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社会主义”何以可能
——基于对西方左翼学者理论的批判性探讨*

艾 欣 蔡晓良

20 世纪70 年代中期，在历经随二战后世界市场格局的展开而来的黄金时代之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接续出现了产能过剩、利润率下降的危机，而信息和通信技术（ICTs）产业的革命恰逢其时，在市场自由化政策和金融资本的导航下实现了高速迭代和全球范围的广泛铺展。这场以数字化为核心的技术浪潮助推了全球资本主义的重组和转型，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延续。然而，资本主义就此摆脱其行将就木的阴影了吗？2008 年灾难性的经济危机，与今天西方国家寄生阶层的膨胀、中产阶级的衰落、新民粹主义的崛起等日益突显的趋势，恰恰表明，这种延续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数字化时代只不过是让资本主义的矛盾完成了现代化而已。”1[美] 丹•席勒：《信息资本主义的兴起与扩张——网络与尼克松时代》，翟秀凤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第241 页。同时，“社会主义”意识在西方国家迎来了复苏势头。一方面，与以中国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之蓬勃发展两相对照，资本主义国家在结构性危机中难掩衰退之势；同时，借助于数字技术的“解放性传播实践”(emancipatory communication practices)2Stefania Milan,Social Movements and Their Technologies: Wiring Social Change,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2013,p.170.，西方国家无产阶级的抗争中开始出现“社会主义是未来”的口号，部分左翼政党纲领中增加了社会主义的成分和色彩，社会主义理想的感召力再度兴起。另一方面，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生产生活方式的变革，数字技术“解放性禀赋”的彰显使之在替代性社会范式的构想中被寄予厚望，部分西方左翼学者尝试“回到马克思”，拓展以超越“数字资本主义”为目标的社会主义理论，“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由此兴起。

西方左翼关于“数字社会主义”的言说存在诸多大相径庭的观点，但总体上都是在数字经济中探索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的一种组织形式，以期遏制科技巨头的霸权统治、终结对劳动者和用户的剥削，并解决财富分配两极分化的问题。3[英]詹姆斯•马尔登、詹榕、刘明明：《数据所有的民主制还是数字社会主义？》，《国外理论动态》2023 年第2 期。这一思潮的兴起恰如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所言，21 世纪的社会主义“仍然是资本主义的法定继承者”。4[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刘仁胜：《社会主义理想的复兴》，《国外理论动态》2021 年第1 期。当前国内对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既有研究多囿于数字化传播的技术问题和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学科讨论，而未能在科学社会主义论域中充分回应其理论关切：“数字社会主义”论如何认识数字化进程中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变革，“数字社会主义”为何可能？又如何可能？怎样理解支撑起这些论断的总体理论立场和实践理想，其能否通往真正的解放之路？本文基于科学社会主义论域力求回答这些问题，为新时代中国在推动数字化转型的深层次变革中，有效回应数字市场经济的挑战，形成中国特色的数字社会主义新格局提供理论借鉴。

一、衰退与危机的征兆：数字资本主义内在对抗性矛盾的凸显

以“大云物移智链”5指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前沿数字科学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与资本主义社会之间彼此形塑的历史进程，可以被视为追踪当代资本主义转型方向、透视其矛盾实质的重要线索。20 世纪70 年代始，数字技术在资本对新利润增长点的召唤和新自由主义政策的保驾护航中迎来了迅疾的发展，为处于扩张性市场逻辑中的全球化进程的推进和高科技金融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引擎。“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最初见于对金融资本主义的讴歌。1993 年，《福布斯》（Forbes）在一期封面文章中以“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为题，盛赞计算机使诸如期权、期货、远期外汇、利率互换等金融衍生品成为可能。1Robert Lenzner and William Heuslein,The Age of Digital Capitalism,Forbes,vol.151,no.7,1993,pp.62-72.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正是这些备受欢迎的金融产品在15 年后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扮演了“功不可没”的角色。2Christian Fuchs,Digital Capitalism: Media,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Three,London: Routledge,2022,p.24.危机后，在经济上，资本主义国家普遍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大量资本涌向代表着高科技发展水平的ICT 产业，进一步促进了数字技术的规模性跃变，并将ICT 企业的所有权和发展走向纳入资本扩张的版图。在政治上，以“数据新政”（New Deal on Data）3Alex Pentland,Reality Mining of Mobile Communications: Toward a New Deal on Data,Global 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port,2008-09,Geneva 2009,pp.75-80.为代表的倡议于2009 年出台，这项被称为“科技界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友好型新政使互联网剥离了社会责任的义务，进一步推动数据要素产权的私有化和合规化。丹•席勒（Dan Schiller）对此早有预见：数字技术的资本化和社会管制的消解并非技术进步的必然结果，而是一个持续的政治选择。4Dan Schiller,Digital Capitalism.Networking the Global Market System,Cambridge,Mass.: The MIT Press,1999,p.74.

经过十余年的发展，资本主义的数字技术范式催化了“一个划时代的政治经济转型”，数字资本跃升为当代政治经济结构的顶层，并有效地引导着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5蓝江：《数字资本、一般数据与数字异化——数字资本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导引》，《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年第4 期。然而，数字技术作为新时期资本主义维系其霸权结构的机制性变量，并未改变资本逻辑的运行规则和资本自我扬弃的辩证运动。数字资本霸权建基于对“数字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和对“数字劳动”的剥削之上，随着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指数级驱动效应的显现，这种生产关系的束缚性质正日益明晰。西方左翼学者们通过对数字技术发展趋势的诊断，指出数字化无助于资本主义摆脱危机，并试图从数字资本主义的衰退中对“‘数字社会主义’为何可能”这一问题作出回答。

