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家风中廉洁文化的当代价值

朱林

（中国药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南京 211198）

孟子云：“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中国传统社会视“家”与“国”为同构体，认为家是最小的国，国是千万家的集合，“家”与“国”紧密相连，家国情怀深植于每个中华儿女的血脉之中。中国传统文化高度重视家庭、家教、家风，儒家思想中的修齐治平强调，修身齐家是承担社会责任、治理国家和平定天下的前提和基础。历史上，许多著名家族注重德行和教育，在治家教子、修身处世等方面为家族成员和后代设定严格的规范，并通过教育训诫、劝诫和勉励来促进伦理教育、规矩的形成和人格的塑造，形成了《颜氏家训》《朱子家训》《袁氏世范》《曾国藩家书》等一系列家训和家规。这些家训和家规不仅铸就了世家大族代代相传、兴旺发达的独特家风文化，而且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人、家庭乃至于整个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广大家庭都要弘扬优良家风，以千千万万家庭的好家风支撑起全社会的好风气。……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风。……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1]。传统家风中蕴含着丰富的廉洁思想和文化，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发掘其中的廉洁“因子”，用以涵养克己奉公、清廉自守的精神境界，进一步加强党员干部廉洁教育和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

一、何为家风

“家风”一词，最早见于西晋文学家潘岳的作品《家风诗》中。潘岳自述家族风尚：“绾发绾发，发亦鬓止。日祗日祗，敬亦慎止。靡专靡有，受之父母。鸣鹤匪和，析薪弗荷。隐忧孔疚，我堂靡构。义方既训，家道颖颖。岂敢荒宁，一日三省。”

什么是家风？家风也称为门风，指一个家庭（家族）世代相传，体现成员道德品质、精神风貌及整体格调气质的家庭（家族）生活作风和文化风格，即一个家庭（家族）的“家文化”，是一个家庭（家族）核心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2]。

中国传统家风通常与家训、家规紧密相关。家风主要是通过无形的影响、熏陶和塑造来体现，而家训、家规则作为具体的训诫和规劝家庭（家族）成员在立人、处世、营生、学习等方面的价值规范和行为准则，是相对明确的、成文的规范，是家风传承和立德育人的具体形式和载体。

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风的传承。中国传统家风、家训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在西周时期，周公所著的《姬旦家训》便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到了南北朝时期，文学家、教育家颜之推所创作的《颜氏家训》成为中国传统家教的典范教材，广泛传播，影响深远。明末清初的理学家、教育家朱柏庐所著的《治家格言》，也称《朱子家训》，其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成为三百多年来极具影响力的治家规范书，被誉为“治家之经”。

家风是家庭的精神内核，是家庭长期培育和熔铸的伦理道德和文化氛围。家风具有榜样性、深刻性、社会性、传承性和相对稳定性等特点。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是家族传承和繁荣发展的关键。家风对家庭成员的影响是长期的、全面的、深入骨髓的。有些人即便到了耄耋之年，身上仍旧带有家风留下的痕迹。受颜家家训和家风的影响，在安史之乱期间，颜之推的五世孙颜杲卿镇守常山抵抗叛军，虽兵败被俘但宁死不屈，拒绝投降，最终被安禄山肢解而死。书法家颜真卿，颜杲卿的堂弟，以其刚正不阿和正气凛然的品质，与颜杲卿一同抗击安禄山叛乱，后在李希烈叛乱时，不顾个人安危前往劝说，最终被李希烈缢杀。

二、传统家风中的廉洁文化意蕴

传统家风家训的教育内容广泛，包括修身、进德、治家、教子、睦亲、励志、勉学、处世、报国等多个方面。其中，廉洁作为个人品德的核心，作为那些有机会进入官场的家庭成员的道德要求，构成了传统家教的重要部分。因此，廉洁和廉政教育在传统家风家训中占有重要位置。

什么是廉洁？“廉洁”一词最早出现在《楚辞·招魂》中：“朕幼清以廉洁兮，身服义而未沫”。春秋时期，齐国政治家管仲把“廉”作为治国基本纲领之一，把为政之廉提升到关系国家命运的高度：“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东汉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将廉洁注释为“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不难看出，传统文化中人们将不贪钱财、两袖清风视作廉洁的重要表现。

传统家风中的廉洁规范要求和廉洁文化内涵对于家庭（家族）的繁荣兴旺、民风社风的清朗淳朴以及政风的清明端正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指导作用。这些要求和文化内涵不仅对个人和家庭产生深远影响，而且与国家的兴衰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以勤俭养廉

勤勉俭朴、节约用度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咏史》写道：“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是持家之基。如果家庭成员游手好闲、挥霍无度、奢侈浪费的话，即使是豪门显贵也难以承受这样的消耗，终有坐吃山空、家财散尽的那一天。所以，中国古语有云“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这就是俗话说的“富不过三代”“道德传十代”。只有良好的家风所培育的后人才具备传承的资本。故朱柏庐在《劝言·勤俭》中警醒学生：“勤与俭，治生之道也。不勤，则寡入。不俭，则妄费。寡入而妄费，则财匮。财匮，则取。愚者为寡廉鲜耻之事。黠者入行险侥幸之途。”

