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扶贫时代精神扶贫助力贵州乡村振兴研究

郑 烨

（贵州财经大学，贵州贵阳 550025）

0 引言

乡村振兴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重大战略，也是走好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应然要求。2020年底全面脱贫任务完成之后，我国进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人民共同富裕，继而实现现代化的后扶贫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非常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1]。就贵州而言，经过五年全力脱贫攻坚，2020年底全省实现了66个贫困县全部摘帽，923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192万群众搬出大山，减贫人数、易地扶贫搬迁人数均为全国之最，书写了中国减贫奇迹的贵州篇章[2]。然而，目前贵州农民的收入仍然明显偏低，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因而，持续开展物质帮扶基础上的精神扶贫，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增强群众内生发展动力，是贵州扎实做好乡村振兴大文章的必然之举。

1 脱贫攻坚阶段贵州精神扶贫取得的突出成绩

“‘志之难也，不在胜人，在自胜。’脱贫必须摆脱思想意识上的贫困。”诚然，要“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成脱贫攻坚的强大动能”，必须“实行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以“引导贫困群众依靠勤劳双手和顽强意志摆脱贫困、改变命运[3]。”贵州在脱贫攻坚的决胜阶段，十分重视精神扶贫在群众全面脱贫中的重大作用，取得了可喜成绩。

1.1 扶志：让群众有信心脱贫

扶贫工作中，真正让老百姓脱贫，得使其有摆脱困境的斗志和勇气，扶志就是扶思想、扶观念、扶信心。为此，贵州在脱贫攻坚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尝试：

一是组建了“五级联动”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向群众开展以“六讲”为内容的宣讲活动。2017年以来，在贵州省市县乡村五级“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的引领下，由多条战线人员组成的讲习员队伍深入脱贫攻坚一线，向基层群众开展讲思想、讲感恩、讲政策、讲技能、讲比武、讲道德宣讲。这些宣讲，既宣传了党的脱贫政策、理清了地方脱贫思路，还向群众传授了发展技能、为其找到了致富门路，让群众有了摆脱贫困的信心勇气。二是发挥基层干部和先进群众的模范引领作用，以榜样的力量来感召广大群众，增强其脱贫动力。五年的脱贫攻坚，“团结奋进、拼搏创新、苦干实干、后发赶超”的新时代贵州精神深入人心，更在广大基层干部和先进群众中深入践行，涌现出了诸如“改革女先锋”余留芬、“时代楷模”黄大发、“当代女愚公”邓迎香等优秀基层干部，以及赤水独臂农民刘青平、印江养牛郎王昭权等一大批先进脱贫群众。这些脱贫典型自立自强、奋发有为的精气神，深深影响了基层人民，坚定了其不向贫困低头、甩开膀子奔小康的意志。三是结合地方文化，挖掘和弘扬当地脱贫精神，鼓舞群众树立摆脱贫困的斗志。贵州红色文化底蕴深厚、民族文化特色鲜明，为此，贵州各地通过不同方式将之转化为群众的脱贫斗志。如安顺市关岭自治县，结合1978年顶云乡积累的“顶云经验”，将之适时升华为“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顶云精神”，使其在脱贫攻坚战场上得以弘扬，成为当地群众摆脱贫困的内生动力和精神丰碑。又如遵义市余庆县，自2001年“四在农家”活动创建以来，“富在农家、学在农家、乐在农家、美在农家”的理念早已深入人心。党的十八大以来，遵义将这一活动推广向全市乡村，而“四在农家”活动中蕴含的“求富”“求学”“求乐”“求美”精神，不仅改善了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农民持续增收，还使其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