（一）资本对“数字生产资料”的事实占有：从资本集中到寡头垄断

数字技术对社会的形塑主要依托于两个维度的展开，即信息的数字化与超量数据集聚、清洗、分析和应用的自动化。一方面，这一展开过程基于数字劳动资料，即数字基础设施（digital infrastructure）发展与建设的规模化。数字基础设施是链接物理世界和数字世界的桥梁，在广义上包含以知识形式存在的动态发展着的信息通信技术，以硬件形态存在的物理基础设施（如服务器、光纤电缆、信号塔等）和以比特形态存在的信息控制反馈系统（如应用程序、数据库、自适应系统等）。另一方面，这一过程倚赖于数字劳动对象，即原始数据的社会化供给。数据是“人类对借由技术所创造和评估的世界的一种抽象记录”，1Jathan Sadowski,When Data Is Capital: Datafication,Accumulation,and Extraction,Big Data &Society,vol.6,no.1,2019.并不能将之简单理解为“新石油”，因为数据首先是一种不能脱离人类行为而存在的社会产品，低价值密度的原始数据只有经过清洗和结构化等处理程序才能形成具备使用价值和经济效益的数据资源，进入应用和流通等环节。尽管当前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将原始数据的采集列入了监管范围，如欧盟出台了“一般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2GDPR 在引言部分表明了该规例的双重目的，即加强个人保护数据的权利，以及通过促进个人数据在数字市场自由流通以增加商机。官方文件请参看：http://data.consilium.europa.eu/doc/document/ST-9565-2015-INIT/en/pdf.，但在实践中，互联网公司通过诸如以诱导消费者同意其无限制的数据收集协议，否则拒绝提供服务等策略对其实现了合法规避；进一步地，这种对数据收集而不是使用限度的监管错置，使得数字资本对社会数据资源已形成事实占有。由此，原始数据供给的社会化和对“数字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占有，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得以形成的充要条件，也是势必使之陷入泥淖更难自拔的内在矛盾。

在以私有产权和自由市场为特征的体制框架内，凭借对“数字生产资料”的占有，寡头格局在规模效应、网络效应和反馈效应的加持下逐步形成。福斯特和罗伯特•麦克切斯尼（Robert W.McChesney）在对谷歌等公司通过网络效应制造进入壁垒，从而获得越来越多垄断利润的过程分析中，指出这个领域的竞争战略是通过封锁用户数据，并利用需求侧数据的规模效应，使单个公司能够实现大规模的资本集中。3John Bellamy Foster and Robert W.McChesney,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vol.62,no.10,2011.这种集中乃至垄断不仅威胁着市场竞争秩序，还使“预测”公众意识乃至“修正”其行为成为现实的利润增长点。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在分析网络时代的监控资本对人类实践所施加的影响时，指出采集用户行为数据作为“行为盈余”（Behavioral Surplus）的过程中，人类经验成为免费的原材料，用户从寻求服务的消费主体变成了被“提取和征用原材料的对象”，其巨量的超额收益催生了资本对预测、干预乃至操控人们行为以更有效攫取利润的贪婪欲望。4Shoshana Zuboff,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Hachette Book Group,2019,p.296.其结果是：数字媒体通过分析用户个人政治倾向，投放强化个人偏见的广告以左右民主选举；军工综合体通过释放误导性信息来塑造公众对当前战争的看法，以此成为数字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一环；制药企业通过有选择性地资助有网络影响力的智囊团，将知识信息的不对称转化为销售工具，使人类智慧沦为了阻止思考的力量。“比较无知学”（Agnotology）的兴起正是关注到了这种“人造无知”（manufactured ignorance）的生产及其被资本主义公司使用，判断这种资本主义框架内的技术异化将以自由的名义禁锢人类于奴役之中。

（二）资本对“数字劳动”的剥削：资本自我扬弃的辩证运动

在数字技术浪潮推动劳动力市场发生变革的背景下，福克斯运用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对“数字工作”和“数字劳动”进行了区分，1Christian Fuchs,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New York: Routledge,2014,p.351.迪米特里斯•布卡斯（Dimitris Boucas）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指出一般“数字工作”应包括所有创造使用价值的数字活动，这些使用价值被物化在数字技术、无形数字产品和承载数字技术的有形产品中。2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 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8,no.1,2020,pp.48-66.在这个意义上，数字工作指向的是所有或多或少应用了数字技术而进行的物质生产与非物质生产。数字工作内在具有灵活性和模块化的特征，有助于消除固定劳动分工，使劳动者摆脱烦闷单一的消耗性苦役，被寄希望于能够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之一：由谋生劳动转变为乐生劳动。相对地，“数字劳动”则是被置于资本主义和阶级社会框架中的异化的数字工作，这种异化体现在劳动者的劳动能力为资本所控制，并与其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以及劳动产品相异化。资本逻辑中数字技术的现实发展表明，数字劳动不仅并未指向最广大劳动者对社会生产的占有，相反，在全球产品生产和服务交付的过程中，剥削（数字）劳动的社会关系正在延续中深化。

