翁使集》第1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303 页。中国文人缪艮、杨瑜评价李文馥：“所过名山大川，皆当日龙门所不及到此。雕题凿画、骇浪惊涛，怪怪奇奇、千态万状，而遥吟俯唱，总不越忠君爱国之思。是其鸿爪雪泥，非若风云月露可比。”④缪艮：《西行诗记序》，见《西行诗记》，越南河内汉喃研究所藏抄本，藏书编号VHc.2603。他们自己感叹：“为士大夫者非尧舜之道不陈前，非孔孟之道不著述”（张汉昭作《浴翠山灵济塔记》）。可知，越南文人强调“忠”是长期以来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如阮朝规定“邑中子弟人年八岁以上入小学，次及《孝经》、《忠经》。十二岁以上，先读《论》《孟》，次及《庸》《学》。十五岁以上先读《诗》《书》，次及《易》《礼》《春秋》，旁及子史”⑤阮朝国史馆：《大南实录正编第一纪》，庆应义塾大学言语文化研究所，1963 年，第346 页。。由此可见，越南文人在书写楚客悲愁意象时，重在阐发楚客身上忠于国的思想。

越南文人在朝贡行旅中虽也是“潇湘客”，但却与中国文人谪迁行旅的“潇湘客”心境迥异。他们道行几千里前往北京朝贡，自己比肩将、相，以完成使命来报效君与国。阮偍称：“国之大任有三，相也、将也、使也。”⑥阮偍：《华程消遣集》，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8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165 页。武辉瑨亦言：“使岂易言哉？邻邦之敬忽，国体之重轻所系，……无论历涉之多、见闻之广、诗情酒兴之间且美，即所谓专对四方，不辱君命”①武辉瑨：《华原随步集》，见《越南汉文燕行文献集成》第6 册，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0 年，第296 页。。在出使中国期间，他们常自称为“客”，如“潇洒此间无限意，最宜骚客倚孤蓬”（范芝香《潇湘晚渡》）、“夜雨征蓬辞晚夏，朝凉客袖入新秋”（武辉珽《长沙晓簇》）、“客槎昔未到，周询自今始”（潘辉泳《沅江道中》）、“渔烟遥接湖天北，客思翻随斗柄南”（阮宗窐《长沙远眺》）等。潇湘又进一步触动他们的离愁，他们在诗文中透露出思念家国的客愁，如“拟借芳游看胜迹，却愁秋色动征船”（黎贵惇《题贾谊庙》）、“乡国依稀梅岭外，仙槎浮动楚云边”（郑怀德《衡江晓泛》）、“浮云连五岭，明月会三湘。别浦分秋色，遥空失故乡。”（阮攸《湘江夜泊》）、“三湘连日滞孤舟，咫尺衡山带远愁”（范熙亮《衡州阻雨望衡山有感》）“景清最是舒乡思，好把湖山入咏筒”（邓文启《洞庭遥望》）等。但他们“身衔王命”，只能将在潇湘产生的客愁化在征人的征途里，如“潇湘夜雨送征槎”（潘辉注《浯溪晚望》）、“泸水故园乡梦远，楚天征棹客怀孤”（潘辉注《生日有怀》）、“日晏湖神偏有意，尚留残月照征人”（阮偍《洞庭晓望》）、“画舡趋浪蓬帆急，故国南薫入袖凉”（阮偍《潇湘晚渡》）、“衡峰空对凌云志，湘水长流爱国文”（阮宗窐《题贾谊庙》）等。因此在他们笔下的潇湘虽带着哀伤愁恨，却没有愤懑之气，而是衬托“征人”思乡思国的离愁别绪。

越南文人虽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都承继于“楚客”悲愁哀伤的意象，但他们作为亲身经历潇湘之地的“潇湘客”与日本和朝鲜半岛文人卧游潇湘时所抒发的哀愁明显迥异。他们在出使行旅中怀着家国之思，虽以潇湘作为抒发乡愁的寄托，却并无不平哀伤之气，同时更侧重强调“楚客”的忠君爱国意象。

越南使臣的“潇湘八景”诗也带动了本国文人的潇湘题咏，如黎朝洪德时期的喃诗集《洪德国音诗集》中所收录题咏潇湘诗，黎圣宗（1442—1497）《古心百咏诗集》中就有《浯溪》一诗：“户牖绸缪固，乘墉祸患消。主人忘曲突，酒食慰头焦。”越南一些本土流行的诗集中也会附有潇湘诗，如《香迹峒记》一书中附有《咏潇湘八景》，《咏翠翘诗集》中录有咏潇湘夜雨、洞庭秋月的汉诗等。越南文人还将“潇湘”移植到越南境内。《皇越地舆志》载：“八景山在金榜之光承社九十九峰，周匝数十里，有云梦胜览……郑毅祖以山水似潇湘因命曰潇湘山”②佚名：《皇越地舆志》，1833 年刻本，越南国家图书馆藏，编号R.2212。。《大南一统志》亦载，“八景山……上有云梦、胜览诸寺。古人以山水颇似潇湘，因之名曰潇湘山，亦曰八景山”③阮朝国史馆：《大南一统志》，法国亚洲学会藏本，编号SA.HM2128。。越南境内各地还纷纷效仿“潇湘八景”拟定“八景”“十景”，如昇龙八景、西湖八景、谅穴八景、谅山八景、宜春八景、河仙十景等。“八景”名称也主要模仿于“潇湘八景”，如“宜春八景”中的“丹涯归帆”“群木平沙”，“剑湖十景”中的“双峰浸月”“山寺晓钟”，“河仙十景”中的“东湖印月”“萧寺晚钟”等。越南使臣北使途中对“潇湘八景”的题咏还促进了越南“八景诗”的繁盛，如《宜春八景咏》④成都子：《宜春八景咏》，越南汉喃研究所藏抄本，藏书编号VHv.559。《昇龙八景》《剑湖十咏》⑤佚名：《剑湖十咏》，越南汉喃研究所藏抄本，藏书编号A.309。《都城十八咏》《江亭十二咏》《海庯十二咏》等，及鄚天赐（1700—1780）招揽文士著有《咏河仙十景》等。芙蒥阮德邻所撰的《螺湖百咏》⑥阮德邻：《螺湖百咏》，越南汉喃研究所藏抄本，藏书编号VHv.450。诗也直承黎贵惇的《潇湘百咏》。

六、结 语

“潇湘”文化在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的传播与接受显示出汉文化圈语境下，日本、朝鲜半岛、越南文人主动向汉文化靠拢的价值取向与行为规范。越南文人笔下的“潇湘”书写不仅拓宽了中国湖湘地域文化的文献范围，也是中越文化交流传播中重要的例证。越南文人接受中国潇湘文化的同时，又推陈出新，将“潇湘”进行本地化、史实化处理，以增强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心与创造力。由于地缘关系，日本、朝鲜半岛文人没有亲身前往潇湘地区的机会，他们对潇湘的认知仅停留在遥想中，所有的信息来源仅能参考中国诗文、绘画作品。因而在日本、朝鲜半岛文人笔下常借用或化用中国文人对“潇湘”的描述，对潇湘作虚观的想象与艺术化的品鉴。而越南文人对潇湘书写的群体主要集中于使臣，他们亲历潇湘大地，对潇湘景致有直观的感悟，还借潇湘抒发思乡怀国的离愁别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