1.2 扶智：让群众有能力脱贫

治贫先治愚，扶贫必扶智。扶智，即扶知识、扶技术、扶思路，提升群众脱贫致富的能力。为此，贵州在脱贫攻坚阶段主要做了以下努力：

一是按照扶贫先从脑袋开始、既要富口袋也要富脑袋的思路，把教育扶贫纳入扶贫举措施脱贫攻坚阶段，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搞好下一代教育问题，在教育投入上，贵州通过持续压缩各级党政机关6%的行政经费用于发展教育事业、督促各级政府落实教育投入“两个只增不减”的做法，大力改善教育基础条件；在教育质量上，则通过统筹推进师资配置均衡化，完善农村教师补充与培养机制，继续坚持“特岗计划”“国培计划”“县聘校用”等做法，全力提高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能力[4]。二是按照扶贫就要扶产业，以特色优势产业支撑农业发展、拔掉农民穷根的思路，把农村产业调整、农民技能提升作为扶贫重点。五年来，贵州除了以推进高校服务产业革命、实施校农结合、选聘产业导师、设立高校服务农村产业革命项目等方式，带动地方政府增加经济收益外，还结合不同脱贫地区的特点，重点推动食用菌、水果、中药材等12个农业特色优势产业蓬勃发展，使农业产业的规模、产量、产值显著提升，农产品深加工和生态特色食品产业快速发展，农民的劳动技能也有了质的飞跃。三是按照扶贫扶智，农民还需要一个好身体，必须抓好医疗以保障脱贫动力的思路，把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纳入扶贫计划。五年中，贵州在全国率先建成省市县乡四级公立医院远程医疗服务体系，完成行政村卫生室建设和合格村医配备，贫困人口全部落实“三重医疗保障”，不再“小病靠拖、大病靠扛”，有了摆脱贫困、提升智能的身体条件。

2 后扶贫时代贵州推进精神扶贫的重大意义

“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5]。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消除了民族地区在物质上的绝对贫困，但因主客观多重因素相互交织，民族地区脱贫群众主观上的精神贫困状态并未完全消除。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贵州而言，在由绝对贫困迈向共同富裕的后扶贫时代，持续推进针对脱贫群众的精神扶贫，以助力本区域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2.1 固“成果”：防止返贫的重要保障

打赢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后的首要任务就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规模性返贫的发生[6]。对曾经与深度贫困地区高度耦合的民族地区而言，高标准扶贫可能会产生“福利陷阱”，容易导致内生动力的缺乏，而一旦失去这种输血式的扶贫就可能再次陷入贫困当中[7]。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贵州的扶贫工作，强调扶贫同扶志、扶智相结合的重要性。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他要求各地要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各项工作，对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进行长期培育和支持，促其内生可持续发展。贵州脱贫基础比较脆弱，全面脱贫后尚处于刚过贫困线的危险境地，返贫风险仍然较大。因此，即使在脱贫攻坚战取得胜利以后，也不能忽视精神扶贫的重要价值。国务委员、贵州原省委书记谌贻琴指出：“打赢脱贫攻坚战只是解决了‘两不愁三保障’而已，我们没有任何理由骄傲自满、松劲歇脚，必须乘势而上、再接再厉、接续奋斗”，要“大力弘扬‘上下同心、尽锐出战、精准务实、开拓创新、攻坚克难、不负人民’的脱贫攻坚精神”，做到“对脱贫群众‘扶上马、送一程’，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8]。

2.2 补“短板”：治理相对贫困的关键一招

经过五年全力脱贫攻坚，民族地区这块“硬骨头”从总体上摆脱了绝对贫困，贫困状态也从物质上的绝对贫困向相对贫困、精神上的较为贫困向逐步改善转变。然而，精神动力不足、精神世界贫乏造成的因“志”致贫问题及教育不配套造成的因“智”致贫后果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9]。一句话，民族地区相对贫困群体的精神贫困问题仍待解决，民族地区自立自强实现其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也迫在眉睫。治理相对贫困，重在补“短板”。贵州贫，贫在教育、医疗、住房和农村饮水安全短板突出[10]。尽管经过脱贫攻坚，贫困群众的上述状况大有改观，但想要最终补齐这些短板，贵州必须在打造“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样板区”、逐步摆脱对“外力”扶贫的过度依赖、实现相对贫困群众精神上的真正富足等方面狠下功夫，为本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进乡村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2.3 祛“穷根”：推进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

物质上的贫穷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精神上的贫困。毫无疑问，精神扶贫是祛除“穷根”的重要手段、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支撑和长远之计，有利于从根本上实现乡村的可持续发展、脱贫群众的共同富裕。这是由于，从“乡村振兴”战略的五大方面来看，无论是产业振兴、人才振兴，还是文化振兴、生态振兴，抑或组织振兴，其本质上均包含着对振兴主体精神层面上的高标准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在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已经完成的形势下，在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世界动荡变革的特殊时刻，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对于贵州而言，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过程中，正确看待精神扶贫、更加重视精神扶贫，对于真正激发本地区内生动力和贫困群众祛除“穷根”、助益乡村振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1]。

3 后扶贫时代贵州精神扶贫助推乡村振兴的现实困境

矛盾和问题是事物发展的动力。没有矛盾斗争，就没有运动变化，也就没有发展进步。因而，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矛盾和问题、并努力予以解决的过程。可以看到，在脱贫攻坚阶段，贵州的精神扶贫取得可圈可点成绩；在后扶贫时代，精神扶贫对贵州的接续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然而，不可回避的是，在持续开展精神扶贫、以之助力全域乡村振兴的进程中，贵州还存在不少现实障碍，需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