互联网的普及和人工智能的广泛部署催生了基于全球数字劳工组织的新型生产组织形式，促进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的同时，资本增长停滞、通胀加剧、无所不在的失业阴云等重重危机仍是资本—劳动的二元对立在全球范围的外化。在物质生产领域，哈迪•哈纳皮（Hardy Hanappi）在考察了数字化进程中传统工业向第三世界国家的转移情况后，指出这种生产组织形式变革的客观结果是世界范围内有偿劳动力的减少和整体薪酬水平的降低，并导致了“工人阶级的严重分裂”3Hardy Hanappi,A Global Revolutionary Class Will Ride the Tiger of Alienation,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Critique,vol.18,no.1,2020,pp.187-203.。在非物质生产领域，一方面，边缘国家相对廉价的劳动力已成为全球数字空间“不可见”的支柱，如菲律宾等国正日益成为数字内容审查的世界中心，其人口的大部分都按照美国的时区和文化价值观来工作，从清理网络上的色情、暴力和仇恨言论，到为低层次的自动化任务（如远程医疗护理）提供支持。4Sarah T Roberts,Behind the Screen: Content Moderation in the Shadows of Social Media,Yale: Yale University Press,2019,pp.33-72.另一方面，传统消费者向“产消一体”的劳动者转变，具体体现在：1.自助服务模式的成熟，即由平台企业提供接口、由用户自主执行各类服务功能（诸如预约、购买、支付等）；2.商业生态系统的形成，即平台企业提供基础产品、服务或技术，依靠对反馈数据的垄断吸引外部工作者的投入，使之成为低偿、无偿或志愿劳动者；3.社交媒体平台的内容生产，即将过去“被动的观众”变成如今“伪装成自由选择和创造性表达的奴役的主动制造者”。5Donatella Della Ratta,Shooting a Revolution: Visual Media and Warfare in Syria,London: Pluto Press,2018,p.181.由此，“数字劳动”一举入侵了日常生活，“在新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框架中，生产性劳动倾向于渗入和吸纳休闲时间，实现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1Christian Fuchs,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A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Perspective on Capital Volume I,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2016,p.59.

无论资本积累幻化为何种形式，其财富的基础仍然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01 页。。福克斯认为，数字资本主义创造了新的合作形式和技术基础，但囿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这种形式和技术已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必将导致社会矛盾的激化。3Christian Fuchs,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8,no.1,2020,pp.1-31.他引用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这种对立的论述：“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37 页。福克斯判断，数字资本主义之超越、“数字社会主义”之实现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然的。

二、突破与改写的努力：“数字社会主义”如何可能

冷战结束以来，苏联模式指令性中央计划的折戟，使资本与市场被奉为人类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的核心，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apitalist Realism）的阴影下似乎“想象世界末日比想象资本主义的末日更容易”5Mark Fisher,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Books,2009,p.2.。然而，21 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国家的衰落态势日显，经济上在新一轮“危机的边缘”摇摇欲坠，6Douglas Schoen,The U.S.Economy is Being Pushed to the Brink,Pasadena Star-News,vol.9,2022.政治上失衡与分裂的帷幕正徐徐拉开，使“资本主义的末日”不再难以想象；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说明苏联模式的失败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失败，两制的对垒在理论领域明显助推了“回到马克思”的趋势。

在数字技术革命跃升为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杠杆的当前阶段，具有社会主义特征的因素正与日俱增：随着非物质生产的比重逐步上升，“对社会合作的自主性、对无产阶级主体的自我价值化越来越敏感的组织”正在壮大；7Antonio Negri,Marx and Foucault,Cambridge: Polity,2017,p.25.“ 数字公域”（Digital Commons）与“同业生产”（Peer Production）以对抗资本的形态出现；信息和通信设施设备不再只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对象，而成为可以实现自我组织、动员和与资方斗争的工具。在这里，丹尼尔•萨罗斯（Daniel Saros）的观点在“数字社会主义”相关讨论中具有代表性，他相信，生产力的发展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而数字技术则强化了这一发展的方向，恰如迪•阿玛托（Paul D’Amato）所言，这种“物质的和社会的力量”，“在资本主义的摇篮中被孕育出来，并拥有使其（社会主义）现实化的潜能。”1Paul D' Amato,The Meaning of Marxism,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06,p.15.在这一背景下，有左翼学者围绕“‘数字社会主义’如何可能”展开了概念界定和方案设计的讨论，而对具体的实现路径（或称斗争策略）着墨较少，因为他们相信，一旦终结资本统治而不破坏人类创造性潜力的更优越的替代性社会方案得到广泛认同，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人民之间的分歧将迅速消融，直至资本与劳动的最后对抗。”2Daniel Saros,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nd of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New York: Routledge,2014,p.5.

（一）“数字社会主义”的概念界定

数字资本主义加深了剥削，同时也为在资本主义内部萌芽的新生产关系创造了基础。2009 年，凯文•凯利（Kevin Kelly）着眼于数字社区中的共享、合作和集体主义等表征的涌现，用“数字社会主义”一词宣布全球集体主义社会即将到来。他将“社会主义”从政治和阶级相关的内涵中剥离出来，认为新的社会主义形式是自由市场和中央集权之外的“第三条道路”。他设想：当人们“无偿贡献劳动、免费享受成果”，这种去国家化的社会主义将在互联网上运行，国民工厂将被重塑为“连接虚拟合作社的桌面工厂”，国家生产将让位于同业生产，“政府配给和补贴”将代之以“免费商品的慷慨赠予”。3Kevin Kelly,The New Socialism: Global Collectivist Society is Coming Online,Wired,vol.22,2009,https://www.wired.com/2009/05/nep-newsocialism/.在这里，凯利对“数字社会主义”一词的使用及其引发的争论，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危机后大众传媒对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的否定。此后，随着数字基础设施逐渐发展为现代社会的基本骨干，“数字社会主义”开始在理论领域将重组现有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物质手段和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组织形式联系在一起，其概念化就在对技术进步的历史审视和对资本主义现实的本质追问中颠簸前进。

