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种不同文化体系背景下对积极随缘认知的对比

张宗倩，牛娟

（贵州黔南经济学院，贵州黔南 550600）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会遭遇不如意的人或事物，并由此带来负面的情绪体验。因此，有人提出，我们应当积极随缘地生活。在不同的文化体系背景下，人们对积极随缘的理解和认知各不相同。这些不同的认知会导致人们在实践积极随缘时产生不同的结果。本文将从世俗文化、心理学、儒家文化三种不同的文化体系出发，对“积极随缘”的认知进行分析。本文通过对这三种认知的对比，进一步探讨，什么是真正的积极随缘？哪一种积极随缘的实践结果更为有效？为什么它有效？

一、世俗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心理特异性分析

世俗文化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来理解。广义的世俗文化指的是人们在现存生活中所具有的、社会上一切由人建造和改造的存在元素，既包括精神方面也包括物质方面。狭义的世俗文化则是指基于自私自利、损人利己为背景而建立的人为存在元素。

认知心理主要涵盖认知模式和认知心理机制。认知模式指的是人在获取与处理内外部信息过程中，在心理意向性主导下，各心理元素的结构与功能系统的整合。它包括观念、逻辑、策略活动、经验、表达技术等核心成分。认知心理机制则指的是由外部刺激引发的、以意向为核心的心理因素动态关系系统，包括认知流程、意向动量、体验策动、加工方法等[1]。

在世俗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观点源自世代相传的熟语以及个人或他人的经验总结两个方面。关于积极的认知观点，世俗文化中流传着许多熟语。例如，“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人们在成长过程中不断努力克服困难，并最终获得自己或他人认可的成绩，从而体验到积极的情绪。为了延续这种积极情绪体验，个人会不断努力以达到期望的结果。这样的经验和观点通过家族传承代代相传。由先祖们的经验形成的包含随缘的认知观点的熟语有“生死由命，富贵在天”“命中若有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和“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等。这些熟语通过口头传播或书面记录的方式代代流传，形成了许多人心中“命由天定”的认知观点。当人们在努力进取的过程中遇到连续的失败或挫折时，他们可能会通过分析自身或他人的经历总结出“我就是这么命好”或“我就是这么倒霉”的认知观点。这样的经验和观点也通过家族传承代代相传。上述关于积极随缘的观点是普遍的表面现象。然而，在具体事实上，世俗文化体系下的积极随缘观点可能还存在其他潜在的、与表面不相符甚至相反的认知观点。

在世俗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逻辑主要围绕天意或命运展开。在这一文化背景中，许多人深信风水的理论。他们认为如果家宅或祖坟的风水好，则个人将会拥有相应的好运。此外，他们也坚信命运之说，认为人的命运是由天注定的，无法通过任何努力进行改变。由于绝大多数人难以对世间复杂多变、充满奇异现象的事物给出解释或看清其本质，他们往往将这归因于一种无法看见的神奇力量的作用。在这些人看来，“天”是那些神秘事物中的一员，因此，产生了“老天爷”“天意”等词汇，用以解释那些他们无法理解的现象。从前文关于世俗文化下积极随缘的认知观点中可知，这种文化背景下的人们既有基于个人积极向上发展的认知逻辑，也有将命运归因于天命的认知逻辑。随缘的观点则更多地倾向于认为是天意和命运在起作用。当取得成功时，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因为自己天生命好、祖上积德或家宅及祖坟风水良好等原因。相反，当他们遇到失败时，也可能会将原因归咎于命运不佳、祖上无德或家宅及祖坟风水不佳等。以上所述的世俗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逻辑是基于普遍的表面现象进行分析，但实际上，可能还存在许多潜在的、与表面现象不相符甚至相反的认知逻辑。

世俗文化体系下的积极随缘以满足自身利益需要为意向动量。所谓意向动量，意向是指一种带有朝向性的内在精神存在，动量是指这种精神存在的能动性和能动级别。在世俗文化中，大多数人通过不断地积极进取和努力奋斗来满足自己的需求。这些需求往往表现为对名利和权力的追求和占有。由于这种以满足自身利益为目的的意向动量，世俗文化中关于风水、天意、命运等理论也被视为追求名利的工具，进一步加强了对随缘行为的影响[2]。例如，好的风水被认为能带来财运，好命则意味着更多的财富或更大的权力。尽管以自身利益需求为意向在一定程度上能促使个体积极进取并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困难，但不论是追求成功的目标还是在失败时的归因，人们都倾向于依赖外在的、不可控的因素。因此，可以说，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下，个体在积极随缘的意向动量上相对较低。这使得个体在面临重大挫折时可能显得格外脆弱。