3.1 扶贫开发的可持续性后劲不足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的扶贫工作经历了由“救济式扶贫”向“开发式扶贫”的转向。脱贫攻坚以来，行政系统作为农村开发式扶贫的主体，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由于贵州经济基础底子薄、开发式扶贫任务重、新冠疫情波动大等复杂的客观原因，脱贫攻坚任务完成后，由政府和社会支持的产业发展势头不足。究其原因，是这种产业发展模式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度极大，使得长期处于外力支撑的产业载体与市场环境存在着矛盾[12]。

3.2 知识型青壮年劳动力的流动性严重

推进乡村振兴、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高水平、年轻稳定的人力资源极为重要，尤其对于经济发展基础薄弱的民族地区来说，本土的人才资源才能更为准确地把握和定位当地资源，使得外来引入资金和技术更好发挥关键性作用。然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显示，贵州全省常住人口中，流动人口数量为1 169.48万人，约占全省常住人口的三分之一，且呈现出以青壮年为主、短期流动为主、文化素质较高、向城市聚集的特点[13]。一方面，本土人才流动性过大，以离开乡村追求经济效益为主；另一方面，外来人才引进前后的落差较大、人才留不住，这是目前贵州乡村建设人才缺乏的真实现状，难以满足乡村振兴对人才的迫切要求。

3.3 文化体系建设尚不足以留得住乡愁

乡村文化建设既是乡村建设的难点，也是乡村建设的灵魂，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精神支撑。“乡村振兴，乡风文明是保障。必须坚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提升农民精神风貌，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不断提高乡村社会文明程度”[14]。诚然，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能光看农民口袋里的票子有多少，更要看农民的精神风貌怎么样，必须坚持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大力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近年来，贵州各地在移风易俗工作方面虽然成效卓越，但建设文明乡风之路依旧道阻且长。由于青年人文化观念和加入城市户籍等原因，回乡就业创业的年轻人数量有限，与此同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推进，贵州乡土文化正面临着消亡的危机，“空心”村寨仍在增多。缺少了人，村庄的公共生活则基本废弛，乡土文化难以延续传承。

3.4 脱贫群众的内生动力尚显不足

精神贫困治理是激发贫困群众自主脱贫内生动力、摆脱贫困的治本之策。民族地区深度贫困的根源在于文化认知存在差异，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多种因素影响形成了特定的贫困亚文化，并有着群体性的“社会文化贫困陷阱”[15]。因此单纯的外力帮扶虽解了贫困群体的一时之困，但却并非长久之计。贵州作为多民族聚居的地区，涌现出了一大批自立自强、敢于战天斗地的农民脱贫典型，然而由于文化差异、福利观念等作祟，一部分群众在脱贫之后，仍旧存在自主能动性差、消极应对新生活，把巩固脱贫的责任完全归于政府的“惰性心理”，导致各级政府在杜绝部分群众“等、靠、要”思想上，仍需投入不少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3.5 基层扶贫队伍作用发挥有待加强

贵州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扎根一线，守在基层的扶贫干部数不胜数，他们是脱贫攻坚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也是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在民族地区生根发芽、繁荣生长的“催化剂”。要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基层队伍的努力必不可少，因而需要持续加强基层组织作用，增强贫困村党组织服务群众的能力。

4 后扶贫时代贵州精神扶贫助推乡村振兴的着力点

后扶贫时代贵州精神扶贫助力乡村振兴，既要抓住其推进乡村振兴中的客观问题和现实困境，又要结合贵州未来发展的总体布局和战略定位，最终找到本地区和基层群众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内生发展动力。

4.1 夯实乡村振兴经济基础：推进民族地区发展可持续产业

乡村要振兴，产业必振兴。产业兴旺，是解决农村一切问题的前提。要解决民族地区扶贫开发可持续后劲不足的问题，首先要以民族地区生态、文化资源为基础，以基层帮扶干部为领头羊，发挥帮扶人员在技术上信息上的优势，深挖当地特色资源，带动当地群众发展绿色经济，引导居民转变“等靠要”的不良心态。同时地方政府也要树立自信自强的建设心态，在当地一、二、三产业的协调发展上持续发力，并紧扣其特色产业建造网络平台或进行网络直播，对当地特色农产品、特色旅游等进行推广，同时进行品牌化、市场化管理，努力实现农民产出、政府管理、市场买账的相对成型、成熟的产业链条。如贵州省贵阳市乌当区羊昌镇就以赏花为依托，采用政府搭台、市场化运作、群众参与等方式，把绿水青山与旅游业紧密结合，发展生态休闲旅游，丰富“赏花经济”业态，拉长“赏花经济”链，以花兴产、以花富民，不断做大“赏花经济”蛋糕，使全域成为景区，推动“农文商旅”融合发展，成为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撑。