其一，在社会组织形式上，“数字社会主义”应超越市场机制，代之以分布式数据规划。早在上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兴起伊始，部分左翼经济学家就敏锐地意识到信息比特化和核算自动化具有建构社会主义基本组织形式的技术潜力，试图以重启社会主义核算辩论的方式论证社会主义制度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相信“奥地利经济学家对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模型提出的反对意见可以在当前的（数据收集和核算）技术发展水平内得到解决”。4Erick Limas,Cybersocialism: A Reassessment of the Socialist Calculation Debate,https://ssrn.com/abstract=3117890.而米塞斯和哈耶克的追随者则坚称“真正能够有效配置资源的只有市场价格机制”，5韦森：《知识在社会中的运用与误用——从哈耶克的知识分工理论看人类社会的货币控制》，《学术月刊》2018年第2 期。认为核算基础的任何转换都会引起远高于价格机制的系统效率损失。但在大数据技术纵深发展的今天，耶欧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指出，当前资本主义框架下依赖于竞争的社会经济体制已显露出其高昂的隐形成本。尽管现阶段的大数据与算法规划难以在整体上取代价格体系的作用，但在企业内部，这种数据导向型组织模式已得到规模化的应用和检验。如亚马逊的“预测性运输”（anticipatory shipping）能够准确预测客户偏好，在客户下单前就将产品运送至客户端，这表明数据反馈机制不仅能够发掘、预见并促进需求的满足，而且能够实现最低成本的生产组织。基于对这类数据密集型商业模式的诊断，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Viktor Mayer-Sch önberger）和托马斯•拉姆齐（Thomas Ramge）在《大数据时代资本主义的重塑》中强调“反馈数据”（feedback data）1Viktor Mayer-Sch önberger and Thomas Ramge,Reinventing Capitalism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York: Basic Books,2018,p.216.的重要性，认为基于数据的大规模机器训练和自适应反馈机制所产生的“反馈数据”能够代替市场竞争实现最优供需匹配和个人乃至社会的决策代理。莫罗佐夫则更进一步，认为产生“反馈数据”的手段，即数字“反馈基础设施”（feedback infrastructure）的所有权和应用更重要，而这将是未来政治斗争的根据地：以分散的公共和民间社会机构来部署免费的、可供社会集体使用的数字基础设施，将能够实现超越新自由主义市场竞争逻辑的更优越的“数字社会主义” 。2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Left Review,no.116/117,2019,pp.33-67.

其二，在核心价值取向上，“数字社会主义”应以合作和团结为核心取代新自由主义无序竞争。数字经济的生产组织样态具有一种确切的集体主义特质，这种特质有利于现代的非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尽管当前工人阶级意识趋向原子化，但全球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实质联系与交织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D.Williams）认为，“技术、人口和全球经济性质的深刻变化，正在产生基于社区、协作和自我组织而非等级控制的新生产模式。”3Don Tapscott and Anthony D.Williams,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New York:Penguin,2007,p.1.在“公域宣言”中，“同业生产”作为一种松散的个人联合的生产组织形式，将摆脱资本的束缚，从事创造性工作的劳动者在平等的基础上，利用无偿且丰富的知识信息，通过分布式生产手段自愿为一个共同目标结为同盟、组织生产。4Michael Bauwens,Vasilis Kostakis and Alex Pazaitis,Peer to Peer: The Commons Manifesto,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2019,p.4.但当关照现实的发展情况，迈克尔•彼得斯（Michael A.Peters）提示这是一种关注焦点的错置，因为“数字公域”正日趋商业化，劳动者的自主性与充裕信息的可得性正在知识信息的私有化中步履维艰，他明确指出，“数字社会主义”应从根本上去关注“知识产权和数字生产资料所有权的讨论”。5Michael A.Peters,Digital Socialism or Knowledge Capitalism?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nd Theory,vol.52,no.1,2020.

其三，在人的解放方面，“数字社会主义”将以全面自动化助推理想社会的实现。左翼阵营非常重视自动化和劳动解放关系的讨论，认为可以使人“完全摆脱对生产过程的直接参与，摆脱他作为机器系统中一个单纯的齿轮角色，并为他提供启发者、创造者和技术体系主人的地位，从直接的生产过程中独立出来”。1Radovan Richta,Civilisation at the Crossroads: Social and Human Implications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1969,p.112.左翼加速主义将人工智能的发展纳入了新社会的构想，提出了“AI（人工智能）+UBI（全民基本收入）”模式，相信自动化技术能够满足人类所有需求，个人价值的实现、志趣取向的无酬工作、无限供给的公共服务和消费商品将随之而来。2Aaron Bastani,Fully Automated Luxury Communism,London: Verso,2019,p.50,p.54,p.192.的确，在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社会消除劳动分工的设想中，新技术范式能够重新配置所需劳动力的类型并促进劳动社会化，但阿伦•贝纳纳夫（Aaron Benanav）基于对现实资本逻辑的考察指出，技术创造就业的速度往往滞后于消灭就业的速度，技术性失业和劳动力市场的动荡正使“后稀缺”社会的想象变得遥不可及，“由于我们生活在一个大多数人必须为谋生而工作的社会，这个（全面自动化的）梦想可能会变成一场噩梦。”3Aaron Benanav,Automation and the Future of Work-1, New Left Review,no.119,2019.

其四，在社会政治运行方面，“数字社会主义”将以“真正的民主”确保自由与平等的实现。数字技术将如何作用于当代欧洲左翼政党政策和激进左翼社会运动策略，相关分析认为，数字生态系统已成为谈判和斗争的重要空间。4参见Emiliana De Blasio and Michele Sorice,Spaces of Struggle: Socialism and Neoliberalism with a Human Face Among Digital Parties and Online Movements in Europe,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8,no.1,2020,pp.84-100。数字技术可以成为建立共识、传播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卓越工具，数字参与平台能够提供动员渠道、激活情感联系、促进政策制定，并有望延伸出自下而上的民主实践创新、后代议制民主和直接民主形式的创新。但是，有反对意见指出，当前绝大部分数字生态系统是建立在商业模式之上的，其目的是用名义上免费的信息服务和在线平台的技术支持来交换大众用户的数据足迹。尽管企业声称只要数字时空的布展达到一定规模，互联网将克服民主的障碍、消除不平等，社会主义将开始真正蓬勃发展，但事实上，这不过是一种用于平衡数字资本主义的手段。5Evgeny Morozov,Silicon Valley Likes to Promise ‘Digital Socialism’– But It is Selling a Fairytale,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5/mar/01/silicon-valley-promises-digital-socialism-but-is-selling-a-fairy-tale.互联网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能提供多少利于公共讨论和政策制定的信息和视野仍是未知；数字参与平台往往成为资本主义组织和官僚机构使用的纯粹协商工具；数字技术则被简化为资本主义民主化和提高行政效率、实现最低限度治理的单纯技术工具。