二、心理学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心理特异性分析

心理学文化指的是心理学家和心理学工作者通过实践研究形成的一套关于人类心理知识、方法和原理的系统。虽然心理学本身没有直接提及“积极随缘”的概念，但为了便于分析对比，我们可以将心理学中与积极随缘相似的理论提出来进行探讨。

在心理学的众多流派或心理咨询方法中，存在着与积极随缘相似的认知观点。其中，典型的包括人本主义和森田疗法等理论。人本主义理论的核心思想是自我经验与概念的一致性，即不迎合他人而生活。自我概念不是由个人的评价过程来决定，而是内化他人的价值观而否定自己的经验。这种否定导致自我经验与自我概念的不一致，从而产生矛盾、冲突或不适应。人本主义理论认为，个人不应迎合他人去生活，而应摒弃那些为了适应社会和他人需求而偏离自我经验的思想和行为。人本主义还强调人在社会中的责任与权力，提倡人们应履行自己的义务和权力，承担自己的责任。这种责任和义务源自个体的选择，而个体的选择应具有自主性，可以不受与他人的攀比或他人强迫的限制，过一种承担自身责任与义务的真实而自在的生活。森田疗法，由日本东京慈惠会医科大学的森田正马教授（1874-1938）创立，被称为神经症的“特殊疗法”。其核心理念是“顺其自然，为所当为”。顺其自然意味着顺应万物的自然规律，例如，考试紧张、心中有杂念、遇到不顺心事情感到烦恼都是自然的情绪反应。为所当为则是指不应纠结于情绪和杂念，而是应专注于当下应做之事，无论过去还是未来，重点在于关注当下[3]。

在心理学文化体系下，积极随缘的认知逻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生活中的积极随缘心态。人本主义强调个体自身，重视自我价值，并强调自我一致性以及发现和运用自我潜能。个体在生活中，依据自身的选择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并享有权利，力求做到最好。面对生活中的困难，个体会保持积极态度去面对挑战。而对于那些超出选择范围的人或事物以及其制度或规则，个体不会让这些因素左右自己，以避免内心的动荡和不安。在森田疗法中，顺其自然是指对于自己所面临的各种情况的结果，无论是好是坏，都去接纳它。即便遇到负面情绪，自己也不被这些情绪所左右，而是让它们自然消散。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个体发挥自我潜能，而且促使他们在面对生活的各种情况时，能够保持一种积极且随缘的心态。

心理学文化体系包含多种类型，其中人本主义和森田疗法构成一种类型。虽然我们不能将这两种理论精确地定位在同一位置，将它们并列主要是因为两者都注重提升人的现实生活质量。这两个理论的共同点是它们都以促进心理健康为意向动量。在心理学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心理学家通过对大众心理状态的观察和分析，通常会将自己的经验和理解融入研究中，从而形成独特的心理学文化。这种心理学文化反映了人们包括意向动量在内的实际情况。一般而言，每个人都追求心理健康，心理学家在解释和分析心理现象时也以引导人们培养健康积极的心态为目标。因此，心理学文化体系下与积极随缘相似的理论是以促进心理健康为意向动量。这一目标与对名利的追求无关，是个体基于心理规律的自我调节。追求心理健康是人内心深处的需求，与世俗文化体系下的意向动量相比，心理学文化体系提供了更高层次的意向动量。因此，当个体遭遇挫折时，他们会拥有比那些受世俗文化体系影响的人更强大的心理能量来面对挑战。

尽管人本主义和森田疗法都与积极随缘的理念相似，但它们并未深入探讨积极随缘的根本原因。从这两种理论的视角来看，它们不足以让个体完全理解积极随缘的深层次意义，因此，个体可能无法全面地采纳积极随缘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三、中国儒家文化背景下对积极随缘的认知心理特异性分析

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思想流派之一。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民的生活、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儒家思想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注重道德伦理的建设和个人修养的提升。笔者通过探究总结出一个重要的理念就是“积极随缘”。

在儒家文化视角下，“积极随缘”是一种至关重要的认知方式和生活态度。这一概念教导人们在遇到逆境和挫折时，应保持不抱怨、不埋怨的态度，以平和的心态面对挑战，努力去适应和解决问题。同时，它也鼓励人们接受所有的结果，不过于强求或执着。这种思维方式和生活态度在儒家文化中广受推崇，被视为体现智慧的重要表现。