我国传统家风教育常将节俭视为德行的基石和廉洁的出发点。只有通过尚俭节欲、淡泊名利，我们才能够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抵御奢侈享乐思想的侵蚀和各种物质欲望的诱惑，从而避免陷入骄奢淫逸的境地，防止犯下严重错误。对于那些担任公职的人来说，更应以节俭培养廉洁之心，勤勉政务，尽忠职守。北宋政治家司马光在写给儿子的《训俭示康》中强调“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并诫勉其子“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明末清初理学家孙奇逢在《孝友堂家训》中告诫族人：“子弟不成人，富贵适以益其恶；子弟能自立，贫贱益以固其节……克勤以绝耽乐之蠹己，克俭以辨饥渴之害心。”

（二）明义利塑廉

中国传统儒家总体的价值取向是重义轻利，孔子强调的“见利思义”、荀子所说的“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等观点都体现了这一点。《白鹿洞书院学规》中进一步提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意即匡扶正义却不谋求个人的利益，彰明道义却不计较自己的功劳。传统家风家训文化同样注重德、义，淡化财、利，教育家族子弟不妄取、不损人利己、不贪不义之财。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放翁家训》中直言：“若夫挠节以求贵，市道以营利，吾家之所深耻，子孙戒之。”田母拒金的故事颇有教育意义，田母教育田稷：“非义之事不计于心，非理之利不入于家。”为官从政者更应遏制贪欲，守得住清贫、经得住诱惑，防止在义与利的天平上发生倒向后者的倾斜。

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家风家教中并非将“利”视作洪水猛兽，拒绝物质财富和利益，而是主张对利益的追求要合乎正道，要遵从“义”的原则。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春秋时期的政治家范蠡曾经三掷千金，三次散尽家财，又三次重新发家。当民众遇到灾难时，他就把自己的钱财拿出来布施，可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为官从政者谋利的重心不应是一己之利，而应为国、为民、为长远谋利，故《钱氏家训·国家》说：“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者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者更谋之。”

（三）秉公正守廉

由于封建制度的落后和人治思想的弊端，中国传统社会中官场腐败和吏治不清的现象普遍存在。人们渴望“青天大吏”和公正廉明的循吏，公正廉洁是评判为官从政者素质和操守的首要标准。明代仁和教谕汪天锡在《官箴集要》中写道：“为政者以正为本，以廉为先。”

古代官宦之家重视刚正不阿、公正无私的家风家教传统，教导从政的子弟勤政为民，通常将清廉为官作为最重要的教育内容。北宋政治家贾昌朝在《戒子孙》中强调“仕宦之法，清廉为最”的为官从政准则，认为清白的家风比升官晋爵更能荣耀门第。北宋名臣包拯在青年时期便写下“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的明志诗。这种清心直道的廉政品格塑造了包拯日后勤政爱民、公正执法的形象，并赢得了“包青天”的美誉。他的后代，如包绶和包永年，也以清正廉洁著称。

廉洁从政者要在思想认识上克己勿贪，才能为官清、持家久。南宋理学家真德秀在《西山政训》中说：“律己以廉。凡名士大夫者，万分廉洁，止是小善，一点贪污，便是大恶。不廉之吏，如蒙不洁，虽有他美，莫能自赎。”有“江南第一家”之誉的浦江郑氏义门在宋元明清累计173人做官，无一人因贪墨而罢官。《郑氏规范》规定族人：“子孙器识可以出仕者，颇资勉之。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蹈贪黩以添家法。”

（四）行入世促廉

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倡导积极参与社会，重视经世致用和为民服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体现了仁人志士的家国情怀和对民族责任的深刻理解。这种深厚的家国情怀是中华民族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精神支柱。传统家风教育除了注重个人修养和家庭和谐外，还涵盖了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换句话说，家风家教不仅与个人和家庭的发展紧密相连，而且与国家的繁荣和社会的安定息息相关。特别是在官宦之家，他们将清廉视为家教的首要原则，同时也教育和引导家族后代怀有勤政爱民、忠诚报国、扶危济困、救难怜贫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陆游曾作《五更读书示子》告诫儿子：“吾儿虽戆素业存，颇能伴翁饱菜根。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清时有“天下第一廉吏”之称的于成龙，身居高位却“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粗茶淡饭，节省俸禄，以救灾民。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贪官污吏形成鲜明对比。

躬身入世、济世为民。恪尽职守办好事、做实事，是廉洁为官的最终落脚点。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就批判了当时社会上的知识分子脱离实际的不良风气，“吾见士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并反对依靠名声来谋取金钱私利的行为，“吾见世人，清名登而金贝入，信誉显而然诺亏，不知后之矛戟，诲前之干橹也”[3]。