（二）“数字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设计

资本主义辩护者在面临批判时，往往会要求批判者拿出新方案来进行说服和佐证，“仅仅证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存在缺陷，说它没有创造一个最完善的社会，这是不够的；必须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制度更胜一筹。”6[奥]路德维希•冯•米塞斯：《社会主义》，王建民等译，商务印书馆，2019 年，第31 页。这就对提出并论证替代方案提出了客观要求。数字信息技术的当代发展为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想象提供了新灵感——超量运算和自适应机器学习系统的迭代进化以及泛在连接、泛在智能、泛在交互的普遍化，不仅使生产组织形式有机会从市场竞争的意识形态包袱中解放出来，也使自组织的社会治理机制和去中心化的资源分配方案有了技术基础。左翼学者们对“数字社会主义”方案设计的大体方向都是在经济批判和伦理批判的基础上着力探索与市场、科层两种治理机制不同的第三种社会治理范式。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所设想的社会主义社会中有组织的社会生产，“分权社会主义”“参与式经济”（ParEcon）等社会主义方案都曾引起关注，而批判者认为这些方案要么未能充分阐明整个机制的发展动力问题，要么无法在拒斥中央计划的同时提供超越市场竞争的资源配置手段。在此基础上，萨罗斯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基于人类需求的资源配置机制必须承担核心作用，随着数字信息技术的当代发展这种机制已成为可能。1Daniel Saros,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Construction: The End of Capital and the Transition to Socialism,New York: Routledge,2014,p.5.他提出了一种去中心化的大规模协调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社会主义方案，即基于“需求概况”，将大量的有效需求转化为数据作为资源配置指南，包括设计类似于Apple Store 的“总目录”，为消费者配备“数字身份证”，围绕“需求登记”和大数据反馈来组织生产，由工人委员会以清空库存为目的制定产品价格以分解价格机制的作用等。萨罗斯方案的特点在于聚焦社会主体的需求，推动需求信息和生产组织指令的顺畅递交，并力图在复杂的有机统一体中赋予个体从事生产的积极性。这一方案的效率问题已在大型ICT 企业中得到验证，如亚马逊以低价吸引客户登记预期需求，奖励订阅定期消费产品的行为以实现按销定产，并通过大数据对比产品搜索率和供应商产品总目录以降低生产成本、开发新市场。萨罗斯相信，如果信息基础设施的应用社会化，使所有生产者都能依据大数据洞悉社会需求、合理组织生产，经济活动效率将超越资本主义社会。但是，这一“按需”组织生产分配的方案是建立在对生产能够无限发展的信心之上，而对于人类生存资源有限性假设的质疑，萨罗斯没有说明。

莫罗佐夫将萨罗斯的这一自动化规划的经济协作系统作为其“数字社会主义”方案设计的重要一环，并作出两个方面的补充。其一，将“团结作为发现过程”2将“团结作为发现过程”（Solidarity as discovery procedure）这一表述是对哈耶克《作为一种发现过程的竞争》（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的改写和突破。哈耶克将竞争比喻为一种“发现过程”，意在强调竞争是一个启发式的，不断创新、试验并获取反馈的过程，不仅意味着择优汰劣从而提高经济活动效率，而且会迫使市场参与者开发新的商品和生产方法及组织形式，因而内在具有科技创新的动力和可能性。参见Friedrich Hayek,Competition as a Discovery Procedure,Marcelus S.Snow trans.,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Austrian Economics,vol.5,no.3,2002。，相信依托大数据平台，集体主义的团结能够取代个人主义的竞争作为推动社会发展、激发社会创新效率的动力机制。作为对哈耶克“竞争是唯一与社会进化相适应的驱动力”的观点的反驳，莫罗佐夫认为，目前竞争逻辑在社会运作的主导性地位并不说明其是唯一的选择，而是自由主义拒绝集体主义、利他主义的政治性干预的结果。在具体形式上，搭建问题“识别—匹配—解决”通路，即打造快速响应的数字反馈系统和与之相适应的算法来识别问题，大规模匹配“问题发现者”和“问题解决者”来促成问题的解决，并在这一过程中开发隐形需求并使之具体化和明确化，以此规避竞争机制下的无序和浪费问题，最终实现效率更高、互利双向的社会合作扩展秩序。

其二，设计“非市场”（non-markets），用大数据手段取代“看不见的手”以协调资源分配和社会事务管理。法律规范的可计算性和大数据技术的应用使海量数据能够被转换为特定的知识形式，这意味着可以依托强大的信息流实现控制论工具的高效运用，使社会系统能够在日益增长的复杂性中及时作出适应性调整，实现熵减和有序。在这里，莫罗佐夫借鉴了20世纪70 年代社会主义智利阿连德政府的“赛博协同控制工程”（Cybersyn Project）开拓性的实践经验，相信以分散的公共和民间社会机构为主体，部署免费公用的数字基础设施，可以达成比新自由主义的无序竞争更有效的社会协调机制。值得注意的是，在“数字社会主义”的社会规范系统的问题上，莫罗佐夫相当克制地称赞了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指出中国在整体社会规模上完成了网格化数字基础设施的铺设，并十分必要地重塑了基于非市场的基本规范基础，因为如果没有这种重塑，“脱离价格机制的任何转变都不会有效地发挥作用。”1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The Calculation Debate in the Age of Big Data,New Left Review,no.116/117,2019,pp.33-67.