4.2 扎实乡村振兴发展根基：留住用好本土及外来人才

乡村振兴，以人为本。“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特别是对于民族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的过程中，人才是最重要的因素，发展民族乡村特色产业、振兴民族传统文化、保护民族特色生态、建设基层党组织都离不开民族地区本土及外来人才。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贵州大量有文化有素质青壮年离乡流动原因主要有三点：工作就业、拆迁搬家、学习培训。针对这种情况，需要民族地区优化城乡要素合理流动配置，促进机会公平。而外来人才难以长期扎根的主要原因在于待遇不佳、能力发挥空间有限。为此，贵州在留住用好人才方面，需从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民族地区财政、金融等方面入手，采用多元化举措创造有吸引力的发展环境，努力吸引本土人才及外来人才到民族乡镇创业就业、安家落户，以扎实乡村根基，为乡村振兴注入活力。

4.3 凝实乡村振兴灵魂根本：加强民族文化体系建设

乡村振兴，文化是魂。对民族地区而言，民族文化和本土文化是民族乡村繁荣富强的灵魂。贵州作为多民族省份，推进民族地区乡村振兴时需要尊重民族地区乡村传统特色文化，强调民族文化的传承、保护和弘扬，防止千村一面。同时以本土“乡贤榜样”“优秀脱贫村落”为主人公，通过挖掘、继承和创新民族特色文化和传统乡土文化，创作更多反映新时代农村生活风貌的影视剧等文艺作品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宣传民族文化。除此以外，贵州要坚定文化兴农意识，推进乡村文化体系建设进一步深化、持续推进乡村移风易俗。例如通过推广村规民约、乡风评议、家风建设、红白理事会等做法，教育脱贫民众戒除大操大办婚丧酒席、搞封建迷信活动、肆意赌博酗酒等陈规陋习，继续秉持勤俭节约的文明新风，挖掘乡贤文化、凝聚道德力量，推动形成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16]。

4.4 坚实乡村振兴根本源泉：加强地区和群众内生动力

乡村振兴，其内生动力是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不甘于贫困、勇于求富的精神状态和实干行动，这是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根本源泉，也是防止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返贫、推动乡村振兴战略行稳致远的现实需要。对于贵州而言，一方面，要继续加强精神扶贫的宣传教育，提高脱贫地区相对贫困群众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动性和主人翁意识，严防福利政策依赖现象。另一方面，要针对国家重点扶持的贫困县，在了解群众意愿、充分协商、正确评估的基础上，对其相对贫困对象加大知识和技能培训的力度，并进行科学的动态跟踪和监测，结合其发展中所遇困境，定期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分析，力求解决其在致富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帮助其自立自强。而对那些脱贫之后仍抱着“等靠要”心理的精神贫困典型，要集中对他们进行行之有效的矫正教育，实现向精神文明世界的进发。

4.5 凝实乡村振兴核心：加强基层扶贫党组织队伍建设

乡村振兴，组织队伍是重要保障。农村基层党组织及其队伍，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和核心，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的基础，是党联系广大农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要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进一步实施，贵州要全面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首先，要在确保思想纯净性的前提下，引入“新血”，优化基层干部队伍结构，增强基层组织活力。为此，要善于发现青年才俊，把那些思想觉悟高、行动能力强、精神世界丰富的优秀青年汇聚在广大乡村，凝练一支掌握新政策、执行力强、素质高、作风踏实的高素质高水平精神扶贫队伍。其次，要加强基层干部思想政治和业务能力培训教育，尽力提升其思想道德素养、加强其干事本领。另外，要从制度上对基层扶贫队伍进行约束。一方面，要制订内容全面、奖惩有术、赏罚有度、行之有效的公正铁律，形成干部能上能下，党员尽心尽力的良好格局。另一方面，在制度具体落实过程中，要严厉杜绝陷入干好干坏一个样、只打勤不打懒的思维怪圈，使基层组织扶贫队伍始终拧成“一股绳”，以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精神状态投入乡村振兴大业中去。