三、传统家风中廉洁文化的现实借鉴意义

传统家风家训中的廉洁、廉政“因子”以及家教方面的成功经验，不仅在当时对促进家庭和睦、社会和谐与政治稳定发挥了巨大作用，而且在今天加强公民尤其是党员干部的廉洁教育、家风建设和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方面，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一）坚持抓早抓小，奠定廉洁人生观的根基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则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传统家风家教强调从幼儿教育开始的重要性，“人生小幼时，精神专注，成长后，思虑分散，故应早教，勿失良机”。

孩子从出生起就直接或间接接受家庭教育，家教的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人格形成。因此，我们在早期家庭教育中应融入廉洁教育内容，设定明确的行为底线，引导孩子树立公平竞争、遵纪守法、诚实守信的价值观，为人生打下坚实的基础。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以自己的教育经历为例，跟子女谈论了自己小时候的教育经历，“昔在龆龀，便蒙诱诲；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3]这表明，早期开始的廉洁教育有助于孩子成年后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品质，抵御不良诱惑，做人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

（二）注重言传身教，促进廉洁自律主体人格构建

家风，虽然看似无形，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家庭（家族）成员的思想形成和人格塑造。传统家庭（家族）中的长者谨言慎行、率先垂范，通过家教家规、日常言行举止等方式，将主流道德规范、廉洁要求深深烙印在子孙后代的道德品质之中，教育引导他们立德修身、勤俭持家、清廉从政。范仲淹便是俭约自守的典范。他对衣食并不过分追求，除非有宾客来访，否则不轻易食用肉食，并时常教导子孙恪守清苦俭约的家风。在他的熏陶下，范氏子孙也养成了俭约的习惯。范纯仁，作为范仲淹的次子，为官前后均保持廉洁节俭的品格，其子范正平幼时更是步行前往距家二十多里的觉林寺读书。即便在烈日炎炎之下，他也仅持一把破扇遮阳，来往行人均不知他乃当朝宰相之子[4]。

长辈的言传身教很重要，朋辈的影响也不容忽视。朱熹在《给长子书》中就教导其子要交“敦厚忠信，能攻我过”的“益友”，不交“谄谀轻薄，傲亵狎，导人为恶”的“损友”。

（三）配以惩戒处罚，加强警示警醒效应

廉洁教育需要正反结合，既要坚持正面引导，又要加强警示教育，在“不想腐”和“不敢腐”上共同发力。传统家风、家训、家教中关于廉政、廉洁教育多为劝诫性要求规范，但也会采取强制性惩处措施，如训诫、罚款、逐出、送官严究、鸣官处死甚至私自处死。包拯的孝肃家风极为严格，他曾写下“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的家训，并刻于石碑，警示子孙不得贪赃枉法。

《郑氏规范》对子孙做官也有严格规定：“子孙出仕，有以赃墨闻者，生则削谱除族籍，死则牌位不许入祠堂”“吾家既以孝义表门，所习所行无非积善之事，子孙皆当体此，不得妄肆威福，图胁人财，侵凌人产，以为祖宗植德之累，违者以不孝论”。惩戒处罚的强制性规定，弥补了国家律令的不足，惩恶扬善，培养子孙品德，发挥了维护家族兴盛和社会稳定的积极作用[5]。

（四）突出慎独居敬，自觉遵循表里如一

廉洁教育只有内化于心，才能外化于行，形成表里如一的自觉遵循。中国传统文化特别重视慎独。“慎独”一词出自《礼记·中庸》：“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传统儒家文化强调的是以“内圣外王”为目标的伦理型政治文化，决定了古代社会廉政教育更注重通过道德教化和个人自我修养等方式来实现，强调为官从政者要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提升道德人格，以实现廉洁从政的目的[6]。

东汉名臣杨震以其清廉为官而闻名。一次赴任途中，他被其曾推荐入仕的故人王密夜访，并带来十斤重的金子相赠。王密声称无人知晓此事，劝杨震接受。然而，杨震坚决拒绝，以“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为由，使王密羞愧而去。即使在无人监督的情况下，杨震仍谨慎从事，不越雷池，不逾规矩，自觉崇德守法，不存欺天欺心之念，不做人前一套背后一套的“两面人”“阴阳人”。这样的廉洁廉政教育才真正发挥了实效。

我们必须认识到，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封建社会制度对传统家风中的廉洁文化及其教育带来了局限性。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君本位思想下的廉洁教育、清廉从政的根本目的在于忠君，维护封建统治。传统的廉洁文化建立在人治和森严等级制度之上，与现代社会的平等、民主、法治理念存在不兼容性，过分强调个人自律和克己，而忽视了防范贪腐的制度建设。传统教育中还包含了读书做官、光宗耀祖、轮回报应等封建思想。因此，我们需要以辩证的眼光来看待这些传统，积极吸收其精髓，坚决摒弃其糟粕，不断助力新时代的廉洁文化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