在实践策略方面，以福克斯为代表的学者们通过强调数字生产资料所有制和民主决策结构在“数字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优先性，主张在数字经济中争取生产工具的共同所有和组织生产的共同决策，并将其视为促进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力量。具体的政策倡议包括：1.制定法规以限制数字寡头、支持非商业替代品，完善反垄断法，探索拆分平台巨头或国有化的路径；2.对跨国企业征收平台税，用以重新分配基本收入，补偿无酬劳动者的利益；3.支持知识和数字技术的共享，营造团结和多元的文化氛围；4.大力发展公共服务媒体和平台合作社，建设数字公域，摆脱商业化对公共传播的挟持；5.发展“隐私友好型”社会主义，限制个人数据的收集和存储，强化对企业的数据采集行为的监管等。

三、平等与联合的幻梦：对西方“数字社会主义”论的批判性探讨

在理论思想层面，数字技术的当代发展创造了新的行为模式和价值框架，人们开始能够超越为市场主体所内化的资本主义规范，思考与追问一种超越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形式和组织结构。在社会现实层面，西方社会经济与政治危机的频现昭示着新自由主义的破产，引发了群众运动对制度替代性方案的呼唤。“数字社会主义”作为建立在新兴技术发展基础上的反资本主义思潮，其概念化成果和建构性方案为批判与对抗资本主义霸权作出了有益探索。但是，当下西方左翼对“数字社会主义”的讨论，大多止步于对现实发展状况的经验性描述，且缺失了与实践相结合的关键环节，并未构成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理论。总体而言，“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致思路径有别于科学社会主义，表现为论证逻辑上的技术拜物教和实践理想上的改良主义态度，“这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来看绝非真正的社会主义”，1Phil Gasper,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 Road Map to History’s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Document,Phil Gasper (ed.),Chicago: Haymarket Books,2005,p.23.需要基于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对相关论断加以甄别。

（一）在“为何可能”的论证逻辑上深陷技术拜物教的泥潭

罗曼•罗斯多尔斯基（Roman Rosdolsky）在对马克思《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研究中，特别强调了社会主义技术基础的重要性，认为技术的革命性发展使“1858 年流亡在伦敦的孤立的德国革命家的梦想，现在第一次进入了立即可以实现的领域”。2Roman Rosdolsky,The Making of Marx’s “Capital”,London: Pluto Press,1977,pp.427-428.这种技术乐观主义预设了一幅具有自主性和独立性的技术发展图景，相信技术进步能够粉碎旧的生产关系、推动社会生产力的“自我解放”，实现更高级的社会形态。这一观点在“‘数字社会主义’为何可能”的相关论证中得到沿袭，可以说，这些学者们的论证逻辑大体上都是从数字信息技术的当代特征和发展趋势中窥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结构性危机和社会主义乃至共产主义的现实性，从而陷入了技术拜物教的泥潭。

其一，数字技术乐观主义是技术拜物教在“数字社会主义”论中的投影。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认为，科学技术是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中成为意识形态的，技术统治论与技术决定论从表面看来是非意识形态的，但实际上科技具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已成为更具深远影响的“偶像”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 《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李黎、郭官义译，学林出版社，1999 年，第72 页。。无论是莫罗佐夫诉诸制度创新以期兑现数字时代“信息技术所提供的解放性承诺”，还是亚伦•巴斯塔尼（Aaron Bastani）所设想的21 世纪“全自动”乌托邦社会主义，都遵循着相似的叙事逻辑：

一方面，因不能以唯物辩证的历史观理解技术远不止是一种生产力要素，而是包含着以商品交换、货币交往与资本生产为载体的生产关系的规定性和目的性，他们从数字技术的发展逻辑和现实效用出发，将技术因素的进步作用视为消除资本主义弊病、实现向社会主义跃迁的根本力量。但是，他们开展论证“数字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前置性条件，即数字技术的“解放性禀赋”并不存在，技术并不具有解放生产力的必然的“自觉品质” 。4包大为：《生产维度的意识形态出场：恩格斯技术观的当代评价和辩护》，《自然辩证法研究》2021 年7 期。

另一方面，他们要求技术平等和技术自由，却未能看到资本逻辑下的科技进步本身就有使统治合法化的功能，因此这些论证都无法回避三重矛盾的拷问：一是技术平等倾向和数字技术不平等现实的发展悖论，即科技发展内含着人类对平等的诉求，而数字技术正以人们习而不察的资本权力机制固化并加剧着新的不平等。二是生产力数字化的集体主义倾向和数字劳动者原子化的关系变换。尽管“新脑力工人阶级”（new cognitive working class）在“数字公域”中以共享信息和同业协商等方式改善了部分劳动者的薪酬水平和生存境遇，但这些线上运动并非出于阶级意识而是基于个人权利的原则，他们有意与政治导向保持着距离，相信个体力量而非集体动员，1徐偲骕：《迈向传播社会主义/数字社会主义下的未来劳动》，《中国图书评论》2020 年第8 期。其底色仍是新自由主义的，仍在数字资本主义的制度轨道内运行。三是对劳动解放的希冀和结构性失业现实的冲突。技术进步的目标应当是“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的每个成员创造大量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199 页。从而解除异化劳动、实现个人生产力乃至社会生产力的充分发展。但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上升趋势，产业工人面临着绝对边缘化和相对贫困化的困境，马克思对此早有判断：“受机器排挤的工人从工场被抛到劳动市场，增加了那里已可供资本主义剥削支配的劳动力的数量”，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3 卷），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462 页。“ 现代工业和科学为一方与现代贫困和衰颓为另一方的这种对抗，我们时代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之间的这种对抗，是显而易见的、不可避免的和毋庸争辩的事实。”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80 页。这三重矛盾表明，不诉诸动摇社会制度基础即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技术进步就将始终从属于资本追逐剩余价值的目的，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 卷），人民出版社，1998 年，第103 页。仅着眼于技术本身带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改变是徒劳的。