儒家文化中强调的积极随缘，是在坚持自己努力奋斗的同时，接纳命运的安排，而不会因外在的变故而失去内心的平静。这与儒家文化崇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核心理念相契合。儒家思想强调，个体需要培养自己的品德修养，通过持续的学习、自我完善和积极进取，以达到积极适应社会和命运的境界。这种积极随缘并非是消极等待或盲目顺应，而是在意识到命运不可完全控制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积极的态度，努力在可控范围内尽最大的努力，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这一概念在儒家文化的多个方面得到体现，特别是在对“命”与“德”的理解上。儒家认为，“命”即天命，对个人生命境遇的解释属于“宿命论”。然而，与纯粹的宿命论不同的是，儒家强调通过“德”的修养，即个人品德和能力的提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转化和超越“命”[4]。例如，孔子在《论语》中多次强调“命”与“德”的关系。他认为，虽然人的生死贫富受到命的制约，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行为选择却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孔子的这种观点明确地表达了一种积极随缘的生活态度，即在面对不可改变的“命”时，通过不懈的“德”的修为来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孟子也提出了“尽其心，知其性，知天命”的观点，认为个体应通过发挥自己的潜能，了解自己的本性，从而理解天命。这反映了一种主动进取的态度，即使面对难以抗拒的命运，也要尽力实现自我完善[5]。

这些观点均体现了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精神。在接受不可改变的外部条件时，个体通过内在努力实现自我超越。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对个体的认知心理有着深远的影响。首先，它促进了个体形成一种平和的心态，使之能够在面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与挑战时保持心态稳定和积极。其次，这种态度鼓励个体在承认自身局限的同时，不断寻求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个体以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责任的双重目标为动力。这种动力相比于世俗文化体系和心理学文化体系中的动力更为强大，也使个体在生活和工作中保持更佳的状态。

在儒家文化背景下的积极随缘是一种深刻的生活智慧和处世哲学。它不仅认识到了生活的不可预测性和外部条件的限制，而且强调了内在努力和个人修养的重要性。通过积极随缘，个体可以在接受命运的同时，不断寻找自我超越的路径，既保持了内心的平静，又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环境中，儒家文化中的这一理念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价值。

在儒家文化中，人生的目标是追求道德完善和个人成长，而人生的旅程则是一个不断面对挑战和逆境的过程。儒家文化提倡的“积极随缘”被认为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在生活中更好地应对挑战和逆境的积极心态，进而促进自我成长。例如，在工作中遇到挫折时，一个持有“积极随缘”心态的人会首先保持冷静，分析问题的原因，随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感到过度焦虑或沮丧。这种心态还能帮助人们更好地适应环境变化，避免因环境的变化而感到失落或绝望。在这种认知下，人们不会轻易被生活中的挫折所击倒。相反，他们会坚守自己的信念，更努力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并更懂得珍惜生活中的美好时刻。当人们能够积极随缘地面对生活中的挫折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变得更稳定。他们不会轻易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和积极态度来调整自己的情绪。这种心理状态不仅能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且能让他们的生活更加充满快乐。

四、三种不同文化体系对积极随缘的实践建议

依托于世俗文化体系的积极随缘，在实践中可能会伴随疑惑、抱怨或无奈等情绪。因此，在世俗环境中，人们应该努力克服自我，保持自己的心态不急躁也不懈怠，有选择性地决定行动可以带来暂时的安稳。

我们在心理学文化体系下实践积极随缘，相较于世俗文化体系，情况略显改善，重要的是要警觉自己是否存在攀比或自贬的心理。保持一种既不狂妄也不自卑，踏实承担的态度，有助于达到暂时的安心。

在中国儒家文化体系下实践积极随缘，则能在实践中使人展现更强的心理韧性，从而拥有更坚强的心理。通过接受现实、调整心态和增强自我控制力，我们可以更加平和地面对生活中的各种变化。这不仅使我们能够不被情绪波动所左右，而且能保持清晰的判断力。在这种认知下，我们可以更自信地面对生活中的挑战，不断追求自己的目标，最终达到一种自我和谐与幸福的状态。

五、结束语

在认知疗法中，我们可以利用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思想来改变来访者的认知和行为，从而达到治疗效果。我们通过引导来访者采纳儒家文化体系下的积极随缘思想，使他们能够更智慧地应对生活的困难和挫折。

首先，通过向来访者传授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思想，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生活中的挫折和困难是自然现象，并非什么可怕的事情。这样的理解能够使来访者摆脱过度的焦虑和担忧，从而更平和地面对生活挑战。

其次，通过教授来访者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思想，我们还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些事情无法控制，唯有顺其自然。这种认识能够让来访者释放不必要的责任感和压力，更轻松地面对生活挑战。

最后，通过向来访者灌输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思想，我们能帮助他们意识到生活中的每一刻都是宝贵的，应当被珍惜和感恩。这种认识鼓励来访者以更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从而变得更乐观和自信。

总之，儒家文化中的积极随缘思想在认知疗法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种方法对于治疗来访者的心理问题非常有效，是值得我们在实际操作中尝试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