其二，以数字技术为新形态的技术拜物教在根本上仍从属于资本拜物教。将资本视为“自行增殖的价值”，是科学社会主义论域中资本拜物教的核心内容，当代科学技术已成为人类的普遍的对象化形式，它代表着“一种比马克思批判的商品拜物教更深刻全面的异化状态”。6汪行福：《意识形态批判与历史唯物主义——俞吾金先生〈意识形态论〉的启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年第5 期。以观念和理论形态存在的数字技术植根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技术拜物教表现为对技术的崇拜，但在根本上仍是对生产技术的资本支配下的社会关系的崇拜。这种崇拜成为一条未经反思的前设暗线贯穿于“数字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论争中：

一方面，“数字社会主义”尽管是在朝着非市场、非竞争性逻辑的方向重新设想社会系统和基础设施，但仍然受困于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中。如萨罗斯和莫罗佐夫在方案设计中为一个已经瓦解了剥削与异化的架空世界在控制论意义上具体地勾勒一个新社会的运转机器，提出诸如反馈机制、排名系统、“需求概况”的挖掘与匹配，对亚马逊规划系统和苹果或谷歌的应用程序商店模式设计的大量借鉴等，这些表述和论断实际上都是当代资本主义霸权和新自由主义认识论所推动的结果，是资本经济权利的具体表现。同时，仅从数字技术的静态发展特征出发还导致了解决方案的局限性，以不反思数字资本主义政治本性的外在策略去改造社会建构力量，根本无法真正扬弃资本主义的新异化。

另一方面，离开了对现代资本运动的反思，对“数字社会主义”实现路径的探讨就彻底忽略了无产阶级的历史功能。这些论证仅限数字产业与传播领域的简单动员，或干脆轻描淡写地掠过实现这一目标的政治斗争。然而，社会主义的任务早已“不再是构想出一个尽可能完善的社会制度，而是研究必然产生这两个阶级及其相互斗争的那种历史的经济的过程；并在由此造成的经济状况中找出解决冲突的手段”。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 卷），人民出版社，2014 年，第443 页。怀揣着这种生产力的“自我解放”是可以“等待”的历史愿景，而忽略“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的形成路径和政治准备，那么，即使“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45 页。

综上，“数字社会主义”论因落入技术拜物教的窠臼而止步于对资本管理制度创新的呼吁、数字基础设施共享方式的探讨、数据所有权归属的争论，使原本可能深入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批判与超越向度的社会主义理论变成了“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 卷），人民出版社，1997 年，第42 页。。

（二）在“如何可能”的实践理想上寻求与现存秩序结盟的改良主义态度

当数字技术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重要的生产工具和积累载体，对社会主义如何可能的回应就理应包含实现形式（方案设计）和实现路径（斗争策略）两个层面，但出于某种政治安全性的考虑，这一思潮对后者的讨论是缺位的。他们将任务局限在“确定以平台和垄断为基础的当代资本主义如何逐渐让位于未来的数字社会主义”，从而得出一个未经深思的结论：“数字社会主义”社会是可能的，“只要对数字资本主义现有基础设施的彻底改造，以及用户对数字技术参与的改变”，4Dimitris Boucas,Theory,Reality,and Possibilities for a Digital Communicative Socialist Society,Triple C: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8,no.1,2020,pp.48-66.却对如何改造，改造主体乃至改造的前提条件避而不谈。即便是在实现形式上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缺陷的批判，也并不明确坚持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根本标志，而是强调社会主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如何实行“社会主义计划”和“民主决策”。莫罗佐夫在2019 年柏林数字资本主义大会的发言中表明，数字技术提供了一个“重新构想社会民主价值内核”的机会，“数字社会主义”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号召社会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的战术联盟是可能可行且必要的。5Evgeny Morozov,Digital Socialism: Reimagining Social Democracy for the 21st Century,http://www.eurozine.com/digital-socialism/.福克斯在对“数字社会主义”论题的历史考察中也指出，当代民主社会主义的右转趋势无益于平等与联合的实现，呼唤一个“为民主社会主义而斗争的左翼社会民主”。6Christian Fuchs,Communicative Socialism/Digital Socialism,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8,no.1,2020,pp.1-31.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民主社会主义在数字化技术外壳下的变体——寻求与现存秩序结盟，试图通过加强反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监管和与科技进步相匹配的社会福利来改善现存制度，然后将“社会主义”本身移交给遥远的未来。

要理解“数字社会主义”实践层次的本质，就要厘清民主社会主义在理论逻辑和实践策略上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背离。民主社会主义是二战后盛行于西方社会的一种改良主义思潮，作为一个思想体系的作用主要是通过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工党等组织的社会政治实践体现的。1程恩富、张飞岸：《民主社会主义及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区别》，《学习月刊》2007 年第11 期。在经济制度上，民主社会主义的目标不在于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而在于打破权利与生产资料之间的联系，使生产资料所有者的特权成为一切社会成员共同享有的权利。2金建萍：《科学社会主义热点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 年，第20 页。在政治体制上，民主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所阐明的在阶级被消灭之前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奉行超阶级的国家观，主张以对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结构的民主化来争取人类解放。早在19 世纪中叶，社会民主派出现在法国议会上时，马克思就对其实践主张作出了判断，指出他们要求将民主制度作为手段的目的并不在于消灭资本和雇佣劳动，而在于缓和资本与雇佣劳动间的对抗并使之相互协调，并着力消除阶级的革命斗争及其必要性，“以民主主义的方法来改造社会，但是这种改造始终不超出小资产阶级的范围。”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01 页。一个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在数次结构性危机中的调整和转变，民主社会主义也随之经历了若干重大的历史转型，呈现出理论逻辑和实践策略不断调适、“打左灯向右转”的发展轨迹。二战以来，社会民主党派在欧洲一些主要国家执政，作为西方政治光谱中的左翼政党，与主要右翼政党在竞争中轮流执政，成为今天资本主义既定制度的总体维护者和局部改良者。“数字社会主义”思潮的生发和兴起正是基于这一土壤，即面对着成熟的民族国家、相对繁荣的市场经济和自由或半自由的社会制度，其对实现路径的设想仅限于在民主选举的框架内行动，并寄希望于自上而下的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施政方针，以此和平地实现社会主义。这种“伯恩斯坦式”的自信，即便穿上了从“数字工人”“新脑力工人阶级”到“数字党派”的外衣，也终归失之于空想。

在群众运动和社会运动方面，传统的左翼社会运动发展到今天已基本不在阶级斗争的层面来开展。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新社会运动”的形成和发展，就是不断对以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为基本内容和主旨的“传统左翼”的否认和替代，但是，如果不同社会主义运动结合，这类运动就只能停留在消极的、非建设性的街头抗议的水平上，无法转变为改造社会的实际力量。4[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二十世纪的西欧左翼》，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年，第12 页。尽管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和阶级结构今非昔比，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工人阶级仍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体，阶级斗争和阶级运动仍然是最有力量、最有规模、最有前途的左翼运动力量。左翼运动如果仅是作为孤立分散的抗议力量来行动，仅凭对“全世界哲学家/数字工人联合起来！”5参见Marisol Sandoval,Christian Fuchs,Jernej A.Prodnik,Sebastian Sevignani and Thomas Allmer,Introduction:Philosophers of the World Unite! Theorising Digital Labour and Virtual Work -Definitions,Dimensions,and Forms,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2,no.2,2014,pp.464-467;Christian Fuchs and Marisol Sandoval,Digital Workers of the World Unite! A Framework for Critically Theorising and Analysing Digital Labour,Triple C: Communication,Capitalism &Critique,vol.12,no.2,2014,pp.486-563。的呼吁和倡议，不依赖工人阶级的整体斗争，就难以在改变现存秩序上有大的作为。

在今天西方的民主制环境中，传统的左右翼两大政党都在逐渐向中间靠拢，着力淡化意识形态色彩，目的是为争取最广大选民的支持，以尽量减少通往执政之路的阻力。2008 年经济危机以来，其引发的价值危机、合法性危机和信仰危机使资本主义和右翼遭受重创，西方左翼却在“整个世界向左转”的大环境中纷纷败北选举。这说明，危机中激烈的社会动荡和积重难返的矛盾问题，使得不满失望的民众不再看好长期奉行不左不右、温和改良的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但是，这种左右翼“力量平衡”的结果，或者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更加削弱的结果，是新民粹主义或称新法西斯主义的产生。随着具有暴力性质的群众运动在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频率和烈度的增强，人们能够明显感受到新民粹主义势力的蓄势待发，甚至有迅速崛起的可能。事实证明，左翼理论的不合时宜性及其与事实上的革命主体相隔阂的实践溃败亟需反思，而这正是包含“数字社会主义”论在内的当代左翼实践理想的共同困境。

四、结论和启示

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未因以数字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而摆脱行将就木的阴影，对资本主义终结的想象、对系统性替代方案的设想似乎不再是遥不可及的逡巡与张望。作为对资本主义替代性路径的铺设和对社会斗争力量初现的回应，西方左翼学者基于对资本主义数字技术范式的洞察与批判，作出了“数字社会主义”的理论化尝试，相信“资本内在规律的展开既产生了真实世界贫困化的条件，也创造了解放的潜能”。1Paul Stasi,The Grundrisse as Method: Surplus Value,Surplus Labor and Freedom from Work,Science &Society,vol.83,no.4,2019.他们试图在新自由主义价值体系中复兴社会主义理想的价值优先性和正当性，探讨大数据时代超越市场竞争的第三种社会治理模式，以推进人类解放议程的复归。但是，因为脱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陷于技术拜物教的论证逻辑和关键实践环节的缺位，西方左翼学者对“数字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论证终究沦为空想。

今天，我们对西方左翼“数字社会主义”思潮进行批判性探讨，对于高质量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发展，当有所助益。一方面，这一思潮对数字资本主义的批判诸如数字劳动异化、数字技术伦理、数字鸿沟、数字隐私保护等问题，在当代中国数字市场中亦能发现端倪，而这里的区别在于，用恩格斯的一个比喻来说，“正像雷电中的电的破坏力同电报机和弧光灯的被驯服的电之间的区别一样，正像火灾同供人使用的火之间的区别一样”，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 卷），人民出版社，2009 年，第560 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使同类问题的识别和治理能免于意识形态的阻力，得到更富于效率的政策支持和工具选择。尽管数字市场在起步阶段呈现先天竞争不足与后天垄断并存的问题，但经过十余年从夯实基础到赋能全局的战略部署和一体推进，2022 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50.2 万亿元，总量稳居世界第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5%，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http://www.cac.gov.cn/2023-05/22/c_1686402318492248.htm。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已转向深化应用、规范发展、普惠共享的新阶段。另一方面，数字中国建设是数字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纵深推进的重要引擎，已成为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的有力支撑。《数字中国发展报告（2022 年）》显示，中国在数字基础设施规模、数据资源体系、数字政务协同服务、数字治理、数字安全保障体系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即便是在谋求政治安全性的西方左翼话语中，也不乏对数字中国建设成果的充分认可，而这恰恰是“‘数字社会主义’何以可能”的现实答案。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进入21 世纪，如何在与资本主义制度对垒的大变局中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提炼、总结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数字经济理论，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推动数字经济发展上的制度优势，应当是考察“数字社会主义”思潮之得失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